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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鲁迅的版画艺术世界

来源:中国文化报 | 李静  2019年05月10日08:33

鲁迅收藏的版画

2001年,当天津美术学院教师王顷走进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库房,近距离欣赏到鲁迅的海量版画收藏时,他恍然觉得进入了一座宝山。“其数量之巨、风格之广让我十分震惊,同时也颠覆了我对鲁迅先生的认知。试问,当下又有几位大作家对美术的领悟、收藏和研究能达到像鲁迅先生那样的高度?”

鲁迅是版画收藏大家,一生收藏的外国版画多达2100余幅,囊括德国、比利时、英国及日本等版画名家的佳作。他也是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的发起者和倡导者,为了给青年艺术工作者提供参考,他从1929年开始就着手编印版画出版物,并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各种支持,滋养和成就了一批年轻的版画艺术家,因此他也被誉为“中国新兴版画之父”。

鲁迅收藏的版画作品现大多珍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内,近日,由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译林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编印版画全集》(共12册)正式与读者见面,这套书是以北京鲁迅博物馆藏文献为底本,收录了鲁迅编印的中外版画集,除了他之前主编的画册外,还有他参与编辑和生前未能编成出版的画册。

以刀代笔,放刀直干

鲁迅为何独爱黑白分明的版画艺术?那首先要明白什么是版画艺术。传统的版画艺术主要是指木刻艺术。所谓木刻,简单地说就是用刀在木头上刻上花纹或构图,再在四周涂上墨,用白纸覆上去印下来。

木刻的方法虽然简单,但它的渊源和技术却是极为悠远和繁复的。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对于木刻的使用,中国在世界上无疑是站在祖师爷的位置上。欧洲现存的木刻,最早是在15世纪初叶出现的,而中国唐代所刻的佛经上,已有很精致的木刻图像了。

然而,19世纪中叶后,情况却有了大改变。此时中国的木刻艺术仍多停滞在复刻和重复前人的作品上,欧洲却已兴起创作性木刻艺术,他们“不模仿,不复刻,作者捏刀向木,直刻下去……这放刀直干,便是创作底版画首先所必须,和绘画的不同,就在以刀代笔,以木代纸或布。中国的刻图,虽是所谓‘绣梓’,也早已望尘莫及,那精神,惟以铁笔刻石章者,仿佛近之”。鲁迅在其《近代木刻选集》小引中对西方版画艺术的兴起有这样的描述与评论,言语中极为推崇这种“以刀代笔、放刀直干”的艺术风格,而这种简约、精悍的版画风格似乎也是鲁迅文学风格的自然延伸。

“鲁迅先生之所以提倡版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复制迅速且反映现实。比如他喜欢的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的作品,画的都是现实生活场景,反映的是生与死、战争与和平。”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黄乔生说。鲁迅收藏的珂勒惠支、麦绥莱勒等画家的作品,可以说代表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版画的顶级水准。对于这些作品的收藏,鲁迅可以说不惜重金。比如,在上世纪30年代他收藏了珂勒惠支的《母与子》等16幅作品,价值几百德国马克。这个价格相当于当时国内一个技术工人近一年的工资。

两翼并重,融合新机

有人说,鲁迅从事版画相关活动是其生命史上最后一次壮烈的冲刺。

对于如何推动版画艺术在中国的发展,作为中国现代新兴木刻的倡导者,鲁迅主张木刻艺术须两翼并重:一是择取中国遗产,融合新机,使现代创作别开生面,他因此编印、翻刻了《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等传统木刻,收集、研究汉代石刻画像等古代美术遗存;一是引进外国作品,供青年美术工作者参考,使本土创作更加丰满,先后编辑出版了多种外国版画集,如《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等。80多年后,摩挲着这些形态各异、古色古香的图册,我们似乎仍能感受到先贤心灵的脉动。

除了为青年艺术家编印画册,上世纪30年代,鲁迅还出钱出力举办外国版画展给青年人做借鉴,同时他还注意搜集青年艺术家的版画作品,在国内国外进行展示,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鲁迅觉得这还不够,他还号召成立了相关的社团组织,为青年人举办木刻讲习会。比如,1931年8月,他邀请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到上海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培训,主讲木刻技法,他亲任翻译。

“当时参加培训的共计13个人,后来这批人迅速成长为中国新兴版画艺术的代表。数年后,他们在宣传抗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些青年艺术家如李桦、古元等或后撤到桂林、重庆等地区,或北上延安,他们充分利用版画印刷快、更写实的特点,积极参与到抗战宣传中。他们把版画与门神相结合,创作了抗战门神;在延安,他们深入生活,创作了反映妇女渴望婚姻自由以及农村进行民主选举的生动场景,徐悲鸿曾给予这些作品较高的艺术评价。”黄乔生说。

是保存者,也应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事实上,在艺术领域,鲁迅的收藏与爱好远不止版画。北京鲁迅博物馆现藏有鲁迅收藏的6000多张碑文、瓦当、汉画像石的拓片,尤其是汉画像石,他一生收集了七八百幅,早期是山东的,晚期是河南南阳的,都非常珍贵且有代表性,这些馆藏都有待于进一步收集和整理,向公众予以介绍和展示。

“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子们于1931年到1945年间共同创作的抗战题材版画,我们共搜集到2000多幅,很快也要出版。”黄乔生坦言,“鲁迅先生当年编印这些版画集时,可以说是赶紧做、立刻办,仅几年的工夫,就编印了十几种,而且其遴选出版的版画层次丰富、手法细腻,以当今的趣味来看依旧耐品耐读,毫不过时。相比鲁迅先生,我们这套书却耗时五六年时间,感到十分惭愧,但好在各项出版工作已提上日程,我们会把一个更加真实的鲁迅先生推介给广大读者。”

1934年1月的一个夜晚,鲁迅在编完《引玉集》(一本收集苏联版画家作品的画册)后写道:“我已经确切地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鲁迅编印版画全集》一书的设计师、知名出版人张胜说:“读到这句话,今天的我们应该感到很惭愧,在文化和艺术创作的很多方面,我们可能还只是一名保存者,远没有成为鲁迅先生所期望的开拓者和建设者,这是需要我们自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