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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文学》2019年第5期|王威廉:岭南三篇

来源:《福建文学》2019年第5期 | 王威廉  2019年05月08日08:43

王威廉,先后就读于中山大学物理系、人类学系、中文系,文学博士。著有长篇小说《获救者》, 小说集《内脸》《非法入住》《听盐生长的声音》《生活课》《倒立生活》等,作品被翻译为英文、韩文、俄文等。曾获首届“紫金• 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十月文学奖、花城文学奖、广东鲁迅文艺奖等。现任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兼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创意写作专业导师。

在潮州的风中呼吸

潮州,一听这个名字,就想着应该是海边的城市。也许,在历史上还曾经被潮水所席卷,但依然迎潮而立,并因此而得名。

当然,这只是我顾名思义的猜测。顾名思义,就是我们面对世界的原始态度。

但是,潮州之名后来令我极为吃惊,它的山和水不叫潮山、潮江,而叫韩山、韩江。为什么以“韩”命名?恕我孤陋寡闻,我那时竟然完全不知道。

我说的“那时”是十几年前读大学时,我去潮州附近的凤凰山做文化考察。当地人都是茶农,微微一笑,都露出了褐色的牙齿,他们每天几乎一有闲暇就坐下来喝茶,真正与茶为伴。产茶之地,喝茶没什么稀罕的,我惊奇的是,他们喝茶是很讲究的,称作“工夫茶”,有专门的茶具,有标准的工序,从中可以窥见中国古代倡导而传播于东瀛的“茶道”。从文化仪式的角度说,乡野之地是很难有庄严而复杂的仪式感的,它一定继承于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但大传统在宏观层面上是易变的,反而是融汇于乡野生活之后,才形成了稳定不变的小传统。

就是那次,我遇到了韩山师范学院的学生,第一次知道了潮州有“韩山”, 想着肯定和某某地方叫“韩家村”一样来历平凡吧。数年后,才知道,这“韩” 是韩愈的“韩”,我有些震惊于此:这座城市甘愿成为这个文人的遗存。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另一座城市,是以一位作家的姓氏来命名它的山和水。以前总觉得与韩愈同时期的柳宗元命名了柳州,但后来知道,柳州得名是因为柳江, 这“柳”字不过是一种巧合。

你可以说,韩愈被当地如此纪念,首先是因为他做过当地的执政官。这不错, 但是,在韩愈之前和之后,于漫长的历史中,此地不知道有过多少执政官,而韩愈在当地仅仅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为潮州自然做了一些好事,比如那篇极为有名的《祭鳄鱼文》所记载的。当地朋友说到这事情,总是会眉飞色舞说起韩愈的“狡猾”,他是如何派人在上游撒石灰,又是如何选择好时机在下游朗诵《祭鳄鱼文》,让当地老百姓目睹了一场表现文字伟力的戏剧。但是,很有可能的是, 当时的老百姓就洞穿了韩愈的把戏,他们只是愿意相信他们想要相信的。他们知道这个人的来历,知道这个人的文章能够流传千古,他们愿意崇拜这个人。因此, 能够让这座城市心甘情愿追随的,还是来自于这个人身上“文起八代之衰”的文化创造力。

你不得不承认,潮州与文学竟然有着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

这座城市从此变得与众不同,不仅不同于别的城市,而且不同于自己的过往。它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内核,从而开始了脱胎换骨的再生。

置身在这座城市里,即便是不了解、不喜欢文学的人,也会感受到从韩文公身上遗留下来的那份文化情怀。因为,命名实在是极为重要的。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有了名,事物自然就获得了召唤和聚集。因为韩愈而命名,这座城市独具自身的特色便是注定要与之相关的。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作为城市的一部分,怎么能从那个内核中把自己剥离出来呢?

因此,当你面对的潮州是一座古香古色的城市时,你不应该有太多的惊讶。这来自于一种必然的召唤。传统文化的气息弥漫在它的大街小巷里,它因为距离中心遥远,因而保持得格外醇厚。

我在那条进士牌坊街不知走过多少遍,但我没有细心去数到底有多少个牌坊,心中的那种感觉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如同历史的隧道。他们都在追逐着韩愈的脚步,想以文字的才华获得走向远方的权利。古代的士人们是自信而自得的,道统如天空般确定,未来也是可以看清楚的,正如历史上所记述的,未来和过去没什么不同。而我在今天显然不可能有那样的自信了,我得一点点积攒着确定感,一点点积攒着勇气,才能在散步的时候坦然一些。

我喜欢夜晚时分,在那条街上和好友散步, 边走边聊,看看街边的各种小吃,茶叶,陈皮, 腌制的佛手瓜,有一种老时光的欣喜在其中。这里的时间流速会变缓,凝滞,形成一个遐想的空间。当然,走在韩江边也是很美的,其宽阔程度十分惊人,可以媲美珠江。在潮州城的这段,有座广济桥也叫湘子桥(相传是韩愈的侄孙韩湘子)横跨其上。它说是桥,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坚硬之物,它是一座浮桥,两岸之间以船相连, 有船经过时,相连的船只可拆开,以便船只通行。没有船经过时,则人可以踩着这座浮桥往来于江两岸。该桥始建于南宋年间,明朝年间形成了“十八梭船二十四洲”的格局,这个时候的广济桥,便不仅仅是实用的,而且是审美的了。

有了名,有了源,有了核,又逐渐有了坚硬的现实物象,某种文化态度形成了。

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地方的人对于事物抱有一种艺术化的态度。见识过“潮彩”也就是潮州陶瓷的人,会对那种艳丽的色彩造成的视觉冲击难以忘记。也是自唐代起,潮州便开始大规模地生产陶瓷,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至今已经从“广东瓷都”变成了“中国瓷都”。此外,还有“潮绣”艺术也是如此,艳丽的线条构成了美不胜收的布上雕塑。

如果说这些艺术形式太过耀眼,一望便知, 那么,从生活的基本吃喝来说,潮州菜是享誉全国的。沿海的地方多了,产海鲜的地方也多了, 但似乎都没有潮州菜的口碑。实际上,潮州附近的海域并不特别盛产海鲜,潮州菜所用的海鲜也大多取货于八方。也就是说,潮州菜的好,跟潮州这个地方其实关系不大,而跟潮州人做菜追求艺术的态度,一定不无关系。这几年风靡全国的潮州牛肉火锅也是这样。潮州并不养牛,但潮州又和牛肉连缀在一起成了新的品牌。奥秘也很简单,我们平常吃火锅只想着是吃羊肉还是吃牛肉的时候,潮州牛肉火锅店里挂出了一张牛的解剖图,牛的不同部位被标注上了不同的名字(一开始确实有种走进兽医院的感觉),比如叫吊龙、五花趾、肥胼、胸口朥、匙柄、匙仁……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某一个部位。这样的精细化程度,自然让食客心服口服。

潮州木雕也是这样。见识过潮州木雕的人, 都会被那种复杂的线条所震惊。那完全是中国的巴洛克风格。要费多少工夫,多少时间,多少耐心,才能在一块木头上把那各种各样的形象凸显出来,并连接在一起。宏大的作品大体上与传统的剧目有关,而小件的作品则在细节的表现上“炫技”。印象很深的是装满鱼虾蟹的笼这样的作品,鱼的尾鳍、虾的长须、蟹的大螯和笼的边框都是杂乱在一起的,要一点点地刮掉多余的木质,让鱼虾错综复杂的形态“刀落形出”。每次观看,我都在心中感叹,这样的复杂程度超出我的想象。我在朋友的陪伴下,还仔细触摸研究了木雕的细节,因为仅靠眼睛观看,你会觉得那些鱼虾蟹是用胶粘连在一起的。

这样的艺术思维逐渐贯穿到他们看待身边事物的目光里。他们的麦秆画便是从身边的麦秆入手,加工,碾碎,熨烫,上色,然后再一点点粘贴在纸上或布上。这种活计不仅需要耐心,还需要平静,十分的平静,才能让手下那些细微的碎屑及其纹理形成层次(应该还得借助放大镜), 进而形成浮雕般的整体画面。

因此,这个地方商界出现李嘉诚这样的人物,文化界出现饶宗颐这样的人物,是在情理之中的。以李嘉诚为代表的生意人,为潮州人赢得了富贵,以至于潮州人被称为“东方犹太人”。饶宗颐是我敬仰的学问大家,他对中国古代的各种艰深的学问,都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百岁仙逝,他甚至可以说是当今最后一位国学大师。有段时间,我每天都读读《文学与神明:饶宗颐访谈录》,尽量让自己的思想能够变得更加幽微。饶宗颐的字画也独具一格,具备金石学淬炼的气质,长时间观摩之后回味无穷。从韩愈到饶宗颐, 构成了潮州的文化史谱系。如果说曾经只是有大家路过,而后来,这片土地已经可以提供充分的养料,去滋养一棵大树的根系。

我们稍稍从这块土地上抬眼向周围眺望,会发现这里早已是潮汕民系的文化中心。

广东有个奇怪的现象,这里存在着三大民系:广府人、客家人和潮汕人。外地人初来乍到, 往往对此懵懂无知。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说, 所谓民系就相当于族群的概念。它并没有上升到民族的程度,比方说汉族、回族、苗族,显然是不同的民族。民系彼此间差别没有大到这个程度,但它们也各自有自己的一套方言体系,有自己的习俗和宗教信仰。这跟中国北方完全不同, 北方在历史上距离政治王权太近,在长期控制下,只有民族的存在,而少有民系族群的存在。而岭南山高水远,地方自治性较强,宗族势力趁机填补了国家权力的空档,方才有了族群发展的机遇。

其实这三大族群都跟北方有关,其源头都是从北方移民过来的,准确地说,是北方移民到岭南后跟当地人结合产生的文化形态。居住在珠三角地区的广府人说粤语,俗称“白话”,发源于古代中原雅言,具有完整的九声六调。住在粤北粤东的客家人说客家话,是在吸收江南方言、闽语、广府白话的基础上形成的语言,没有统一口音,一般认为梅州是“世界客都”,努力以梅县话为基准。分布在粤东的潮汕人说潮汕话,近似秦汉魏晋时期的古汉语。实际上,潮汕话属于闽南语系,从文化亲缘关系上更接近旁边的福建。说潮汕话的地区包括好几个地方,除潮州之外, 还有汕头、汕尾、揭阳,总共四个地级市。

潮汕人跟其他两个族群,确实有着许多不一样的地方。潮汕人自我解嘲,说自己处在“省尾国角”之地,客观来说,确实不占优势。但是, 文化的动力往往都是来自边缘,而不是中心。带着闽南文化印迹的潮汕人,在行政架构上却归属于广东省,这天然有一种撕扯感。他们受到粤文化的巨大影响,因而他们除了会说潮汕话,还同时会讲粤语和普通话。这让他们跟广府人在心态上完全不一样,他们没有那种历史赐予他们的优越感,更没有地理位置的优越感,他们必须运用智慧,寻找自身的优势,反而具备了一种更大的视野。这跟他们面临大海,具备一种海洋文明的特质也有关。别的领域我也不大了解,但就文学来说,目前活跃的广东青年作家有一大半都是出自潮汕地区,尤其是潮州。甚至可以说,潮州这个地方在韩愈的庇护下,激活了广东文坛的文脉。

因此,在我心里,潮州成了一座不折不扣的文学之城。文学给了它某种根底性质的生命力,它成了一座不甘心的城市。只要有一点点机会,它就会迸发出它的创造力,努力地向外拓展自己。它把复杂的境地变成了文化杂糅后的原动力。这一切来源于这座城的历史态度,以及这些人对于高贵和风雅的追求。

我喜欢在潮州瞎逛,我放下一切思想和情绪,只是在自己的感觉中漂流,我感到自己漂流到了非常遥远的地方,是那遥远的历史深处,是所眺望的大海无边无际的远方。我呼吸着潮州的空气,就像是把语言、文字和思想都变成是一种呼吸,一种生命本身存在的节奏。尤其是我去拜谒韩文公祠的时候,我一步一步向韩山攀爬,感觉到文学的力量绵延不绝,如路边柔韧的野草, 如空中弥漫的水雾。美好的感觉带来幻象一般的文化溶液,让人沉醉其中。

在韩文公祠,我在静默中转身凝视潮州城。我想,要真正写下生命的全部是不可能的。在潮州,生命和文化的多元形态像是存在的谜语。在这炎热的阳光下,那复杂而忙碌的生活中,竟然融化了修辞的艺术,诞生了一种安于审美和生于敏感的文化。如果你长久地生活其间,你会有一种呐喊的冲动吗?生命会有一种冲破文化屏障的原始冲动吗?当那些世界级的巨型都市变得越来越规整、越来越高大整洁的时候,潮州就越来越显出了它的复杂性和民间性,它就越是获得了自己的特质。这是一种怎么样的特质?是可以总结的吗?也许不能,它是一处无法规训的地方,一个埋藏着生活秘密的地方。就像海边的礁石里隐藏着大海风暴的呼喊,在潮州的风中呼吸,你能听到那隐藏着的呼喊。但要听懂它,恐怕还要很久很久。

感受陆河

那一年,我接到一个工作任务,要去与广州相隔遥远的陆河。

已经记不清多少次了,车出了广州,一路往东南走,过惠州,抵鲘门,便看到了海。有时会在此小憩用餐,有时马不停蹄,继续沿着海岸线前行,大海在一旁时隐时现。等到了陆丰,掉头往北走,也就是远离大海的方向。约莫一个小时后,陆河就到了。

陆河是一个县,现属汕尾市,即旧称的“海陆丰地区”。这里自古远离皇权,宗族兴盛,先民们面朝大海,渔猎种植,生息繁衍,形成了他们敢想敢干的文化性格。最典型的人物就是革命英雄彭湃,他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县级的苏维埃政权。因此,当地人说起“海陆丰”三个字,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及至我到了陆河工作,这种认识才得到了不断加深。我本以为“海陆丰”都是潮汕人,没想到陆河的主要民系是客家人。陆河在1988年才从海陆丰地区划分出来单列成县,是中国最年轻的客家县。这样的神秘引发了我的好奇。陆河的先民们经历了怎样的战乱,怎样的颠沛流离,才最终在海陆丰这片土地上歇下脚来?这片土地给予了他们怎样的安慰与收获,才让他们有了心的平静与家的归宿?

这些问题,不是为了回答,因为答案已经被历史的风尘掩盖得太深;这些问题,是一种召唤,让我得以安静地驻留下来,谛听这座小城如何用它隐秘的丰饶,滋养着人们的生命。我预感到,只要我把生命放置在陆河明亮刺痛的阳光之下,任凭自己融化着,最终与这片土地彼此渗透,那答案就会在心灵的胶片上,奇迹般地逐渐显现。

时光荏苒,前前后后我已在陆河待了一个年头。每天晚饭后,我都会行走在陆河的大街小巷, 一点点辨析着陆河的气息。

客家人的崇文重教体现在陆河的每一个细节里。那一幢幢建起的小楼,被主人思考再三, 命名为“怀德楼”“乐文楼”“瑞泰居”“京兆堂”……给人古典文雅的美感。我深深感到,在客家人的族群形成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文化的认同。当他们从中原的战火中离去,最沉重的行李怕不是沾满灰尘的行囊,而是血脉中对华夏文明的记忆。他们要把这种记忆带到天涯海角,然后再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这也是陆河带给我的难以忘却的文化记忆。

除此之外,陆河让我重新“发现”了县城。

我的童年时代基本上是在县城度过的,我熟悉县城的生活。那儿悠闲,缓慢,人与人之间大多熟悉,交往中充满了亲切。可多年来的求学、工作,让我在大城市的喧嚣中沉溺太久,已经淡忘了小县城的感觉。在陆河的停留,让我的生活节奏慢了下来。我不但重温了县城生活的童年旧梦,而且深切体味到了中国现实的另一面,这一面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像立柱,像动脉,像巨大的中转站。应该说,这是最为灵动的一面,因为只有站在这个面上,才能在俯仰之间洞悉这个时代的各种变迁。

以路遥为代表的那一代作家,在作品中反复写过一个主题,那就是进城。但语境早已改变, 他们的城,其实只是如陆河一般的县城。那样的卑微想来真是令人黯然神伤。如今,一般语境中的“城”,只属于大城市,没有人再把县城当成梦的终点。但是,正如我在陆河看到的,有多少人、多少梦就积淀在了这里!进与退在折中之后,除了这里,还有哪里?

还有那些世代居住在山坳里,交通极为不利的人们,也因为县城的繁荣,可以过上一种跟世界联系更加紧密的生活。他们在山里有田地, 有山林,在付出基本的耕作之后,他们便可以就近来到县城,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挣到更多的钱,让孩子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在收获的季节, 他们又可以很快回到山坳,将农作物处理好。大城市千里迢迢,无法给予他们真切的帮助。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赚到钱,都在陆河县城买了房子,享受着县城生活带来的便利。

终于,我像朋友一样理解了陆河。我不再把它当作探究的对象,而是默默地置身其中,理解着其中的生活。我不再对模仿“麦当劳”“肯德基”的“麦肯劳”这种快餐店名感到好笑,无论如何,这也是当地人对于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想象。他们拥有这种想象的权利。在“麦肯劳”吃饭,与城市里边人满为患的“麦当劳”“肯德基” 并没有本质的不同。难道城市里边的“英伦小城”“香榭丽舍”等小区的名字就格外动听吗?

河口、河田、东坑、水唇、新田、螺溪、上护、南万,这些乡镇的名字在我的足迹中变成现实;站在漯河边,看着县城以西的火山嶂,成了我生活的常态。我已经可以像主人一般,向远道而来的客人描绘陆河那些动人的方面。

陆河第一样让我难忘的事物,便是它穿透力极强的阳光,在一尘不染的天空下行走不到五分钟,阳光便照进了皮肤的深处,血液变得灼热而痛楚。停下来,望向远方的地平线,我能看到一只飞鸟掠过的身影。这样的明亮,这样的透明,曾让我感到轻微的眩晕,因为我已经置身广州的灰霾太久,忘记了世界本就是如此的明亮与透明。

第二样让我难忘的事物,是陆河的梅花。青梅对气候条件极为挑剔,它的花期早,需要温暖的春天。而陆河的春天有着恰到好处的温暖,似乎正是为梅花准备的。二三月间,你来了陆河只管往山里走,一树树的梅花全开了,漫山遍野的白色花瓣,如大雪造访岭南,填满了目力所及的每个间隙。站在这样的花海前,你先是被美所震慑,然后无端端地想哭,因为你已经无法忍受这些梅花注定的凋落。

所以,当朋友们告诉我,陆河被赞誉为“青梅之乡”时,我没有丝毫的惊讶。

第三样让我难忘的事物,同样出自陆河的自然,这是上苍对陆河独特地理位置的馈赠。陆河在用花海的胜景愉悦你的眼睛之后,并没有忘记你身体的疲惫。它会用温润的泉水,浸润进你的肌肤,让你忘记时间,甘心滞留下来。陆河的地表上泉点不仅多,而且水量大。在这里泡温泉, 不会看到其他旅游点那种附加的奢靡,这里只是宛如天然的简单呈现。那种温暖自然涌出,让你安心投靠。这让陆河又赢得了“泉乡”的美誉。

梅乡、泉乡,这就是陆河身上自然而然的诗意。

除却自然,栖居这里的人们也创造着他们的荣誉。我原以为从这座小城出发的人,会和其他地方的谋生者一样,只能根据自己的条件,挑选着适合的行当,彼此之间找不出什么共同点。但我错了。从陆河出发的人,他们找到了彼此的共同点,那就是在建筑装饰方面的天赋。在全国建筑装饰百强企业中,接近四分之一的企业是陆河人创办的。这个比例高得吓人。谁能想到?陆河只是一个人口不足三十五万的“贫困县”。

至此,陆河在梅乡、泉乡之外,又成了中国的建筑装饰之乡。这三乡之间有着怎样的神秘联系?梅花、温泉或许也是自然的一种装饰?建筑装饰或许也是梅花、温泉在人类生活中的另一种形态?

是的,这一切都是美的形态。

这种美,连接了这片土地和我的心灵。我对这片土地的了解越深,就越是庆幸自己与它的相遇。它所慷慨给予我的,要远远大于我对它的付出。

回想起来,对于陆河,我最初感受到的,只是它那扑面而来的丰富气息。等到最初的热情、好奇,以及过程中涌现的焦虑、烦闷,在日子的琐屑中逐渐退潮,现在,我感受到的,是陆河在我心中日益明晰的独特气质。它是内向的、质朴的,它没有夺目的明亮,它的内涵都在岁月的烟火里。同时,它又是如此年轻,却已在山川河流的安静中,懂得与万事万物和谐相处、彼此倾听,那些希望的躁动、苦难的阴影与阳光的透明在这里达成了安静的默契。

家住番禺

在老广州人那里,以珠江为界,“河南”是不如“河北”的,而地处“河南”以南的番禺, 那简直是郊区的郊区了。珠江再宽阔,也不过是“河”,是不能僭越称之为“江”的,“江”只有长江。这就是极为典型的“语言化石”,是粤语的一大特色。

我住广州日久,不免也受这种地理等级观念的影响,虽然我此前长期住在“河南”的海珠区, 但仗着中山大学在那儿,倒不觉得有什么“低人一等”的感觉。至于番禺,我去得少,其实是不大有概念的,只是对这个名字有些联想:“番” (pān)字经常被读成fān,不免想起“生番”; “禺”字即便不想起“愚笨”,也会有地处一隅的

局促感。大约几年前,广州房价开始了新一轮疯涨,家住番禺的朋友提议我去番禺买房。我去看了,小区很大,楼距很宽,确实是居住的好地方。但是思前想后,还是犹豫了。原因很多,但心底深处还是那种“郊区感”作祟。

这一停,就是数年,将购房之事忘却脑后。及至去年,小女出生,有一座相对宽敞的房子成了所谓的刚需。这时才惊觉“河南”的房子已经贵得离谱,只能向“河南之南”迁徙了。每次乘地铁前往番禺,发现也不过一刻钟的时间,那种郊区的遥远感被现代科技给迅速抹除了。前前后后花了一个月时间看房,腿几乎跑断,竟然还是觉得几年前朋友带我看的那个小区好,于是下定决心,开始谈判,平白无故比几年前要多掏百万,那种绝望让人深感生存不易。就在下定金的当日,正巧碰上政府限购政策出炉,撞在枪口上,原本三成的首付,现在需要支付一半。合同已签,如穷途陌路的赌徒一般,四处借款,幸亏得到多方朋友援助,终于得以在期限内支付。慌张的心稍稍踏实,没想到银行又受政策影响,迟迟不肯放款。卖家是生意人,卖房也是为了解燃眉之急,这下急火都转向我而来。我又是申辩, 又是委屈,一日日熬着,终于在数月之后等到放款。那天,觉得走路都轻快了。

为了孩子打针、就学方便,干脆把户籍都迁到了番禺。这下好了,成了实打实的番禺人。但说老实话,还是没什么番禺的感觉。因为每天出门就去地铁站,然后前往天河区的单位,下班原路返回,仿佛与番禺这块庞大的“郊区”是没什么关系的。地铁穿行在地下的时候,就像是掌握了土行孙的法术,置身魔幻时空,然后被“变” 到了另外的时空。换句话说,单位的时空与家的时空似乎不是同一个时空,是依靠地铁的魔术在切换。这种现代都市带来的魔幻感,被我咀嚼得淋漓尽致。

不过,时间一长,这种魔幻时空就遭遇到了挑战。有时跟朋友聚会晚了,地铁已经停运,就只能打车回家。坐在车里,看着夜景,将连接两个时空之间的路径印刻在脑海里。这真的称得上是一种补课。我发现,“河北”“河南”还是“番禺”,在外在景观上差别越来越小了。那种城市的典型肌理(高楼、商铺广告、霓虹等元素)在无限扩张,在消灭那些异质的、弱小的、芜杂的以及破败的事物,让你在目力所及之处,感受到的都是那种过于饱满的自信。

周末不用上班,有了宽裕的时间,心静下来,想想就不要只顾在家门口买菜了,去远一些的地方看看吧。住的这里,原本叫大石镇,城市化之后,改叫大石街道了。去大石的街道走走, 发现番禺还是番禺。这里还没有禁摩,摩托车轰隆隆的, 一个接一个,抱着孩子走在路上不免有些胆战心惊。但是,过了马路,忘了危险,又赞叹这里的街道是多么热闹,小摊小贩的叫卖是多么起劲。这唤醒了我对广州的最初记忆。

差不多二十年前,我来广州读大学,见到的就是这样的广州:摩托车轰鸣,街边烧烤冒着烟气,人们穿着短袖短裤坐在小板凳上,喝啤酒吃烧烤,高谈阔论,哈哈大笑。那会儿,中山大学东门外的一整条街彻夜狂欢,一公里长的烧烤摊让原本炎热难耐的天气更加热火朝天。这自然是乱的,经过数年整顿,这些烧烤摊在主城区基本绝迹了。但谁也不能否认,这种“乱”当中所蕴藏的那种生活的激情、那种对世俗生活的热爱, 是生而为人最美好的情感之一。在那样的“乱” 中,人们找到了童年野炊般的欢愉,人与人之间消弭了阶层贫富的差别,梦想和希望似乎就在眼前,唾手可得。

经历了亚运会之后的广州,容光焕发,成为一座世界级的巨型都市。这座城市变得时髦和现代,只是过去的记忆在这不经意间便溜走了太多。曾经漂泊在这座烟火缭绕的城市中的人们, 租房住过的这个村那个村,就像从未存在过,在原址上长出了巨大的商业广场或天价的商品房。而我,竟然在此刻的番禺看到二十年前的景观, 穿越回了过去。我坐在街边,要了一打生蚝,一瓶珠江纯生啤酒,熟悉的味道像是记忆的使者, 更是将那些过去的人和事召唤而来。那些轰鸣与嘈杂,一下子变得亲切起来。想起苏东坡写岭南的诗句:“此心安处是吾乡。”心里愈发踏实了。这番禺,即便是生番的一隅之地又如何?我便是这生番又如何?人生自是要接纳各种生活的境遇,但更深层的,是人要一直活得真诚和谦卑, 并摆脱事物表象的左右,直抵内心。

心底有了这层沉淀,对番禺就投去了越来越多的眼光。这才发现自己的无知。广州作为城市始建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始皇在统一岭南后建南海郡,郡治就名“番禺”。226年, 孙权将交州分为交州和广州两部分,“广州”才由此得名。也就是说,“番禺”之名要远早于“广州”之名。番禺自建县起,就极为广阔,从汉代至清朝,先后直接或间接划出今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县市和香港、澳门地区。清代至民国前期,番禺和南海分东西两半管治广州城。1933年,番禺县署从广州城内迁至禺南新造,1945年迁至市桥。2000年番禺市改为广州市番禺区。五年后, 又从番禺区的南部划出了南沙新区。此外,南汉国的两位开国皇帝陵墓——康陵和德陵发现于番禺的小谷围岛,被评为2004年的中国十大考古发现,大大拓展了我们对于唐代结束之后五代时期的历史认识。

通过这番简单回顾,始知番禺是核心的核心,可以称为“珠三角之母”了,不止广州,珠三角都从其中脱胎而出。说句玩笑话,与其说我搬到了郊区,不如说我搬到了历史的中心。我这才记起曾经在唐诗中屡屡与番禺照面。杜甫、韩愈等大诗人都写到过番禺,但我首先想到的是陈陶《番禺道中作》的两句诗:“常闻岛夷俗,犀象满城邑。雁至草犹春,潮回樯半湿。”这里对这南方之南充满了想象与好奇。犀牛和大象满大街都能看见,那兴许是真的。北方寒冬之日,大雁南飞,番禺依然草木茂盛;初春“回南天”之际,墙上地上湿漉漉的,至今如此,毫无二致。于是,我把和番禺有关的唐诗都读了一遍,对刘长卿的两首诗心有戚戚。一首是《送张司直赴岭南谒张尚书》:“番禺万里路,远客片帆过。”一首是《送韦赞善使岭南》:“番禺静无事,空咏饮泉诗。”两首都是送别诗。唐代被贬官到岭南似乎是一种风尚,刘长卿本人也差点被贬到广东电白县,但他运气好,还没走到岭南,有人替他求情,他就转而去了苏州。有趣的是,他在南下途中遇见了遇赦的李白,相反的境遇与心情,让他写下了名句:“谁怜此别悲欢异,万里青山送逐臣。”

千年以后,来这南海之滨不再是贬斥和流放,而成了一股浩大壮阔的移民大潮。我在这里应当坦白:我这卑微的一分子,曾经以为中山大学在南京,拿到通知书后才知道学校在广州,如今想来简直是个超大的笑柄。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虽然我不是主动跟随潮流而行,但命运将我送到这里,我深感庆幸,我庆幸自己见证了这数十年来中国最有活力的地方,它的梦想与实干,它的繁荣与未来。我扎根在这里生活和写作, 的确印证了“番禺静无事,空咏饮泉诗”。在繁华的世俗生活之中,我想努力听到泉水的空灵之音。在番禺的山水中,隐藏着那样的声音,它们曾被许多人听见并去努力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