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智取威虎山》，到《战狼2》《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流浪地球》，这些影片为中国的观众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当代英雄人物形象，通过惊险样式塑造出具有当代气质和传奇色彩的“超级英雄”。图为《红海行动》剧照

近日，《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的上映不仅点燃了平淡的春季电影市场，也再次证明了这十年间好莱坞的超级英雄电影风靡全球的力量。2018年，全球影史票房的前十位中，包括了三部《复仇者联盟》以及漫威的另外一部超级英雄电影《黑豹》。截至2018年底，仅漫威宇宙系列电影的全球票房就达170多亿美金，围绕超级英雄而开发的衍生产品的收益更是无法统计。

可以说，当下，超级英雄电影已然成为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和观众常常反思，为什么中国还无法产生具有类似影响力、能够在若干部系列片中不断延续的英雄叙事？

不过，超级英雄电影在不断冲击票房纪录的同时，也面临着自我复制和价值观固化的危机，不少影片因缺乏艺术创新而在口碑和票房方面低于预期。因此，在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的经验和困境的基础上，以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文创产业为基石、打造中国人自己的超级英雄IP系列，成为当下业界和观众共有的关切。

超级英雄系列电影，是高度发达的电影产业和文创产业的一个缩影

超级英雄的流行并非偶然。首先，从产业功能上看，它的优势在于为当代影视剧及其他文艺形态提供了一个核心品牌，具有不可替代的品牌效应。在经历了经典好莱坞时期的明星品牌和类型品牌阶段之后，作为新一代的品牌化策略，“角色”或“人物”可以视为某种明星效应和类型效应的综合，带来了更强的综合品牌效应。这种效应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系列片的出现和崛起。以“角色”为核心品牌的系列电影的一个典型的案例是007系列的经久不衰，即使詹姆士·邦德的扮演者更换，也并不影响这种品牌效应；相反，扮演这个角色、执导这个系列电影、甚至在这部影片中出演女性角色，还成为了电影从业者获得声望、到达职业顶点的重要标志。毫无疑问，在品牌塑造和系列化推动等方面，超级英雄是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影视手段。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超级英雄的流行背后体现出的英雄崇拜和英雄文化，可以被不同的民族和群体所共享。这也是今天我们呼唤中国式超级英雄的基础。

超级英雄电影的产业价值和文化价值，也折射出电影产业和电影创作外部环境的重要性。跨越十年时间、超过20部系列电影，绝非是电影创作者自身的艺术灵感与专业水准所能够达成。它的成功，首先需要一个成熟的电影产业和稳定的行业主体进行长期的规划和投入，尤其是对于演员、片场、美术和特效团队的统筹安排能力。环顾当下的中国制片机构，还很难找到一个能够对未来十年的系列创作展开规划、同时自身在财务和管理方面具备强大稳定性的制作主体。其次，基于特许经营的IP转化与开发，也需要更好的版权保护意识和大文化产业的全面支撑。可以说，超级英雄系列电影，是高度发达的电影产业和文创产业的一个缩影。

从神话到侠客，深厚的传统文化已经为中国式超级英雄的诞生提供了丰富资源

相较而言，我国超级英雄电影仍然处于起步状态，不仅在工业化水平方面还需要一定的积累，在对类型规则的把握和对当代社会文化的表达上同样具有差距。

同时，在产业改革之后近20年的积累下，中国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也初步地体现出自己的性格和能力特点，在影片和叙事中面临着独特的伦理困境和外部责任。如果排除了严格对应和照搬的话，近年来国产影视剧和其他类型的文艺作品已经形成了三类各具特点的人物类型。

第一类超级英雄来自于中国传统神话的当代改写。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一样，中华民族同样具有浓郁的英雄文化基因；英雄人物和他们的历险故事，已经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身上所传递出来的对于善良、友情、正义、勇气的褒扬和追求，体现出中华民族独特的天下观、义利观和人生观，是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也为当下中国影视创作提供了优质的改编资源。这类超级英雄的代表人物是从1990年代《大话西游》开始的对于孙悟空等取经四人组的当代重塑，2015年的动画电影《大圣归来》则更加接近当下超级英雄故事创作中的“番外”手法。

第二类和超级英雄相似的中国传统英雄类型是侠客，武术可以视为他们独有的超级能力，设置于一定历史背景中的江湖则是他们行侠仗义的舞台。不过，在《卧虎藏龙》之后，由于缺乏和当下中国乃至全球社会文化之间的精神关联，传统的武侠片在当代中国电影创作格局中也逐渐边缘化。直到近年的《绣春刀》系列和《狄仁杰》系列，借助风格化的艺术探索和电影重工业的视觉效果，才重新唤起了侠客这一中式的超级英雄。

最后一类是新主流电影中塑造的当代英雄。在结合了类型化叙事策略和主流化的价值建构之后，从徐克的《智取威虎山》，到《战狼2》《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流浪地球》，这些影片为中国的观众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当代英雄人物形象，通过惊险样式塑造出具有当代气质和传奇色彩的“超级英雄”。这些影片中的英雄人物塑造都尽力避免“高大全”叙述，而是大胆地进行了类型化改造，合理地突出了事件的传奇性、紧张性、戏剧性和动作性，其所塑造的所有英雄都个体化了，都有了明确的个体心理动机和与性格统一性有机联系的人性弱点，进而使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主流价值获得了新的意义。

超级英雄首先是人物而不是符号，需要具备情感和价值上的共享功能

当前，基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塑造国人自己的“超级英雄”形象，尤为能够呼应社会各界在文化传承、艺术创新和跨文化传播等方面的诉求，满足国人的英雄情结和新时代对于英雄形象的期盼。而如何发掘超级英雄人物在中国电影行业和文化背景中的共性和特性，既使用类型规律梳理和解决当前创作方面的问题，同时又保持对中国独有的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则需要以好莱坞超级英雄影视作品为参照系统，观察与分析中国的幻想影视剧在创作方面的特点、问题和发展潜力，尤其是思考如何让人物塑造回到作品创作的中心位置，以英雄人物为龙头带动整个叙事和创意的艺术水准和文化品质。

人物回到创作的中心，首先意味着超级英雄类型创作中的人物塑造应当成为影视叙事和视听语言的核心考量。在“电影重工业”的呼声下，我国的幻想类影视作品近年来出现重制作不重艺术、重奇观不重人物、重场景不重情感、重明星不重角色、重设定不重细节的倾向，因而故事情节和人物转变也缺乏扎实的情感基础和内心刻画，最终无法真正地在价值观和情感的层面打动观众，也就无法在国际化、系列化和IP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虽然国产影视作品不一定完全借助超级能力这一要素来探讨人性的异化和回归，但需要赋予人物自身的内在张力和人物变化弧线的可信动机，在观众主动代入人物的过程中完成对青年观众的征服。在这方面，前些年的动画电影《大圣归来》为我们提供了为数不多的成功经验。经典文学中孙悟空的侠义精神被移植到江流儿的身上；而刚刚脱离牢笼的孙悟空由于失去了神通法力而变成了一个沮丧低落的毛猴小混混。可以说，江流儿和孙悟空这对错位的人物形象，成功支撑起寻找自我的人物内在动机。而由于人物塑造方面的成功，这部影片的观众群体也得以拓展到全年龄段，青年观众群体更容易从这样一个接地气的孙悟空身上找到自我的投射和认同感。

人物回到创作的中心，还意味着创作者要以人物为媒介，营造出和当代社会、现代文明以及青年观众之间的共享性，这既包括了生活质感上的共鸣，更包括了情感和价值上的共享。尤其是对于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来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超级英雄，这样的英雄所具有的超级能力是否具备可信性，英雄能不能抚慰当下中国观众的真实焦虑，都是严峻的审美和社会性的难题。

最近几年，《红海行动》《流浪地球》等当下新主流电影已经在建构超级英雄方面做出了有价值的尝试——相比于西方超级英雄的带有宗教文化色彩的“拯救剧”模式，中国式的“超级英雄”，一定是要植根于中国人的现实焦虑和渴望之中，但它又必须建设性地寻求这种表达的社会理解度和全球共享性。如何让中国的超级英雄更加具有跨文化的可接受性，塑造和表达全球观众可以共享的中国价值和中国形象，我们的创作还有很长道路要走。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