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17年，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变革标志着“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用这段话来形容自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变革，真是再贴切不过了。自1911年清王朝灭亡，辛亥革命成功，到1919年“五四”运动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正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的历史巨变。而且，这一变革比起殷周之际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不仅是中华文化自身的古今交替，还包含了中外文化的深度交流。从此，中华民族的制度文化变革不再是自身内部的化合，而是世界文化变革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这一时期文化变革的重要方面，就是以科学与民主为主导的新文化运动。这一运动最初以文学为突破口，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则是最为明显的时代风向标。思想的解放促进了文学研究的繁荣，由此而产生了大量优秀的论文和著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学研究，表现为四个鲜明特点：第一是学术演进与时代变革息息相关。今天，当我们回顾这一段学术研究史的时候，这是留给我们的最强烈印象。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文学研究，基本上还是一个依附于经学的模糊的研究体系。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的衰败、西方文化的传入和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近代启蒙思想家，打破传统的经学权威并倡导思想解放，文学研究中开始吹进一股清新的空气。与此同时，古文的没落和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样式的蓬勃发展，也促使人们的文学观念逐渐发生转变。至1919年发生新文化运动，在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领导下，在“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特征的文学革命运动中，传统的文学研究开始有了一个划时代的变革。从此以后，它不再是对古代文化教义的阐释，也不再是沉湎于古典美学境界的感悟式评点，而成为人们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现代社会变革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以现代人的意识规范了文学观念，对几千年的文学进行价值重估，建构了一门人文学科，参与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为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是在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这一时代核心问题下的理论思考。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学研究是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但是它始终围绕着一个贯串始终的核心问题，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如果说，19世纪以前中国文学研究是以绍续传统为己任的话，那么，随着社会政治、思想的巨大变革，如何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就成为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研究者共同思考的问题，无论是“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学的批判，30年代后提出的批判继承，都没有离开过这一核心问题，只是在不同时期对这一核心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它形成了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研究的热潮，促进了人们的理论思考，从而使20世纪的文学研究不断深入发展。与此同时，方法论的变革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世纪初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论，到“五四”以后以社会学为基础的分析主义方法论，方法论的变革不仅是学术思考的结果，也是各时期的学者取得不同成就的途径和工具。

第三是领域的拓展与传统研究格局的改变。20世纪以前，中国的文学研究依附于经学，“文学”的概念也比较宽泛，表面上看它的研究领域似乎很宽，经史子集等无所不包，但是真正属于文学研究的范围又显得十分狭小，除了对作品的注释考证之外，主要是一些诗话词话和体悟式的评点批评。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学研究，首先做的第一步重要工作，就是把文学从传统的经学中分离出来。它不再以传统的诗文为主，而是把研究的领域扩大到戏曲、小说、说唱以至各种民间文学体裁，并在这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在每种文学样式的研究中，它也不再把视野局限于传统的作品注释、考证和评点式批评，而把它放在整个社会文化大背景下，从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历史、宗教、道德等各个方面来进行审视。同时在研究中，又广泛地运用了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等各学科理论，采用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实证主义、原型批评、系统论、接受主义等各种方法，无论在文学本体方面的探索、著名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的研究，还是在文学体裁的价值评判、艺术形式的分析把握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不仅如此，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20世纪前期的文学研究者还把自己的学术视野开放到全世界，全面介绍世界文学作品和研究方法，从世界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来探讨中国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进行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研究。研究格局的改变和学术领域的拓展，是这一时期学术进步的重要标志。

第四是文学史的研究与编写。在20世纪前期的文学研究中，文学史的编写显然是重点之一。这不仅因为文学史的编写是新生事物，而且还因为在文学史的编写中最能体现一个时代学术研究的全面情况。自从上个世纪末窦警凡、林传甲、黄人等编写出第一批中国人自己的文学史以后，这个时期，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已经有了几百部之多，这里既有文学通史，又有断代史，有按文学体裁分类的文学史，如诗歌史、小说史，也有按作者类别划分而写的文学史，如妇女文学史、僧侣文学史，还有按艺术门类编写的文学史，如音乐文学史，按民族分类编写的文学史，按历史政治问题编写的文学史，如宋代的抗战文学，此外还有文学思想史、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文学思潮史等多种类型。文学史的编写，改变了过去比较零碎而又孤立地对作家作品研究的状况，使人们找到了一个系统地研究把握中国文学发展全过程的有效形式。正因为如此，一些优秀的文学史著作，也往往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如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郑振铎的《插图本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等都是如此。了解文学史编写的历史过程，探究各时期文学史编写的不同风格和特点，总结文学史编写中的经验和教训，就具有为将来更好地编写文学史提供借鉴的重要意义。

作为历史大变革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内，中国文学各时代的各种文体、重要文学现象和著名文人，都有人进行过专题讨论。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和评弹；从先秦诸子、两汉散文到六朝骈文、明清八股；从先秦史传文学到明清小说；从神话、寓言到志怪、谜语；从屈原、司马迁、陶渊明到李白、杜甫、苏东坡、龚自珍，再到鲁迅、胡适、郭沫若。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问题都进入了时人研究的范畴，所有重要的作家都受到了关注。与此同时，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译介于中国，还有大量的文学理论著作诞生。从最基础的文学原理、文体大要到诗学指南、词学创作、小说批评、戏剧概论等等，无不有人专门探讨。这些研究者思想观念各不一样，著述体例不拘一格，语言表述各具特色。在今天看来，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写作大多数还不那么规范，研究得也不够深入。但是，阅读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著作还是让我们感叹，感叹那个时代研究内容的丰富，处处泛着理想的浪花，时时显现着创造的活力，“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一朝综文，千年凝锦”。正是这种自由活跃的思想激荡，从多方面推进了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并为此后的中国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瞻彼前修，有懿文德。”当下，中华文化的发展正在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文学研究也需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迈向新的时代。由此而言，重新阅读和研究此前的中国文学研究著作，吸收营养、总结经验，就显得尤其重要。然而，产生于20世纪前期的这些著作，大多数在市面上尤其难以见到。它们分藏于全国各地图书馆，查找起来极其不便。由于当时纸张不好，印刷质量普遍较差，几十年之后，许多著作已经破损不堪，无法阅读。有鉴于此，我们选择了20世纪前期著名的文学论著，加以影印，定名为“中国文学研究论著汇编”，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十三五”规划重大项目，分辑出版，一为满足当下文学研究之需要，二为更好地保存与传承。继往开来，我辈之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