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老家宅子边，似乎是一夜之间，长出一间小木屋。

小木屋被繁盛的老龙眼树围绕，门口还挂着一个鸟笼，住着一对虎皮鹦鹉。沿海风大，风吹得笼子轻轻摇晃，两个小家伙站在笼子里的架层上，仿若在荡秋千。看来，二哥又有新宠了。

距离我上次回家两个月而已，二哥竟变出这样一个漂亮小木屋。这是他用来做茶室的，就挨着母亲的房间。我高兴地对母亲说：“有了这小木屋，你可热闹些了。” 母亲却叹了口气。我没有太在意。她总是喜欢叹气。

入夜后，小木屋开始变得光亮，似乎迎来它最好的时光。二哥的好友陆续赶来。杂货铺老板、盐民、水泥工、裁缝、戏台布景师，穿着半旧西装的则是啥活都不干的无业者……他们围成一桌，其乐融融，茶具被移到长凳上，以便给扑克牌让位。小屋一下就被填满。至于那对虎皮鹦鹉，鸟笼被提进来，挂在小屋里，它们似乎也习惯了，乖乖站在笼子里，在洗牌声嬉闹声中，一边吸二手烟，一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打盹。

我对打牌一窍不通，在旁边探头探脑讨不到什么趣，也根本没人招呼我。就站到虎皮鹦鹉那边。小家伙们被惊扰似的，将两只眼都睁开，瞄我几眼后则继续打盹。我不得不承认，它们的眼睛太小了，根本做不到大眼瞪小眼。

我愈发无趣，勉强站了一会儿，只好闷闷地回到老宅睡觉，却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能听到小屋传来的一阵一阵吵闹声。二哥不带我玩，却和他的朋友们玩得很尽兴。虽是赌钱，氛围很欢乐。大家拼的是眼疾手快，还有嘴上功夫，竭尽所能地互相嘲笑和挑衅。比起输钱，更不能输的是气场。他们玩牌，因玩家固定，且统一都没几个钱，输赢轮流，不必在乎。

第二天一早，那个装有虎皮鹦鹉的笼子已经被挂在龙眼树上，两个傻乎乎的小东西依旧拿眼瞄我，被我盯毛了，就转向别处。我看了一会儿，心想，这么好看却不能说话还不能吃的，真是可惜了。

二哥居然起得比我还早，已经坐在小屋泡茶。茶香勾人，我没刷牙就跑去喝，边喝边对二哥说：“你胃不好，最好不要喝绿茶。”“呃。”二哥只吱了这么一声，算是回应。

没多久，一个中年男人来找二哥，这人我熟悉，是村里的杂货铺老板。

他们连打招呼也不用打，二哥只笑嘻嘻问他：“瘦肉还是五花肉？”

杂货铺老板伸出四只手指，也有可能是五只手指。他的大拇指在幼年时就失去了，后来开家杂货铺营生，并且还在铺子旁边建了一个小作坊，兼营榨花生油、磨面粉等，甚至还有做爆米花，麻利得很。只可惜，这些年种花生、种麦子的人少了，外出打工的人多了，他的生意，不管是杂货铺还是油榨作坊，都愈发难做。二哥看懂了杂货铺老板的手势，边忙着手里的活边说：“那是割了一块瘦肉。”

他们说的是昨晚的战果。一觉醒来，大家都发现，输赢当然在乎，傻瓜才不在乎钱。

我站在那里许久，这才注意到脚下：房子墙根，被二哥挖了一条L形的小沟，直通河里，我含着一口的牙膏泡泡嚷：“你这是在干吗呀？”

“挖一条新水沟啊。” 二哥正把一个水桶放进转弯处，在那里他挖了一个圆形的大槽，说可以起到过滤效果。我默默刷牙。直到刷完牙，也没想明白，到底要怎么过滤。

我恍惚的工夫，二哥已经发动了他的大卡车。没过多久，又开回来，塑料膜包着的白色排水管纷纷从档板上探出头来。二哥将它们卸下，放在水沟边。他又抱了一包水泥下来，和上水，抹到水沟转弯处的塑料桶边。母亲在一边唠叨，得把水桶转动几下，这样干了才能拿得出来。二哥听话地照做。原来水桶不过是做模型用的。

村子渐渐热闹起来，路过的人也多，问说挖水沟啊，二哥呃一声算是回答。他不想多说的时候，常常都是这样。

过了一会儿，那位穿着半旧西装、啥活也不干的哥们来了。他背着一双手，笑眯眯道，碎石子就不要拨到水管上，免得硌坏了，铺点细沙才好。

二哥听话地改用细沙盖住排水管，还吩咐我将那些没用的碎石子都清理到房角，说要让我过一个有意义的劳动节。

才清理了两畚箕，我的手就起泡，腰也疼。扔了工具，回屋拿了两个馒头。二哥接了馒头，还不给我面子，当着外人大笑，你们这些坐办公室的，就这么两下子啊？戏台布景师也晃悠过来，接话道，这要是种树，恐怕连坑都挖不来吧？我讨饶般苦笑道，不要担心，我还没种树的资格。

眼看太阳越来越大，二哥拐进小房子里，泡茶。

有人催他：“还不趁凉快时把活做完？”二哥笑：“急什么，挖个水沟而已，又不是盖新房。”

我觉出他颇有几分沮丧。二哥年近五十，尚未有自己的家业。老宅很有年头，外墙的石头早已发黄。几棵老龙眼树，也是当年分家时种下的，葱葱郁郁得紧。不久前二哥把多年来的存款，全转给自己在福州的儿子，为一套五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做首付。这个过程中间有不少拉扯，他们父子关系一度紧张。我亦没有说话的份，在城里不过是个普通职工，常常跑回老家，让熟悉的海风抚平我的伤口，寻找一些安全感，谈不上对家里的帮衬。那笔钱二哥原本寄存在我户头上，当我鼠标轻轻一点，将二哥大半生的血汗转出后，恍惚了好一会儿：二哥的新房真不知要到何时了。我的黯然，也掺杂着私心——二哥若盖了新房，定有我的一间。

我曾问过二哥，如果他愿意来福州，我可以帮他找份工作，他能做和车有关的事情。二哥只“呃”了一声。

二哥的话实在是太少。过后，我才醒悟过来，大概二哥在想的是：那妈怎么办？

黄昏，排骨汤在高压锅里炖着，我在玩一片紫菜，那是我从小就熟悉的味道。等汤熬好后，加上这片头水紫菜，将是人间至味。忽然，母亲很神秘地把我叫到她房间，嘱我搬出柜子最底层的木箱子。

我感受到了氛围的诡异。

母亲小心翼翼地打开箱子，里面放着衣物，白色的、蓝色的、黑色的。有衣、裤、鞋、帽……她一件一件地将它们打开，问我如何。我只呆呆地站着，连碰都不敢碰，张着嘴却说不出话。母亲用手指摩挲着那些衣物。我就静静地站在一边望着她摩挲那些衣物。我是第一次感受到，百年了的人，需要那么多条裤子，有那么多件衣服，这层层叠叠的恐惧，令我出不了声。我忽然间意识到，在那些我不知道的时刻，或许是黄昏，或许是深夜，母亲可能已经好几次，自己一个人坐在这房间里，整理这些衣物。现在她又一件一件地打开、翻看，挑出三四件不满意的，说这几件过时了的，不要了，得再去买新的。我就听话地将那些她扔掉的衣服装进袋子里。然后，我听见母亲说：“我每年都要拿出来晒几回的。我别的不担心，到了时候你们可一定要帮我收拾好。”

一种抗拒式的愤怒终于让我呼吸过来，一喘过气，我就大声道：“好好的，你能不能别胡思乱想啊！”说完我就跑出房间，再不走就会被母亲发现我哭了。我气坏了，委屈坏了，心情好复杂。可实际上，我可能只是被吓坏了。

晚饭后，我们又恢复如常，喝完紫菜排骨汤，对坐着聊天。刚刚过去的一幕，似乎就像电视机不小心跳台。母亲生性敏感、要强，父亲还在时，总是温和地为她拔去心头的刺，可如今，失眠之夜，只有天花板上的裂缝与其对视。所以，每每我回家，她抓着我有说不完的话，就算什么也不说，盯着我看也好。

“村里不是还有很多老人吗，你平时也可以和她们说说话。”我说。

“有啊，她们有时候过来，我们就会说说到时候要准备的衣物。她们说，现在不流行斜襟的，现在流行唐装。”

我打了个寒噤，轻轻转移话题：“有了小木屋，会热闹很多吧？”

“他们玩他们的，又不跟我说话。” 母亲又叹气，她还说，小木屋也会生出麻烦，什么人都来。我这才知道，打牌激烈时这些人还曾打过一架。最先出手的那人，被母亲警告不许再来。过了一段日子，他还是来，特意带来那对虎皮鹦鹉，收买二哥。二哥实在太喜欢那对翠绿的小东西了，也可能他本来也不觉得打架是什么大事，他们这些人，小时候不就经常打吗？更何况，不让人家来，人家干了一天的活，晚上能去哪里玩呢？在这个村子里，实在没有什么可去的地方。这些年，村里的中年男女越来越少，他们背着大包小包家乡的食物，紫菜、蛏干、花生、墨鱼干……坐上火车，坐上飞机，奔往远方。没有人问他们去了哪里，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外到底过得如何，是否像曾经梦想的那样，穿上光鲜亮丽的服装？抑或住进笼子般的小公寓，像那对可怜的虎皮鹦鹉一样，在风中荡秋千？那些昂贵的化妆品，是否改变原本被海风吹黑的脸庞，早已看不出各人的底色和出处？

所以，小木屋能聚集到这么多人气，无论如何，是令人高兴的。这次返乡，我心情愉悦了不少。

结果，母亲忽然说道：“你小的时候，我总以为你长大后会很不一样。”

我能听懂她的意思，却不知如何接她的话。谁不是在小时候觉得人生无限可能呢！可是，成年人都知道，人是很难超越生活的，那些波折和低回，总能一次又一次地训练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不论是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如此伤感的心思，自然是不适合说给母亲听的。我只说，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夜深了，我们睡觉吧。母亲听话地回房间。我帮她把被角掖好，熄灯——就像从前她为我做的那样。

睡在母亲的隔壁，我心里颇为踏实，似乎平日拒接她电话的罪恶已经洗清。我在福州时，母亲会在任何时刻打电话给我，买药是最常用的招数，二甲双胍、格列吡嗪、通血管的、补钙的、鱼油、鱼肝油，最头疼的是让我带鱼丸。这东西难吃，还得保鲜，好几层保鲜膜裹着，坐动车拎回去。我猜，母亲无非是想在我的日常中留点痕迹，让我多回来看她。这种努力如此日日夜夜、锲而不舍，大概也只有她能做到。我透过白色镂空蚊帐，眼前浮现出那个木箱子，箱子里那层层叠叠的白色、黑色、蓝色衣物，竟不觉也叹了口气，脑海里忽然生出一个念头：或许我可以回乡下写作。在老家，盖一座白色小楼，在院子里种番石榴、栀子花两三株。不必接见厌恶人事，清晨、深夜、白日都属于自己，写小说，陪母亲散步……

几秒钟之后，我就清醒地知道，这种生活仅存在于想象中。

我不可能回来，也没能把母亲和二哥带出去。

第三日午后，我将被子、枕头、草席都拿到太阳下晒了一会儿，收进来，打包好，将蚊帐放下。这样下次回来，床铺会干净些，母亲已经没有办法为我提前晒被子。关好房间门，我去找二哥。

他用摩托车载我去镇上。镇上，我可以坐公交车到火车站，下了火车有地铁。这些年，交通方式变化，但仍改变不了跑一趟的总耗时，还必须四五种交通工具轮番出场。我辛苦考来的驾照，在两次上路分别撞树和撞车后，彻底沦为给朋友扣分专用。相比之下，二哥真是天才。他开那么大卡车，完全自学。

载着我们兄妹的摩托车，躲着大型卡车、开得贼快的小车，在路上怯生生地前进着。

“下次什么时候回来？”二哥问。

“争取两个月回来一次吧。”我说完，有些心虚。

“那已经很好了。”二哥的口气很是欣慰，他一点都不怀疑我的话。

摩托车继续往前开着，再拐两个大弯，就要到我等公交车的地方。

“妈说，你养的虎皮鹦鹉很可爱，但就是有一点不好。”

“怎么了？”

“它们不会说话。她叫我有看到会说话的虎皮鹦鹉，给她买一只。”

我听不到二哥的回应。也许是风吹乱他的声音。我抱着我的大行李箱，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想。想什么都没用。

几个小时后，我回到了福州，回到属于我的那种日常——早起上班，睡前给孩子念故事，我给孩子念的是日本作家竹下文子的绘本作品《快来，一起盖房子》：

农田边上有一块空地。这里马上就要盖新房子了……卡车运来满满一车木料。这是用来做房梁的木料。用起重机把它们慢慢地卸下来吧……房子的骨架搭好，接下来就是屋顶和墙壁。窗框也装上。渐渐地，房子的模样出来了。大门装好，围墙砌好，窗户上的窗帘也挂好，全都好啦！

现在，随时都可以搬家了。

合上书，我轻轻为孩子掖好被角，给了他一个晚安吻，告诉他，乖乖睡觉，下次一起回外婆家，看舅舅盖的小木屋，还有那对在海风中荡秋千的虎皮鹦鹉。

陈美者

1983年生。有小说、散文发表在《上海文学》《散文》《文学港》《青年文学》《湖南文学》《南方文学》《滇池》《文艺报》等，部分入选《中篇小说选刊》《民生散文选》等。现居福建福州。

题图：程瑞珍布面油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