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十岁那年，父母给我们九口之家又添了一个小妹。家中姊妹较多，父母又没有什么文化，找不到什么可改的名字，后来干脆就叫小妹算了。由于生活过于艰难，父母怕养不活她，四岁时把她送给一个无儿无女的蔡姓人家，从此与我们离散，至今几十年没有见过面。从那时起我的大脑里常常是小妹离开时的情景，总记得她菜青色的脸上堆满了惊恐和害怕，拼命地哭着，死死地拉着我的衣袖不放，口中不停地喊着哥哥救我哥哥救我的话，如今每个字像一把重锤，时时敲在我的心上。我常常从梦中醒来，满身是汗，大脑里全是小妹离开时的情景。

我在众多的姊妹中排行第六，如今却只有两个姐姐，其余的三个姐姐在不到十岁时就病死了。我的下面有六个妹妹，但有一个妹妹八岁时也不幸生病死了，所以按现有人口排行，我又上升为老三了。那时医疗水平差，生活在农村，生病能活下来，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不敢再对生活有什么苛求，只求每天能吃饱两顿饭，就觉得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

我家住在乌蒙山腹地一个叫梨花坪的地方。这地方是真正的名不副实。说是“坪”，却没有多少土地，几块黄土在斜斜的山坡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毫无走向和规律可言。放眼望去，满是青灰色的山，大大小小的，从眼前排列开去，见头不见尾，灰蒙蒙的慢慢在天边隐去。土坎上偶有几棵瘦削的梨树，在贫瘠的土地上缓慢地生长着，几朵瘦小的白花羞涩地开在刚抽出的的叶片上，显得稀少而孤单，看去满眼的心焦，谁也没有在意它。只是到了成熟的季节，有几个经得住天旱少雨的果子，会躲在稀疏的叶片后，独自地生长着。我们会在无人的时候，忍不住内心的渴望，悄悄去采摘。不用削皮，没有农药的污染，随意在衣服上擦抹几下，一口咬去，哪怕是干涩的果子，也会觉得满口生香，汁液横流。在嘴里吧叽吧叽地嚼过不停，最后连难以下咽的残渣碎末也一同吞下肚去，才心满意足地离开。走的时候还一双贼眼似的在树上搜过不停，生怕遗漏半个久等才熟的秋梨。在我的印象中，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年是一九七二年。

这一年的春夏两季干旱少雨，进入八月后，秋天的小雨却下个不停。该收的稻谷和玉米由于长时间的雨水淋泡，很多都霉烂在田土里了，无奈之下，生产队不得不组织大家冒雨进行抢收，否则很多农户已经揭不开锅好几天了，再不解决点粮食问题，可能会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可分到农户的粮食很多已经霉烂，又舍不得把这救命的东西扔掉，于是把霉变的粮食进行反复的淘洗，然后进行食用，但仍有几家中毒，生产队组织人力极时送医院抢救才让他们捡回一条性命。我母亲不敢再用霉变的食物给我们充饥，就叫我背着箩兜，拿着一根竹杆，去山上采摘红子刺上生长的细小果实。

暮秋的季节细雨下过不停，到处是灰蒙蒙的一片，山尖偶有亮光出现，灰白的浮云却围着山尖绕过不停，有时甚至有大块的云团会扑下山来，把我罩在浓浓的灰雾中，使我刚上山时看到红子刺野果的舒适心情一扫而光，心又开始压抑起来，只有看到采摘的野果红红的堆在箩兜里的时候，忧郁的心才开始舒爽起来。

下午五点，天暗淡了下来，近处渐渐模糊不清，远山已是深黑一片。我开始害怕起来，不得不背起箩兜，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急速下山，向亮起灯光的家中走去。

母亲得到我采摘的野果后，经过筛选淘洗，用石磨把它碾碎，然后加入玉米面，反复搓揉挼捏，再做成窝头状，在火炉上用甑子蒸熟。酸酸的，略带一点儿甜味，缓解了当时粮食的短缺，成为救命的食物。但这种食物对于我们稍大一点的孩子可以慢慢咽下，可对于小妹就非常难以下咽了。饿极的时候，吃了下去，大便却难以排泄出来，每次小妹上厕所，都要哭半天，母亲必须用手指给她抠才能出来，小妹不敢再吃，人饿得皮包骨似的越来越瘦。父亲的焦虑，母亲的叹息像阴云一样笼罩着整个家庭，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慢慢完结的，欢乐的日子是少之又少。

初冬的一天，父亲刚刚起床，蔡素清老人就来到家中，在火炉上温了二两酒，坐着慢慢地喝了起来。

那时为了补贴家用，父亲暗地里悄悄地做起卖白酒的生意来。不敢公开，否则会遭到市管会人员割资本主义尾巴而查收，还会被罚款，所以只卖给较熟的客人。他们坐在家中悄无声息地喝，绝对不允许他们大声地猜拳行令。

蔡素清经常来家中喝酒，自然成了常客，也是父亲无话不谈的朋友。据说他年轻时从四川来到梨花坪，不知什么原因就在梨花坪安家落户了。年轻时的蔡素清喜欢跳花灯，伴的文（女）角惟妙惟肖，同父亲有相同的兴趣爱好，常常会在夏天的夜晚，两人在村中的院坝里跳花灯，会引来十里八乡的村民观看，有时在木匠戚少国的月琴伴奏下要跳到很晚才收场，村民在意犹未尽中才点燃手中的火把，走在踠蜒的山路上回家，口里还不停地谈论着他们唱跳的技艺。简单的文化生活也能给文化匮乏的山乡带来点点欢乐，大家也真正是苦中寻乐了。就这样，蔡素清同父亲成了好朋友，经常到我家来串门，我们对他也非常尊敬。可蔡素清也有令我们姊妹厌烦的时候。他每次来我家喝酒，快到开饭时，他是不会快速喝完让地方给我们吃饭的。反而会慢慢地喝，等待我们开饭。开饭时，叫他吃饭他开始是不会吃的，要等到我们吃到中途的时候，双眼看着火炉上辣子煮着的白菜在锅中不停地翻滚时，才会对我们说：“这辣子煮着的白菜好吃吗？看你们吃得满头大汗的样子，我本不饿的都有点想吃了。”父亲在一旁忙对我说：“加一副碗筷，让伯伯吃点。”我很不情愿地拿了碗筷，盛半碗饭，递给他。他接住了，会说：“唉，那就随意吃点，把刚才喝的酒盖住，让它慢点发酵，让我多享受一会。”每次都是这样，时间长了，我们姊妹就渐渐厌烦起他来。但他是来喝酒的常客，又是父亲的朋友，我们只敢表现一下不满，却不敢在语言上说什么。

小小的卖酒生意也没做多长时间，后因一个客人多喝点酒而跌倒，被他家人举报说我父亲私自卖酒。市管会人员突然来家搜查，收走了几斤白酒，还罚了款，家里的生活又陷入贫困中了。

大姐、二姐和四姐病死后，三姐五姐自然就变成大姐二姐，她们参加生产队劳动争工分，只能得到大人工分的一半，可劳动时分工又是一样的，常常在大人们收工走后，她俩还未完成，天黑很久才能完工，所以要很晚才在茫茫夜色中回家，很不公平。但有什么办法呢，能让她们参加生产队劳动，争点工分，父亲说已经很感激生产队的干部了，偶尔还要为这事送他们一些瓜果和红薯之类的东西。

为了一家十口人的生活，父亲常常起早贪黑地劳作。天还未亮，我就被叫起床同他到三公里外的兰花山割草，回来的时候，村子里的人才开始起床。每天要同父亲一道割草回来后我才能背着书包到村里的小学去读书，没有多少时间看书，学习成绩自然不好。幸好那个时代注重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学习成绩好不好根本没有关系，有知识的老师还会被造反派打成“臭老九”而进行游街批斗。

初冬的天是很冷的，小妹身上单薄的衣衫更是冷得她瑟瑟发抖。由于经常生病，营养又不良，小妹像二岁大的小孩一样坐在矮小的倚子里烤火，仍冷得嘴唇不停地打颤。菜青色的脸显得她黑而瘦小，灰白的眼珠像嵌在脸上似的，毫无光泽，额头上的头发长短不齐，显得异常凌乱。我很担心小妹不知能不能养活，常常抱着她坐在我的面前烤火。

家中人口多，大大小小的人和事都需要母亲照顾和处理，她就无法参加生产队劳动抢工分了。加之身体不好，长期生病，使已经很贫困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生活陷入极度贫困之中，常常是菜饭各一半地生活，有时还是菜多饭少，母亲又舍不得多吃，常常把碗中的饭菜匀给我，但我还是吃不饱肚子。

在学校读书的日子是我最快乐的时候。成绩不好没关系，只要不打架斗殴就行，虽然肚子常饿着，但在饥饿中我们一帮少年也有寻找快乐的方式。折纸鸽，打纸翻，在田野里玩游戏，或在古庙墙脚寻蝈蝈，总有无尽的玩法和乐趣，时常忘记上课，老师也不敢认真管理，我们经常请假出去偷挖生产队里的红薯，一直要玩到很晚的时候才回家，母亲问我为什么天黑才回家的原因，我总是哄骗母亲说是背不了书被老师罚站或罚扫地。

偶尔也有放学回家还早的时候，放牛去山坡吃草就是我固定的劳动了。还要带上镰刀，趁牛在山坡上吃草时，在田边土坎割草，然后黄昏时把草驮在牛背上，并在上面坐着，悠哉游哉地回家。看着山路上收工回家的村民，还会拿出腰间的横笛，吹奏一曲晚归的牧歌。小时许多往事历历在目，总觉得是非常惬意和好玩的。但也有至今想起心惊肉跳的事情，那是一个雨后天晴的下午，远方有隆隆的雷声传来，为了赶在下雨之前把草割好，慌乱中我把一条蜷曲在草丛里的蛇抓起一刀割断，看着在我手里不停地扭动的蛇，我极忙向空中一甩，拔腿就向家中跑去。父亲知道后把我臭骂一顿，说蛇是有灵性的动物，为什么不注意而随意伤害它。我只是低着头不停地哭着。父亲不知我怕蛇，只是骂我伤害了蛇，却不知蛇给我造成多大的伤害，至今心里的阴影都挥之不去，现在只要看见蛇，我就害怕至极，整天也会吃不下饭。

快要过年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准备，家中只用石磨推了点豆腐和几十斤包谷，就是准备过年的全部食物。只是把这几十斤粮食吃完，家中再也没有什么粮食了。虽然过年是喜庆的事应该高兴，但父母的脸上还是满面愁容，可我们小孩就管不了这么多了，大家常常凑在一起，把牛拴在田里吃草，然后去放风筝，或者无事相互追逐疯跑，满面春风地笑着、跳着，总有做不完的开心事情，同大人们忧郁的面容形成鲜明的对照，甚至还抱怨大人为什么不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呢？！

进入第二年的正月，小妹又生病了，骨瘦如柴的，又没有钱送进城里医院治疗，只在公社卫生院看大夫开药吃，由于医疗条件有限，总是找不到病因，不知道小妹生的是什么病。

看着越来越瘦的小妹，父母也一愁莫展，总怕她像大的那些姐姐一样生病慢慢死去，但又无钱去更好的医院治疗，常常看见他们唉声叹气的，却又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一天晚上，蔡素清来我家了，我忽然想起他已经好久没有来了。自从父亲卖酒被查收罚款，不再卖酒后，蔡素清就很少来了，今晚突然来，会有什么事呢？我在无聊中琢磨起他来我家的缘由。

坐到很晚的时候，蔡素清装了一锅旱烟，边吸边对父亲说：“老陆，我有一个兄弟，家境也好，无儿无女的，想收养一个孩子，我想了很久才对你说，不如把生病的那个最小的女儿送给他，他收养后会送她去好一点的医院治疗，也算是救她一命了。”

父亲没有说话，屋内陷入短暂的沉默，只听到蔡素清叭叽叭叽吸食旱烟的声音，停顿很久后，父亲才对他说：“考虑一下，过几天再答复你吧。”

我突然开门进来，对父亲说：“爸，别考虑了，我把每顿吃的饭匀给小妹吃，别把她送人。”

“小孩懂什么？”蔡素清对我说，“那是救她的命。”

父亲也叫我快去睡觉，我睡在床上心中升起对蔡素清的无限怨恨来，以至于几年后他快要死时父亲叫我代他去看一下我都在半路躲着不去，至今心中常常会产生一种内疚的心理。

那几天我常常把自己的饭菜匀一部分给小妹吃，但她吃不下什么，时时用瘦小的手指紧紧地纂着我的衣袖，父母看着我只吃一小点饭菜，很是为我担心，生怕我饿出病来。

一天下午，蔡素清带着一对陌生的男女来到我家，一番交涉后，就把小妹交给他们。小妹死死地拉看我的手不放，口中不停地喊着哥哥救我哥哥救我，可我被父亲紧紧地拉着，小妹就这样被他们抱走了，临出门，陌生男子陶出一些钱给父亲，被父亲拒绝了，我听到父亲对他说我是送闺女不是卖闺女，母亲却坐在屋内的床沿上小声地哭着。

从此我每顿饭都尽量不吃饱，总想匀点饭给妹妹们吃，害怕她们生病父母无钱医治而又把她们送人。我这样做父母更加担心，因为我是家中独子，我的上面母亲生的全是女孩，父母按乡村风俗请人送瓜和测算八字才怀的我，所以我在家里姐姐和妹妹们都让着我，我享有独特的地位。如今父母把小妹送人，我在心里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他们。

从此以后，蔡素清来我家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我总想碰上他，请他说说小妹的下落和近况。可他们在抱走小妹时同父母有过约定，要父母保证今后不再要回小妹，他们也保证会好好对待小妹。但母亲总是不放心，常常找蔡素清打听小妹的情况，可他总是说别问了，好着呢。但我还是不放心，对他的怨恨又增加了几分。

过了一年，我小学毕业了，无论父母怎样做我的思想工作，我就是不想去镇上的初中上学，看着父母操心得睡不着觉，我才给他们说我不读书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家里穷交不上书学费，更主要的是自己想外出把小妹找回来。

父母不说话了，忧郁地低下头，父亲轻声地对我说：“去年他们家出变故，已经回浙江老家了，山高路远，情况不明，地址不清，你到哪里去找？”

我更不想读书了，心里更加深了对蔡素清的怨恨。

从此，父亲不再说什么了，每天只是低着头做生产队的农活。把小妹送人后，经常有人在他身后指指点点的，每次父亲什么也不说，只是轻手轻脚地走了。

那段时间，父亲天还未亮割草回来后，就上山砍柴背到镇上去卖给公社食堂，然后又背煤卖给学校的老师们。开学的前一天，父亲便卖了家中唯一的一头小猪，又拆洗了简陋破烂的被褥，第二天打成一个背包状，带着我出门了。

我认为父亲要趁农闲带着我出门做工争钱补贴家用，也就什么也不说，就跟着父亲走了！

走过一条小路，翻过一个山坡，镇上的学校就在眼前了。父亲突然站住，转身对我说：“孩子，去吧，好好读书，今后如能有一份好的职业，找你小妹的事情就靠你了。我们把她送人，是为了救她性命，不这样做，她只有死路一条。但是我仍然不能原谅自己。”父亲说着泪就流了下来，然后继续对我说：“蔡素清伯伯也是为了救她的命才出此下策的，别怨恨他了。”

我突然之间好象明白了什么，但又不全部明白，父亲把今后寻找小妹的任务交给我，我在父亲的面前跪下点头答应了。父亲离开后，我背着被褥，向镇上的学校走去。

放假回家的时候，听说蔡素清病了，父亲要我带着家中留做种子的三斤粟米去看望他，我心里是十分的不愿意，但父亲的吩咐，又不敢违抗，所以去看蔡伯的路上拖了很长的时间才到他家。进门我对他说：“蔡伯，我父亲有事，不能亲自来看你，叫我带点粟米给你煮稀饭吃，我把它放在桌子上了。”

看着我放下粟米就要出门，他把我叫住了，对我说：“孩子，我知道你恨我，我同你父亲是老朋友，我怎么会害他。你的上面有三个姐姐，你的下面又有一个妹妹，都因为生病在乡下无法医治，又没有钱进城治疗，最后都死了。你小时肚子痛，要不是因为我借钱给你父亲送你进城，你也可能死掉了，你小妹再不送县里或省城的医院治疗，结局可想而知。找一个家境好一点的人家，把你小妹送给他们，他们会送你妹妹去治疗的。你父母是不能去认你小妹的，这是小妹养父母的要求，他们有言在先。你父亲是一个讲信用的人。但并没有说今后不让你去找或你去认小妹。你父亲把家中财产便卖了也要送你去读书，他的良苦用心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我的泪慢慢的流了下来，不是因为他救过我，而是因为他救了小妹的命。

他的手不停地颤抖，在床边不断地摸索，良久，拿出一根烟杆来，语气断断续续地对说我：“这烟杆，是红木的，很稀少，送你父亲，作个纪念，你长大后，去河南新乡吧。”

我急忙问去河南新乡干什么，他不再说话，只是摇摇头，我回到家后，向父亲说明一切，父亲叹了一口气说：“谢谢你，老蔡，你有心了！”

第二天，蔡伯去世了，父亲停下手中一切农活，去帮忙处理他的后事。

多年后，我终于明白，父亲当时不亲自去看望蔡伯，是因为他们讲信用，怕自己忍不住问小妹的下落，怕蔡伯为难，坏了规矩。而我去，蔡伯会告诉我一些关于寻找小妹的线索，也就不算违背当时的约定了。

时至今日，我虽到河南找过小妹几次，但每次都无果而终。心里总是牵挂着小妹离开我们时她的养父母是否送她去医院？治好没有？现在是否还记得老家？是否还记得我们？总之，一切的疑问我都无从解答，时常在梦中看见她哭泣的样子，大脑里总出现她拉着我衣袖死死不放的画面。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有泪从眼角溢出，我心里想：小妹，你还在吗？你在哪里？能给我托个梦或给点心灵感应吗？今年春节，我把姐妹们约好，大家一道去河南新乡找你……

黎道忠：笔名金兰老黎，贵州省黔西县金兰镇人。1987年毕业于毕节教育学院政史专业，同年开始文学创作。现在黔西县金兰中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