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宋方童，1979年出生，现居四川乐山，《乐山日报》副刊编辑。出版散文集《记忆温暖如初》，有小说、散文在《山东文学》《草原》《青年作家》《鹿鸣》等刊物发表。散文《寻找野菊花的出生地》获2013年度四川省报纸副刊好作品一等奖，散文《峡谷，风经过的地方》获乐山市第七届“郭沫若文艺奖” 。

一

如果不是这面模糊的镜子，我不知道我就是我。它显得如此古怪，肥大的脸没有轮廓，像浮在三维世界里一朵不安的云，无所来亦无所去。我眨了眨眼睛，以确定那是不是我，镜子里的人只是抖动了一下毛耸耸的头，敷衍地回应。

电梯装着我和一群人，从一楼开始，每到一层都会歇一歇，喘口气。我把眼睛缓慢地从面前反光的镜面上移开，看到面前多了一架手推车。一个男人惊奇地和推车的妇女打招呼，咦，是你。什么时候来的？谁病了？这样的问题每天可能重复很多遍。中年妇女用手扶了扶搭在孩子脸上的一张面巾，讪讪地说，我，我儿子哦。她拿眼扫了扫电梯键，为难地回答，神经病，哦不，神经炎。男孩子沉默着，一动不动，好像没在手推车上，更没在这个电梯上。

我跟着手推车走出了电梯。神经内科住院部的走廊白天都亮着灯，明晃晃的，扑鼻的消毒水味从厕所蔓延到每一间病室，旮旯缝隙，到处都是。

我妈说非动手术不可，她平静地看着我的眼睛，第一次和蔼可亲地对我笑笑。我以为至少能从那双暗黄色的眼睛里看到隐隐的泪水，但没有，她总是不能愉快地满足我所愿，总是令我失望。

整整十一天，我所有的睡眠加到一起有二十四个小时吗？我问自己，肯定没有，我睡着的标志是做梦，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我都会准确记住。我曾经把它们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厚厚几大本，可惜我妈后来全部贡献给了收破烂的。做梦是一件上天入地的美事，我总这么想，哪怕是撞到了一个鬼，再或者梦里自己死了，那痛也是暂时的。眼睛睁开，我会幸福地想，哦，梦而已。回到这个白纸黑字的现实，一切惨不忍睹，三十二年的光阴，窸窸窣窣，上面布满了抖也抖不掉的皮屑，老到悲伤至极。

我累得每一块肌肉骨骼都不属于自己。站在冰冷摇晃的503，像一颗在不知不觉中耗光了真气的皮球，瘪到连我自己都不想拯救自己。“你应该多生几个娃娃，不然，够累。”隔壁老王头叹着气，朝我咕噜。这是乐山市最好的三甲医院之一，每天，住院部大楼都像刚刚出锅的早市，看望病人的家属和三朋四友组成了豪华的阵容，他们拎着花篮水果、牛奶脑白金探头探脑地出现在走廊上。我从不瞟一眼，这和我无关。

我和张继生好像一对苦命的鸳鸯，白天，我负责我妈输液吃喝拉撒，张继生负责出门挣银子。晚上，我窝在我妈脚那头，翻来覆去失眠，张继生则睡在电梯口那张铝合金的椅子上，打呼噜说梦话。

无疑，我和张继生是孤独的，所有的人都以为睡在503中间一床的胖女人是属于前半生在乡下后半生闯进城里的新移民，似乎只有这种人，才会城里乡下两不搭，没个靠山和走动的人。503住着三个人，一个峨眉的平头汉子，我妈，还有一个脑袋里长了瘤子的老太婆。那个平头汉子起码一米八，当他躺在床上，闪着光的铁制伸缩床就像被打了一针，咧嘴歪牙地一阵响。面对一米八，护士小姐显得畏惧不安，她们的针总不能精准地插入那根年轻的血管。每次扎针，一米八就像一个硕大的婴儿，咬着牙齿咝咝地往里吸气。我抬眼看了看她们的战果，一米八的脚背红得像冬天的萝卜，输液袋摇摇晃晃地悬在上面，有气无力地往下挤出一滴氯化钠。

老王头似乎再也承受不起一个人的保姆工作，他强烈要求女儿找一名护工。他文弱地小声说，好久没有去晨练了，腰和腿越来越恼火了，以前老伴的身体比他还好，再这样下去，他得提前躺在医院里。她的女儿是门诊上的财务，一有空就跑上来看看妈。妈妈，今天好点没有。妈妈，你就醒一醒啊，今年过年的时候你炖的鸡汤好好喝。妈妈，妈妈……女财务有时候笑笑，有时候抹眼泪。我记得有天去窗口询问住院消费，那张年轻的脸一本正经地端坐在那里，好像住院部门口那尊严肃的某医者的雕像。

老王头家的护工请来了，一个五十多岁结实的女人，穿着大花的衣服，头发油油的，像刚从水里出来。老王头像遇到了救星，他把床上的女人轻松地交到护工手里，小激动地说，我走了噢，我到广场上走走。这是尿纸片，这是牛奶，这是喷雾。护工熟稔地把被单角掖掖，看着老王头一溜烟消失在大门口。

一整天，503静悄悄的。我原来坐在脑瘤患者与我妈中间的过道上，但将死之人的鼻息是如此恶臭，像沉在水底的一条腐鱼，水、空气和阳光，也抵挡不住已经流逝的生命。这张虚肿的脸上，五官都大了一号，毫无声息，只有嘴巴，像菜市场的鱼，微微的轻轻的，细若游丝地吐着气。据说，她已经在这里躺了快一个月了，老王头说，转到省医院就下了病危通知，无药可救。脑子里的那个瘤子，是一颗有着长长引线但始终不知何时拉响的炸弹。一米八一旦输完液体，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和护工彼此沉默了一天，在我目力所及之下，她只干过三件事，上厕所，吃饭，给脑瘤患者通过鼻管导入药品和流食。老王头晚上六点出现在503，他的老伴刚刚拉了稀，一股说臭不臭但恶心到令人呕吐的怪味晃荡在病房。他听到护工在嘀咕，这都换了好几遍尿纸片了，吃得也正常，咋个又拉稀了哦。真是不乖。

二

王月明说她要手术，这令我吃惊，也让我后悔不迭。因为突发的脑溢血，她被我和张继生在凌晨三点五十分呼叫救护车一路送到了医院。那天凌晨，我照例在半睡半醒之间看到了那张熟悉的陌生的脸，他把头一点一点地伸向我，这次好像又要说点什么。我拼命反抗，和以往任何时候那样，使出浑身的力气。我不想听你说什么，不管你是谁。当我大汗淋漓地从梦魇之中钻出来，现实的梦魇之门吱嘎一声开启，王月明用对我从来没有使用过的语气说，真真，过，过来一下。然后一切戛然停止。

王月明很少给我电话，我们之间的距离是三条大街，一个红绿灯。为了表明三十二年间我们仅存的那点母女关系，我规定自己半个月至少打一个电话，人可以不见，那根将断未断的线还是要维系的。不然，我温真真就不是温真真。

王月明没有那天凌晨我想象的那么十万火急，从她家到医院，再到住院部的这十一天，她一直清醒着，手脚轻松自如，只是说话有点大舌头。和神经内科那些神经功能失调的脑溢血患者有很大不同，她眼睛珠子咕噜噜到处转，看我和张继生在一边和医生说话，一边忙碌，也看和她同病相怜的人挣扎着奋力从椅子上站起来，继而又啪地一下坐下去。每次这样看，王月明脸上就会浮出一丝得意的笑。这笑我很熟悉，小时候每次她看我摔跟头，就会这样没心没肺地笑上一会儿。

我没问王月明的主治医生为什么王月明会这样反常，如果我这样问了，倒会被理解为我反常了。正当我疑窦重重，那位帅气得几乎可以用漂亮二字来形容的主治医生把我叫到了办公室。他拿出一张头部CT，指着某块出血点对我说，眼下你妈倒是可以出院了，但我想征求一下家属的意见，你妈的血管有点不正常，这次出血虽然只是小血管破裂，但以防下次来个大的，可以做下介入手术。为了阐述介入手术的安全性和科学性，他打开了自己的手机，用一个三维图向我证实这个手术对病人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我看到一根小小的银针，在哗哗作响的血管里穿梭游走，这个与身体无关的外来物种，从大腿、脖子直达脑袋，最后像扫雷的机器人在脑袋里寻找目标。

王月明在手术室里传来一声闷声闷气的叫声，把我和张继生吓了一大跳。我眼前立马出现了王月明头破血流的场景，那根扫雷的银针，一定在拐弯的时候走了直线。王月明在平静之中被推出了手术室，她神情自然，微酣着，好像刚刚做了一个美梦，这会暂时不想醒来。后来我问王月明是不是在手术室里大叫过，王月明瞪着眼睛问，不疼怎么会叫？

事实证明我和张继生听到的大叫是别人的，只不过疼痛把王月明和其他人的声音混淆在了一起。主治医生报告给我们一个坏消息：王月明有脑血管瘤。

除了老王头家的那个脑瘤患者，我这一生还看到过两个脑瘤病人，一个是我的邻居，一个是我的朋友。她们都是女的，都是人到中年晕倒后被突然发现的，现在，这两个人通过手术能跑能跳了，只是我的那个女朋友，因为生病，老公跑掉了。当然，这两个和老王头家的那个比起来，是可以治愈的良性疾病，只要不复发。我目瞪口呆茫然地望着那张漂亮的脸，好一会儿工夫，我终于明白，王月明脑袋中的瘤子不是真的瘤子，只不过是血管的膨胀和突起，仅此而已。他说，这个手术必须做，非做不可，不然以后血压一高，就不仅仅是出血的问题了。他把紧紧抓住的五根指头一下松开，好像街道上的消防栓被汽车硬生生撞了上去，哗啦一声，泄开了。

王月明对开颅手术的回应是如此之快，以至于我相信她根本就没在脑子里过过。她说，不做是等死，做了是在希望里等死。我觉得她的前半句一定话里有话，只是不想说而已。对于钱的事，我和张继生并不担心，那天在等待救护车的时候，王月明瘫坐在吐了一床的铺盖窝里，冷静地指挥我从衣柜里搬出了一个鞋盒子，里面各种各样的票据，还有一张二十万元的定期存单。

王月明手术之前的那个夜晚，老王头家来了很多人，把奄奄一息的病人搬回了家。自从他家的护工提出不干之后，老王头终于决定卸下心中的大石头，他说他和钱都遭不住了。在家里照顾，他还可以上上小广场。显然，新请来的护工比老王头还缺乏信心，病人的状况越来越折磨人，开始每天拉一次稀，后来想拉就拉，你在旁边想当个没事人都不行，酸腐的稀屎味，直冲大门，赶跑了很多护士。

旁边的病床只空了不到半小时，新的病人就来了。那时，王月明正在剃头，电话预约的一个剃头匠以二十五元的价格把王月明剃成了一个光头。

我从来不知道我妈有这么好看，光头把王月明塑造成了一尊弥勒佛，她笑容满面地望着我们，有那么一会儿，我惊奇地感受着一个发型对王月明质的改变。曾经我是那么讨厌我妈眼下的那颗痣，它静静地趴在那里，但时不时又随着主人的心情蹦跶起来，一会儿飞扬跋扈，一会儿又安静得像只吸血的蚊子。

把王月明送进手术室，麻醉医生走过来，递给我一支笔，签字。我扫了扫那些似是而非的文字，我知道我必须看看它们，但我也知道，看与不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已经进去了，手术室的灯光已经打开。麻醉师走进去又走出来威胁我，你妈有哮喘，插管麻醉的时候有可能引发哮喘，进而窒息；或者，血压一高，曾经的出血点再次大面积溃堤。

张继生选择在这一天陪着我，我推不动滑动的病床，也无力奔跑于各个需要签字的办公室。我们两个，默默地待在503，医生说，就在这里等，有事让护士叫你们。

站在神经内科住院部的走廊尽头，望着一棵站在春天里的树，我泪如泉涌。王月明曾经说过，你跑得再远还是温真真。

三

我和王月明的芥蒂就像我和她的关系，与生俱来，不可更改。

我的记忆是从三岁开始的，我问王月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爸爸是谁，爸爸在哪儿。其实这个问题是帮别人问的，我并不关心这个，可周围的人问个不停，连幼儿园的老师也捉住我决不放过这个问题，你回家找你妈妈说哦。一开始，王月明说，你爸爸去江西了，干吗，当工人。后来他们不信，王月明就说，你爸死了。我又问，爸爸的爸爸呢，爸爸的妈妈呢，这时候，王月明就凶巴巴地朝我翻白眼，我一看不妙，再也不问了。

我的疼痛不是那个姓温的男人，当然，他有理由姓温，不然我又是从哪里蹦出来的。我的疼痛在于每次我一跑步，背后总会跟着一串串鼻涕虫。刚刚开始我还引以为豪，慢慢我知道，那些家伙都在学我。左腿长右腿短，这是上天送我的礼物，受用终身。据说，我跑起来的样子像在跳舞，而且，总是在够一件什么得不到的东西。如果你想知道我的样子，这是最好的一个形容。

可王月明认为一切都是正常的，包括这一辈子都不会现身的姓温的男人，还有我，还有我的左脚右脚。有时候，她直接从柴火堆里捡出一根带刺的棍子，拿到我面前晃晃，看你不好好走路，不好好走路。大概六岁的时候，我终于在刻苦磨炼中学会了一种平衡术，人们看到我跑起来仍然像在跳舞，但这次我不再摇晃，不再向前找寻够不着的东西。他们只是有点疑惑，为什么我看起来总是急匆匆的，就像三里之外，有人在喊我。

我和王月明搬到乐山是在十年前，我二十二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来这里，这个城市的水流和小里小气的街道让人不安。如果说到有什么喜欢的，那就是夕阳下，细碎的光洒满了河流，对岸的青山静静地、安详地趴在大地上，一尊大佛朝我这边注视着，似乎有什么话想说。我把头轻轻放在城墙垛子上，硌人的红砂岩顶得我生痛，我默默地流下了几滴眼泪。

张继生之前是王科。带王科回家时，王月明把王科的祖宗八代都问了，就差没问人家有没有家族遗传疾病了。其实我挺喜欢王科的，他长得白白净净舒舒气气，脸上还有一股谦恭的笑容。那时候我刚刚从一个职业高中的幼儿专业毕业，一个民办的幼儿园收容了我。可能是我身上的谦卑胆小文弱，再或者是一股子从不反抗的精神吸引了他，王科说我好像一只猫，他愿意晚上我钻到他怀里睡觉，那一定很暖和。只是我印象中猫是种危险的动物，伶牙俐齿，王科对猫的理解让我觉得不可理喻。

后来，我终于没有钻到王科怀里睡觉。他的洁癖最终战胜了对我的爱。王月明或许和我一样，还是喜欢王科的。一看到这个男人，就爆发出全身的母爱，好像从来没有过我似的。饭桌子上，王月明不断地给王科夹菜，王科说够了够了，可王月明始终觉得不够，整个桌子上的菜好像专为王科而生。每一次出门，王科总会打着嗝，伸着脖子，叫唤连天。甚至有一次，他干脆当着我的面吐了。稀里哗啦一阵呕吐之后，他会抑郁半天。

王科从我眼前消失后，我和张继生结了婚，速度很快。王科说我像一只猫，其实就是一只流浪猫而已，我得尽快寻找到收容之地。张继生在一个秋天的黄昏出现，那天我后脚还没着地，公交车的大门咔的一声关上，我像一个离开仓库的包裹，哧溜一下滑倒在坚硬的水泥地面上。一个像头熊一样的男人正骑着三轮车，路过我身边，顺便把我带到他的世界里。

张继生住在郊区的农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个砌砖往墙上抹仿瓷的农民工，结婚一年之后，他就干上了包工头，这个城市的很多小区都有他的业务。为了和王月明保持一段若即若离的距离，也为了保护张继生，我们在靠近河边的一个老旧小区买了套二手房。和王科的待遇明显不同，王月明不喜欢张继生，就像天生不喜欢我一样，她沉默地望着张继生的背影，从鼻子里喷出一股长长的气。

事实上，张继生待我够意思了。他父母在他还没有进城装修，而是刨泥巴种庄稼的时候就一前一后地走了。每个月，收回了装修款，扣除了工人部分的，他都会笑嘻嘻地交给我。我很少和张继生面对面说上几句认真的话，该说的无非是柴米油盐，不该说或者不想说的我绝不多说一个字。我说不想去上班了，就真不去了。站在那些蝴蝶般的孩子面前，我永远蔫蔫的，我始终装不出人们需要的那种天真和烂漫。我还说，不想要孩子，就真没要。对于这道懿旨，张继生几次嗫嚅着试图发起挑战，都被我的眼睛恶狠狠地杀了回去。

从早上八点十五分到下午五点，张继生跑了几次厕所，接了几个电话，出门给客户需要的墙纸进行了最终的确认，他一直抽着烟，蹲在过道上。我几次想上前踢他几脚，都忍住了，结婚这么多年，张继生完全改不掉有事没事老爱蹲着的陋习，能不能别这样，以前穷现在还穷？看你一辈子就是这熊样。张继生每次都愣愣地望着我喷火发怒，然后嘿嘿一笑。

王月明出现在神经内科住院部的时候，天已经暗了。送外卖的人在走廊上吆喝了好多次，最后推着小车咕噜噜地走了。王月明回到了最初来到的地方，抢救室。

医生护士围着王月明一阵忙乎，我看到王月明身边的那张床位也热闹非凡，一个高个子老头直挺挺地躺在病床上，鼻子和身上都布满了各种管子，眼睛睁得很大，正努力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四

王月明又变回了那个很丑的王月明，甚至更丑。光亮的脑袋上污渍斑斑，那是手术时留下的，从额头到前半个脑袋，用一块大纱布厚厚地裹上了，在靠近眼睛的上方再上方，有一坨惊人的暗红色。我猜想，那就是颅骨封口的地方。

王月明王月明王月明，眨眨眼睛，医生冲我妈喊了好几声，王月明听话地眨巴了几下眼睛；动动手来王月明，王月明的手轻轻地抬了抬；动动脚哦，王月明的一双脚又晃了几晃。我妈从来没有这么听话过，我心里掠过了一阵笑。

抢救室的家属都围在王月明床前看热闹，这个头上裹着纱布的胖女人，像傍晚出现的第一颗星星，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手术成功，但还需要过水肿关，你们家属要注意。临走的时候，那个漂亮的男医生怕我们忘记了，非常慎重地交代了一句。

我的紧张与焦虑在见到手术之后的王月明告一个段落。天已经黑了，刚刚鸟雀一般嘈杂的抢救室安静得如同一个合上了的火柴盒，三张病床上的病人都闭着眼睛，各自承受着生命不可承受之重。除了王月明，其他两个躺着的都是老头，我身边那床的陪护是个和王月明术前一样的光头，再过去是个女的，看样子是病人的媳妇或者女儿。

从王月明刚刚抬进抢救室，那个光头就时不时盯着我妈看。恼火哦，厉害哦。他像是在给我施压，没见过这样的病人家属。光头估计五十五岁，后来他说自己五十，我多估计了五岁，可能和他浮肿的眼睛有关。他太像电视里我见到的一种鱼了，浮泡浮泡的眼睛，连着下面的眼袋，好像装了一袋子的液体。怎么恼火了，我白了他一眼。怎么不是，他用手在头上比了比，然后“咔”一声下去。这个手术风险大，有时候要成“哈儿”。

我比之前的十一天更忙，王月明隔一会就会把左手颤巍巍地举起来，我好不容易安稳住她的情绪，把手放在被窝里，她的手又晃晃悠悠地起来了。你妈的手可能麻了，光头把明晃晃的头伸过来。王月明的左手中指被一个夹子稳稳地夹着，通过这个夹子的导线，那边监视器上的血压心跳正一闪一闪地蹦跶着。我只好把夹子取下，换到了王月明的食指上。这个夜晚，王月明的手指一直在和我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不明白，为什么做了开颅手术，疼痛的不是脑袋，而是毫发无损的指头呢。

我不知道自己是几点睡着的，总之中途我被光头敲醒过一次，随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见王月明半个身子都离开了被窝，不是手指被牵着的那根线，她早就一跟头掉地上了。我魂走了一半，你这是要干吗？王月明你说你有多能耐，明明白天才揭了天灵盖，这晚上就要下地成精了。王月明眼睛肿成了两颗蜜桃，而且是汁满即溢的，她看不见我，只是咕噜噜地表达着什么。尿管昨天进手术室已经插上了，但清醒如我妈，她居然还想亲自上厕所。

光头在一边拍着手掌，哈哈，你妈看来没问题了。光头好像一个晚上都没睡着，之前，他木木地盯着病人上空那个输液袋子，那个药水滴得可真慢啊。我猜他一定在算计，到底是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可以熬完。把我敲醒后，光头彻底清醒了，他叹了口气，遭罪啊，比经佑我妈还耗神。难道这是你爸，刚刚出口我就后悔了。床上的老头子也就七十多，不会生光头这么老的儿子噻。

护士半夜要来好多趟，抢救室和护士站相连，打开一道小门，自由出入。或者透过屋子里那面巨大的玻璃墙，你可以用手指指输液瓶，快完了。董先生，你注意点嘛，不要把床支在这个地方，我过都过不去。还有，你的声音总是那么大，要影响病人休息的嘛。一个年轻的女护士数落着光头，光头就微微红着脸，小心翼翼地回答，妹妹，晓得了，晓得了哈。你看我把床又朝这边移动了几厘米哦。

支在墙边边上的那张收缩木床，是光头的。快到十一点的时候，我看到他把一个松垮垮的架子从门背后摸出来，然后摊在地上，哗啦一声，就笔直地拉成了一张床。这床好结实，你那细胳膊细腿的钢丝床，我一上去马上垮。光头比我家张继生还要宽还要高，如果张继生是熊二，光头就是熊大了。想着这个，我心里呵呵了一下。

我只是打了一个盹儿，抢救室的灯就刷地亮了。早班的护士来了，她们拿着手电筒看王月明的眼睛，看她的背和屁股。没有褥疮，眼睛要上药，一个护士递给我一把棉签一支药膏。她说，这不是主要的，病人发烧这一关你们家属一定要密切注意。

早上六点多，我叫张继生帮我看着一会王月明，下楼买稀饭。回来的时候，光头不见了，邻床围着五六个人，两个老年妇女，四个年轻男女。

银发的女人犹如一个按摩高手，她一边唤着吴进军的名字，一边给病人抬腿抬胳膊，轮番做完这一切之后，她擀面似的啪啪啪啪地在那个叫吴进军的病人身上一顿敲打。光头说过，病人因为脑梗住院，做了股动脉穿刺造影手术后，脑袋里的状况好转多了。目前就是不能说话，半边无知觉。

董先生呢，我听到那个年轻的女人问她的哥哥。在银发女人长达半个小时的按摩里，我弄清楚了他们的关系，正在按摩的是病人的小姨子，站在一边束手无策的才是病人的老婆。而那四个年轻人，是病人的一双儿女和媳妇女婿。我喊他睡觉去了，忙了一个晚上怕是遭不住的。病人的老婆差不多哭了出来，这要好久才好得起来？

五

王月明躲过了最煎熬的术后八个小时，开始和高烧反反复复地较着劲。

接近中午的时候，光头一出现，吴进军的家属们都去外面吃饭了。我在厕所和抢救室之间来回跑，护士喊我给王月明物理降温，别指望退烧针，这烧得慢慢退。反正来来回回你得忙。后来医生也这么告诉我。看我在那把开水小心翼翼地添加到冷水盆子里，光头呵斥我说，你那么干累不累，发烧的人哪里怕冷，直接用冷水打湿帕子就可以了嘛。

我把毛巾放在王月明的额头上、肚皮上、脖子上、胳肢窝里，等它们都突突地开始热了，我又重新泡在盆子里。有好多次，我差不多打退堂鼓了，我感觉腰起不来，脖子也抬不起来了。最主要的是，我脑袋好像装着什么鸡零狗碎的东西，它严重影响我的思考。我不知道这样是为了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和王月明居然如此亲近。每当我睡在她的床尾，这个问题会像跳蚤一样蹿出来，叮我一小口。疼、痒，还有一种不可言状的难受。

我潜意识里还是叫他光头，可这里所有的人都喊他董先生。这个文雅还算有点档次的称谓怎么会栽到光头身上呢。白天的时候，我看见他换了一身油黄色的皮夹克，我认不出到底是什么货色，但那种油晃晃的光还是有几分成色的。其实，五十多岁的董先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老，除了那对金鱼般浮肿的眼睛令人有点不适。他快速跑动在住院部走廊上的时候，有点四十多岁男人的风范。

我很吃惊他竟然只是一名护工。神经内科住院部每天都活跃着好多个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护工，他们要么冷漠得像老王头家请的那个女护工，要么就谦卑地站在病房门口，看病人家属从他们身边经过。有好几次，我在开水房碰到一个穿着红色运动衣的男人，六十岁上下，原本正在接水的他会停止手中的动作，抱歉地对我笑笑，我马上就完，马上。后来，他又站在走廊里和我搭讪，我是农村来的，大姐不要笑话我啊。实际上，董先生说这个护工只有四十多岁，太看不起自己了，何必，何必。董先生说完这句话，我突然对“先生”这称呼了然于心，无师自通。

虽然这是抢救室，可一点不像抢救的地方，它是生与死的中转站，但又没那么要紧。和503相比，这里过于热闹，白天，董先生的病人床边会围着一圈家属，他们要么指手画脚，要么沉下眼皮怜悯地看着那个叫吴进军的老人。很多时候，他们把病房里的凳子霸占完了，顺便把过道也堵满了。换药水的时候，护士像驱赶苍蝇一样冲他们说，空气空气，病人不要活了，你们这样是不是盼着病人早走呢。这时大家才又让让，其中几个到过道继续商议大事去了。

吴家每有亲戚朋友前来看望，吴进军的老婆就说，老头子上个月还是好好的，那天只是到厨房洗了个碗，就一会儿工夫，竟然倒下去了。来的人往往就说，老年人啊，都是这个病，没得法，一来就来了，你再怎么保健怎么预防挡都挡不住。说完，他们就俯下身体冲吴进军喊，老吴，老吴，认得我不？偶尔，老吴轻轻动一下左边的拳头。我注意到，自从病人躺在病床后，左边的拳头一直紧紧捏着，好像在和谁较劲。

老吴的小姨子——那个银发女人，都是在上午出现。她只要一出现，老吴的腿啊胳膊啊就成了她的运动器械，高抬腿，左压，右拐，看得人眼花缭乱。王月明的眼睛能睁开一条缝儿的时候，她问我，那个按摩的多少钱？我没搭理她，拍拍床沿，回她：闭上眼睛，养神。

吴家的每个人都很积极，除了护工。董先生上午不知溜哪儿困觉之后，中午不得不现身，等他们吃完午饭，重新沉默地坐到一起，这时候董先生唉声叹气，像热锅上的蚂蚁，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他闲得好像一个过路的，看吴进军的老婆在床边忙忙碌碌，用棉签蘸水给老吴擦拭嘴角，用大号的吸痰器呼哧呼哧地给老吴吸痰，把尿袋里昏黄的尿液倒进盆里，液体一完，马上冲玻璃窗喊，护士，挂瓶。

有一次，趁老吴家的人没在，董先生歪着脑袋向我诉苦，这是请的哪门子护工，当我不存在。他把吴进军的铺盖揭开，露出屁股和大腿给我们看。我还是暗暗吃了一惊，吴进军就像被人揍了一顿，暗黄色的身体上不是淤青就是暗红色的色块，它们密集在一起，像一张宏伟规划的地图，让人惊心。董先生愤愤地说，这是整死人的节奏，不懂别装明白人。

终于有一天，董先生按捺不住了，他对吴家的女婿说，你家那个小姨，得赶快弄走，不然要害死你老丈人。你说说，有哪个病人愿意这样被人像个沙包似的折腾，东一锤子西一锤子的。你以为你当过护士长，就是医生啰，隔帽子远哦。据说，银发小姨以前在一个职工医院当过护士，这次来乐山看姐姐，撞到姐夫病了，于是自告奋勇要当一盘按摩师：你们别拦我，这方面我是专家。

老吴每次按摩的时候睁着一双大眼睛，说不上是享受还是难过，他的眼睛里时不时流下一滴泪，他老婆就赶紧抹了，带着哭腔说，老吴啊，赶快好嘛，我们回家去。吴家女婿有天对董先生说，你该高兴了，小姨妈依依不舍地上火车了。这家的女婿是个警察，那天穿了一身警服走进来，我还以为是找碴的。他笑嘻嘻地望着董先生，他肯定也被董先生的一本正经吸引住了，说完，他们两个都笑了。

一二三，腰，一二三，腿。董先生和警察女婿一使劲，老吴终于坐了起来。但坐和躺仅仅是换了个姿势而已，被脑梗迫害的病人僵直着脑袋，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一刻也不曾停息。我问老吴的老婆，叔叔是不是有肺病啊，出气这么粗？女人对我摇了摇头，说哪会，老头子以前没这毛病，都是脑袋出的问题。

王月明也能坐起来了。每天的发烧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医生说，这是正常的，就是胳膊被刮了，也要感染一阵，何况脑袋开那么大一口子。发烧就是和坏人作斗争，好人赢的机会肯定比较大。董先生的方子挺管用的，每天几大盆冷水，几下就把王月明身上燃烧的烈焰淋成了落汤鸡，虽然还会反复，但明显在气势上减弱了。

六

一天早上，我让张继生买了三个茶叶蛋，三盒光明牛奶，回来的时候我分了一份给董先生。他哦了半天，不知道说什么，最后哼哼了几句，这怎么好意思喃，咋个好意思嘛。我说没什么好不好意思的，你给我妈的方子很管用，我向董先生努了努嘴，王月明坐在床上，手里捧着稀饭吃得哧溜响。

茶叶蛋和光明牛奶让董先生没把我们当外人，不过，他也没拿陌生人当陌生人。他挺爱找张继生聊天的，尽管张继生每次都嗯啊哈地过去了，但丝毫不影响董先生眉飞色舞地神吹。他说，我三十七岁那年死过一次哦。我开辆运煤炭的货车，路过一个乡村路，嗖一下就“梭”到一口池塘里去了。别人把我弄出来送到医院，起码半小时了。他无比庄重地环顾了一下这间屋子，说，我就是在这家医院被医生唤醒的。董先生吞了一口口水，接着说，下面才是最重要的。

我和张继生都伸长了脖子，奇怪，董先生此刻好像一个江湖相面师，他说什么我们都信。三床的女家属也把脑袋伸了过来，她家的病人从抬进手术室连眼睛都没睁开过，和老吴一样，都是血块把管道死死堵住了。

董先生说，不要不信，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世界，人是不会死的。我死了之后啊，就是掉到池塘里到被医生叫醒的那半个小时，我还去了一个地方。董先生说这话时，小小的眼睛突然一亮，像金鱼遇到了一块饵，就那么忽闪忽闪的。我来到一个地方，像来过，又像从来没见过。几个老头在下棋，我在边上看，心像猴子抓，这棋子不该这么走啊，铁定要走成死棋。我在旁边咕噜，下棋的老头横了我一眼。我只好灰溜溜地走了。路上很热闹，东一群人西一群人，看上去得是朝集市上赶场。我一兴奋就想跟着他们走，结果没走几步，那些人就加快了步子，明显是不想搭理我。我生气了，不和你们玩，我个人回去得了。

董先生说，就这样，他就回去了。眼睛刚刚睁开，他回到了这家医院。张继生说，那天你要跟着老头子下棋，或者和那群人赶场去了，你就遭了。董先生点了点头，你说得对，这是命，跑不脱，阎王老子不会收我。

所以，你就到这家医院报恩了？我笑了。董先生有点不高兴，哪里的事，到这儿做护工，是我还得吃饭。他忽地吐了一口长气，就像忆苦思甜，我妈那年忽然中风，就像这样，董先生指了指老吴，抽了抽鼻子说，照顾了大半年，还是走了。我挺感谢我妈的，董先生的眼睛红了，那七八年我都漂在社会上鬼混，全靠老妈子几百块的退休金养活我。

我瞟了瞟董先生硕大的身躯，想象他说的鬼混的样子，他眉毛一竖眼睛一瞪，估计能吓走好几个壮汉。董先生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老妈走后，我得了抑郁症，想起啥子都觉得没意思。老婆呢，跟人跑了，儿子呢，光想从我这里刮钱，虽然，我这儿没得几颗米米。董先生叹着气，低着头，不过很快他就画风一转，高高兴兴地说，嘿，后来我上了趟乌尤寺，看到一本心经，一读就是一个月。原来，这就是人生啊，啥子都是无常，啥子都没有，一切都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哈哈，我一下子悟透了看穿了。

董先生说得很轻松，我说，你在讲故事了不是，那你怎么不去做和尚。董先生小眼睛一瞪，严肃地说，你怎么知道没有，我上辈子就是。

那天晚上，楼下零零星星地响起了一阵鞭炮，如果不是我支着耳朵把头艰难地探向那个高高的窗户，这声音根本就不算声音。就像半夜有人燃起了烟蒂，隐隐约约，又找不到主人。这样的动静，几乎每天都有，只不过白天的背景音太大了，到了夜晚，它显得重要起来，一下子就把你的心抓住了，跑都跑不掉。

第二天早上，董先生高兴地对我说，老吴的老婆一大早就来了，还给他带了一盒牛奶一个花卷一个鸡蛋，都是托你们的福。这医院真是藏不住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是谁说漏的嘴。

王月明是抢救室恢复最快的一个。每天，查房的医生都会吃惊这个开颅手术时间做得最长但也是恢复最快的一个。他们满意地观摩着这颗丰硕的成果，不是喊我妈抬腿就是自己摸索着爬起来。我估计那个漂亮的主治医生已经把王月明作为了自己的年度最佳手术案例，以后到市里或者省上参加经验交流，一定会派上用场。

而老吴就没那么幸运了。起先看到王月明像颗包裹严实的芒果，他们一家都会以无限沉痛悲怜的目光注视着她，现如今，他们默默打量着王月明，看她一天天消肿，先是可以动手动脚，再后来一个人坐起来，再到后来连氧气罩也不要，这时候，他们难以抑制内心的失望和不安，焦虑和恐惧浮现在老吴一家的脸上。老吴屁股和大腿由青变成紫红色，那么浓重的一大块，一天，老吴的老婆半遮半掩地把老吴身上发生的不幸展示给主治医生看，那名中年女医生立刻惊叫起来。很快，一个长得像台灯一样的红外线理疗仪出现在老吴面前。每天有接近二十分钟的时间，老吴裸露着脊背和屁股，等待一束阳光照亮着它们的主人。

比老吴家还泄气的是三床，它隔了老吴家那么大一个段位，以至于我常常忽视了它的存在。那个干巴巴的老头瘦成了一根藤，像一片叶子轻飘飘地贴在床上。他的眼睛一直闭着，但他的儿子媳妇却坚持说，刚刚他们喊爸爸，老人动了动眼皮子。老人的嘴微微张开，就像王月明曾经在503的邻床一样，让人觉得不祥。

有次我出门不到一小时，回来发现三床的脖子被拉了一个洞，张继生悄悄给我说，老头呼吸道不行了，医生做了切喉手术，以后吃饭喂药直接往里倒，连吸痰都一并解决了。三床的呼吸明显平稳了，我是说老人再也没有发出异常的声响。他默默地躺在那里，他的儿子和儿媳有些发愣，这似乎离他们的希望又远了一步。毕竟，连喉都开了，想想谁不怕呢。

七

老吴的女儿给他带了一朵红到滴血的玫瑰，是我喜欢的那种浓香型，隔着老远，那种浓缩到一起的香与甜噗地一下就钻到了鼻子里。

这是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女人，梳着两条小辫子，一身大朵小朵的花，把她捯饬成了一个花仙子。每个护士一走进来，都会夸张地动用鼻子寻找香源。小吴对她们也是对所有人说，老吴种的，他是个很好的花匠，家里的花园种满了老吴培植的花。

小吴的哥哥大吴每次来坐上很久，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很活跃，每个床的病人他都会问问，什么病啊多少岁了啥时进来的。时间长了久了，特别是老吴的病一直没动静，像泡在坛子里的酸菜，老不见味道，还在发臭，这就开始慌了。

大吴问董先生，今天我爸是不是没喘粗气了，心跳血压正常不正常。每天问完，他就长长地叹口气，好像那口气压在心里很久了。董先生每天都泡茶，来自峨眉山下某户自产自销家庭的叶子，一跌进水里就变黄了。这样的茶叶可以喝很久，比竹叶青强。董先生偶尔拿出一小包铁观音，说是哪个病室的老板给的。他问大吴要不要尝一袋，大吴别过脸去，不知道是听见了还是没听见。

董先生说吃饭最好去外面，又便宜品种还多。医院食堂是吃够了，一盘苋菜，能吃出满嘴的沙，那天我还是咬着牙吃完了。和王月明生活，我养成了滴水不漏的毛病，剩菜剩饭从来没倒过，我很想摆脱这种穷人的酸相，但无奈的是，就像张继生，说了一百遍还是照样朝墙角蹲。

听了董先生的劝告，我也到医院门口卖快餐的那里要了一份十块的快餐，两荤两素一个汤。老远，我看见董先生来了，他对我点点头，对卖饭的胖子说，以后给这位小妹多添点硬货哈。胖子不作声，问董先生，还是老规矩？我看到董先生递给胖子六元，然后自顾到小推车上的甑子那舀饭去了。吃完饭，我凑到董先生那儿一瞄，有些吃惊地啊了一声，想不到这个力大如牛的家伙，居然全部吃素。有什么好奇怪的，董先生慢慢嚼着一片青菜叶子，我都能听到纤维划过牙齿的声音，他说，六元三个素菜带一个汤，便宜还减肥。

董先生吃素一年了，而他到这家医院做护工满打满算也是一年。董先生给我算了一笔账，照顾病人一天一百五十，运气好一个月都能揽到活儿，也就是四千五，扣除了缴纳社保的钱和一天三顿的吃喝，他还得存上一小笔养老。你看我有高血压，我一激动收缩压少说也跑到两百去了，这是要命的事。他看老吴软塌塌地倒在病床上，睁着眼睛看他，就冲老头喊了一句，老吴，你说是不是，我不节约点，哪有你躺在这儿舒服。董先生憋着一口气说，唉，一个人，说好也好，说不好，也得赖活着。

对于吃素这个问题，我和董先生探讨过，我想着法儿要他承认吃素是因为经济问题，但按照他的意思，这居然事关生态和环保。你说吃肉有什么好的，一只鸡有一只鸡的苦恼，一只鸭有一只鸭的痛苦，刚刚从肚皮头出来，就开始灌饲料激素，要不到十天半个月，就跑我们肚皮头去了。我们也成鸡鸭肥猪了。你闻过鸡蛋的味道没，不管是土的洋的，都一股子腥臭味，这些没见过阳光的东东，能吃？我说那菜叶子还有农药呢，不吃你就等死。董先生不服气地说，这是早死和迟死的问题，菜叶子的毒和动物身上的毒是两回事，它可以被人类自行释放，或者说影响根本不大。董先生对我们的争论调动起了全部的热情，他拍了拍鼓出身体之外的大肚子，吃素一年，我虽然没瘦下来，但脑袋和心里清醒了很多。

一天晚上，老吴的老婆前脚刚走，儿子媳妇正准备拎了口袋走人，老吴的心电监控器就呜啦呜啦响个不停。我以为哪儿着火了，一下子从床上跳下来。大吴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老吴，老吴胸口像正在使用心脏除颤器，整个身体都晃动起来。在抢救室这么多天，这是老吴第一次使出这么大的劲，他大口大口地出着气。情况不妙。我眼睛死死盯着那台关不掉一阵怪叫的机器盒子，上面明晃晃的，老吴的心跳跑到一百八，正往两百的路上狂奔。

董先生董先生，大吴喊的不是医生而是董先生，董先生从厕所那边跑过来，嘴巴上全是牙膏沫子。医生护士都来了。

折腾了一两个小时，老吴终于安静下来，他累得够呛，身体的力气耗尽之后，他还得睁着一双合不上的眼睛。这要多累啊。大吴的老婆也安静下来，当她的公公在与死神做垂死搏斗之际，她吓得抱紧同样手足无措的老公，啊啊啊的，叫个不停。等到一切风轻云淡，黑暗像张捕鱼的网撒到抢救室的江面上，她才慢慢平息。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看我们，太吓人了。

大吴有天递了一支烟给董先生，他说，也不知道能不能戒了，还有酒。他和董先生一样体格强健，是年轻版本的董先生。这戒了吧，不至于遭罪。大吴心事重重地看着一动不动的老吴，他感觉他的心脏都快沉到脚底了。他说，他爸就是烟迷加酒鬼，脂肪肝血脂高，这生病才晓得一切都是罪恶之源。不过，要真的戒了，这人生还有啥意思。大吴悻悻的，他盼望着董先生嘴巴里能倒出点合乎他想法的句子来，可董先生只嗯了一声。接过香烟的董先生朝走廊上走，我估计他没办法回答这个两难的问题。

八

和董先生要好的是乾师傅，每天他都要到抢救室串门。只要有人在门口打起哈哈，我就知道乾师傅来了，这是一个快乐的老头，董先生也快乐，但不如乾师傅来得潇洒。有好几次，我在外面的快餐摊吃饭，就会看见乾师傅提着几颗菜，晃晃悠悠地和水果摊上的贩子、卖面的大叔大爷打招呼。董先生说，他当然安逸咯，我经佑的是活人，他经佑的是死人，照顾不照顾都一样。

我对这个医院充满了好奇，这在以前绝对是个神话。王月明说我生错了地方，应该掉到羊圈里去，只有羊看上去温柔，其实都是假象，骨子里懒得不想动弹，嘴巴还想着吃草，主人挥一鞭子，才晓得往前跑两步。我不理解王月明为什么拿羊和我凑到一起，我原以为她要说猪，可她到底没这么埋汰我。我对这个世界无法产生直接的兴趣那倒是真的，这点，和羊有半毛钱关系吗？

路过乾师傅的普通病室，我常常见到老头子在打盹，旁边那张床露出一颗头，一双和棍子一样直楞楞瘦筋筋的小腿。那颗头和抢救室三床的病人一样，安静得像个玩偶，而一双惊惧的眼睛，则又像老吴，瞪得比鱼还大。乾师傅说，小伙子从塔吊上掉下来就成这样了，好在肇事方还有人性，每个月都会朝小伙子老婆那儿打款。这都医了好几十万了，乾师傅淡淡地说，不过我也只见过他老婆一面，答应钱少不了我的。

我那天看见乾师傅的时候，他正在使用榨汁机，绿色的汁液在透明的塑料机壳里飞快地旋转。这是啥子好东西？乾师傅说，啥子好东西哦，就是芹菜叶子，听说这玩意儿喝了好拉屎。他指了指床上的病人，每天都换着法儿给他喂东西，他舒服了我才舒服。那天，在乾师傅背后的阳台上，我听到起伏的呼噜声，它们有节制地一高一低，像一个人走过了一座山又蹚过了一条河，声势浩大。这个声音属于董先生。原来，这是他每个上午补瞌睡的地方。

董先生也有泄气的时候，一天中午他没来得及吃饭，医院管护工的头儿把他叫了去。很久了董先生才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进来。他唉声叹气，这和以前照顾老吴闲得发慌表现出的难受截然不同。他说，老子遭告了，龟儿子硬是看我不舒服迈。原来，护工头儿对董先生说，有人反映你不好好干活，东家西家聊长短，以后做该干的事，不该干的别当白火石。董先生学这话的时候我脸红了，我想起那天医生临时喊王月明去CT室拍片，我推不动病床，只好让董先生帮忙。

董先生坐在那里猜来猜去，最后他觉得有可能是老吴家干的。看老吴的老婆端着尿盆子走进来，他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是你迈？老吴老婆愣了半天，把事情搞明白了赶快给儿子女儿打电话。打完电话，她可怜兮兮地说，董先生，别误会哦，不是我们告的。你经佑老吴这么辛苦，我们感谢都搞不赢呐。

这事很快就过去了，事后好像没人过问，护工的头儿也没理睬，董先生也很快忘记了。乾师傅却还记得，每次都说，老董啊，脑壳头经常绷根弦，把细做事没得拐。在这个医院，或许只有乾师傅叫董先生老董，乾师傅对我说，老董做事钻牛角尖，没有世故，被人整是迟早的事。比如，他说，病人发烧，护工一般都使用的温水，那种温突突让人浑身舒服的那种，可他，老董却非用冷水。把病人弄死了怎么办，烧退不下来咋整。医生家属喊你咋个就咋个，千万不要反倒来。医生做错的，归根结底是医生的事，和你护工无关。总之，你自作主张就是不对。

但董先生背后也对乾师傅摇摇头，这个一根筋，不适合照顾病人，病人在他手里，好得起来才是怪事。

老吴的老婆有点怕董先生半路撤退，时不时给董先生拎点小礼物来，有时是几个大苹果，有时一个柚子，要不然是一袋饼干。董先生如果收下了，总会大方地喊张继生和我，来一个来一个，分享才是硬道理。老吴一家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据说不久前有个普通病室住进来一个患了老年痴呆的太婆，本来由一个女儿照顾，后来女儿实在熬不住了，通过外边的关系找了一个护工。这个护工平时倒是笑嘻嘻的，女儿一走，立马换脸，对太婆不闻不问，晚上睡熟了被太婆唤醒，还会吆五喝六地大骂。被临床的家属毅然揭发后，那个女儿哭着把老妈接回了家。

很多病室都流传着这个故事，尤其是在护工的圈子里。董先生经常说，护工还是要在医院本部找，好像在给医院的物业打小广告。董先生说，我都是培训了几个月才上手的哦。在老吴一家那里，这个故事有另外的内涵，对于像老吴这样的案例，体积大，起码一百五六，没有像董先生这样的体格，谁有资格拿捏得住。何况，人家董先生从来没有偷懒过，这个信息老吴老婆是从我这获得的。她有绝对的理由相信我，每次看到我帮王月明接屎端尿，捞牙齿缝里的菜叶子，她就在一边啧啧地赞叹。

五楼的护士特别喜欢董先生，但玩笑不超过三句，一超过三句，董先生就顺着竿子往上爬，扯远了。自己换输液瓶，用吸痰器给老吴吸痰，包括打整嘴巴里的浓痰、唾沫，这些，董先生一个人包了。

那天晚上，老吴挂了一瓶脂肪乳补充营养。那瓶白得和酸奶差不多的凝固物稳稳地吊在老吴头上，每一滴脂肪乳，睁着眼睛不闭上，得有好一会才掉得下来。已经快一点了，董先生悲伤地吁了口气，他知道，这又是一个漫漫长夜。突然，他坐了起来，忘记吃高血压的药了。他把脸凑到老吴眼前，很深沉地说，看，你也不提醒下我，我倒下了你咋办。

九

春天来了，不过是一阵风的时间。

在走廊窗户那，我看到一棵树开了花，有点像辛夷，但全身挤满了叶子。我使劲摇了摇窗户，被谁锁死了。我愤愤地说，真缺德，连点空气也不给，还让不让人活。说完这话，突然发现它们都好熟悉。走廊上，好几个病人在学习走路，歪着脑袋，拄着棍子，要么摇摇晃晃地扶着墙，边走边歇气。

张继生从楼下上来时，给我报告说那花不香，叶子和橡皮树一样，好看不中用，是个绣花枕头。我默默地靠在窗户边上，看着那一朵一朵的白花奋力地从叶子缝里挤出来，一副费力的样子。几个病人坐在树下的木头座椅上，无声地望着这边。

不说不知道，知道真相后我更压抑了。董先生对我的好奇感到奇怪，他说，你妈进来之前神经内科住院部有个男人跳楼了。他指了指那扇窗户，就是刚才我向那棵树行注目礼的地方。为什么跳楼？董先生把眼睛往走廊中间的大墙壁一斜，这层楼不只住着你妈老吴这些脑壳里受伤的病人，还有……董先生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那里面好像有个东西，本来很隐蔽地蹲守在那里，此刻被董先生像弹簧球一样扔了出来。

我突然想起在503病房，我也每天朝窗户外看世界。和抢救室不一样，抢救室的大窗户外是门诊部大楼，还有一块高高的平台，平时很少能见到东西。只有一天晚上打雷，起风，几棵大树的影子摇摇晃晃地直逼病房，就像真的一样，把我吓得心脏起码跳到一百二。503的外面有一条小路，小路边上是一个围着铁栏杆的院子。每天早上，一群穿着病号服的男人陆续从楼房里走出，在院子里跳小苹果。小苹果的声音和广场上发出的噪音完全不同，这些懒洋洋的男人，左边几下，右边几下，忽略掉声音，你还以为他们在做广播体操。而砰砰砰喀喀喀的声音，让这座死气沉沉的医院一下子活了过来，活色生香。

董先生像个万事通，把我对神经内科的所有疑惑都衔接起来了。他说，你所看到的，正如你所好奇的一样，他们的确有点与众不同。那些跳着小苹果的男人，原来是精神病患者。董先生说，五楼不过是中转站而已，等到有些人的病没法在这里解决，就只好到对面的精神大院去，跳小苹果，做广播体操。董先生把我想说的话都说了出来。

这天晚上，离护士站最近的一间病房来了一个老人。人还没有在床上落定，护士的输液针还没有扎上去，一阵阵如同鞭炮的声音就乍然响起。老人是峨眉山附近的口音，带着浓重的乡土味，她先是骂娘，再就是骂老公，最后骂起了儿子儿媳妇。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谁都可以听出来。我大致勾勒了下她的外貌，然后跑过去看，和我估计的没有两样。老人白花花的头发，梳着两条乡下女人从姑娘开始留到老年的辫子。只见她口中念念有词，当声音高过一阵之后，慢慢缓和下来。我惊叹于她对音律的掌握，实际上，她并没有完全失去理智，在声音过度消耗她的体力之后，她知道缓一缓，换一种方式保存体力。果不其然，仅仅念念有词了几分钟，她又开始情绪高昂，好像刚刚打了一针鸡血。

一个晚上，这个老人骂完又唱，唱完又骂，唱的是乡下的一种戏曲，拖拖拉拉的声音，也像哭丧时发出的低鸣，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医生的镇静剂似乎一个晚上都没敌得过这个老人的坚定，我快要睡着的时候，甚至觉得她穿着她的那件花得晃人眼睛的袄子，从铺盖窝里翻身而起，跑到了走廊上。

几天后经过老人的病房时，她已经完全是一个正常人了。端着一个碗，往嘴巴里一口一口地送饭，眼睛享受地盯着墙壁上挂着的电视机。

当一个人关注到一件事情之后，这件事就会源源不断给你提供素材，最后，这个世界就只剩下这件事了。

走廊里我常常遇到一个老头，戴着深蓝色的毛线帽，衣服穿得歪歪咧咧。有时候是他儿子扶着他，有时就他一个人。在医院待久了，我觉得自己拥有了某种神通，只需瞟上一眼，就能猜到某某人和某某人的身份。老头也喜欢念念有词，在他眼前，仿佛一直立着一个对话者，而那个对话者，肯定没那么好玩。

老头最喜欢的人不是他儿子，而是路过的每一个护士。他跟着出现在走廊上的任何一个护士的后面，跌跌撞撞，像个做错事得不到家长认可的孩子。有一次，他站在走廊上用尽力气喊，抢人咯抢人咯，旁边的人问他，谁要抢你。他就指着虚空，畏惧地说，他们他们。问的人笑笑，走了。只有一个护士走过去，哄孩子似的说，走，我们回去，你钱呢？老头小心翼翼地看看四周，指着自己的衣服口袋，它们在这儿。那就好，你藏好点嘛，我送你回去。看到护士笑眯眯的，老头放心了，跟着走了。

每天，走廊两边的病房总会发生点什么事，借此证明这里是鲜活的热闹的，并非专为垂死者准备。一个年轻的干巴巴的男人刚刚还好端端地站在护士站那，因为他似笑非笑、心不在焉的样子，透过抢救室那扇藏不住秘密的窗户，我对他多看了几眼。这才过了没几分钟，这个年轻的男人就倒在病房的地下，浑身抽筋，脸上做出难受的样子。有人说，他犯病了。有人说，这是癫痫。有人说，他在装病。又有人说，赶快叫护士。

护士过来了，有点不耐烦地说，又怎么啦？年轻的男人还是倒在地上，四肢不断抽动着，嘴角像有人提着，不断向上拉动。护士拍拍他的背，没有多问什么，转身就走了。

过了好一会，男人慢慢爬了起来，嘴角干干净净，一点痛苦的后遗症都没留下。

董先生从来不看热闹，就算是那个老人第一天入院骂完全家，他也只是忙自己的事，不然就坐在凳子上像头象一样打盹。

习惯了就好了，董先生说，住院部这个世界和外边的没有什么不同，虽然它有时沉闷得让人绝望。不过，董先生说，我可不绝望，我是绝不会从那扇窗户跳下去的。人生多有趣啊，他咧着嘴，一顿六元的素菜，想起来还是美味的。他咂咂嘴巴，话锋一转，有点不高兴地说，做护工这行，碰到不少好人，可惜就是转身之缘。等相处得有感情了，人却要走了。

十

我和王月明终于坐到了那棵一身开着花的树下。张继生没有骗我，这花一点香味也没有，就是好看，大瓣大瓣的花朵，白里泛着一点粉红，就像一个乡间妇人，你夸她一句好看，脸腾地一下就红了。

那天阳光真好，明晃晃的太阳照耀在王月明的脸上，要不是她戴着一顶我从沃尔玛挑到的灰白色的圆口帽，阳光会在她斑驳的脑袋上安抚一下。买帽子这个决定我是从一个同样做了开颅手术的患者那里获得的，她比王月明先做完手术，之前我还问过她女儿，比如危险不危险啊，预后情况怎么样，诸如此类的问题。她女儿会艰难地想很久，这个你得问医生，反正我妈这是第二次开颅了，人有点傻。我脑子里跑过了一千头烈马，看看那个戴着帽子的女人，脸部浮肿，一双眼睛直勾勾望着我。

王月明从来没有拿直勾勾的眼睛看过我，做完手术之后，她变得和蔼可亲，甚至有点黏我。我常常端详她，试图从毛孔深入下去，期望能证明一点什么，比如开颅对一个人性格特征的改变。像那个病人女儿说的那样，王月明在智商这个问题上，起码下降了五分之一。这五分之一表现在对待我和张继生的态度上，她如果准备从床上起身，会向我们招招手，亲热地说，扶我一下哦。有一次，王月明的尿袋满了，我忘记给换了，护士惊叉叉地叫唤道，哎呀，你妈尿袋要胀破了。本来没什么好笑的，可王月明不管不顾笑个不停，就像有人挠了她的胳肢窝。

现在，王月明坐在我旁边。我不怀好意地把小时候的问题抛给她。妈，你说，都住院这么久了，爸爸怎么不来看你呢？我看到王月明眼睛里对面住院大楼的剪影，它们沉默而安定，春日的阳光热烈地扑面而来，王月明的毛孔里浮现出油与汗的结合物。王月明没有理我。

我们对面坐着一个穿着邋遢的妇女，看样子得有五十岁。她抱着一个裹单有点脏的一岁大的孩子，像是孙子。这一老一少在椅子上大声地说着话，当然，孩子也说，不过咿咿呀呀。说完话，妇女把一颗糖咬在嘴里，细细地，慢慢地，孩子就睁大眼睛羡慕地望着她，嘴角边很快挂起了一溜长长的口水。我还没反应过来，妇女就把嘴里的咀嚼物掏了出来，放在手心里。我以前养过一只猫，当它还是幼猫的时候，我怕它消化不良，也会把嚼烂后的玉米渣子喂它。现在我看到这个妇女也是这样，那个孩子舔着嘴巴，他一定以为这就是人生最大的美味。

王月明说话了，她嗬嗬嗬的，好像想起了一件事情。她对我说，真真，不只糖，以前我也这样给你喂过饭和花生呢。王月明嘴巴动动，慢慢地回味。而我，稍微有点反胃。

在太阳下晒了一会，我感觉好多了。

从抢救室搬到普通病房是在王月明手术后的的第十一天，这和她等待手术的时间是一样的。重新回到普通病房，我和张继生觉得过了漫长的一年。张继生睡眠严重不足，眼眶发黑，有一天，他居然在和我说话的时候睡着了。我叫他回家睡，他不干，说再等等，再等等你妈就出院了。

董先生不时抽空跑过来看看我妈，他说，等到五一，你妈该出院了。

五一其实快到了，五楼的每个病房每天总有人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或者钢丝床，准备出院。老吴一家则更忙碌了，老吴的老婆那天流着眼泪走过来对我说，老吴也做了切喉手术，据说肺部感染严重。抢救室王月明睡过的那张床还空着，五一要到了，有病的人都挺着，挨过这几天再来。老吴那种呼哧呼哧的声音终于消失了，不过我感到兆头不好，病房里静悄悄的，唯一的笑声传来，那是外面护士站女护士们的声音。马上中午了，她们在商量吃小火锅还是日料。

我和张继生在外面一个餐馆开了一顿像样的伙食，算是对王月明即将出院的庆祝。回来的路上，碰到打快餐的董先生。他喜气洋洋，像捡了一块宝，他说，大吴要请他们的客，医院外有家自助火锅，每人二十四元，随便吃。大吴给了他五十元，喊董先生和乾师傅一起去。我对张继生说，一人二十四元，两人四十八元，再加上火锅底料和米饭钱，五十元肯定不够哦。张继生笑我替古人担忧，不够的钱自己不晓得贴补啊。吴家再怎么说，还算是一个好主顾。

那天夜里，我又进入了那条幽深黑暗的甬道。还是那张脸，还是那个男人，他把头慢慢伸向我，应该是想看清楚我，也或许是想问我点什么。此刻，我轻轻吐出一口气，全身放松，就像之前我在瑜伽课上学习到的那样。我像块已经被扔出去老远的铅球，静静地躺着，不动弹，不努力，不挣扎。我知道，只要全然接受这所有的恐惧和痛苦，一切都会烟消云散。在黑暗中，我等待自己的苏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