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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阿诗玛》

民间长诗是指由民众集体创作、长期流传于民间的长篇韵文类作品，大多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一些地方也称为“故事歌”；少数侧重抒情，但也有一定的叙事成分。在一些教科书里，民间长诗包括史诗、抒情长诗、叙事长诗三大类，有的还纳入哲理长诗。“大系”中“史诗”大类移出另立，“民间长诗”部分主要包括民间抒情长诗、民间叙事长诗两大类（壮、侗等民族还有少许哲理长诗），一些学者将这两大类长诗合称为民间抒情叙事长诗，也是一种尝试。

中国各民族民间长诗蕴藏丰富，流传广泛。尤其一些少数民族有以歌代言的传统，他们的叙事长诗犹如汉族的长篇小说，在本民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如傣族有著名的“五大诗王”，在其本民族中相当于汉族四大名著，影响深远。新中国成立以后，彝族长诗《阿诗玛》、傣族长诗《召树屯》分别拍摄成电影《阿诗玛》与《孔雀公主》，公映后几乎家喻户晓。彝族长诗《阿诗玛》并被翻译成英、法、日、韩、俄、德、捷克、罗马尼亚等文字，在世界各地有30多种译本，成为中国民间文学中最具有世界知名度的作品之一。

民间长诗两大类中，从题材内容来看，民间抒情长诗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聚焦于爱情婚姻，多表现青年男女反抗买卖包办婚姻，如彝族《妈妈的女儿》；一类专注于社会生活，多反映民众生活苦情，如白族《鸿雁带书》。

民间叙事长诗大致分为四类：一、人物叙事长诗，围绕一个中心人物展开叙事，如蒙古族《嘎达梅林》、汉族《华抱山》；二、史事叙事长诗，围绕某一事件展开叙事，如彝族《南诏国的宫灯》；三、爱情婚姻长诗，围绕男女主人公曲折的爱情故事展开，如维吾尔族《艾里甫和赛乃姆》、傣族《娥并与桑洛》；四、日常生活长诗，表现人们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如汉族《赶马调》。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各地区各民族民间文艺工作者搜集、整理、刊印、出版了数量可观的民间长诗作品，为“大系”民间长诗卷的编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这些作品以不同的形式散存各地，不少还是手抄、内部资料本，出版物也多为选本，不能全面、充分地反映我国各民族民间长诗的丰富蕴藏。“大系”民间长诗卷的编纂弥补了这一缺陷。

“大系”民间长诗卷的编纂原则是：尊重既有，补齐补全；充分尊重前人的成果，避免重复工作；统筹兼顾，系统编纂；既要考虑作品所具有的地域文化的代表性、多样性，也要考虑体裁与题材种类的全面性、系统性，同时还要考虑到各地区、各民族的均衡性；专业编纂，科学分工，实现搜集、注释、遴选、编纂工作的专业化与科学化；尊重传统，忠实呈现，对有代表性的、内容与形式较为优秀者都应收入；对于那些影响深远，即使略有不符合当下的地方，只要是民间口头创作，也应全面记录，保持信息完整；要忠实保持民间长诗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所收作品要标明讲述者、整理者、流传地区、收集时间、地点等；作品中的方言土语、风土习俗、特殊用语和时代烙印要尽量保留。

在各省卷本的排序上，以各体裁在当地影响力的大小为原则，大者在先，小者在后；同一体裁作品排序，以面世时间先后为原则，早者在先，晚者在后。要求为重要讲述人立传，详细记录其个人生活史，尤其注重其长诗语料库的形成过程、讲述特色以及对长诗内容的认识。要求尊重方言，科学注释，对那些难懂的方言土语可以进行必要的注释和说明。要求记录相关民俗活动，如特定的节日、民俗活动、特定的场合、什么样的方式传承等。

作品选材上，注意选择主题思想积极和主题思想无害的作品，并充分尊重当地民众的价值观，选择在内容、形式、风格和类型等方面具有地方文化或民族文化代表性的作品。在同一作品的不同异文中，选择其中最完整、最优秀、最有特色的。

此次“大系”民间长诗卷选择了云南、湖北、新疆等省份卷作为示范试点地区，是经过综合考量并具有历史和现实依据及调查研究成果基础的。云南各民族民间长诗蕴藏丰富，民间文学作品搜集具有优良的传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被迫迁徙到西南边疆。在缺少典籍的情况下，西南联大等学校大批人文学者转而对云南等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展开田野调查和综合研究。他们吸收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训诂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和方法，将其融为一体，收集了许多珍贵的资料，撰写了不少有质量的学术论著和调查报告。新中国成立以后，云南民间长诗的搜集继承了这样的传统，在深入搜集的同时，往往还附带写出调查报告式的关于流传语境等要素的描述。这也反映到了“大系”民间长诗卷上，成为云南卷编纂工作的一大特点和新收获。

“大系”民间长诗卷收录了大量的经典性作品。如云南卷的《阿诗玛》采录其实很早。19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在云南路南调查时发现了长诗《阿诗玛》，回国以后于1898年发表《撒尼倮倮》一文，引用了一大段这首诗歌。1950年，杨放以《圭山撒尼人的叙事诗〈阿斯玛〉——献给撒尼人的兄弟姐妹们》为标题，将其发表在《诗歌与散文》9月号上。随后，朱德普整理的《美丽的阿斯玛》发表。1953年5月，黄铁、杨知勇、刘绮、公刘等人在圭山地区经过两个半月的深入生活，收集到《阿诗玛》20份异文，在这20份异文的基础上整理出来《阿诗玛》整理本，1954年1月30日首发于当天的《云南日报》，之后单行本也相继出版发行。1959年，由时任云南大学校长的李广田重新整理出一个版本出版。这也是国内流传最广并走向世界的版本，“大系”云南民间长诗卷也选用了此版本。2004年8月6日至8月9日，中央民族大学与石林彝族自治县政府在石林联合举行了“阿诗玛国际学术研讨会”，日本学者樱井龙彦在会上说，《阿诗玛》是地方性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升华为国家性的“国民文化”最成功最典型的例子。《阿诗玛》之所以能实现这样的升华，关键在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政策促成了《阿诗玛》的升华。而在升华的过程中，20世纪50年代对《阿诗玛》的搜集整理工作功不可没。《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等也许不一定为日本孩子所知，但阿诗玛却为日本孩子所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