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9年新年将至之时，远在武汉的五姐从微信上发来照片──一件已经褪了色的婴儿穿的小红夹祅，我一眼认出，那是我出生后穿过的，算一算，至今已近七十年。

父亲在世时告诉我，1951年元旦将至时他很兴奋。那时他和几位同仁在天津海河东浮桥（金汤桥）旁开了间粮米店，店名叫“一心”，意求合力同心做好生意。父亲说他之所以兴奋，一是解放了不再提心吊胆了，早先家在东北闹胡子（土匪）；二是只要遵纪守法买卖公平，日子准能一天比一天过得好；三是我母亲将要生产，邻居们都说是男孩。果真如此，在已有五个女儿之后，父亲将老来得子！你说，他怎能不兴奋？

虎年腊月的瑞雪，飘落在天津老城内外，东浮桥下的冰面洁白如玉，新年前的娘娘宫（天后宫）前人流如潮，父亲身着从东北穿来的旧黑棉袍，从“一心”来宫前大街，买了香进去点燃，期盼新的一年有好运──得儿子，生意旺！

如愿也！才过新年九天，我就在娘娘宫旁的水阁医院出生，于是也就有了那件小红夹袄。那一年，“一心”的生意很好，众人喜气洋洋。父亲说，新年许心愿，全年都顺当。往后，每个新年，父亲都备下一桌丰盛的饭菜，与全家人同乐。

转眼1956年的新年又至，新年新气象，经过一年的奋斗，父亲等人自办的来料加工作坊顺风顺水，几盘手摇捣子黑白不停地砸“山字”（收音机山字形磁体），生活就在捣子发出的咯噔咯噔声中步步高。东马路“一品香”糕点店里，有大小八件槽子糕，新年前夜，四姐带五姐和我去买回来，男女老少就在灯光通明的堂屋作坊间品尝。我从小就不馋，啥好东西也吃点就够。我更愿意在新年将至的灯光里，和小伙伴在院里藏猫猫、数星星，然后朦朦胧胧地想：新年新年多多来，多多来了，我就长大了，长大了，就能干大人的事，可以挣钱买更多的点心给大家吃。

岁月不居。转眼我早已成人，落户塞北，并以一家之主的身份迎接新年。1978年的最后几天，我亦是在兴奋与忙碌中度过的，一旦稍有空闲，就思绪不断，兴奋点就在渴望新年快快到来，并对新的一年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从此不必再神经紧张地工作和生活，不必年年填表，为家庭出身和老人的历史而担惊受怕。须知这类包袱曾压得多少人多少年里抬不起头。而1979年的新年，犹如春天惊雷打散雾障，拨云见日，从此我们可以仰首做人、坦然做事了。

还有一宗，我将为人父，妻子的预产期在元月八日。老人都不在身边，我必须为此做好一切准备。从新年第一天开始，我一边写讲稿，为新学期解读三中全会精神备课。同时，又要把饭菜做好，炉火烧旺，随时准备迎接家中新成员的到来。1月8日到了，去医院却又不生，熬到9日凌晨一点，女儿出生了！忽然间，我惊愕了──我俩生日竟然都是1月9日！

北国冰封，腊梅初绽，2019年的新年到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年近七十的我，如今对这句诗又有新悟──时代发展，老骥不老。我十年前学会开车，自驾出游何止千里？昔者地隅偏远出行不便的承德，不仅有了机场，通往北京、沈阳的高铁来年就要开通，而我家就在高铁站附近。站在高层窗前，背靠滦河面对青山，只见高铁从半山腰穿云飞出，如利剑出鞘，如此景象，正是祖国强盛、人民幸福的写照，新的一年，更多的变化，哪里是我这老汉能想象得出来的。

话说回来，那件70年前的小红祅能保存至今，实为当年经济条件所限，我穿过后，众外甥还要穿。五姐毕业后分配到江西大山深处的兵工厂，结婚成家了，母亲把所有的小衣服都收到一起。记得很清楚，那是1971年的新年前，在请假回津看望生病的父亲后，我送五姐去西站回江西，箱里就有那件小红袄。车开动，五姐隔着车窗挥手、流泪，我亦流泪。出站后我又奔东站，去我插队的塞北，那一时也想过，新年过后就进腊月，为何又要离开天津呢？但不行……想想运动的几年间，个人和家庭的变故，令我有些沮丧，世事艰难，何时是个头儿？不过，当我来到海河边，看见遥远的天际线，心情却渐渐豁亮起来──看不见，无论世事多么艰辛，新年的曙光不是又照常来到人间！只要有新年，就有希望，那就迎着新年祝福，大步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