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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戏谑中被误读的“90后”

来源:文艺报 | 吕伟毅  2019年04月17日09:07

随着青春题材电视剧《青春斗》在两大卫视和网络视频平台的播出,引发观众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的两极化评价。在舆论的声潮中,人们往往过度聚焦于对演员或导演本身的评判,而忽略了从故事意图意义和价值预设等视点出发对本剧进行综合分析评述。《奋斗》《我的青春谁做主》《北京青年》等青春题材电视剧,通过“80后”代际群体的视角,来描绘一群青年在北京等大都市奋斗的生活图景。而《青春斗》也试图复刻此前的青春剧模式,但是却没有切入当下“90后”代际群体的真实生活,甚至将他们的存在空间囿于肤浅的情感关系之中,尚未有效将不同代际群体的社会心态与叙事文本逻辑相结合,因而导致剧作呈现出与当下现实间的割裂与矛盾,引发不同的评价声音。

“90后”代际群体标志性事件的匮乏与缺失。国内学者孙承健曾在《电影、社会与观众》一书中说:“‘标志性事件’作为构成个人与群体‘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受众先前知识与经验的形成,必然会在无意识层面潜移默化地发生重要的作用。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社会群体而言,先前的知识与经验对于受众的观影体验及其接受认同,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实际上,对观众而言,如何在心理层面产生接受认同,采取的叙事策略之一,即借助带有共同记忆的标志性事件,勾连起大众共有的人生体验。反观《青春斗》整体的情节建构脉络,仅仅从主人公们的大学生活切入,虽对职场生活略有描述,但并非重点。无论是向真自私无赖的生活态度、钱贝贝自我蛮横的处事方式、于慧盲目的创业自信、丁兰被捆绑于家庭和自我追求的困境,亦或晋小妮懦弱摇摆的情感选择,这些略显拧巴的人物设置,以及符号化的人物性格,实质是对“90后”的误读。另外,架空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环境显然也带来一种“出戏感”,难以引发观众的共鸣。

未被撕去的刻板标签。同样,《青春斗》的主要人物在价值预设层面,已然与当下“90后”群体的价值观念产生矛盾。众所周知,互联网语境下成长的“90后”,出生于中国市场化经济崛起的时代环境之中,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其核心生存空间也由乡土社会转入都市社会。而彼时身为社会评价系统中的其他代际群体,由于传统的思维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将“90后”群体贴上自我、叛逆、玩世不恭、没礼貌等等刻板标签,但随着“90后”逐渐步入社会,进入职场和家庭,他们身上的固化标签正被撕去。但是在《青春斗》的故事文本中,仍携带着对“90后”是垮掉一代的刻板印象,显然并未真正参照当下的社会现实。

人物互动关系的模式化书写。在《青春斗》中,以男女情感为核心的人物关系,又联系着“梦想与奋斗”话语逻辑下的生存现状,试图勾勒出类似于《奋斗》所呈现的乌托邦生活。但是,剧中过度集中于女性角色的情感生活,导致“斗”字失去原有意味。无论是面对一段新恋情的发展,或是旧恋情的纠缠,人物关系总在恋情层面打转。无论是向真对前男友赵聪的难以忘怀、钱贝贝对程宇的热恋与冷漠抛弃、晋小妮对于凡背叛行为的再三忍让、丁兰对曾海鸣的无视淡然等等,主人公们基于“自私”为起点的自我认知,已然将每一段情感关系都逼入绝境,但剧作者又让这种绝境延续下去,忽视了观众心理的接受度。该剧既匮乏人物前史与存在状态的铺垫,也缺少对人物本身欲望匮乏或人性弱点的描述,因此三分钟坠入爱河、五分钟说分手、几天就谈婚论嫁般的情感关系,加之台词的苍白与无力,显然很难博得观众的情感认同。并且,无论是观众群体,抑或互动对象,显然都要忍受女主角们无理取闹和自私任性的坏脾气。至此,观众的观看过程非但没有得到情绪宣泄的替代性满足,反而成为故事情节和主人公言语行为的宣泄对象。也许是主创团队塑造有性格的人物时用力过猛,却缺少从整体叙事结构的角度评估。并且,模式化的互动关系,已然无法激发观众更多的心理期待。

《青春斗》文本策划的逻辑起点,首先应该明确“90后”到底是谁的问题,包括他们的价值认同、情感诉求、个体及群体位置、阶层区分、社会期待或个人预期应该如何确立。并且,更要与当下整体社会环境和社会心态联系起来,型构为一种镜像般的社会推理模式。“90后”一代已然长大成人,他们在被社会化的成长过程中,有许多可供比较探讨的地方,而这些却未被《青春斗》有效呈现出来,实为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