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不用征询彼此长念不忘的所有老战友们的意见，我想，大家都会同意，六十七年前，一九五○年金秋十月那个艳阳高照的日子，是我们这群昆明青年学生们，生命中升起一轮灿烂旭日的日子。

那一天，我们参军！

怀着极为喜悦的心情，我们从昆明的四面八方，告别了父老乡亲，欢天喜地投奔到陈赓将军指挥的二野四兵团的一个学习军事医学的训练基地里，开始了我们从未有过的学习生活。

于是，在昆明著名风景区金殿的山下，响起了我们怀着一颗赤心，呈献给新中国的纯净的歌声。我们宣誓要把一生献给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献给祖国和人民，永远向太阳……

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战争激烈的时候，一线每一份捷报对我们都是巨大的鼓舞。我们盼望着上前线去，把努力掌握的军事医学知识和技术贡献给那场为保家卫国而苦斗的伟大的战争。

六十七年过去了，那炙热我们生命的紧张极了的日日夜夜，我们依然历历在目，永志不忘。它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个高地，正是从这里开始了我们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战斗的一生。

每天，晨星还在闪烁，我们跑步时响亮的“一二三四”的口号声就震响大地。那清脆的饱含青年活力的高昂极了的声音唤醒了太阳。向着太阳，我们贪婪地把军事医学知识和政治思想热力汲吮入我们的灵魂里。

在我们的队伍里，有双胞胎姐妹，有亲兄妹，有堂兄弟，有孤儿，有少数民族兄弟，更有从战火硝烟的战场上走下来的战士和军医，他们把人民军队伟大的传统精神，一点一滴地完美地注入我们心灵里。

不让一个战友掉队。为了互助互帮，我们组成三人小组，像战士在战场上一样机敏地迂回前进，去夺取一个又一个军事医学堡垒。教科书缺乏，我们自己刻钢版油印。为了记住拉丁语药名及药品剂量，我们把它们编成歌儿唱。

为了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我们组织了话剧团、合唱团。我们的演出，遍及许多单位，受到好评。

难忘国庆节，我们以最整齐的队形，齐步走过昆明近日楼，接受陈赓将军的检阅。

难忘一周一次我们列队进城观看电影和洗澡，都是踏着星光、唱着战歌返回军营，那整齐的脚步、嘹亮的歌声吸引了多少人赞誉的目光。

难忘谁病了，炊事班的老班长用他负过伤的手端着精心煮好的卧着鸡蛋的面条，把它送到床前。

难忘那些无电的夜晚，自习时，每人桌上点亮的一支支蜡烛。烛光照亮的，是一双双渴求知识的年轻极了的眼眸。

更难忘毕业的日子。这是既兴奋又伤感的时刻。兴奋，是因为我们长大了，掌握了军事医学科技，有了为军队、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伤感，因为我们将像种子一样，被撒向四面八方，走向各个部队，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可能很难再相聚！

我们亲如兄弟姐妹的生活将成为记忆。

这些宝贵的记忆将伴随我们终生。

是谁最先流眼泪？

是谁难抑自己的哭声？

终于，哭成了一片。

于是，在那一张合影的“全家福”大照片上，有人的脸上还挂着泪痕。这是一种可爱极了的青春的不可抹去的永恒。

年轻的朋友，谁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营中经受过一次又一次生离死别的熔炙，谁才能更深切地理解生命的意蕴和人生的价值。

因为，每一次握手、拥抱、分离，说不定都是往自己的肩上加上更沉重的责任，去接受更炽热的锻造，直到把生命炼成一块精钢。

共和国成立初始的年代，军队还没有那么多汽车。有的部队以当时常见的大骡子驾引的那种又宽又长的马车来接新战友。有的连马车也没有，只能让几个战士扛着扁担来为战友搬行李。有的派来的是一辆从地方上租来的那种载客的有座位的小马车。当然也有用汽车来接的，它们全是从战场上缴获的美国造。来一辆小吉普车，这一定是部队某位首长的“坐骑”，部队急需卫生人才呵，首长喜悦地告诉驾驶员：“早去早回，一定把我们的新战友伺候好了！”

也有用美造中吉普来接的。它宽敞的车内，只坐一个人及他少少的行李。他以为这一定是去往遥远的边防一线。可是，车却往城里驶去，在昆明大街上七拐八弯，中吉普竟然停在了一个大极了的停车场上。场子里停满了清一色的美式大卡车“大道奇”。当然，这也是在战场上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战利品。这里是大军区的一个后勤兵站的总站卫生所。他就工作在这个天天机车轰鸣的地方。装满各种军用物资的军车，要把军需用品运往部队，甚至更遥远的边防一线。

他将和卫生所的老同志一起，以刚刚掌握的军事医学知识，保障整个单位战友们的身体健康。

令人羡慕的是，那些一出校门就奔赴前线的战友。他们从昆明乘上军用列车，从南往北，横跨整个祖国大地，一直驶出国门，驶过鸭绿江大桥，冲入冻天雪地，战火飞扬的朝鲜战场。

当时，那可是“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浴血奋战的地方呵，每时每刻由遥远的千里冰封的战地上传来的胜利捷报都鼓舞着我们的心。

他们，有男的，也有女的。她们，像许多志愿军女战士一样，像“王芳”一样出生入死，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英勇极了，可爱极了！

每当收到他们从前线寄来的散发着浓浓的战火硝烟味的盖着三角形军事邮戳的信件，人们都奔走相告，恨不得用军用电话把佳音传到每位战友的心里。大家为自己有战友在前线而自豪。仿佛有这样几位战友在前线，我们也沾了几分荣光。

有的走出校门后，到了另一个前线，中越边境前线，去完成“援越抗法”的光荣国际主义使命。跨过波涛滚滚的红河激流，急行军，以铁的意志，铁的脚板，攀越一座座高入云天的陡峭山岳，穿过由两个人伸手都抱不拢的树木组成的森森密密的大树林，一直到达金水河，才安营扎寨，把源源不断从后方用马帮驮来的各种物资，送往越方，让“同志加兄弟”的越南人民早日获得解放。

解放初期，云南恶性疟疾流行极为严重。在亚热带恶性疟疾流行区域，患者不是一个一个地死亡，而是一家一家地死去，一批一批地亡故。有的城镇死成了一座空城。解放军进驻思茅城时，就是这样，许多家庭死绝了，街道上茅草长得比屋头还高。这是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抗击疟疾成为一个严重的卫生问题。

我们有的战友在随部队到疟防严重的中越边境执行援越任务时，以高度的责任心，苦口婆心动员每一位指战员做好自我预防，同时监督每个指战员认真地服预防药，不漏一个人，不漏一次服药时间及剂量，破纪录地创造了在高发疟原区不死一人，而且全体指战员零记录发病的奇迹，两次荣立三等功。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云南横行的另一种传染病是血吸虫病。昆明军区组织了血吸虫病防治大队。我们的战友随大队奔赴流行区，积极投身血防斗争。当时治疗血吸虫病只有一种药，需静脉注射。由于毒性很强，反应激烈，因治疗死人的事时有发生。合理的死亡率是允许的。

为了战胜“瘟神”，给人民带来幸福，我们的战友与同志们一道，提出了“既要治病也不死人”的口号。为了达到这个破纪录的目标，我们的战友，以身试药，找到最佳的剂量和最能保障人体安全的进药速度。同时，以高度负责精神和周密的准备，随时可以在病人反应发生时，立即迅速投入有效的抢救工作。这样，终于创造了又一个奇迹。在整个大队转战多地，治疗病人以十万计中，没有发生一例死亡病人，大面积地消灭了残害各民族兄弟几百年的血吸虫病。我们的战友多次受到通令嘉奖和通报表扬。昆明军区血吸虫防治大队成为全军的先进单位。八一电影制片厂曾拍摄了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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