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医院的传染科，我面对有可能染病的风险，为身患传染病的病人做各项护理；在儿科，我安抚哭闹的患儿，给他们喂药、扎针；在妇产科，我怀着喜悦，托起一个个初生的婴儿。在临床一线当护士的十多年里，倒班频繁，难有空闲。逢上夜班，我就趁着白天大脑清醒抓紧时间读书和写作。因为每当一个长长的夜班熬下来，整个人会像熟过的绵羊皮，回家就软塌塌地贴在床上，昏头昏脑睡上一天。第二天上午再睡半天，下午5点又要上中班到晚上10点。严重打乱的生物钟，酷爱的文学，这两者似乎总是难以调和。儿科与妇产科又属最忙碌的科室，对写作的痴迷，使我常常恨不能长上翅膀，下班就飞回家，不用做饭，不用洗衣，而是一头扑在书桌上，扎进写作里。只是身为女人，抚养孩子、顾及琐碎的生活，样样无法回避。如果将每天的时间摊平、切块的话就会发现，留给自己自由支配的是那样的零碎，那样的少。所以，只能积少成多，只能留些许生活热爱文学。

记得2009年的岁末，席卷全球的甲型流感疫情向我生活的城市袭来。那段日子，医院除了接收确诊的20多个甲型流感患儿外，门诊的发热病人也急骤增加，疑似病区简直人满为患。

我是第二批被抽调到甲流疑似病区工作的。与确诊病区不同，疑似病区准许病人家属陪护，可有的家属怕传染，只按时为病人送来饭就回去了。由于当时应对甲流疫情，医护人员紧缺，工作任务非常繁重。几十张病床，几十个病人，我们护理组白班有4名护士分区上班，中夜班只有两名护士，从下午5点上班，到第二天早晨9点下班，休息一天接着又上白班。每天进入污染病区前，我们都得换上隔离服，穿戴好隔离鞋和橡胶手套，加上厚厚的口罩和塑料防护镜，这身打扮足以叫人感到憋闷，但还要跑着给病人治疗，不停地测体温，扶他们吃药，帮他们换降温的毛巾等等。

为防止人员感染，病区的清洁任务也是我们的。在治疗和护理的间隙，我们将病房、过道和厕所内的垃圾收集清理后统一封存在专门的箱子里，接着用消毒液拖地，推着紫外线灯消毒每间病房。发烧的病人用开水量很大，除了饮水量增加外，还要给他们不停地用温水擦拭身体降温。我们一壶接一壶地烧开水，但为了减少污染的机会，自己却不能喝水，也尽量不去厕所。有时忙碌得久了，浑身的汗水使人急躁难忍，口中也是饥渴难耐。

一天，病房有个照顾小孙儿的老奶奶也发烧病倒了，听到这个消息，他们的家人说什么也不敢来医院了。看着奶奶和孙子两人都戴着厚厚的口罩，挤在一张病床上，脸烧得火盆似的，我们只能全力照顾，给他们打饭、倒水。当我把一杯杯掺好的温开水捧到他们嘴边，看着他们一饮而尽时，我只能舔舔厚实的口罩内早已干裂的嘴唇，而不透气的橡胶手套中的汗水却顺着手腕渗出来。等下班脱掉手套，手上的皮肤被捂得发白而脆薄，出门碰到冷风就刺骨的疼痛。托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才看到双脚也肿得发亮。

每天战斗般的工作使人精神很紧张，我们只盼着疫情能快点过去，只盼着病人能早点康复。因为我们疑似病区的医务人员下班还能回家，而甲流确诊病区的同事三天才能轮换一次，他们丢下自己的孩子和亲人，工作比我们更艰辛。但是，谁都知道，无论多长的夜，医护人员都得守护病人，无可推卸，必须坚守。

过了几天，有一大批病人治愈出院了。在院的病人也逐渐平稳，这让我们大大松了一口气。下午工作间隙，我无意间看见对面的居民楼里，有一个烫着卷发穿红短裙的女子，在屋里悠然地摆来摆去。我给病人换了两次输液，那屋里又出现了一个盘起鬃发穿着天蓝色长裙的女人，她迈着猫步，很文艺的样子。我不觉好奇，睁大眼睛看了几眼。我从病房收了体温表回来，没发烧的病人，我对着窗外长长舒了一口气，还是对面那栋楼，还是那间屋子，一个穿花旗袍的女子又走进我的视线，她婀娜的身姿，蝴蝶般翩翩的舞步，深深地吸引了我。细看，穿着不同服饰的原来是同一个女子，她在家中的镜子前自我欣赏，那样自由，那样专注。

低头，我被隔离服武装得连自个儿都不认识了。于是，想出去透透气，想到处走走，可门口贴着“污染区，禁止通行”的标语。不由得感叹非典暴发期间，那些为救治病人献出生命的天使，汶川大地震后，又有多少医护人员连续工作累倒在岗位上……是的，作为医护人员，每当我们将命悬一线的病人抢救成功，每当我们精心护理的病人康复出院，这份欣慰可真是外人所无法感受到的。

陆游教导儿子“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要做好护理工作，不但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更要涉猎人文、心理等各方面的知识。而要写作，除经历生活的本身，还得有开阔的视野。多年来，在兢兢业业的工作之余，我就抓住零星的时间读书写作，作为一名业余作者，每当作品在杂志上公开发表、著作在新华书店上架，那份欣喜就像春风拂过心头。

阳春三月，当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向往已久的鲁院，这所神圣的文学殿堂玉兰高洁、梅花芬芳。感念文学让我来到鲁院，而鲁院必将指引我走向更远的文学之路。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六届高研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