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上世纪90年代，我曾在业已消失的《天津日报·农村版》开专栏。编辑张俊兰说，法国有个“罗兰时间”，你就叫“学芸时间”吧。首篇记载了不堪回首的一件往事。我那时还经常给《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投稿，终于有一篇有了要发表的消息。我想亲眼看看编辑们，于是，摇摇晃晃坐了三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找到了天津日报社大楼，却没有勇气走进去。然后，默默回来了，到家即长睡不醒，母亲以为我受了惊吓，用铜钱给我猜撞客。

看过文字的女友说，这种尴尬谁心里都有，却只有你选择说出来。说出来是需要一点勇气的，我也知道很多人的文字都在粉饰生活。可是我想，一个不能直面自己内心的人，又怎么能写出赤诚的文字呢？

我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说，那些年，除了前辈孙犁，我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的稿子可能是最多的。那样一个大版面，能容纳八九千字，我每年都要上几次版面。记得第一个小说是《一个叫素月的女人》，还配发了黄桂元老师写的评论，那是我第一次享受被人评论的滋味。紧跟着，这篇小说又拍了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放，似乎一下子就成了“名人”。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总说我赶上了文学最好时代的尾巴。报纸上的小说被人争相阅读，随时都有人跟你谈读后感，这与发在刊物上的小说待遇不一样，刊物的读者要少很多。一份党报，机关都要定十几份，经常有人看了小说以后朝你鬼魅地笑，那是他们看懂了一些玄妙后的心领神会。有人或把报纸卷成筒，下班的路上朝你挥一挥。县委书记在市委党校学习，晚上跟几个同是县委书记的人一起看《燕春苗》。这也是我的一个小说的题目，写困难时期一种叫燕春苗的野菜，救活了一个村庄的人，其实是写人与自然的相携共生。我还因此交了几个知青朋友，他们恰好有个读书小组，小说契合了他们对艰难岁月的种种感受，他们与家人分享，甚至以此教育自己的小孩要珍惜每一粒粮食。还经常有读者跑到单位来找我，或者写长长的信让我动容。还有外地读者跑到我的老家去，是为看我小时候的一些照片。那种日子真是记忆犹新，只是不知，那些读者如今都在哪里。

《天津日报·文艺周刊》还给过我种种鼓励，让我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提升了信心。小说《燕春苗》获新生代征文一等奖、《一方水土》获纪念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征文一等奖、《千古》获“引滦入津”小说征文二等奖、《两朵花》获小说征文擂主奖，并得了一万块钱奖金大奖。还有一个小说忘了是什么题目，编辑孙秀华老师问我：奖品有两种，不粘锅或夏凉被，你要哪一种？我让她给我拿主意，她说不粘锅好。于是，那个精巧的外面挂红釉的不粘锅我用了很多年，现在虽然不用了，但仍在橱柜里占一席之地。我还得过压力壶和电暖壶，被母亲摆在墙柜显眼的位置。有一次，蒋子龙老师颁奖，戏称我是获奖专业户。那些年，“文艺周刊”的各项活动真是丰富多彩。不要小看了这些奖品和奖项，漫长的文学道路寂寂无涯，任何一点相助都可能是你坚持的理由。

因为带小孩的关系，我有几年变得懒散。孙秀华老师给我写信说，你得到各方面的承认不容易，自己一定要珍惜。我犹记得当时脸是烫的，有“有点成绩就骄傲”之嫌。那年市里开“两会”，我就住在孙老师家附近，我带了盆盛开的牡丹去串门，话还没说完，开会的时间到了。孙老师一直送我到友谊商厦附近，那种情谊什么时候想起来心都是暖的。

后来她调离了，我继续与宋曙光老师联系。我跟宋老师从不说客气话，但延续了与“文艺周刊”的那种情谊。纸媒一点一点沦陷，我看到了宋老师的艰难守护，对许多业余作者来说，“文艺周刊”园地仍然是家，他们仍以在那里发稿为荣，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偶尔开会凑到一起，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宋老师生怕冷落了哪个作者，总是千方百计传递温暖。这几年我的小说发得好，宋老师还专门找评论家为我做了一块评论专版，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鼓励，也是“文艺周刊”一贯的做法。在我心里，宋老师还很年轻呢，没想到也到了退休年龄。好在宋老师没有离开工作岗位多远，这不，我刚从安徽开会回来，就看到了宋老师为“文艺周刊”创刊70周年发来的约稿信，我真是欣喜之至！

在安徽的会议上，主办方的领导介绍我时，说我是个三观很正的人。我心中窃喜，却也暗中思忖，三观正也不是与生俱来。我写作这些年，遇到了很多无私帮助我的人，亦师亦友。我从他们身上学为文，也学做人。我们从不需要世俗那一套，年节甚至都不用互致问候，但心永远不远。事实证明，这种交往才真正走得长久，而且越走心里越温暖。

有时候外出开会，说起报纸副刊，外地的朋友也觉得奇怪，没想到《天津日报·文艺周刊》能走得如此长久，而且依然在大版面发小说。不管外面天气有多冷，但这里始终有一盆火，能让大家抱团取暖。这对天津的作者来说，是很大的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