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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2019年第2期 | 李唐:保洁员

来源:《南方文学》2019年第2期 | 李唐  2019年04月10日08:50

根本不会有人看见的,她想,没人会在意一个偏僻的楼梯间。她在内心暗自祈祷——期望这里的监控器就像很多别的地方一样,仅仅是个摆设。

摄影|法海

一、开端

保洁员的脑袋里总有一片星空。有时出现在她的梦里,有时则是恍惚的时刻。干完活,她坐在楼梯间的台阶上,啃着半个苹果。那苹果是她早起切好带来预备中午吃的。现在还没到中午,可她已经迫不及待了。苹果暴露在空气中的那面已变得焦黄,散发着清香而腐朽的气息。她贪婪地先用鼻子闻了闻,然后伸出舌尖。当她的舌头触碰到果肉时,味觉延迟了半秒钟才突然爆发。酸涩的味道使她的舌尖有一瞬间被胀满的感觉。

单元楼狭小的楼梯间仿佛世间一条不为人知的罅隙,她就夹在其中,每日的工作就是清理这条隐蔽的缝隙。她负责的是10—15层。她先用扫把将一层层的楼梯扫干净(其实也没有多少垃圾,因为根本就没什么人会走这里),然后再用拖把擦一遍,接着继续用抹布清理一遍五层楼的楼梯栏杆。一般做完这些工作后已到中午,她会拿出带来的食物(有时是自制的三明治、炒饭或干脆只有水果)坐在干净并泛着潮味的台阶上进餐。

最近一段时间,她总是为自己的腰痛苦恼。干活时她必须长时间弯着腰,虽然她发明了一套保健体操用来活动身躯,可还是经常腰酸得直不起身来。她紧紧地扶着栏杆,另一只手使劲拍打后背。她想象着自己的脊椎正在慢慢错位、开裂直至崩塌。人也是一栋建筑,她想,质量不好的话也会有提前倒塌的一天。

她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时刻了:仿佛整座单元楼里只有自己一人,没有其他人打扰。黯淡的灯盏只能照亮周围一小块地方,楼梯间大部分空间都被暗影笼罩。她独自享受着午餐,脑海中漫无目的地思索着各种东西。

大多是些胡思乱想,回过神时,她往往面色潮红,报以羞赧的微笑,好在在这里她绝对安全——10—15层的小区居民基本都不会爬楼梯,而是坐电梯,因此楼梯间里很少会有其他人,即使有人来,回音也会提早告知她,让她提早做准备。

楼梯间仿佛是只属于她的小小的世界。

坐在黑暗的台阶上,她总是会回想起一片星空。那是母亲在她小时候经常讲述的,母亲告诉她,天空中有许多星球,它们肉眼看起来很小,但其实每一颗都比地球大,并且还有数不清的星系,每个星系里都有一颗太阳。宇宙无边无际,而地球只是其中一颗沙砾般的存在。她听得入了迷,望向夜空,好像真的穿透了大气层,看到了密密麻麻的星辰,直到被父亲的吼声粗暴打断。

在小小的楼梯间里,她当然看不到天空,可星空一直装在她的脑子里。有时闭上眼,她就能看得见。她已经无法确认脑海中的星空图景是否真实,或者只是她凭借母亲叙述的想象,因为这个城市当然是看不到她记忆中的壮阔星空的,最多只有零星的几颗挂在天际,仿佛随时都会被风吹落。她相信自己真的看到过那无边无际的星空,即使只有一次——天空像是慷慨地敞开了它的重重帷幕。她闭上眼,便出现在眼前。

没关系啦。她自言自语道,反正我能看得见。

她喜欢干活时跟自己说话,反正也没人听见。她喜欢听自己的回声,很好玩,似乎来自另一个空间。母亲给她讲过平行宇宙的事,讲过科学家关于虫洞的构想。这些全都是母亲从一本被人丢弃的科普读物里读到的,那本书皱巴巴的,似乎被饮料浸泡过,封面也被扯掉了。父亲收垃圾时跟一堆旧报纸一起收来的,母亲无意中发现了它。

她将苹果核扔进塑料袋里,勉强支撑起身体,准备继续工作。对了,她忽然想起了什么,总是忽略了它。她转过身,冲着黑暗中一颗闪烁的红色小亮灯挥了挥手——那是楼梯间里的监视器。

她第一次注意到监控摄像头是在她来这栋大楼工作半个月后。那天她带了自制的山楂酱和面包,干完活,她把包裹在外面的塑料膜剥开,却发觉自己毫无胃口。虽然她自认是一个耐得住寂寞和随遇而安的人,可在某些时刻,她仍会感到空虚无聊,还有一股莫名的无力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待在这儿,为什么要干这些事。每当这种感觉潮水般席卷全身,她都会浑身无力、万念俱灰。这样的情况从很小时就经常发生在她身上。她躺在家里那张铺着报纸和不知从哪捡来的脏垫子的儿童折叠床上(后来她迅速发育,有好几年,她的四肢摊开都要伸出床外,几乎每天晚上翻身都有翻下床的危险),看着总是忙忙碌碌的父母,阳光中的尘埃,以及从外面传来的各种声响,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看不真切。每个动作、每段声音都分解成没有具体意义的光与影的碎片。她的胸口停着一片羽毛,却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那天也是如此,抹着山楂酱的面包片犹如千钧重,令她不知所措。我完蛋了,她想,现在我一点力气也没有,如果我死在这儿,我将与水泥地或墙壁融为一体。她这样想着,慢慢平躺下来。正是初冬,楼梯间没有暖气,大楼里的寒气都聚集在这间暗道里。地面冰凉刺骨,可她毫不在意。短短的半个月,她已经爱上了这儿,爱上了这里墙壁与地面构成的尖锐的直角,爱上了无限延伸的台阶,爱上了台阶与台阶间不可言说的美感。她尤其喜欢连接11层和12层的那截楼梯,更具体的话,是从上行数的第5和6级台阶。她经常坐在那两节台阶上,轻轻抚摸它们,如同在爱抚两枚还未孵化的鸟蛋。

现在,她躺在寒冷的水泥地面上,身体里的温度迅速降低,融入她身下那一小片范围里。她自然也是爱这里的地面的。半睡半醒间,她甚至想:如果能用身体将这里的每一片地面、每一节台阶都偎暖就好了,这将是整个冬天最温暖的楼梯间。不过,她随即又想到了计划的不可行:她永远无法同时让每一块角落都温暖起来,甚至同时温暖两节台阶也很难办到,因为寒气太厉害了,无时无刻不在与她争夺那可怜的温度,她争不过。

她闭上眼,想象着自己在水泥地暂时制造的“人形温暖区”,一丝丝幸福感在她体内搏动。她觉得自己好多了。就这样,她安心地睁开眼,一下子就发现了那个隐藏在头顶角落里不易察觉的监控器。她吃了一惊,连忙坐起身,好像在她的梦里发现了奇异的果实那样,站在它下面,微微仰起头,用探寻的目光(当人们发自肺腑感到困惑时,都会呈现出一种孩子气的目光)盯着监控器。在圆形的仪器内部,有一颗红色的小灯泡在闪烁,像是也在与她对视。

她觉得很有意思。此前为什么一直没注意呢?而且她也应该想到的,楼梯间都会安装监视器。她不是没有这个常识,但事实就摆在她眼前——她确实忽略了这个重要的东西!

从此,楼梯间的氛围发生了变化。某种平衡被打破了,新的环境正在形成,她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就连空气的味道都变得有些不同寻常。以前楼梯间里只有自己一人,而现在这不期而至的东西使她很不自在。监控器后面有没有人?这成了她每天思考最多的问题。

二、过程

她当然知道监控器后面不一定有人(从法制栏目可以得知,一般只有在警察调取监控时某些事件才会被发现,而在此之前,是不会有人始终盯着监控画面的,更何况是一处人迹罕至的楼梯间,就算发生命案,也不会第一时间有人知道),可是,她还是觉得局促了起来,不再敢像之前那样随意躺在地面上(监控器后面的人会怎么看她?尽管根本没人),不论做什么,似乎都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她。这里不再是她的秘密王国了——想到这儿,她简直悲痛欲绝。

之后的几天,她勤勤恳恳地工作,没有丝毫懈怠。吃午饭时,她也是矜持地小口啃食着,不像以前那样三两下便随意塞进嘴里。空气变得滞重,快要呼吸不动了。终于有一天,她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氛围,就从楼道里搬了一把破椅子(偶尔会有晒太阳的老头坐在那里),站在上面,用一条绛红色围巾将监控器遮住了。做完这些,她心满意足。

根本不会有人看见的,她想,没人会在意一个偏僻的楼梯间。她在内心暗自祈祷——期望这里的监控器就像很多别的地方一样,仅仅是个摆设。

她的期望落空了。

第二天一早,她来打扫卫生,发现围巾被人摘下了,而墙角多了一个报纸包裹。她拆开外面的报纸,里面正是她的围巾,被人整整齐齐地叠好。她觉得脑袋一片晕眩。

难道监控器后真的有人——实实在在的真实而匿名的人——在观察自己的一举一动?她的汗毛都竖了起来,类似的情况只有在她小的时候,父亲喝醉酒沉默不语时才有过。父亲的怒火是无法预料的,爆发也很随机。灾难前的等待比灾难本身更令她恐惧。监控器的红色灯盏每隔一段时间就闪一下,每闪一下她的心脏就空置一拍。

她依然在做着自己分内的工作——擦拭栏杆,用拖把清理每一节台阶(实际上非常洁净)。她绝望地发现,每一层的楼梯间都安装有监控器,她无处遁逃。

愤怒和委屈在她心中激增。这不公平,她想,监控器后面的人可以随时看到我,而我却无法得知那个人是谁,长什么样子,甚至连性别也不确定(尽管按照她的经验,监控室的保安一般是男性)。躲在屏幕后面的人,可以心安理得地跷着二郎腿,抽着烟,打量她,或者在心中下意识地评论她,嘲笑她走路的样子(有点外八字),她乱糟糟的头发,还有她笨拙的举动。而那个人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因为他躲在暗中,如同捕食前故意同耗子玩耍的猫一样,逗弄着自己的猎物。

这种被人操控的被动局面令她难以忍受,尽管目前为止她并未受到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有些时刻,她快要丧失理智了,但最后还是克制住了自己——没有对监控器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否则她就要永远失去她钟爱的小台阶了。终于,有一天,她穿着新洗的工作服,头发也梳理得整整齐齐(只有她自己知道多么不易!)。她面容平静,搬了一把椅子,试了试它结实的程度,然后稳稳地站了上去。她的脸离监控器只有几厘米,几乎快要贴上去了。她想象着监控室里的画面。接着,她伸出手,竖起中指。

连续几天,她变着法子冲监控器挑衅,或者说,是冲监控器后面的家伙挑衅。她时常做一些侮辱性的手势,配合她所能想到的最下流的字眼。当然,她也清楚对于骂人自己并不在行(平日里她从不说脏话,那些字眼只想一想都令她眼红,但她打内心深处不得不承认,它们在某些时候具有莫名的力量;她发现假如自己在着急时不小心骂了一句,同伴们——一般是其他清洁工——往往会露出意味深长且属于自己人的微笑),况且,监控器后面的人可能根本就听不到她在说什么,只会看到她气急败坏的影像。不过这也够了,她也就是为了出出气而已,起码让那个人不敢轻视自己。

如果那个人一气之下突然找过来怎么办?那正好,她想,这样就公平了。那个人不再躲在暗处,他们彼此暴露,都还原成了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作为影像和监控摄像头。那样,她的生活将恢复正常,再不会感到困扰了。

对于城市里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她十分厌恶。如果看见,必然会匆匆走过,躲开摄像头的监控范围。有时她也自认有些神经质,别人不是都好好的吗?监控器又不会吃人,就算在它底下,又怎么样呢?只有贼才害怕摄像头。难道她也做贼心虚不成?

反正她患有“摄像头恐惧症”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否与她的童年有关系?一般情况下,人的怪癖都是由于童年时的创伤造成的(她从某个心理健康公众号的推送文章中得知)。创伤嘛当然有不少,但她找不出究竟哪个创伤造成了恐惧摄像头这回事。是父亲喝醉酒后无缘无故的打骂,还是对她暴君式的管制?他不允许她出去玩,就算待在家里,卧室的门也不能关上。他必须能时刻观察到她的一举一动,否则他就会大发脾气。有一次,她考试不及格,回到家里关了门,想安静地独自哭一会儿,可没两分钟,父亲就打开了门,冲着她就是一顿训斥——考试不及格并未触动到父亲,反而是关门让他受不了。到了青春期,她与父亲的矛盾更是增加。每次吵架,父亲都会大声吼:“怎么,你现在长大了,就看不起你收垃圾的爹吗?还就告诉你,你吃的用的还有住的,都是那堆垃圾给你的。如果这世界上没有垃圾,你早就饿死了。”没错,父亲捡了二十年的垃圾,建立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清晨一大早就去各个小区收垃圾。由于他的勤恳,他们在这座城市的郊区买了一栋二居室的小房子。而这一切毋庸置疑都是垃圾赐予的。

这些她当然清楚,可是让她感谢垃圾,她做不到。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当父亲骂她“忘了本”时她会感到难过,但她无论如何也无法真心地去感谢垃圾堆,即使垃圾带给了她一切,让她活了下来,并且活得还不错。

监控器背后究竟是什么人呢?日子一长,她逐渐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好奇。那个红色而闪烁的眼睛,总是一动不动,从未回应过她的挑衅与谩骂。她累了,并且觉得自己十分好笑。或许摄像头后面根本就没有人,她是在对着一片虚空,或一把空空的椅子表演。她的生活又恢复了正常,只是偶尔会想一想那个从未谋面的人。

他/她的生活是怎样的呢?她喜欢想象别人的生活。没事的时候,她会回想起一天之中见到的人——那些给她留下了某种印象的人。比如打扮入时的女孩、沿街乞讨的乞丐、在小区里彷徨无助的寻狗老人。还有她身边的人——同事、上级、小区居民和物业管理人员等,她都幻想过他们的生活。她将此看作一种乐趣。无疑,他们的生活轨迹是完全不同的,每个人都只能体验到属于自己的人生,而他人的人生(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例如父母)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一团迷雾。他们在想些什么呢?哪些事情会使他们真正感到快乐?他们在独处的时候,会是另一种样子吗?她可以无限地想象下去。因此她不喜欢看电视剧和小说,因为这些文艺作品为观众/读者呈现的是限定的人生,是规定好的轨迹,这让她觉得无聊。比起小说和电视剧,她更爱站在马路旁,看熙熙攘攘的人群,任脑子自行运转。

而这一次,她的体验是前所未有的——她在想象一个素未谋面的人,这完全超出了她以往的经验,也让她更加兴奋。通过那小小的摄像头,她的思绪钻入错综复杂的电缆与电子程序,最终抵达坐在监控屏幕前的椅子上的那个人。他/她是一团模糊,急需她用想象去勾画与澄清。

不过,她的想象并非是漫无边际的。她还是会依从一些现实情况,作为想象力的基础。比如,她不可能将那个人想象成年轻时髦的女孩——那不符合常识。因此她将那人设定成一个男人,并不高大,穿着保安的制服。他的年龄?她莫名觉得应该在三十岁和四十岁之间,一个沉默寡言、总像是藏着心事的男人。没有人知道他经历过什么,也不知道他的家庭给他带来过何种影响。总之,在经过了三十多年从不停歇的时间进程和因缘际会后,他成为这样一个人,坐在监控器屏幕后面。

相貌无关紧要,她更看重自己想象出来的那个人的性格与感情——他应该是有些温吞的,感情很少外露,动作也有些不协调。他总是孤身一人,默默地干着无关紧要的事情,如同变色龙般融合于周遭的色彩,似乎害怕忽然显现出来。他的穿衣打扮也故意似的不引人注意。没人知道他的愿望,也没人知道有哪些事是他永远无法忘怀的。

对于这件“作品”,她很是满意。于是,摄像头成为她与那个想象中的人的沟通渠道。她不再满怀敌意,相反,她开始利用摄像头与他无声地交流。她含情脉脉地注视着闪烁的红点,不断地在脑海中为“他”添砖加瓦,就像她小的时候,与那些“外星人”对话一样。

那时,她拿着母亲从垃圾堆中捡来的科普读物,每天思考如何与外星人取得联系。科普读物的封皮从到她手中时就已经被原先的主人扯掉了,而且被水浸过,书页脆生生的,像是秋天失去水分的焦黄的落叶。后来,有一次她又不慎将可乐撒在了上面。可是这些都没有阻止她的决心。宇宙中有那么多颗星星,不是吗?地球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颗。她坚信外星人的存在,尽管迄今为止这依然是巨大的谜团,但是从概率上说,也应该有。一定有。她开始在脑中勾画外星人的形象。她觉得电影里的外星人形象都太傻,为什么他们就一定有眼睛、嘴巴、四肢?一看就是人类的意淫。外星人为什么就非得长得像人类?为什么他们不会是一阵风?

每天放学回家,她就拿出那本惨不忍睹的科普读物,盯着夜晚的天空。城市中看不到几颗星星,她只是仰着头看一会儿,小声地说一些话。她相信如果外星人能够听到的话,无论多小声也是能接收到的。

当然,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做的事现在想起来很是滑稽——她会偷偷拿父亲的收音机,将天线拉到最长,然后转动转扭,试图捕捉到外星人的信号。在收音机莫名坏掉后,父亲狠狠地揍了她一顿,并不是因为她弄坏了收音机,而是在父亲质问她时,她轻描淡写(或许看起来有挑衅的成分)地说,喏,它只是变成了垃圾而已。

她总是故意激怒父亲,对此她也无法解释。她知道自己一定会逃离父母,逃得远远的。后来她真的离开了家,找到了保洁员的工作。她很喜欢这份工作——清理垃圾。

这些事她从没跟其他人说过,除了对着那闪烁的小红灯。在这座城市里,她没有什么朋友,也没有恋人,工作结束后就直接回家,早睡早起。她也并不孤独(只是偶尔),因为她热爱的事物不仅仅是人。她可以爱上一棵树、一堵墙,或是两节双胞胎般的台阶。她觉得自己被这些美丽的事物包围着,很幸福。

她没爱过什么人(除了“外星人”),而现在,她爱上了摄像头和它后面的那个人。她在想象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深深地爱上了他,连她自己也没料到。她经常深情地注视摄像头,想象那边的他正在做什么。他是否也正隔着屏幕与她对视?想到这儿,她心里一阵慌乱,连忙低下头,假装擦拭栏杆扶手。过了一会儿,却又忍不住再次瞥向摄像头。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几个月。她的世界被那个人完全占据了,以至于她甚至产生了真的去见一见那个人——那个真实的人的念头。这是此前未曾有过的。

有一回,她去物业办公室更换消毒水。以前她都是办完事就立刻离开,可那一次,她仿佛受到了什么力量的牵引,慢慢地往里面走。她知道尽头左手边就是监控室的门。每走一步,她都听到自己的鞋面与地板发出异常巨大的回响。她看到监控室的门没有关严,开着一条小缝。只有几米的距离了,她觉得站立的地方在缓慢下陷。门缝里透出荧荧的光。忽然间,她眼前闪过父亲的脸。他在揍她的时候说过:你连垃圾都不如。

门缝的光似乎被什么遮住了,有人正要从里面出来。她快速转过身,逃命似的跑掉了。

之后几天的一个下午,她比平时下班早些,提着塑料袋(里面有中午吃了一半的苹果),正走下大楼门前的台阶。这时,一个穿着棕色皮夹克的男人从她左手边穿过,匆匆走下阶梯。她停下脚步,望着那个男人的背影,一时怔住了。她感觉血液上涌,不可抑制地悄然颤抖起来——没错,她可以确定,刚刚与自己擦肩而过的人,就是她站在摄像头前朝思暮想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是如此确信,以至于僵在原地,根本动弹不得。很多年前,有次放学回家,路口处一辆黑色轿车失控般向她驶来。她也是像现在一样,惊讶地站住,眼睁睁地看着汽车朝自己撞来。要不是同学拉了她一把,后果不堪设想。后怕当然是有的,可是多年后再次回想当时的情景,她倒是莫名怀念起血液被冻住般的感受。

这一回,久违的感受又回来了。她强迫自己从失重的状态里走出,跟上那个差点消失不见的背影。穿皮夹克的男人双手插兜,有点含胸驼背,快步向前走去。想要跟紧他并不容易,她不得不加紧步速,有时还要小跑几步才行。只有在十字路口等绿灯时,她才悄悄贴近他,站在他的背后。皮夹克看起来已经穿了很久,肩膀、下摆和侧兜部位都有明显的磨损,露出里面黑色的内绒来。他的头发也根本没打理过,又长又油,间杂着几根粗壮的白发。他的个头不高,但双腿细长,紧紧地并拢在一起。绿灯亮了,人群向前挪动。他也跟随着人群,并巧妙地见缝插针,在人流中穿梭,这更是增加了跟踪者的难度。

大约行过三个路口,他忽然停下,站在一个水果摊前,将双手从衣兜里解放出来。他一手拿着一个苹果,仿佛是在掂量孰轻孰重。过了一会儿,他下定了决心,拿过旁边的塑料袋,往里面装了几个苹果。目睹这一切的她暗自窃喜,原来他跟我一样喜欢吃苹果。

买完苹果,他继续朝前走。此时距离大楼已有不短的距离,可前面的人还没有到家的意思。他右手拿着装苹果的袋子,左手仍旧揣进兜里。他的步子依然是那么快,她几乎有点气喘吁吁了。终于,拐过一家便利店后,他走进一家小区。走了这么久,周围的景物已不知不觉暗下去。天黑得很快,一旦你觉察到,就已经不可挽回了。这个陌生的小区黑灯瞎火,连盏路灯都没有。她只看到穿皮夹克的男人似乎停了下来,点燃一根烟。红色的烟头在黑暗中闪烁。过了片刻,便不见了。她知道,他已经消失了,但夜色隐没了一切。她不知道他最终进入了哪个单元门。于是她在楼下驻足,仰起头,想看看哪扇原本黑暗的窗子会亮起灯。过了很久,楼房的窗子像是在故意捉弄她,没有任何变化。夜色更深了,她从塑料袋里摸索出那半块苹果。苹果已变得冰凉,与唇和牙齿接触时,味道延迟了几秒钟。吃完的苹果核湿漉漉的,她随手扔进了旁边的草丛里。

第二天一早,她早早地来到了工作的楼梯间。像往常一样,她带着午餐——苹果和面包,还有小半瓶山楂酱。在十层,她一眼就看到了放在墙角的东西——白色塑料袋,里面还装着几个苹果。她站立不动,盯着苹果看了片刻,然后环顾四周,好像期待四面灰色混凝土的墙壁可以给她答案。最后,她转向了监控摄像头。它依然独自亮着红色灯盏,沉默而坚定,好像什么也影响不到它的存在。

她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地面如新生般干净整洁,楼梯扶手反射着亮光。每一节台阶早在昨天就被擦拭得十分鲜明,以至于隔了一夜,依旧没有尘土忍心落下。她有点后悔自己这么尽职尽责了,否则她完全可以用工作抵挡内心的惶恐,而不必像现在这样手足无措。她扭过脸,尽力躲避着摄像头的关照范围,似乎它变成了一件不能直视的超自然的事物。

苹果皮皱巴巴的,仿佛失去了水分。果皮表面似乎还残存着昨晚夜色的余烬。她提着塑料袋,往上又走了一层,坐在她最喜爱的第5级台阶上,背靠着第6级。冰凉的触感同时从她的臀部和后背渗进体内。

那一天,她几乎一直都这样坐着,什么也没干。没有人打扰她,除了一个穿着校服的女中学生从楼梯间走进来。她俩对视了几秒钟,没有任何多余的表示,她也没有站起身。女学生从她身边沉默地走过。

从那天起,她不再对着摄像头诉说。她恢复了最初的状态,只是默默地打扫卫生,要不就是坐着发呆,或者小口咀嚼着自己带的苹果和面包。缓慢地咀嚼,让苹果的酸味缓慢地与味蕾融为一体。而那袋凭空出现的苹果,则一直放在角落里,干枯,腐败,直到最终失去作为食物的限度。

几天的相安无事后,她发觉楼梯间的角落里断断续续出现了几个烟头。它们像是几个扭曲的小小的胚胎,散落在地面上。连续很多天,她都能在角落里发现胡乱丢弃的烟头。她知道,那是一个男人的杰作。他站在这里(就是丢弃烟头的地方),冷漠而细致地抽着烟,故意松开手指,让烟头径直掉落。他在黑暗中试图寻觅另一个人残留在此地的气息。

那天晚上,她留在楼梯间里,待了很久很久。直到大楼里所有灯盏一一关灭,直到一个身影出现在楼梯间的门外,如同落寞的幽灵,踌躇不前,像在等待着谁的赐予,将之召唤为实体。

她带上了离家出走时特意带走的那本残破的科普读物,在心中默念书上的句子:在宇宙诞生最初的时刻,时空发生过一次急速膨胀的过程,宇宙大爆炸之后的一瞬间,时空在不到10—34秒的时间里迅速膨胀了10^78倍。

她在黑暗中颤抖:但宇宙不会永生。新的恒星无法继续形成时,宇宙抵达热寂平衡点,宇宙的状态又恢复到如同诞生之初,这样的宇宙中再也没有任何可以维持运动或是生命的能量存在……

三、尾声

一个连工资都没拿就突然不辞而别的保洁员,一个同样莫名消失的监控室保安,他们引起的困惑与不满很快就被遗忘了。小区大楼很快就抹去了这两个人存在过的痕迹。两周后,新的保洁员来到楼梯间。她背着挎包,里面放着保温塑料餐盒,前一晚的剩菜正好可以当今天的午餐。她扫了几眼这逼仄的空间,放下心来——这里显得整洁有序,好像刚刚才被打扫过,意味着工作量不会太大。这几年,她觉得自己胖得厉害,已经可以算是臃肿了,活干多了便呼哧带喘。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她有些悲伤地想。但随后,她就充满了勇气——即使如此,自己的评分不是依然很高吗?雇主的满意程度也令人欣慰。这就够了,对未来担忧是自寻烦恼。她点了点头,似乎是在认同自己的话,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抛之脑后。这是一个美差,她边干活边想,虽然要爬上爬下的,但实际上没什么工作量,甚至就算不打扫也没人看得出来,只不过她的职业道德不允许她这么干,更何况——她抬起头,瞥了一眼头顶的摄像头——这个家伙还在监视着我干活呢。不,不,他们才不会这么无聊呢,监视一个干活的老妈子,它是为火灾和盗贼准备的。这么想着,她感到轻松了些,哼起一首不知名的歌。工作很快就完成了,她坐在台阶上,准备吃饭。可是她一点也不饿,于是她放下保温盒,掏出手机,读起那部似乎永无尽头的连载小说。

李唐,1992 年生于北京;高中写诗,大学开始小说创作;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收获》《十月》《花城》等刊,出版有小说集《我们终将被遗忘》,长篇小说《身外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