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点水雀在飞，蚱蜢在跳，燕子在穿梭，一切都生机勃勃，但一切都将过去。秋天已经到下半场，远山越来越远，溪水越来越清凉。

明月把野棉花铺在晒席上，让太阳暴晒。这张晒席与其他晒席不同，从没晒过粮食。晒粮食的晒席用慈竹编织，八尺宽一丈长，卷起来像炮筒，粗糙的篾片常分裂出细篾丝，折断后极其锋利，扎进肉里又痛又痒却又看不见，让人恨不得把手剁掉。明月的晒席小得多软得多，用芦苇的青篾蒸煮后编织，可以折叠。这是大户人家给幼儿当席子用的，光洁玉滑，不但清爽，还能兜住尿，不会弄脏席子下面的被褥。明月的东西不多，但都很精致。野棉花暴晒三天后，小棉球炸裂翻转，像一个个小棉帽。摘掉干缩的黑色种子，把储藏着太阳光的小棉帽装进枕套，枕在头下一年四季都会充满阳光。

野棉花在偏刀水最常见也最烂贱，人们除了觉得它没用和烂贱，不再有别的看法，任它在田坎上堡坎上小路旁水沟边坟堂里自生自灭。粉红色的花瓣有肉质感，丰满而圆润，女子们把花朵的模样绣在背带上、衣服上、鞋面上，喜庆而朴实。金色的花蕊被绣成鱼眼似的圆球，一百个圆球就是一百个金色的太阳。偏刀水只有明月用野棉花做枕芯，一到秋天就去采摘。棉花球比蜘蛛肚子大，比麻雀蛋小，球上布满了斜向交叉的麻点。棉球炸裂后麻点变小，小得几乎看不见，棉花团看上去有点黑，正是这些小麻点的存在。仿佛这是它小小的自尊，提醒你我不是别的，我是你们看不起的野棉花。

明月来偏刀水已有几十年，没有人知道她的身世，没人知道她为什么来偏刀水，也没人见她去过别处。她不和当地人来往，她不讨厌他们，也不喜欢他们。她就像一棵栽错位置的树，周边没有一棵树和她相像。她更像飘浮在山顶上的白云，看上去很近，其实很远。

有人说她来自云南边陲深处的红河，一个当地人没去过的地方。说她是一个地主的小老婆，地主有十几亩水田，被政府枪毙后，她不愿改嫁又不敢在原来的地方生活，稀里糊涂地来到了偏刀水。偏刀水人自豪地感叹，幸好偏刀水人心地慈善，一点都没有为难她。他们推断她是地主小老婆的理由很充分，一是她长得漂亮，二是她不会干农活，三是她特别爱干净。

大家确切记得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是明月有一支手枪。枪被派出所没收后她去要过几次，没有还给她。

她连钉锤都没有，居然有一支手枪。有一次她换枕芯，换完后坐在屋门口，旁若无人地把玩一支精致小巧的手枪，看她拿枪的样子就不像会打枪。她颠来倒去地看，像小女孩拿到一个从没玩过的复杂玩具，爱不释手又不知道怎么玩。十有八九平时放在枕头下面，要不然怎么会在换枕芯的时候翻出来？她喜欢握住枪管，而不是枪柄，就像拿着一把锤子。她抚摸着每个部件，有时还把枪口朝向自己，想看看枪膛到底有多深，深处是否有什么机关。谁都看得出来，这支枪是她的心爱之物。

这个禁物在偏刀水镇并没引起轩然大波，只是进一步加强了大家的印象。一定是地主留给她的，让她用来防身，还没来得及教她怎么用地主就被枪毙，她拿着它不中用又舍不得丢。

有个自以为是的小青年，想法与众不同，说这个女人有可能是特务，新政权稳住江山后，她和她的上级不是失去联系，就是不敢再联系。这话立即招来众人的鄙视：特务？偏刀水有什么呀，难道握锄头把修地球，追着牛屁股犁田打耙的全是大人物？难道打田栽秧需要派一个特务来破坏？嚼你的舌根，嚼烂了都没有人信。

这个头脑子简单的年轻人不明白大家对明月的感情，虽然她和他们没有亲密的交往，但他们全都信赖她，就像信赖山坡上那棵孤零零的白杨，他们于她无求，只要她在那里就好，正是这样才不允许有衅隙，有裂痕。她与世无争，像白杨树一样端庄慈祥，他们享受着这份宁静、这份吉祥如意就心满意足。

没有人报告派出所，是派出所的民警无意中听说，听说后又不得不行使职责。当时枪支管理还没那么严，没有人觉得她保存这支枪有什么不妥。生产队长柴启物带着民警来拿走时，她只弱弱地说了一句：这是我的。

连老实巴交的农民都看得出来，明月的枪不是用来朝某个地方射击的，是一个秘密纪念品。当民警问她，子弹呢，没有子弹吗？她弱弱地回答：这是我的。看热闹的人忍不住想提醒民警：不要再逼她喽，用不着嘛。他们的每个愿望都向着明月，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看着民警像取走她的魂一样，把手枪装进公文包，骑上自行车扬长而去。他们知道总有很多事情让人无可奈何，想到自己身为农民，更觉得万般无奈。

他们记得的第二件事情，是明月来到偏刀水时到处打听剿匪指挥部在哪里，似在寻找一个他们都不认识的人。

剿匪是在一九六一年春天进行的。土匪大鼻子老烟，新政权成立之前就是威震一方的悍匪。大鼻子老烟的人马不多，喜欢单打独斗，以寒婆岭为中心，活动在方圆百余公里的大山丛中。很少有人见到他的真身，只知道他是个大鼻子。他抢劫从不留活口，把被劫者全部杀光。实施抢劫后从不逗留，连夜奔逃几百里，在深山老林里一躲就是几个月。没有固定住处，对密林里几百个山洞就像对自己的耳朵嘴巴一样熟悉，不用照亮也能摸进去。大鼻子老烟是个神枪手，看见他的人和动物都得死，全都一枪爆头，不浪费一颗子弹。打死的动物皮剥下来，是他山洞行宫里的被褥。被他打死的人往往不明就里，到了阎王那里也结结巴巴交代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就来到了这里。大家对悍匪大鼻子老烟无不谈虎色变，为了不看见他，走路时尽量低头看路，不东张西望，以免引火烧身，以免长了眼睛的子弹朝自己飞来。大鼻子老烟被剿灭后，他的枪法被人津津乐道，讲述者情不自禁地竖起拇指食指，“叭”的一声，仿佛自己就是大鼻子老烟。除了枪法，大鼻子老烟还会一种特别的奔跑步法，叫鬼步，一步滑出去足有四五米远，相当于腿长的人走七八步。这或许仅仅是传说，但他确实做到了来无影去无踪。有人天真地向往：用这种步法去参加体育比赛，不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一九五三年，大鼻子老烟抢过一辆运送救灾物资的汽车。救灾物资有棉絮和粮食，押运的民兵只有三个人，这对神出鬼没的人来说不算什么，不简单的是他竟然把那么多物资和粮食搬走。这次抢劫激恼了政府，派驻军中队百余人，加上三千民兵，对全县进行地毯式搜索。没找到粮食，也没抓到大鼻子老烟，他像烟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一九六一年春天再次露面。

再次露面是因为饿。这几年，所有人在饥饿的恐慌中活着，都在想方设法寻找食物。粮食和蔬菜远远填不饱肚子。一九六〇年底，农村公共食堂不得已解散，包产到户年初已经推开，但饥饿蚕食着人们对未来的理解和信任。果不其然，不久就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纠正，短命的惊喜就此结束。这几年，没人再关心大鼻子老烟，饥饿的折磨比死更糟。令人们意外的是大鼻子老烟也在挨饿，这天他在都溪林场边的玉米地里抠红薯，边抠边吃。一个九岁的小孩看见他，小孩不知道他是大鼻子老烟，开始以为那是一头野猪，继而觉得那是野鬼。小孩逃跑时被大鼻子老烟一枪打在屁股上，临死前说他看见鬼，一丈二高红毛的野鬼。或许是因为饥饿，大鼻子老烟第一次失手，没能一枪爆头。

大鼻子老烟这一枪不但暴露了自己，也让省市驻军和公安部门震怒，省军区以最快的速度派出部队将林场包围，从大鼻子老烟出现的地方开始搜索，最后在一百公里外的横断山熬硝洞发现他的踪迹。搜索部队的人影一出现在洞口就被他射杀，射杀了十余人后，部队决定不再主动进攻，堵住洞口，他出来就用机枪扫射。堵了七天，大鼻子老烟没有出来，进剿部队用绳子将二十个手榴弹捆在一起吊下去，悬在洞口，再让狙击手开枪打爆手榴弹。手榴弹爆炸后进洞搜索，大鼻子老烟早已死亡，手榴弹没炸着他，不知何时已经饿死。

这是大饥荒年间最振奋人心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兴奋之后，关于大鼻子老烟的传说却越来越多。

明月来到偏刀水，来寻找指挥剿匪的人，可剿匪时也没人知道指挥官是谁，指挥部设在哪里。他们得到的命令是，发现大鼻子老烟的踪迹不管真假都要立即向民兵报告。大鼻子老烟一死，剿匪部队收兵回城，民兵就地解散，部队的脚印被雨水洗干净后明月才来。

偏刀水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子，她的额头像瓷勺的背面一样洁净光滑，头发如水草般葱茏，身材丰满匀称。不过最叫人难忘的是她的神态，像在做梦，完全不知今夕是何夕。她买了一间小房子住了下来，小房子原先是一户人家的粮仓。现在粮食分得太少，用不着粮仓，几个瓦缸就装完，瓦缸比木头粮仓好防鼠。明月把房子里里外外洗了一遍，干净得发亮，让人觉得，住在那样的房子里连做梦也是清爽和适意的。

不过最叫人搞不懂的是她的年纪。来偏刀水时不算年轻，几十年过去后，相貌几乎没改变，岁月忘记让她变老，而她自己仿佛也忘记了世间的一切。

拜偏刀水的偏远所赐，让历次轰轰烈烈的运动忘记了这里，这里的人很懒散很固执。那些信仰阶级斗争，习惯于借运动整人打击异己，习惯于运用群众去实现私欲的干部，都嫌偏刀水民风蒙昧顽劣、认死理，难以启迪教育，远不如在其他地方收获大。在县城，公安局一个专案组长怀疑一位印尼华侨是特务。这位华侨是中学老师，上课遇到重要的问题要用黑板擦敲三下讲桌，提醒学生注意。专案组长说她这是在向外国发报。他拆解讲桌和黑板擦没找到发报机，又说发报机在她的牙齿里面，把她的牙齿全部敲下来还是没找到。女老师自杀后，专案组长亲自划开她的肚子寻找发报机，还是没找到，得出结论是阶级敌人太他娘的狡猾。这样的故事在偏刀水决不可能发生。有个下放到偏刀水劳动改造的教授，想搞清楚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请猎人捉了几只长臂猿，他教它们干活，教它们使用工具，甚至教它们说话。教了三年猿还是猿，和捉来时一样聪明，它们向教授讨吃讨喝时很顽皮很聪明，但使用工具方面没有让人惊喜的进步。教授写了篇文章，说通过实验证明，劳动不可能让猿变成人。教授因此被押送到一个劳改农场，从此再也没来过偏刀水。这是偏刀水和政治运动关联最大的事情。人们谈起这事都觉得好玩，教授训练猿猴很认真很辛苦，这些认真辛苦也很好玩。教授知道偏刀水有长臂猿，得知下放到这里时很高兴，他以为他可以在这里大显身手，可以通过实验给恩格斯的伟大著作提供实证材料。偏刀水人说起他就好笑，说他太老实，长臂猿要是能干活，我们都可以当老爷，什么活都不用干，让猿猴代替我们去干。

没有人和明月开玩笑，因为和如此美丽端庄的人开玩笑，是一种亵渎。她在小房子后面围了块菜园，是偏刀水最小最精致的菜园，他们说她种菜“像绣花一样”。她和其他人一样参加生产队劳动，和大家一样懒洋洋地干活，无论别人说什么，听没听见都笑笑，从不参与到谈话中去。她每年把自己的小房子洗一遍，有人说她的房子那么小，当然可以洗，也有人说她过于讲究，活得稀奇。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对此并不反感。他们说：“水井里的水又不要钱，你勤快你也可以去挑来洗嘛。”他们说：“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宁愿躺在床上大睡三天。”他们的确太累，从没睡过一个好觉，一辈子疲惫不堪。女人们羡慕明月，却又不可能像她一样生活，偶尔的嫉妒之后是对自己的哀叹和抱怨，哀叹自己命不好，抱怨家里这么多人却没有一个可以做帮手。

物质对明月来说总是丰盛，什么也不缺。没人到她家去做客，她连一条像样的板凳都没有。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她不过是寄居在偏刀水，不是要在这里生根发芽。大家都没料到，有一天他们突然发现她变成老人。岁月不但想起了她，还在一夜之间把几十年的光阴从里到外进行了最彻底的清算，每个细胞仿佛原本安装了光阴的定时炸弹，时间一到全都爆炸。她像一件精美的瓷器，瞬间布满了裂纹。大家早就习惯了她一直不老，一刹那变得这么老，他们来不及适应。明月额头上的皱纹，不像总是为缺吃少穿忧虑的人那么粗那么黑，但确实是皱纹，又细又密。听见孩子们叫她明婆婆时，所有人都感到失落，同时也莫名其妙地松了口气。孩子们平时就叫她明婆婆，虽然相貌不老，年纪毕竟不轻。扳起指头一算，她来偏刀水有四五十年，我的天，天啦天。

野棉花和从前一样多，一到秋天就仰着头等待明月来采摘。与其爆开挂在枝头变黑、腐烂，不如到明月的枕头里把收藏的阳光一点点献给她。

偏刀水镇原本是一条小街，只有四十余户人家。街道上没有门面，虽然约定逢五逢十在街上做买卖，但他们自己并不做生意。他们把门板取下来，架在板凳上，租给做买卖的人。他们自己和乡坝里的人一样，种地、养猪、养鸡、养鸭，他们从没将这里当成真正的集市，仿佛只是偶尔有缘凑成了一条小街。做生意的是外地来的，场期一到，他们或挑或背，把乡村需要的种种物品带来。小街后面的果林叫猪市坝，其实不光是猪，马牛羊等大型牲口都在这里交易。每次收市后，果树下臭气熏天。几天后，粪便被清理干净，等待又一批牲畜在此交换主人。有些牲畜被交换后很快就没命，另外一些则有可能遇到好主人而过上好日子。

猪市坝的果树是徐海舟家的，有梨树、核桃、李树，还有林檎。徐家从来没把这些果树当回事，但有了畜粪的滋养，果子年年都结得好。徐家看重的是粮食，一粒谷子的价值远在一个梨子之上。粮食可以买卖，赚得的钱可以买更多的土地，水果没人要，买卖水果被看作是可笑的事情。想吃自己栽一棵就是，哪里用得着买。徐家祖上是补锅匠，补锅途中遇到果苗拔来种上，是为了占地盘。当时这一片地是无主之地。

徐家的土地越来越宽，到民国三十四年，从偏刀水源头一直到四牙坝，有一半良田是徐海舟家的，这片良田依赖泉水灌溉旱涝保收。偏刀水既是这股甘甜丰沛泉水的名字，又是泉水流经的十余个自然村的地名，更是田坝中间这个小镇的名字。水从山脚流出，出水处有一块巨石，形如大刀，泉水被这把大刀挡住，只能向南流。往西是一片荒滩，往南是一片稻田。当地人说这是武圣关公的大刀。关云长青龙转世，见这一片稻田无水灌溉，山脚下一股大水却白白流向荒滩，便挥手将大刀插进大山肚子，这股水从此改邪归正，温顺地流进南面的良田。

出乎人们预料，至民国三十四年，徐家不再买田。乡下人都知道做人有三不嫌，不嫌儿女多，不嫌土地多，不嫌亲戚多。徐海舟四十来岁，并不比一般农民有心计，他不过是凭勤劳节俭才守住祖上留下的家业。接下来发生的事，更加让人惊讶。徐海舟不赌不嫖不抽大烟，也就是说他不需要那么多现钱，但是从三十四年开始，他家的田越来越少，到民国三十六年，经祖辈父辈置办购进的土地全部卖了出去。第二年，连补锅匠老祖上留下的良田也只剩一半。他辞掉在他家干了半辈子的长工，只留下管家柴启物。正街上的大瓦房已经卖掉，只剩一列三间和带厢房的后院。

两年后，人们恍然大悟，他这一着走得对走得好。

但没有人相信他有这本事，几年前就知道世事会发生这么大的改变。就算知道天下有可能改变，也要非常舍得，才有勇气把它们处置掉，这毕竟和割心头肉一样难。

有人说，这全是柴启物的主意。柴启物也四十出头，外地人，没成家，自从来到偏刀水，一直是徐海舟的管家。说是管家，其实什么活都干。

以前，谁也没把这种主仆关系当回事。看到地主们被长工、佃户批斗、殴打，被政府枪毙，家财被分光，而徐海舟平安无事，才隐隐觉得柴启物是个高人。不过，有些事永远没人看懂，一是柴启物为什么不成家？为什么要把单身生活进行到底？以他和徐海舟的关系，以他对徐家做出的贡献，成个家并不难，徐家有义务也有能力帮他成家。二是无论社会怎么变，柴启物都没离开过徐家，虽然不再是主仆，还当过生产队长，但他一直和徐家老少生活在一起，不知道是有隐情，还是舍不得离开。

人们总是弄不明白，徐家对他虽然一直很好，可这毕竟是寄人篱下呀，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呀。也有人说他刚到徐家时一无所有，是徐家慷慨收留了他，甚至说他当时只剩最后一口气，是徐家救了他的命。可他干了这么多年，又那么能干，他可是全劳力，人情债还没还清吗？早就应该还清了呀。

柴启物确实能干，除了女人干的针线活，男人干的活他全都会。最让人惊讶的是他会修汽车。境内公路修得早，但很少有汽车进来。一九五七年，县交通局把一辆汽车送给偏刀水区公所，一辆从战场上缴获的嘎斯车。汽车开到偏刀水后旧病复发，歇菜等死。司机只会开不会修，灰头土脸丢下车一去不回。偏刀水人倒也理解：若是好车，人家舍得送给你偏刀水？汽车停在猪市坝，有天清晨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人们循声望去，看见柴启物已经把引擎盖打开。没人相信他会修汽车，以为他不过是好奇，并且胆子大，敢碰公家的东西。这种公家的东西，是没人敢去触碰的。柴启物叮叮当当敲打了半个月，居然能把它修好，并且把它开到山坳上又开回来。人人都以为柴启物要去当司机，谁都知道，开汽车比当区长还气派。就连赶牛车都让人羡慕，因为比肩挑背扛轻松。可柴启物把车停在猪市坝，重新扛起锄头走进地里，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他对大惑不解的人说：叫他们重新派个司机来。

这句话让人们重复了很久，引申义越来越广，用途越来越多。吵架时用，开玩笑时用，不管怎么用都逗人发笑，仿佛这是天下最贴切最幽默的话。吵架时指责对方无理取闹：“你不讲理，给我重新派个司机来。”或者，指着那些干活、做事马虎的说：“你不行，给我重新派个司机来。”有一回，人们甚至看见一个乡邻气呼呼地从区公所出来，大声嚷叫：“没见过你们这样的干部，给我重新派个司机来。”直到有一天，这句给偏刀水人带来无限快乐的话，终于被“吃饭没有”的问候取代。

人们感慨，小小的偏刀水镇还真是藏龙卧虎啊。

问题是，他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学会修汽车的呢？难道完全凭他的聪明才智无师自通？可他还开了几公里哩。在他朴素的外表下隐藏着这么多秘密，可根本没人注意到。

“吃饭没有？”是那些从饥荒年代挺过来的人，见面时的问候与祝福。只有他们才明白，这样的问候，才是最真诚、最崇高的祝愿。哪怕在茅厕相遇，也依旧一脸坦然真诚：“吃了吗？”没有半点尴尬和不自在。

这绝不是笑话。如果你亲身经历过那旷日持久的饥饿，看着亲人因饥饿死去，你肯定笑不出来。

有那么一天，一辆满载大米的汽车经过偏刀水镇，将开往川黔铁路工地。川黔铁路开工已经四五年，何时完工不再有人关心。大家关心的是铁锅里有什么可煮，菜根树皮皮鞋皮带，一切可以和不可以塞进嘴里的东西都煮来吃过。铁锅从来没有像饥饿年代这样像个无底洞，什么东西经它一煮就越来越少。正是因为知道饿死人是怎么回事，对粮食的觊觎才如此强烈。猪市坝生产队几个人准备打劫这车大米。

不是什么月黑风高夜，那天晚上星光灿烂，粮车停在偏刀水镇养猪场。只有养猪场修了围墙，这围墙不是用来防小偷的，是防猪逃跑。猪不拱横木，前面有横木就不会跑。养猪场门口有人站岗，车上有机枪守护。硬冲进去是不行的，但今晚不动手，粮车开走就没第二次机会。他们知道打劫粮车是死罪，但他们宁愿当个饱死鬼，吃顿饱饭再死也值。并且不光是为了自己，还要让其他挨饿的人也能吃上一口，这种想法让他们勇气倍增。

半夜里，其中一个人装疯，光着上身，佝偻着腰在街上走来走去，边走边喊：饿啊，饿啊，我好饿啊。大家都饿，包括站岗的民兵。他这一喊，站岗民兵也挨不住，喊声给他招来一群青蛙，青蛙跑到他肚子里咕咕叫。饿像一种传染病，他顿时感到头晕目眩，以致没发现从身后溜过来的两个人。他们缴了他的枪，叫他走。他们认得他，叫他回家，正在发生的事与他无关。溜进养猪场，机枪手在车顶上睡得正香，他们捆住他手脚，用汗淋淋又臭烘烘的衣服塞住他的嘴。那个装疯的人听到粮车那边传来公鸡打鸣声，知道同伴得手，边喊边去找放在徐家屋檐下的衣服，这次喊的是：吃啊、吃啊。这是暗号，意思是大家拿口袋来装粮食。

附近的村民如约而至，粮食很快被他们悄无声息地分光，像蚂蚁搬家。天还没亮，米饭的香味挤破了黎明。分粮时互相叮嘱，马上吃，吃到肚子里保险。

只有徐家冷锅冷灶，连门也没开，后来才知道柴启物不准家里人去分粮。另外一个没去分粮的是明月，这大家想得通，麻雀那么大点饭量，用不着去分。

其他人兴高采烈地吃了顿米饭，有人差点撑死。他们知道接下来不会有好事发生，吃完后什么也不做，等待有人来取他们的脑袋，或者把肚子划开将米饭取出来收回去。当他们听说小镇被包围起来，禁不住松了口气：“该来的终归会来。”同时也有点沮丧，怎么这么快？

肇事者主动站出来，伸出双手让手铐戴上去，那潇洒无畏的样子，让人感动又心酸。公安局长下令，把疏于防范的区武装部长、民兵连长同时逮捕，押到县里面，与抢劫犯一起择日公判。还说这不是普通抢劫，是阶级敌人早有预谋的蓄意破坏，所有罪犯必须严惩。那些年对枪毙和死人已经见怪不怪，但固执的偏刀水人怎么也想不通：这怎么是蓄意破坏？是汽车开到偏刀水后，才知道那是一车粮食，此前什么也不知道啊。

争辩和怀疑是没有用的，那就等着为那几个年轻人收尸吧，他们能做的，只能是见证苦难一拨接一拨地到来。判决还没进行，他们全都当上了兵。短命的包产到户被叫停后，这年六月贯彻全民皆兵，以区为单位编成民兵团，地区、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相应改叫师、团、营、连、排、班。当的是民兵，没有枪。他们问当上班长的生产队长，我们的枪呢？有人举起锄头对着天空：叭、叭、叭。然后说，这就是我们的枪呀。队长说，要把一切对农业生产有害的东西都当成敌人，比如狗尾巴草、牛筋草、马兰头、苍耳子，还有试图破坏生产的阶级敌人，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坚决地将他们铲除掉。

但是干活不像打仗，没有真正的敌人。除了饿和累，没有让人感到紧迫的场景。连长排长对农活的安排一半出于自己对农业的理解，一半来自上级的指示。把锄头当枪使的人对农活的理解是得过且过，自己少挖一锄没人知道，多挖一锄也没人知道。他们没法把狗尾巴草当阶级敌人，他们不恨它也不爱它，他们不恨生长在土地里的任何东西。把犁田耙地说成解放全人类，他们更是觉得可笑：你去解放人家，人家会不会放狗咬你哟？人家又没请你去，哪个要你充行夺势？

这天排长命令所有人去稻田里捉卷叶虫，这是一种肉叽叽的虫子，躲在稻子嫩叶鞘里。他们把捉到的虫子放进竹筒，以便把虫子拿回去喂鸡。想到鸡都有肉吃，不免有些嫉妒。继而觉得做人不如做猫做狗做鸡做鸭，做人这么辛苦，连饭都吃不饱。

突然，所有人都跑起来。跑到田埂上，没去穿鞋，腿上的泥也没洗，装卷叶虫的竹筒攥在手上，像接力棒。有的情急之下竹筒颠倒拿，虫子掉下去，掉到草上的重获新生，落到尘土里的来不及高兴就被晒干。脑袋那么小的虫子的命运也如此诡谲，何况长着大脑袋的人。他们一窝蜂往人多的地方跑去，他们听到了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恐慌。

宣判大会在猪市坝召开，抢劫粮食的人被押送回来，是柴启物修好的汽车把他们拉回来的。这是他们平生第二次坐车，第一次是那天逮捕时乘坐的拖拉机。在别处已经开过公审大会，拉回偏刀水镇开最后一场，开完后就地正法。

荒诞岁月里，即便你什么也不做，也总有一些人想方设法让你不自在。这些即将死去的人，是他们熟识的，是不时可以随意开玩笑、随意置气斗嘴的乡邻，这让他们感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不自在。年纪最大的二十七岁，最小的十六岁，他们的死，让他们感觉自己的生命和身体不再完整，继而感到社会的残缺和无法修补。他们耻于承认从此患上了恐惧症，耻于承认如果由他们来做决定，他们应该把那些恶咋咋闹麻麻的人赶走。而实际上，他们什么也不能做，忧惧和悲伤让他们对世间既失望又不解。喇叭里飞出的声音夹枪带棒，落在地上像钉子一样锥人，飞到空中则像霰弹，所有的鸟都躲得远远的。当他们听到，中国的关键问题是教育农民，他们不服气地想：我们受的教育还不够多吗？

枪毙人用的是一支新枪，年前本县青年出席全国民兵代表大会，中央军委授予优秀民兵代表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枪拿回来还没用过，现在正好可以试试新枪。喇叭里的人介绍新枪时口气温柔得多，就像在介绍他刚参加工作的孩子，年轻又英俊。

与喇叭里的声音比起来，枪声并不特别刺耳，但女人们捂住了耳朵或嘴巴。从此，她们常常从噩梦中惊醒，常常在噩梦中哀号。

死者的亲属，踉踉跄跄前来收尸，他们被预先打了招呼，不准哭不准找人帮忙，要从内心里认可这是罪有应得，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他们跪在地上裹尸时，暗黑的脸颊不断抽搐，脑袋晃个不停。

第二天出工，依然是捉水稻卷叶虫，人们比平时专注，不再像平时那样家长里短。回到家唤鸡吃虫，鸡吃得嗉囊发胀，走起来满足地一歪一倒，完全不顾人间的悲剧。

几天后，小道消息在私下里传递，说那些死者家都收到一麻袋大米。就在他们死去的当晚，有人把米放在门口，不知道什么人放的。这让他们感到些许安慰。

那么到底是谁放的呢？谁敢担这么大的风险？并且有本事弄来这么多米？

抢粮车，开宣判大会，柴启物没任何异常，和普通人一样。自从实行全民皆兵，公社指定的排长就取代了他这个生产队长。他也从田里爬起来就往猪市坝跑，也伸着脖子看那些人被押下车，也被他们胸前打了红叉的名字所震撼。宣判大会后没有枪毙的武装部长和民兵连长分别判刑，又让嘎斯车拉回去，直接送劳改农场。没有人来和柴启物打招呼，感谢他修好这辆车，他也一副和自己无关的样子。

但人们不可能停止猜测，说有可能是那天去分粮的人送来的，他们拿回去后舍不得吃，现在良心承受不住，晚上悄悄还了回来。其他人也想还的，但已经吃光，没法还。本来就不多嘛，拿到家大吃了一顿后没剩多少，米饭的滋味，还没好好享受就滚到肚子里去，简直是在浪费。他们很内疚很过意不去，觉得怎么也应该留一点。这几个人为米付出了生命，他们都是好人。

还有一些人则认为这是柴启物所为，放在死者家门口的粮食是他从粮库偷来的。徐海舟家当时没去粮车分粮食，从生产队分得的粮又不比别人多，可他家从来没缺过粮，这都是柴启物的功劳，说他会飞檐走壁。新任区武装部长对这种说法很感兴趣，把柴启物关了几天，他不承认，被毫不客气地揍了一顿。之后流行抓特务，柴启物多次被当成特务抓起来，有一次被打得很惨，腿被打残，目的是不能让他飞檐走壁。

这段时间人们总看不见明月，以为她已不在人世，生产队分粮食，才又出现在人们面前，饿得眼皮都抬不起来，仍然美貌动人。

死者的坟埋得很草率很小，但几年过去后，他们的坟比当地其他坟都大。大家心照不宣，如果这天收工回家正好顺路，他们就往坟上添土，悄悄地，不能让积极分子看见，以此表达歉意，让心得到些许安慰。

……

冉正万，男，生于1967年。发表过长篇小说《银鱼来》《天眼》《什么是你的》，短篇小说《纯生活》《树上的眼睛》等。现居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