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陈望道和蔡葵（左）夫妇

王欣夫

《文献学讲义》 王欣夫 著

《蛾述轩箧存善本书录》王欣夫 著

版本学家和目录学家王欣夫

王欣夫，字大隆，苏州人。原为苏州有名的书商，著名的版本学和目录学家。新中国成立前夕弃商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不仅在家中藏有一批善本古籍，且具有丰富的辨别古籍版本的经验。据说当年郭沫若先生碰到版本目录方面的问题时都要向他讨教。王欣夫先生可以说是一位奇人，也是复旦中文系的一个宝。可是对这么一个人怎么用，却费了一番周折。20世纪50年代初期，安排他讲一段文学史课，可他一来用“苏白”讲课，二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总是倒腾不清楚，听课者不得要领，讲课者也很苦闷。后来，鲍正鹄先生给系里出了个主意，用其所长，让他开设《文献学及工具书使用法》一课。他先用了一段时间编写讲义，到了1957年秋季为我们1956级首次开设此课，我们算是尝了鲜。

王欣夫先生还是用“苏白”讲课，第一次课安排了两节，旁征博引，只讲了“文”与“献”两个字的含义。其实，“文”者，就是文字记录；“献”者，贤也，也是口头留传的资料。文献学讲的是文字记录和口头留传的文献资料，这是做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基础和入门，是很重要的基本训练。王欣夫先生的课，虽然讲得过于烦琐，口音也不太容易听清楚，但却很实用。通过一年的课程，我们掌握了文献学、目录学和版本学的基本知识，也学会了几种主要工具书的使用。例如在版本学方面，我们了解到“麻沙本”的一些基本情况，福建省建阳的麻沙镇，南宋以后直至明代，曾是一个图书出版中心，形成了古籍中一种叫“麻沙本”的版本。这种版本图书种类多，印量大、销售广，但由于明版大都校勘不严不细，错误较多。相对于“麻沙本”，流传于五代时期的“蜀大字本”，虽然流传少，但版本精良得多。

王欣夫先生的课，不仅讲授，还有相当多的技能训练。为了培养我们的版本分辨能力，他还把家里珍藏的许多善本图书，包括宋版的珍本，共上千册之多搬到中文系资料室展出，教我们辨别各种版本。版本的辨别，尤其是优劣的分别，须从纸质、油墨、版本等方面去辨识，他一一手把手教我们。记得那一天，他整整在资料室待了一天，一方面是担心善本图书的丢失，更重要的是为我们实地讲解、辨识。其时他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却如此认真地对待教学工作，至今都让我感佩不已。

记得王欣夫先生编写的《文献学》讲义，我一直带在身边，几次搬迁都舍不得舍弃。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鲍正鹄先生就任北京图书馆常务副馆长，为了培训职工，把我珍藏的这本讲义征用翻印，我才同这本讲义分手。

王欣夫先生在为我们开设《文献学及工具书使用法》之后，就不再讲课而专心于著述了。他的遗著名为《蛾述轩箧存善本书录》，这部大书由鲍正鹄先生与王欣夫的助手徐鹏先生一起整理、标点校勘，历时五六年时间，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以繁体字排印，装帧精美，共170万字，正文竟有1864页之多，三四斤重。

提到这部大书，还得补一笔鲍正鹄先生为王欣夫先生整理遗著的事。鲍正鹄，原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学贯中西，专治中国近代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曾任复旦大学副教务长，后调任高教部文科教材编辑室主任，北京图书馆常务副馆长，中国社科院副秘书长兼科研组织局局长。退休之后，以病弱之身、舍弃自己的各种事体历时五六年，在徐鹏先生协助下，完成王欣夫先生遗著的整理出版工作，成为复旦校园里、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外文系的蔡葵教授

1956年我考入复旦大学时，蔡葵是外文系的副教授。其时她约50出头，据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是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的夫人。我们入学时，开始设英语课，中文系1956级共有16位学生选修英语，是个小班，外文系就派了蔡葵先生来教我们。于是，教我们16位学生的英语，就成了她的全部工作。

记得从1956年秋到1957年夏的第一学年，由于蔡葵先生的专心致志，英语几乎成了我们的主课。蔡葵先生的教学很有特色，一是课堂上反复练习，尤其是口语练习和听力训练。由于她英文表达能力比中文表达能力强（据说她初中毕业后即经越南赴美留学，成年后才回国），在课堂上常用英文解释英文，然后再让我们用相应的中文翻译出来。我常常被叫起来做这种工作，于是增强了学英文的兴趣。另一方面，她讲的英语是美国音，不标准，于是请来一位在伦敦生活过多年的外文系教授夫人也是她的好朋友到课堂上矫正我们的发音，希望我们也能讲一口地道伦敦口音的英语。除了课堂教学，她也很重视课外阅读。她认为，中文系学生学英文除了听力训练和口语外，更重要的是提高阅读能力和培养一定的翻译能力。

于是，她因材施教，为我们印了大量的课外阅读资料。我当年拿到的就有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的原版全文和莎士比亚的诗剧《如愿》的散文改写本两种厚厚的讲义。这是蔡葵先生用她从美国带回来的英文打字机一页页地打印出来的，倾注了她多少心血啊！她不仅为我们分别打印了课外阅读的讲义，还指导我们如何阅读。她说：“泛读作品时，遇到不认识的生词，可以跳过去，不必停下来查字典，以免破坏阅读情绪。这样读着读着就可以猜到生词的意思了！这就像你们小时候读《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一样。”我依照这种方法读《双城记》等英文作品，从这种课外阅读中受益良多，英文阅读能力快速提高，到大一结束时，我已能比较流畅地阅读《北京周报》和《中国文学》等中国编辑出版的英文杂志。也因为如此，我特别珍惜蔡先生为我打印的两本课外读物，把它们从上海带到了北京，一直保存在身边。

蔡葵先生不仅在课堂上认真教学，为我们打印各种课外读物，培养我们的英文阅读能力，而且关心我们的生活；由于她没有生育子女，也就把我们当成她的孩子看待。记得1957年的“六一”儿童节那天，她盛情邀请我们16位同学到她家中过节。当年，陈望道校长住在复旦大学第十宿舍（学生宿舍）对面的一幢洋楼别墅里，为了接待我们，蔡先生还把陈校长请出去，腾出大客厅，不仅准备了她在花园里种的花生等土产，还专程到上海市区采购了多种西式糕点。就这样，吃点心、唱歌、聊天，我们被当成少年儿童，在陈望道校长的别墅里、在蔡先生的家中过了一个愉快又别样的儿童节。过去将近60年了，这个愉快的儿童节一直难以忘却！而和蔼热情的蔡葵先生也一直难以忘却！

1957年夏天之后，尤其是1958年后，蔡葵先生虽然仍担任我们英语课教授，但社会活动多了起来。到了1959年夏天，3年英语课结束，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

（作者系著名文学评论家、散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