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插图：郭红松

两年前的秋天，我应邀赶赴南京，出席一家报纸主办的主题征文颁奖晚会。什么主题征文？两个时尚又古老的字：“乡愁”。

我的任务比较轻松，为一个11岁的小姑娘颁奖并即兴讲话，同时送一本我签名的书。

颁奖典礼热闹又朴素，地点就在报社大厅，将台阶设计成舞台背景，很有创意。由于乡愁这个主题的普遍性与广泛性，获奖作者下至11岁，上到91岁，年龄跨度极大。在这其中，我就见到了80岁的老上将、南京军区原政委方祖歧，他也是获奖作者中的一员，潇潇白发，令人肃然。

由我来颁奖的这个小姑娘，随父母从湖北来到江苏苏州打工，她用文字表达了对故乡朴素的怀念，同时表达出一个孩子对父爱的渴望。她只盼望能经常和爸爸妈妈一起吃晚饭，这个愿望深深感动了我。在致辞中我除了祝福小姑娘之外，谈到乡愁所具备的色、香、味、音四种特质，讲到故乡与童年给予每一个人味蕾的培养，最得意的一句话：乡愁与童年焊接。

当我脱口说出这句话时，远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的故乡开鲁县浮现在眼前，故乡的青纱帐、瓜园和黏豆包；故乡田野上潺潺的渠水，以及鸣叫不止的绿蝈蝈、“山叫驴”；故乡的厚达半米的冬雪，雪地上顽童们的追逐打闹，冰糖葫芦和秋子梨；还有过年时的杀猪菜的芳香，腌酸菜的滋味，甚至还仿佛嗅到了点燃鞭炮时弥漫于冷空气中的火药味儿，听到那被鞭炮声震落于树梢的雪粉们滑落时的窸窣声……

从本质上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乡愁对我而言，真的是一个成年人对童年的回望。我13岁离乡，随父母远行贵州，记得那是一个大雪漫漫的冬日，我刚升入初中的第三个月，同学还没认全，就分手南下。但我仍然认定开鲁一中是我的母校。离开时，校门走廊的黑板报上还抄录着我一篇题为《复习》的作文，抄写的老师有漂亮的板书功底，让我一个小新生的作文生色不少。这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吧，或许正是这开启了激活我创作才能的第一个阀门？

开鲁一中不仅是我的母校，也是蒙古族老作家玛拉沁夫和中央党校副校长、经济学家苏星的母校，不过他们读书时是20世纪40年代伪满洲国时期，我读书入校是在20世纪60年代，相差几近20年。虽然如此，老校友玛拉沁夫仍管我叫小校友，直到今天还这样叫我。

至今我还记得“小升初”的作文题目是关于向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学习的问答，我回答得很好，这要归功于我和龙梅玉荣小姐俩生活在同一个环境、同一片蓝天下，对冬季的寒冷与风雪的体会刻骨铭心。内蒙古的冬季不好过，我们的脚上穿着厚重的毡靴，头上戴着狗皮帽子，手的两侧全是红肿的冻疮，棉衣袖口不是棉布的质地，因此冷且硬，而缘于袖口就近可以擦拭被冷空气逗出的清鼻涕，一来二去，袖口被鼻涕浸润，再经超低温一冻，真成了铠甲，弹一下铮然有声，是草原小城每一个男孩子冬季的标配。

故乡冬天的雪大，大到经常一夜封门。奋力推门，继而铲雪，在雪的甬道中走出，亦是惯常景致。记得一年暴雪，我的一个长辈出门早，在沿途的电线杆下居然捡到许多撞昏的鹌鹑，还有麻雀，成为一时的笑谈。这些在风雪中遇难的小飞禽，照例是被剁碎后与咸菜同炒，成为佐餐的上佳菜肴。

故乡冬季最让人惦记的是黏豆包，这是一种满族食品，也是过年必备的主食，一如南方山区的糍粑、北方内地的花馍。山海关外的黏豆包，黏年同音，透着喜庆，加上香甜的红豆馅，芳香略酸的黏黄米面，底下衬以深绿的苏子叶，咬一口美妙无比。尤其是冻得梆硬的黏豆包放进炕上老奶奶的火盆烤过之后，用小手拍打下沾上的草木灰，虽然只是礼仪性的拍打，但也足以证明小城少年卫生习惯的养成了，这时托在手上的豆包有一层焦壳，你一口咬下，沁入舌尖的是热辣辣的芳香味道，其中有豆馅与红糖混合的滋味，有黏黄米发酵后的气息，像米酒，尽管那时我从没喝过，但这种混合气息似乎就像酒一样醉人和馋人，尤其对一个饥饿如狼的草原少年！

吃完火烤豆包，嘴唇肯定是沾满草木灰的，用那冷且硬的棉衣袖口一擦，便开心地冲向漫漫雪地去追逐打闹了。

如果说黏豆包的滋味属于冬天和白雪，属于火盆和春节的话，香瓜与甜杆儿则注定属于碧绿的夏天。故乡处在科尔沁草原边缘的沙地，适合种各种美味的香瓜，香瓜的学名叫甜瓜，因为本身成熟后特有的芳香，在我的故乡都叫它“香瓜”。记得乡下进城卖瓜的马车上，照例铺满碧绿的高粱叶子，香瓜们惬意地躺在松软的高粱沙发床上，向小城少年传递香甜的气息与梦想。夏天炎热时节，能吃上一个脆甜的香瓜，应是莫大的享受。后来冰棍儿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冰棍儿比起香瓜，更加时尚和气派，滋味儿也更浓烈和奇异，因为它把冬季的冰雪引入夏天，同时又那么凉爽和可口，香瓜的地位便渐渐被冰棍所取代，儿提时，一个手擎冰棍儿走在街上的孩子，其骄傲的程度一如王子。

甜杆儿是一种甜汁饱满的高粱品种，好像可以榨糖，但由于产量低而形成不了“高粱糖”的规模，可在故乡的夏日，甜杆儿却成为我们最喜爱的小吃，它有甘蔗的甜，皮却不像甘蔗那么厚硬，啃起来十分方便。甜杆儿有绿色的硬皮，用牙齿逐一剥下硬皮，露出的是同样嫩绿的芯，一口咬下，甜水立刻顺舌尖流入喉底，反复咀嚼后吐出渣滓，吃法与甘蔗近似。不过更多的时候我们把竹竿状的甜杆握在手中，让它幻化为孙悟空的金箍棒，朝冥想中的白骨精一路打去；或者当成一把解放军的冲锋枪，向假想敌无情扫射。一根甜杆儿，甜蜜着多少草原小城孩子的童年！

此外，故乡的西红柿分红黄两个品种，吃起来汁多味美；故乡的黄瓜，在黄瓜架上时顶花戴刺，摘到手后水分充盈；故乡的西瓜皮薄瓤红，瓜园开园之日，便是孩子们喜庆之时，尤其产一种籽瓜，嫩黄色的瓜瓤，淡甜，大且黑色的瓜子如石榴籽般挤在瓜肚子里，这种瓜有一个专利：免费享用。人们可以尽情吃，只要把瓜子吐在盆里即可，这是乡俗，也是籽瓜生产瓜子的重要流程。

下面我要说一种更特别的食物“姑蔫儿”，一度我认为它的学名是灯笼果，因为它成熟后的葡萄状的果实有一层坚韧柔软的外衣，剥开后是苹果味儿的黄莹莹的果实，这层金黄色的外衣极像灯笼。“姑蔫儿”好像只产在北方山海关外，一种美味的小浆果，吃时不用洗，因为有一层天然的外包装。“姑蔫儿”外形如葡萄味道类苹果，有极好的口感，在故乡产量极低，大多种几株在菜地旁，与西红柿伴生共长，因为产量少故而显得珍稀，所以儿时的“姑蔫儿”迹近一个味道的传奇，把玩许久方才入口。

北京这几年瓜果市场上却不乏“姑蔫儿”，十几元一斤，我便大包地买回家，剥去软皮，一洗便是一大碗，然后逐一吃开去，奇怪的是再也没有昔日吃“姑蔫儿”的快乐，也许是供应太充足的缘故吧！

可见乡愁的触发，也需要适当的场景和适时的道具，不光是吃“姑蔫儿”，即便是香瓜，也再没吃出当年的口感。不知是品种的退化还是年龄的增长？总之舌尖上的乡愁，现在真是不易觅到，或许这乡愁一如远逝的岁月和童年，怅望中的怀念已远胜于实地踏勘乃至重回故乡，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乡愁变得更加重要起来。

日暮乡关，怎一个“愁”字了得！

（作者：高洪波，系中国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