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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跨域想象——“南京大屠杀”的三种写法及其审美效应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 | 颜敏 裴齐容  2019年04月03日14:50

内容提要:哈金、严歌苓和葛亮的南京大屠杀想象,都采取了“跨域回望”的姿态,占据了有别于中国大陆主流抗战叙事的叙述位置。他们更加注重战争中人的表现及战争对人心灵的影响,深入挖掘战争对人性的塑造,重视历史中个人的价值,体现了战争叙事由宏大颂歌向个体叙事转变的趋势。其所呈现的人物、事件及其背景的复杂与微妙,既昭示了一种新的形式美学的可能性,也折射出历史主旋律之外华文作家对自身命运的历史沉思。对于不同区域的读者而言,其所能激发的情感和意识形态效应,与既有的历史轨道必然产生碰撞,甚至偏离。

关键词:跨域想象 “南京大屠杀” 哈金 严歌苓 葛亮

从跨语境传播的视野来看,跨域想象是华文文学创作中一种值得重视的想象模式。在我看来,所谓跨域象,是指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两种甚至多种空间的对比和缝隙中处理自己的写作素材,建构自己的人物形象,形成各自的艺术选择。这种跨域想象为华文文学的跨语境传播奠定了文本基础,可能提升文本的区域适应性,当然,也有可能带来歧义和困惑。

为了凸显这种跨域想象所带来的可能与盲见,我们尝试从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论出发分析不同华文作家对同一题材的写作选择及其审美效应。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寻找不同文化、不同语境文学的同中之异是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因而从题材来看,华文文学中有两类题材的写作颇具有可比性,那就是中国历史的书写和人类未来世界的想象,即所谓历史和科幻题材的写作较有共通性。在历史题材中,又以抗日战争这一段最能呈现华人世界的共通性情感,当然也最能在同一性之上凸显区域华文作家的个体情怀与相互影响。其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想象,具有聚焦性和样本性,一是有关它的书写非常之多,二是有关它的书写在总体相似的思想起点和批判立场之外,又显现了身处不同场域的华文作家的独特选择。在资讯、传播极为顺畅的当下,面对形形色色的有关历史的各种文本,不同区域的华文作家如何以自身作为媒介,将跨域生存体验与历史的再次想象融合起来,催生各自的艺术之花?本文以哈金,严歌苓和葛亮三位作家的南京大屠杀书写为例,深入剖析了在跨域生存状态下的华文作家如何书写一段历史,在他们的书写中又显现了怎样的问题。

一 三种叙事形式

对历史的叙述体现了历史叙述者的立场及其语境,正如李怀印教授在他的研究著作《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中说道:“对于一些人来说,叙事乃是历史作家和当权者强加给非叙事世界的,因为过去本身是无形的。作为一个想象建构,叙事不可能是中立的;它必然反映史家的主观认识、审美和道德观,及其社会的政治偏见。”①

文学想象在历史叙述中有较为独特的位置。历史著作当然是一种类型的历史叙述,文学作品则是另一种历史叙事的模式。历史著作与文学作品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历史著作也有其立场和使命,但立足客观再现;文学作品则富有主观选择,可更多地关注历史的细节和人物命运。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作为历史著作,挖掘出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和人物,如南京国际安全区中的明妮·魏特琳、拉贝等,但真正让这些人物鲜活起来的方式却是后来的文学与影视。同时,文学想象不仅是保存历史记忆的方式,也是反思历史记忆的方式。不同时期文学作品对同一事件的想象描写,可凸显社会变迁中政治方向、人文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宏大影响。同一时期文学作品对同一事件的想象,则将凸显每一位作家想象处境的个别差异。哈金、严歌苓与葛亮三位作家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想象,是伫立在以往的历史和艺术资源之中重新出发的尝试,他们能否在已有的叙述中建立自己的独特维度,能否为历史留下新的记忆,让读者再次震撼,就关系到各自的艺术选择,以及左右其艺术选择的想象处境的问题。

面对“南京大屠杀”这一被反复书写的历史事件,哈金、严歌苓与葛亮这三位作家从自身的叙事诉求开始重新编织叙事之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体现了各自不同的艺术选择和对历史的不同定位。

(一) 哈金:全景化记录—美国镜框里的中国故事

哈金出生中国大陆,1980 年代末留学美国,学成后留在美国从事文学创作,他的英文写作在美国颇有影响,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笔会福克纳奖等奖项,并在2014 年获选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的终身院士。《南京安魂曲》也以英文写就,但被翻译成中文后在华文世界广为流播,在中国大陆也得到余华等作家的赞誉②。不少评论者认为小说真实、深刻、大胆,是相同题材中最出色的一部。从英文到华文的转化,虽然在细微的表述上可能与原文有所差异,但并未改变哈金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叙事视角和叙事形式。同时,这本被翻译过来的华文小说,为我们洞察通过跨语境传播形成的华文文学文本的复杂性提供了可能。

小说以当时金陵女子学院的负责人明妮·魏特琳的日记为原始素材,参阅了大量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描述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明妮·魏特琳如何保护当地的妇女与孩子,进而在南京组织起难民营,为难民争取权利、与日军斗智斗勇的故事。这样的叙事焦点,无疑体现了哈金的叙事立场,这一用英文为美国读者所写的“南京大屠杀”,突显了象征基督教精神的美国传教士的主体位置,必然是美国人眼里的中国战争历史。确切地说,更像是从美国文化出发,在美国镜框里呈现的东方故事。中文版的《南京安魂曲》并未改变这一鲜明的叙事立场。为了再现明妮·魏特琳及其主管的金陵女子学院在南京大屠杀中所充当的救赎者形象,以及她在救赎他人过程中所遭遇的精神困境,小说的叙事显得有些庞杂琐碎。一方面,文本试图展现明妮在南京大屠杀前后的所有努力以及心路历程,从而带来一种试图将南京大屠杀全景化的叙事冲动,小说涉及了这场战争方方面面的情况,信息量极为丰富。另一方面,为了确立一种客观的叙事立场,文本几乎以纪录片式的③,将大量史实一一铺陈在小说的细节和过程中,记录了难民数量和学院开支费用,甚至勾画出金陵女子学院的地图,以呈现历史现场的真实。也正是为了保持客观冷静的叙述立场,哈金选择了极为内敛的书写方式,即便是开头描写“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的残暴场面,哈金也选择让故事中的人物来展现血腥暴虐的战争现场,而不是直接描述。如一开篇,作者便通过金陵学院的帮工,孩子本顺的变化来呈现战争的恐怖氛围,“本顺总算开口说话了”④。不加修饰的一句话,把本顺这个中国少年在日军欺压下的心理阴影、精神恐惧勾勒出来,当这个被吓掉了魂魄的孩子描述日军的残酷行为和南京城的血腥场景时,比直接的描写更具有情绪和氛围上的震撼力。在书写明妮因摆脱不了精神上的痛苦与负罪意识而选择自杀时,哈金直接引用的是大段原始书信,没有附加任何评述性的文字:“今天,明妮独自一个人留在传教士协会的秘书吉娜维芙·布朗小姐的公寓里时,她把炉子上所有灶眼都打开,用煤气毒杀自己。”⑤哈金在此本可以运用大量笔墨渲染明妮的自杀死亡心理,但他选择了客观呈现,留下了更多遐想和思考的空间。

然而,文中还有一个直接的叙述者,以“我”的视角存在的中国女性宝玲,她是最接近明妮的人,也是最理解她的中国人。明妮所面对的所有困境和挑战面前,她扮演的角色十分复杂,一方面她要以自己的自私和怯弱衬托明妮的牺牲精神,另一方面,她又要协助明妮完成所有的救赎使命。这个虚构的中国女性,恰恰体现了华裔作家哈金自己的尴尬位置。为了完成对美国精神的深刻理解,“我”必须以虚拟的形式在文本中存在,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一人物是不存在的。

(二) 严歌苓:截面—性别视角的优势与局限

在“南京大屠杀”60 周年纪念之际,严歌苓写作了《金陵十三钗》。故事亦取材于明妮·魏特琳的日记,与《南京安魂曲》中难民营里风尘女子代替女孩被日军召去的情节相似,但严歌苓把故事空间定在安全区的一座教堂内,由女孩们的眼睛和人物的语言延伸到窗外炮火连天的南京城,最终,闯入教堂的秦淮河风尘女子为了保护女学生的安全与纯洁,扮演学生赶赴日军的圣诞晚宴,走向身体的毁灭和灵魂的重生。

严歌苓出生于1958 年,比哈金小两岁,与哈金一样,严歌苓也有过军旅生涯,也擅长书写军旅生活,但她惯用女性思维来处理战争,更倾向情感化的表述。顾名思义,《金陵十三钗》也是透过女性视角展现“南京大屠杀”的一个截面,由一方小教堂来辐射整个南京城。女性的眼睛,能让读者感受到战争中人性的脆弱与敏感,情感的细腻与丰富,但女性视角自有盲区,过分倾注在情感纠葛之上可能导致全局视野的缺失。

女学生孟书娟是叙述者,她的叙述,虽然能展现南京大屠杀的惨烈及其给人带来的身心折磨,但严歌苓的用心在于将战争作为女性成长的生活境遇的背景。故而中篇版中,小说以书娟的初潮体验作为开端,让它卷着南京城那一日的血腥气而来,以女性特有的身体体验,打开了一条通往历史的通道:“我姨妈书娟是被自己的初潮惊醒的,而不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城外的炮火声。她沿着昏暗的走廊往厕所跑去, 以为那股浓浑的血腥气都来自她十四岁的身体。”而风尘女子的传奇故事,则体现了女性自我涅槃的寓言性,战争的苦难成就了女性的自我超越,这群卑贱的女人在历史的淤泥中幻化成高洁的莲花,绽放出生命的异彩,成为了神和菩萨的象征。她们在教堂里演绎的闹剧、悲剧,助力了年轻女孩书娟真正走向心灵的自由与成长。

由女性视角来铺展历史故事,有别于传统的男性视角的地方在于女性的意义和位置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哈金的女主角和叙述者在形式上都是女性,但发出的其实是男性冷静客观的声音。而严歌苓则立意将女学生和风尘女子作为女性多面性的象征,以两个群体在同一空间的对立、磨合及最后的灵魂救赎,来表现女性面对苦难与困境的过人勇气,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女性视角所带来的血色浪漫。家仇与国恨、残暴与慈善、牺牲与自私,在局促的教堂空间里全都转换成传奇,日常性被替换和遮蔽。尤其是严歌苓在设置书娟与秦淮妓女赵玉墨的关系时,有意牵引出一段纯属巧合的往事:孟书娟的父亲曾因赵玉墨抛妻弃子,神魂颠倒,她是书娟的仇人,而赵玉墨也曾在书娟父亲钱包中看过书娟的照片,她们在教堂里认出了彼此,这种巧合体现了作者的匠心,但也体现了性别叙事的局限,当战争本身被替换成了情欲,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理解就变得狭隘而偏颇,远离了历史真实的现场。因此,如果哈金为历史增加了一扇教堂的彩色玻璃的话,那么,严歌苓则为这段历史穿上了一件紧身的旗袍。

(三) 葛亮:碎片式—“南京大屠杀”的浮光掠影

“70 后”作家葛亮出生于中国南京,后到中国香港留学、工作,长篇小说《朱雀》创作于留港期间,是跨域想象的结果。《朱雀》的布局非常宏远,以叶毓芝与程云和、程忆楚和程囡三代女子的命运,贯穿起自民国、近代直至现代南京的发展历程,以“朱雀”这一信物为线索,讲述了在历史进程中南京城里女性的命运和各色人物的生存姿态。其中“南京大屠杀”是小说叙述的时间起点,也是开启几代女性悲剧命运的重要背景,意味着南京大屠杀作为历史背景浓缩在个人命运的沉浮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笔。

但与哈金、严歌苓不同,葛亮并没有将“南京大屠杀”作为整体性语境来重彩描摹,而是以碎片式的描摹将之镶嵌在有关南京的宏远叙述之中,不时跳了出来,却又隐隐绰绰,造成了浮光掠影的叙述效果。这是因为《朱雀》真正的主角是南京这座城市,这一城市遭受的重大劫难自然应在小说的叙述之中,但《朱雀》的时间跨度之大,涉及的历史事件之多,使这部作品似乎超越了作者这个年龄所能承受的生命之重。除了“南京大屠杀”外、十年“文革”、“反右派”运动等,都是小说所要呈现的城市历史的重要节点。南京大屠杀当然与南京城市形象的塑造密不可分,需要认真书写,但小说更注重书写历史事件对个人品性的铸造与彰显,南京大屠杀就是这样的考验,它体现了灾难与战争对城市风骨的铸造作用。因此葛亮描写“南京大屠杀”,并非完全为了书写战争,而是要还原他内心对南京的“家城”想象,其对南京大屠杀的把握也就具有某种局限。

葛亮描绘的历史大场面,都是借书中人物的命运走向来展开。南京大屠杀的书写也是围绕着几位女主角的生死爱恨铺展开来。南京女子叶毓芝与日本医生芥川相恋暗结珠胎,因父亲反对不得不分开,怀孕待产的叶毓芝在进城寻找芥川时被一群日本军人凌辱至死,侥幸存活的女婴被教堂神父带走,由妓女程云和代为抚养。在此,小说既呈现了战争的残虐、荒谬,也通过环境的恶劣衬托出了人性的复杂。葛亮也穿插了人物传记和照片材料等历史细节,但他对人物命运机缘巧合的设计不亚于严歌苓,人物宿命被安排于历史事件之中。如叶毓芝避难于寺庙时的回眸竟成了一位将军晚年回忆录里的愧疚瞬间;秦淮河歌女程云和受教堂神父所托而收养了叶的女儿,她从包裹婴孩的碎布中认出婴儿之母乃“齐仁堂”叶氏之女,叶先生又曾是她的裙下之臣等。“南京大屠杀”在小说中就如特定事件在人物命运中的地位一样,是作为一个事件及其影响而存在,而非作为独立主体而形成意义。葛亮在“家城”南京的框架中书写历史事件,小说人物也在家与国之间定位徘徊:个人命运是国家历史中一个微小的点,而历史事件却对个人的一生不断施加影响。由此看到,葛亮距离“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现场已经很远,但他距离南京很近,因而他对这一历史事件的书写,是围绕南京的想象而展开的点点滴滴,对战争本身的关怀不及哈金,他对战争的展现也不如严歌苓一样集中,但他想象了这座城市及居民在遭受战争劫难之后的人生动向与命运沉浮,关注到了战争对人与城市的永久影响。

二 人物及其精神底蕴的差异

对于故事人物的选择,三位作家也是同中见异。明妮·魏特琳、赵玉墨、程云和都是战争的受害者,然而她们因为各自的信仰、情义和情感而在战争中作出了牺牲。哈金、严歌苓与葛亮通过不同人物的精神风貌,突出表现了人物牺牲精神背后的文化背景、性格因素等的重要影响,从而凸显作家各自的艺术选择机制。

(一) 哈金:明妮·魏特琳与基督教的赎罪意识

《南京安魂曲》的可贵之处在于塑造了一个完整饱满的明妮·魏特琳形象,而非完美的“女菩萨”偶像。哈金不仅以她的座右铭“厚生”为主题写出了明妮为南京难民所作的贡献,也在金陵女子学院的日常琐事之中,表现出明妮性格中不完美的一面,如她与老院长怄气,她无时无刻的自责等。因无法及时救出被日军迫害至精神错乱的玉兰,使明妮陷入无限的自责之中,而这种精神上的自责与忏悔,恰是后来导致明妮回国后自杀的重要因素。基督教的“罪”意识在明妮的思想中斗争最为激烈,也是战争对人物思想、牺牲精神的重要影响。

哈金表示,在收集资料写作明妮的故事时,曾思考过如何客观地再现她的经历,于是作者虚构了高安玲这样一个有着美国基督教信仰的中国人形象。她作为金陵女子学院负责人的助理,使金陵学院在战争中的贡献更加具有可信度和说服力;她与明妮推心置腹,是很好地反映明妮心理活动和性格的一面镜子;她有着基督教信仰,能更好地对自身民族和所见的杀戮场面进行诘问和反思。安玲一家作为连接中国与外国两方国情、两种信仰的中节点,其形象设置也是当时许多中国家庭的浓缩—受战况影响不得不离散的家庭,因子女与日本人有染而抬不起头来的父母,与《朱雀》中的“齐仁堂”叶氏家族有相似之处。而通过安玲这个有着基督教信仰的中国人形象,读者可以在阅读中看到由基督信仰指导的基督教徒在战争中的作为,看到日本民族的矛盾性和战争狂热,还有中国难民身上的劣根性。在明妮被南京难民尊称为“女菩萨”时,明妮为难地对安玲说:“可是她们那样的爱和尊重,应该只表达给上帝。”⑥而在节末,作者写道:“很多中国人无法把神和人截然割裂开。确实,对她们来说,任何人都可能越变越好,最终成为神。”⑦明妮的话语和作者的思想表达,体现出了两个民族信仰和认知的差异,是同在一片土地上两种精神文化的交织。

明妮·魏特琳从一个学院的负责人,到成为南京难民的“女菩萨”,经历了与日本军官谈判、与难民好生相劝、与意见不合的同事争论等等过程。后来发生的日本兵带走难民营里的女子事件,受日军刺激而成了精神病的女子玉兰被送到东北进行细菌实验等等,无疑与明妮此生的信仰背道而驰,她为此努力奋战但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刻。这种对基督教精神的践行与博爱心理既支撑着明妮在战争中坚强地做一个庇护者,也让战争加剧了明妮内心对自己的失望和自责。明妮归国后仍旧在精神上饱受战争的折磨,对自己

的无能为力、对南京难民的亏欠感,以及对日军暴行的难以置信,甚至造成了明妮对人性的质疑。最终她选择自杀,是这一战争中及战争后无数死亡中最悲壮的一幕。她希望能拯救世人于灾难之中,不仅为自己赎罪,更是为无数罪恶的造化赎罪,而惨绝人寰的战争死亡绝非她一人之力所能改变的,这使她在往后的生活中一直处于赎罪未成的罪恶感之中,最终自杀。

明妮的牺牲精神既是她作为一个基督教徒的本能作为,爱人助人,又是她作为一个“人”的善良本性。基督教的“罪”意识将她的思想和性格中的至善至美发掘出来,却也将她推向负罪的极端。其中,战争是最主要的催化剂,明妮的牺牲精神确是基督精神与战争碰撞的结果。

除此之外,书中不乏对金陵学院其他助手的描写。安玲后来去看望曾经的助手霍莉并感谢她对南京难民所做的一切时,霍莉说:“我们这么干,只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些事情值得我们付出。一个人不必因为热爱某个国家,才做应该做的事情。”⑧明妮与安玲都认为中国人应该信仰基督教,这种信仰使她们相信上帝的旨意,即便在战争中。

然而,“南京大屠杀”使怀着基督教信仰的明妮经受信念的考验,在危难时刻从不放弃拯救世人,但又令明妮因着信仰的至上完美和自己身体力行的遗憾造成的落差而备受煎熬,赎罪意识成为她最大的思想包袱。在《金陵十三钗》中神父离开中国时也有对信仰和对战争的犹疑:“他在1948 年冬天离开中国时,对去码头送行的书娟和其他女学生说,他非常的失败—作为上帝的使者,作为普通人都失败得很。他还想把乱在1937年冬天的心绪理清,说着说着,发现自己更乱了。我猜他的迷乱是感到自己上了当:真有上帝,上帝怎会这样无能?他一定是为他的上帝找了许多借口,其中之一是:上帝把一幅地狱画卷展现给人们,一定有一个重大的启示。而他完全解答不了这启示。”⑨明妮的自杀是对自身行为的愧疚,对信仰的道歉,但其在离开战争后仍选择自杀更是对战争中的人性残忍有一种莫大的悲痛,是对战争暴力的极力反抗。其牺牲精神不仅是基督教的赎罪意识的成果,更是人性善对世间恶的终极斗争。

(二) 严歌苓:赵玉墨与民间文化的“情义”原则

《金陵十三钗》以“钗”来书写这13位秦淮河风尘女子,既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走出来的“救风尘”形象的重新塑造,也隐喻了这些女子虽美丽仍悲惨的命运。虽然故事发生在一座教堂内,其中也有神父和基督教信仰,然而一直围绕着这群秦淮河风尘女子的,却是南京的市井文化。这体现了严歌苓一贯的“民间立场”。

严歌苓在经历了写作军旅小说、移民小说等阶段之后,将笔头转向了中国的民间,其“民间立场”在作品中渐渐显现。在《金陵十三钗》中,女性的出场多于男性,世俗文化的描写多于官方正统的表达,更深入的是,严歌苓以民间的“情义”原则来取代传统的举着“无私奉献”与“伟大付出”旗号创作的战争小说,以此来诠释战争故事中的牺牲精神。

作为这群风尘女子的领头人物赵玉墨,既有风骚身姿,又有书香底蕴,既与女学生孟书娟有一定的纠葛,又能与军官调情,是上与神父对话,下与姐妹们和女学生之间矛盾调停的人,是作者联系各方情感的重要人物。最初玉墨与书娟还停留在相互默默指认之间。而后风尘女子们弹起琵琶,甚至与士兵幻想着一起归家种田的美好图景。有人为了践行一个单纯的梦被迫害了,有人默默地为士兵包扎。风尘女子的这些举动渐渐改变了书娟对她们的看法。“情义”一词开始显现在风尘女子们对将军的担待、对士兵的喜爱、对神父的尊重和与女学生们的相处之中。但直到圣诞夜最后一刻,书娟才知晓这些风尘女子其实也有伟大的担当。在最初的中篇小说版本中,秦淮河风尘女子顶替女学生赴宴,作为全文的高潮,在结尾中呈现,是玉墨主动向神父提出的请求,而后红菱、喃呢等也笑着应和,悲壮的牺牲被风尘女子们转化为当女学生的梦想。而在最后,玉墨作为最后一个登上车的“女学生”,在即将迎来身体毁灭的绝境之上,转身给了日本军官、也给了读者一个微笑。“排在最后的赵玉墨,她发现大佐走到她身边,本能地一躲,朝大佐娇羞地一笑。像个小姑娘犯了个小错误,却明白这一笑讨到饶了。日本人给她那纯真脸容弄得一晕。他们怎么也不会把她和一个刺客联系到一起。”⑩玉墨本已身处绝境,所去命运叵测,但她竟能在这一关头向敌人展露笑脸,并身怀武器,在文章结尾给了读者深长的回味,在极致的惨境中,赵玉墨丰富了秦淮歌女的世俗含义,增添了一层深刻而沉痛的内涵。

在之后的同名长篇小说中,这个情节被作者修改为神父内心的想法,恰由玉墨与姐妹们商议后提出的,由她们低贱的、已被糟蹋的性命去顶替女学生们纯洁的高贵的生命。在此,身份的贵贱,灵魂的高低,在同一空间里共存,由人取舍。神父为此犹疑过,玉墨也非一开始就视死如归,此番绝境里的命题抛给世人无法回避又难以回答的问题,是否人人当真生而平等,神父内心的选择是否真的遵循上帝的旨意,而女学生们是否应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妓女们用生命给她们换来的安全生活。书娟后来对赵玉墨的寻找,可看作是对当时作出牺牲的风尘女子们的一种感恩与尊重,也是多年后,书娟长大成人,才更知晓当初这个决定的重大与决绝。

对同一结局的不同处理,可以看出作家对此也有过思考和迟疑,对灵魂的平等、生死的抉择等重大命题,作家交给绝境中的人性去演绎,去呈现自私或伟大、偏见与大爱。而对于玉墨等秦淮河风尘女子来说,作出这个决定,竟有些像是天经地义,由已被践踏的生命去顶替还没被践踏的生命,由肮脏的灵魂去保护纯洁的灵魂。她们不懂女学生们唱的赞美诗和安魂曲,尽管教堂的钟声也似一下一下要把她们掏空了,但她们只知道在日本兵面前怎么假装女学生怎么唱出曲调来就好了。秦淮河是养育她们的母亲河,秦淮河两旁的市井文化也教她们在这一时刻打个算盘,将损失降低到最小,即便这样需要自己吃点亏,也能保住大局。而赵玉墨在最后关头还怀揣小剪刀赴宴,也是风尘女子成长中汲取的生存智慧,在这一历史关头起了破釜沉舟的意义。由此看到,若非战争,这群风尘女子仍是风尘女子。“南京大屠杀”摧毁了她们金雕玉器的生活,却将她们在俗世中摸爬滚打却仍长久扎根的情义原则挖掘出来,并让其牺牲愈显可贵。

相较而言,严歌苓塑造的赵玉墨等风尘女子不如哈金笔下的人物那般深沉复杂,其牺牲也与基督教精神无关,更像是市井文化的产物。

(二) 葛亮:程云和与世俗人生的“母爱”本能

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背景中,葛亮同样注意到了以秦淮河歌女的气节来表现人物命运的悲壮和历史的沉痛,让人物从生活的底层爬往精神的高处。教堂神父、中国士兵、秦淮歌女,看似与《金陵十三钗》相似的套路,葛亮借妓女程云和之口道出了关于民族自救与他救的思考:“如果中国的众生都要外国的神来打救,那中国的神,颜面又在哪里。”“这原本不是云和可以想得通的,她是个一五一十的人,将世俗当逻辑。”“她的哲学本来就是一出戏。”11 程云和的思考带着世俗的逻辑,却提出了民族性的难题,葛亮笔下的俗世女子,带着作者和城市的个性,都因生长在南京古城而有了特质和气概,在家与国中转换思维和角色。

在教堂神父切尔发现女婴并向程云和提出哺育女婴的要求时,程云和作为闻名秦淮河的歌女,竟表现出了一种母性的光辉,同意抚养这个孩子,让曾经的大家闺秀、受难母亲叶毓芝的血液仍能在孩子的微弱身体中流淌。1937 年的平安夜,切尔神父为程云和与女婴摄下照片,这个细节为想象增添了历史的见证。程云和在历史关头的高贵和担当,可贵地表现在无论敌人进行着怎样的残暴屠杀,她只消做好一个母亲的责任,喂奶、洗衣、做可口的饭菜。

在程云和后来的人生中,即在后来南京乃至中国的发展历史中,多场政治运动起伏,而她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所为却没有被尊重,甚至最后成为她服药自杀的原因。没有人知道程云和时常回去小教堂看看,没有人敬重她为了保护孩子和士兵而挺身随日本兵而去的担当。她在自己的小家庭里勤俭诚恳,连野菜都能变换出花样成为美味,这样一种朴素的生活情感,既与她是南京城市心态的象征之物有关,又与女性与生俱来的母性关怀密切相关,正因两者,小说中的程云和对叶毓芝的女儿视如己出,为保护孩子穷尽办法甚至牺牲自己。

“南京大屠杀”同样也使程云和这个秦淮歌女经历了悲壮的成长。她自高傲的歌女转化为一个平凡的母亲,兼具了女性的身体和心灵两个美的极端—外表的美丽和母性的温存,她的命运既有历史的动荡,又有生活的节奏。于是,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便体现出了葛亮写作《朱雀》的创作动机。他采用寓“变”于“常”的手法,将南京的历史风云变幻融入到人物命运的发展之中,而程云和恰是南京“日常”的代表,懂得南京饮食文化,了解秦淮河历史,又是南京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由此,葛亮可以通过程云和这个人物形象表达他对南京日常生活的怀念、对南京历史的感慨以及对南京在发展进程中姿态的观望。

因此,促使程云和在危难当头作出重大决定的,并不是她所身处的教堂所宣扬的基督教真理,也不是民族大义等历史教条,是她作为一个平凡女子在成为一个伟大母亲之后,自然而生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母爱意识。相较于哈金的描写,葛亮在此下笔很轻,人物形象的使命也轻,带有一时的情感冲动。较于严歌苓笔下风尘女子的牺牲,葛亮于此的描写笔墨太少,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不如严歌苓的结尾之大,甚至令人怀疑,这一形象的建构也许有意识化的因素,缺乏更深厚的现实基础。

明妮·魏特琳、赵玉墨与程云和都在“南京大屠杀”中表现出了牺牲和奉献精神,但精神背后的文化底蕴各异。哈金塑造的明妮·魏特琳在基督教的赎罪意识下积极践行自我使命,甚至远离战争之后仍在自我反省和自责,其思想深处只有赎罪意识;严歌苓笔下的秦淮河女子赵玉墨,在情义原则和自我保护意识之间徘徊,最终选择了牺牲自我、救赎他人,是战争的特殊环境激发了人性向善的力量;葛亮笔下的程云和是南京日常生活的代言人,与其说是“南京大屠杀”的特殊历史境遇塑造了程云和这样的人物,不如说是南京的历史熔铸了程云和的灵魂,程云和的牺牲精神是母性本能和城市喻象的融合结果。

三 迥异的想象处境

三位作家叙事模式、人物塑造方面的差异,可以找寻到多方面的原因,在此不妨将之定位为想象处境的差异。三位作家都是从中国大陆走出去的具有跨域视野的华文作家,但因他们身处的想象处境不同,才导致

了不同的艺术选择,呈现了不一样的“南京大屠杀”景观。

(一) 哈金:“他者”的立场

哈金曾表示,虽然在国内从长辈口中听闻“南京大屠杀”的诸多惨状,然而真正警醒他的却是美国的纪念活动以及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一书。事实上,《南京安魂曲》是一个“美国故事”,他是为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写作这一部小说,在将明妮塑造成战争中的慈悲女神,中国人心目中的女菩萨的同时,也使战争中人性的两个极端—无私付出与凶恶侵略都展现出来,予人思考。也就是说,当哈金在美国用英文写作《南京安魂曲》时,他有意识地远离中国经验和传统立场,试图将“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历史题材放置在美国这一“他者”的视野中重新观照,以纪录片式的客观化叙事克制华裔身份的潜在问题来书写这场发生在中国的战争,满足美国读者的心理需要。因此,整个《南京安魂曲》就少有中国大陆抗战叙事的激情、煽情以及二元对立的思维走向,而是有意保持了冷静、理性的叙事风格。

从美国读者的角度来重写中国历史必然带来一种疏离的视野。同在1950 年代出生、而后于1980 年代赴美的翻译家、作家、诗人裘小龙也遇到了同样的写作困境。即久未归国,对祖国现状的认知还停留在落后的状态,哈金的《等待》即表现出对中国历史与真实生活之间的偏离,而《南京安魂曲》也是从“他者”的立场上来想象,迎合了美国读者对基督教信仰的感情,对中国本土的文化精神的叙述却有所保留。哈金从“他者”的立场来反观中国,可看到这场战争中美国的基督教精神如何渗入中国,基督教徒如何拯救中国。作者退居叙事的后方,以“他者”的眼光带给读者另一个视角的审视,通过全景呈现历史面貌的方式促使历史深入人心并引起反思,从而把历史升华为文学艺术,从文学中拷问战争与人性,既满足了美国读者对东方中国的好奇和想象,也令中国读者在基督教的故事中反观自身。

哈金的中国书写一向隐含了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视野,无论是《等待》还是《疯狂》,哈金笔下的中国人都带着某些人性的缺陷,或者揭开了人性的隐秘困境。如果根据赛义德《东方学》的观点,这样的写作选择就是作为华裔美国人的自我东方主义的体现。但哈金在写作中试图避免这样的意识形态雷区,他更愿意在普遍人性的视角中去审视中国人存在的问题。在《南京安魂曲》中,他对中国式健忘的呈现就是如此。在《南京安魂曲》中,哈金对中国人在战争中的种种表现如自私自利,不守秩序等进行了批判,都归结于战争带来的影响,但对于所谓“中国式健忘”,却是从人性的角度去呈现的。中国人安玲和明妮在看到日军杀害并填埋中国人的水塘时,安玲认为觉得健忘是更好地生存下去的方法,“这种健忘是基于相信世上万物最终都没什么要紧,因为所有一切最终都会灰飞烟灭—就连记忆也是会逐渐消失的”12 。明妮却认为“历史应该被如实记录下来,这样的记载才不容置疑、不容争辩”。“中国式健忘”源于中国万事皆空的传统思想、随意为之的生活艺术,历史是否真能被如实记录,记录之后就不容争辩,中国人对此似乎并不在意。只觉得灾难会过去,劫后会幸存,日子还要继续。与西方对待历史和真相的探究思维产生了强烈反差。这种思想影响很大,在美国的华人群体中也颇有市场。

哈金在小说中并没有直接显露出对“中国式健忘”的批判和不满,他只是通过情景化的描述,抛出问题。就如很多华裔作家一样,哈金更希望他的小说能超脱文化背景,让读者把关注的焦点聚集在人性的归属上。如张纯如在写作《南京大屠杀》时所说:“本书无意评判日本的民族性格,也不想探究什么样的基因构造导致他们犯下如此罪行。本书探讨的是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既可以剥去人之为人的社会约束的单薄外衣,使人变成魔鬼,又可以强化社会规范对人的约束。”13然而有意消解中国人的独特性,放大普遍人性的立场,进一步坐实了哈金相对中国读者而言的“他者”立场,这也是中国读者在阅读和接受《南京安魂曲》时可能遇到的问题。

(二) 严歌苓:女性与异域的融合视野

与哈金一样,严歌苓的外婆等亲人虽然也是“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但令其深有感触的亦是在国外的纪念活动,同样让她感到一种“中国式健忘”。对此她说:“这场震惊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浩劫,对于他们已变得遥远而抽象。它的存在,只是一个历史符号。假如我没有出国,或许也不会和他们有太大的区别,也会呵护刚得到的这点机会和权利,抓紧时间营造和改善自己的实际生活……假如我今天仍居住在祖国本土的一隅,就轮不到我来感叹人们对历史的淡漠了。”14 如果哈金将美国读者作为隐含读者的话,那么严歌苓则是面向华文世界,她的读者主要在华文地区,但她在美国接受专业写作硕士训练,又在好莱坞担任编剧,她的文学视野已不再那么纯粹,具有了异域的色彩。同时,作为女性作家,严歌苓的小说总是以女性作为主角,以女性的视角去回望历史、探寻现实的种种可能,女性的视角相对应的是主流的男性的宏大叙事,具有独特性。她的南京大屠杀想象,也就是在女性和异域视角的融合中,建构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王国。

在最初的中篇小说版本中,以“我”的姨妈书娟的回忆来开展这个宏大历史场景中发生在一座教堂里的故事。在后来改编为长篇小说的开头中,以孟书娟与赵玉墨在法庭上的相会作为倒叙的起点,以赵玉墨那个似乎永不衰老的背影,和当年闻名南京的秦淮河流水为开场镜头,吸引读者走进法庭背后的历史故事,既有秦淮河的琵琶歌声,也有唱诗班的安魂曲。书娟的视角既是一个女学生的目光,又是一个浸染着基督教文化的女孩视角,严歌苓的女性立场与移民作家的异域视野经由书娟这一视角来呈现,且通过这一人物得以融合。在她身上,女性的自我意识和成长意识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共同存在,呈现为一种较为复杂的人性观和历史观,最终映射在人物的命运和历史的镜像之中。

以女性视角来重写历史,使得严歌苓对南京大屠杀的观照更为情感化、个性化,而融汇异域视野来想象历史,则让她将战争的故事演绎成了西方男性和东方女人的邂逅故事,用罗曼蒂克的爱情氛围冲淡了战争的残酷与恐怖,由于更注重战争中的“人”的情感的挖掘,严歌苓对战争的史实和场面直接描写较少,更多地通过主观想象来塑造人物,注重故事的发展而非突出史实层面。女性视角的浪漫情怀、敏感细腻再加上异域的眼光审视,使得严歌苓在描写“南京大屠杀”时既以丰富敏感的女性心理连接人物的情感纠葛,又凸显了西方基督教思想与中国民间文化的碰撞。女性与异域的融合视野使得《金陵十三钗》更多地关注战争中的情感细节以及心灵需求,在浪漫的情调和粗线条的战争图像里完成了对历史的想象和挪用。

(三) 葛亮:移动的家国观望者

葛亮的这一小说以“朱雀”命名,确立了南京的城市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但南京与外来文化不断碰撞的故事程式却暴露了作者特殊的想象语境。南京对葛来说是家城,同时也是国家的象征。当葛亮离开南京本土,进入香港这样的国际都市生活后,南京和他之间就保持了时远时近的距离,形成了一个回望家国的叙述位置,这种移动的视角、跨域的经验,构成了一个特别的写作姿势,让他试图将南京的历史融入世界,强调其混杂和暧昧的一面。

正是在这样的距离中,他书写的“南京大屠杀”在幻化为个体的遭遇时,就多了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投射。作为南京之魂的几代女子,都注定了在与异域男性的感情纠葛中感受生死离别的痛苦,也是在这样的本土与异域的碰撞中映现历史的伤痕,造就了南京坚韧而丰富的城市品格。南京大屠杀的意义就是如此。小说以中日男女的情爱映射中国与日本爱恨交织的情感关系,以叶毓芝如基督般受难的牺牲和死亡隐喻南京大屠杀给城市和人带来的致命伤痕,以叶毓芝与芥川的女儿程忆楚的诞生来影射中日之间欲说还休的情感现状,南京大屠杀在葛亮笔下有了节奏缓慢、情感深沉的铺展。

事实上,葛亮在《朱雀》中,有意让许延迈这个异域成长的华裔青年来审视南京与南京大屠杀,体现了葛亮对局外人、第三者叙述的偏好。小说中,许延迈最初被《南京大屠杀》的叙述牵引,产生了对南京的浓厚兴趣,他来到南京,以游览者的目光重新审视了南京城的过往和当下,让南京的建筑、饮食等都显现了陌生化的意味。而另一个人物冯雅可,作为南京现代气质的喻体,也是一个边缘化的视角,他极富有才华,却极度颓废,因深重的毒瘾游离在正常生活秩序之外,变成了城市的幽灵,这恰恰又是南京古城在现代社会的游离处境。

从叙述语言来看,葛亮的小说回归了典雅的笔记体,在传统与现代寻得平衡,在历史与现代之间架起桥梁,使“南京大屠杀”在书中远超出单一历史事件的意义,是个人的城市经验、人物的命运走向和南京的发展历程的复合载体,凸显了葛亮在家国之外的观望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葛亮借鉴了前辈作家在城市叙事中的情感抒发方式,使其战争想象充满了个人经验的浪漫色彩。像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并非写战争而是写爱情一样,葛亮的《朱雀》亦是为写南京而写“南京大屠杀”,《朱雀》中常见像钟晓阳的《停车暂借问》一般的男女感情困境和古典诗词式的哀怨,带着浓郁的抒情意味,就是对日本人的书写,也充满了颓败的美感和漂浮不定的情调。如芥川家族的男女,都有着极富魅力的个性举止,南京大屠杀中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的日本军士,也如浮世绘般只留下集体影像,毫无现实感。有时难免让人对日本民族产生恍惚不定的评判。这是不是因为,葛亮在面对南京大屠杀时,因为经验的匮乏使他选择了更为浪漫化的处理方式?当他将人与城市联系起来书写南京大屠杀、使战争作为城市历史的一部分而存在时,他是否挖掘出了南京大屠杀的真正意义?

哈金、严歌苓和葛亮的“南京大屠杀”想象都建立在批判战争和洞察人性的基础之上,但演绎出不同的叙事视角和审美效果:哈金以全景式的客观记录来呈现战争,从美国镜框里映射中国的战争故事,借由明妮·魏特琳的形象探讨“南京大屠杀”对人性的深刻影响。严歌苓通过一个截面,即通过女性视角来展现一座小教堂内发生的“南京大屠杀”的故事,虽演绎出情感和人性的厚度,但对战争本身的书写较为单薄。葛亮将“南京大屠杀”糅合进宏大的南京历史进程中,通过程云和等南京女子在大屠杀之前、之中、之后的表现,来展现战争中的人性与城市的历史厚度,显现了葛亮的我城情怀和家国意识。哈金的“南京大屠杀”偏向客观和深刻的战争描写和体验;严歌苓则偏向浪漫的情感想象;葛亮则试图将历史镶嵌在城市的性格与文化之中取得意义,历史变成了可以编织的碎片。

但共同之处是,这三位作家的南京大屠杀想象,都采取了“跨域回望”的姿态,在远离中国大陆的空间位置,形成了有别于中国大陆主流抗战叙事的叙述位置。因此,那种常见的黑白分明的意识形态、固化的受害者形象以及抗日英雄的典型化在三位作家笔下都不存在,他们更加注重战争中人的表现及战争对人的心灵的影响,深入挖掘战争对人性的塑造,重视历史中个人的价值,体现了战争叙事由宏大颂歌向个体叙事转变的趋势。作为一种建立在跨域体验基础之上的历史叙事,它所呈现的人物、事件及其背景的复杂与微妙,既昭示了一种新的形式美学的可能性,也折射了历史主旋律之外的尘埃落叶,有可能正是华文作家有关自身命运的历史沉思,深深烙上流离的痕迹。对于不同区域的读者而言,它所能激发的情感和意识形态效应,与既有的历史轨道必然产生碰撞,甚至偏离。

注释:

①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中华书局2013 年版。

②余华:《我们的安魂曲》,选自哈金:《南京安魂曲》,李思聪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 年版,第1-3 页。

③在《南京安魂曲》英文版中,出现很多语法构造极为简单的句子,相比以往哈金的中国式英语,有了一种净化和提纯。在翻译成中文版时,这种风格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留,也就使得翻译过来的华文小说也具有了同样的风格。

④⑤⑥⑦⑧12哈金:《南京安魂曲》,李思聪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 年版,第1、291、137、138、238、94 页。

⑨⑩严歌苓:《金陵十三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年版,第28、82 页。

11葛亮:《朱雀》,作家出版社2010 年版,第132 页。

13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中信出版社2013 年版,第11 页。

14严歌苓:《波西米亚楼》,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年版,第142 页。

[ 作者单位:惠州学院中文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