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灭籍记》之于范小青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化作品，它表明范小青已能熟练地将形而下的社会问题与形而上的哲学问题相结合，在范小青的创作谱系中有其独特地位。本文就《灭籍记》中的历史、身份、人性命题进行学理上的探讨。四部分分别涉及重述历史的可能性，建构个体身份的内涵，人性本身的复杂性及其悖论，以及勾连历史、身份、人性的内在逻辑。本文尝试透过《灭籍记》对范小青的创作进行深层次把握，展现范小青创作的变与不变。

关键词：范小青 《灭籍记》 历史 身份 人性

虽然范小青在谈及自己创作风格转变时曾说过：“所有的这些变化，并不是我在很清醒的前提下实现的，恰恰相反，我只注重生活给我的感受。”①但我始终认为范小青是一名积极求变的作家。新作《灭籍记》从名字上便可以看出是一部兼具现实与象征意味的小说。这不单体现在对“籍”的把握上，更体现在对传统与现代的融会贯通上。从《灭籍记》中，不仅能够感受到“苏味”与“新写实”的余韵，还能够看到马尔克斯的魔幻、品钦的追寻和卡夫卡的荒诞。《灭籍记》将隐秘的过往、错综的身份与复杂的人性均上升至哲学高度，呈现出深广的内涵。“起死”原有使死人复活之意，以“起死”与“灭籍”为题，其意在挖掘文本生死相对、阴阳相生、存在与虚无的哲学内涵，在对立统一中把握文本的丰富性。

一 历史：“起死”的有效性质询

如何书写历史，进而表现历史真实，这是任一试图把握时代脉搏的作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其原因并不单纯在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②的抽象论断，更在于历史真实与当下现实不可分割的隐秘关联。历史表面上是由一系列个案组成的知识集合，而在本质上，呈现在大众面前的历史则是经由外力筛选和整合形成的模糊“镜像”。历史最终只有以记忆的形式参与到人类社会的演进之中才能存活。在历史转化为历史记忆的过程中，固化、删削、变形与遗忘均不可避免，这使得作为集体记忆的历史与作为客观实在的历史存在普遍偏差。透过虚假的集体记忆洞悉历史真实，进而在总结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独有的历史知识谱系，这是作家进行历史题材书写的基础。对“50 后”作家而言，宏观历史与微观记忆间存在不可分割的暧昧联系，在范小青、莫言、张炜、苏童等作家的笔下，历史一方面作为被讲述的客体接受主体审视，另一方面与主体的记忆相联系，使得文本带上了极强的经验主义色彩。受解构主义与新历史主义影响，作家避开了庄严的主流宏大叙事，转而从民间视角和个人经验出发，对历史进行重述与再思考，展开了叙述历史的新维度。但与此同时，这一维度上的修正很快达到了自身上限并转而异化了还原历史真实的初衷。如何将真实历史与个人化书写进行有效结合，避开固化历史和虚化历史的双重陷阱，进而开辟历史书写的新维度，已然是作家面临的首要问题。从这个角度上看，《灭籍记》是一次对如何表述历史的有效尝试。

《灭籍记》情节并不复杂：“真孙”吴正好发现了一张有关吴氏产业归属的旧契约，由此牵出了有关其身世的家族秘辛。为将遗产据为己有，他开始了上溯家史的艰辛尝试，百般努力后，吴正好最终发现一切好似南柯一梦，就如同虚拟游戏《美丽新世界》一般。与情节本身的简明相比，范小青所采用叙事方式极为繁复。范小青历来长于从具有典型性的边缘人视角切入叙事，《裤裆巷风流记》《赤脚医生万泉和》等皆是如此。在《灭籍记》中，作者延续了这一传统，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均为市井、乡野小人物，与前作相比，《灭籍记》是一部“万花筒”式小说，其间的历史、事件、人物关系都极为散乱，营造出了光怪陆离的文本效应。通过杂糅现实主义精神、先锋叙事形式和类型文学创作手法，小说有意为读者提供了解读历史的多种可能性。

范小青借鉴了侦探小说常用的布谜、解谜的“谜式”结构。作者对文本进行了迷宫化处理，以契约为起点，层出不穷地布置连环疑阵，将吴正好这一人物形象放置在迷宫的入口“探秘”，以此展现历史的暧昧与复杂。吴正好回溯家史的动因源于现实利益，这使得他总被虚假的历史表象迷惑，在急功近利中丧失了发现真相的机会。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个体试图“起死”历史从而摆脱现实困境的尝试，这在文本中表现为“想象—寻唤—失落”结构。吴正好由旧契约引发了对过往的想象，以契约为线索，他开始寻唤历史真相，然而寻唤之路注定痛苦而又无果。“个人仅仅是关系网络的小结”，③作为个体的吴正好不具备把握宏大历史的能力，而与具体历史相关的人无法或无意为其提供正确认知。典型如郑见桃，不仅伪造自己的身份回避历史真相，而且对吴正好进行了有意识的误导，使得吴正好不仅无法寻唤出真正的历史主体，反而参与到了虚构历史记忆的行动之中。而造成失落的根由既在个体，也在历史主体：

后来我睡着了。或者，后来我醒了。无论我是睡着还是醒来，我都是在玩游戏。这款游戏的游戏规则就是改变，只要在任何线索的线头上作出改变，结果就完全是另一种样子。这个游戏为什么那么迷人，因为它可以提供无数无数的结局。④

作为“线头”的契约本身具有偶然性与不确定性，以其为线索探寻到的并非历史本体，而是被异化了的虚假能指。吴正好的想法和行为带有极强的先验性，他所要确证的历史“真相”只是能够佐证其继承财产合法性的片段历史。换句话说，吴正好探寻历史的行为从一开始就是“西西弗斯”式的无效游戏。

《灭籍记》中的叙述声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量，共计有五个之多。多重叙述声音在侦探小说等类型小说中颇为常见，但与侦探小说相比，多重叙述声音在文中不仅起到了众声喧哗的布疑效果，也使得历史变得更加丰满，并与现实产生了有效的互动。小说由故事情节互相关联的三部分组成，分别从三个形象—吴正好、郑见桃、郑永梅的角度切入讲述。吴正好代表了由当下回溯历史的尝试，他手中的契约是通向历史幽微的通行证，但只有找到与历史相关的有效实体才能确证自己继承财富的合法性，这一实体便是叶兰乡。吊诡的是，真正的叶兰乡早已离世，留下的是假借叶兰乡之名活着的郑见桃。个体人生经历的局限及其与真实历史之间的显在断裂使得这一回溯过程从一开始便困难而无望。与第一部分吴正好的限制性视角相比，第二部分采用了第二人称与第三人称交叉的方式叙事，“叶兰乡”的替代者郑见桃的人生就此得到了由内而外的全景式展现。如果说吴正好所进行的是解谜历史的尝试，那么郑见桃的一生则是通过无数谎言虚构历史。由此，小说的前两部分形成了界限清晰的两种历史呈现方式。与尚需依靠假名字生活的郑见桃相比，第三部分当中的郑永梅则是一个自始至终不曾存在的“虚无”。郑永梅是一个极具先锋色彩的诡异形象，其文本意义在于，他从未以肉身形态参与历史进程，但却成为了他人虚构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的荒诞性与虚假性由此得到了有效揭示。郑永梅这一形象是范小青又一次灵活运用“他者”视角的体现。《赤脚医生万泉和》中万泉和的“愚痴”视角与《香火》中香火介于神、鬼、人之间的“灵体”视角在本质上都属于“他者”视角。而《灭籍记》中的“他者”视角一方面通过“陌生化”拉开了读者与宏观历史间的距离，另一方面，由于“他者”与历史、现实均没有利益牵扯，因此又使得“他者”叙事更为真实可信，由此又拉近了读者与历史真实的距离。范小青以极端化的形式切入历史，其目的并不在于借“他者”为历史下定论。“他者”也无法完整把握历史，经由郑永梅阐释的历史其真实性仍无法得到确证。但“他者”的引入无疑丰富了解读历史的可能性，使得受情感利益纠缠以及意识形态遮蔽的历史得到了更为清晰的还原，第三部分的引入使得文本以一种“正反合”的状态得以完成。

从《灭籍记》中，我们看不到明确的结论，通过对历史“起死”，其间的隐秘虽然得到了挖掘，但历史的真实性仍有待考量。在小说中，历史如此阴森、破败、残酷而又不可捉摸，试图通过“起死”历史摆脱现实困境的行为却反使得探寻者陷入了不可捉摸的“罗生门”：

他们以为就此完事了……可是，他们就没有想到，我郑永梅有没有小辈呢，假叶兰乡有没有后代呢，说不定郑见桥也有一两个私生子呢，还有二娃子家里的那些如狼似虎的后人呢，还有许许多多可能出现的人物呢。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人物，你们别再忽视了，那就是我本人。你们真的认为我只是一个名字吗，你们真能断定我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吗？或者当年，我的父亲母亲真的有我这个孩子呢。所以，吴正好的人生之路，长着呢，远着呢。甚至不知路在何方呢。⑤

“虚无”郑永梅对历史“起死”的有效性提出了尖锐的质询，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滑向了不可知论与虚无主义。“假如我们希望把无名的人从备受漠视之下解救出来，就得号召有一种新的概念上的和方法论上的历史学研究途径，它不再把历史看作是吞没了许许多多个人的一个统一过程、一篇宏伟的叙述，而看作是有着许多个别中心的一股多面体的洪流。这时候作数的就不是一份历史而是许多份历史了，或者更好是说许多份故事了。”⑥历史被各种符号层层表征化，通过重构历史的多种可能性而非纯粹按照主观意愿去想象历史，才能够最大程度贴近历史真实。多重叙述声口的运用正是为了避免单一主导声音对其他可能性的遮蔽。有学者曾就范小青的历史叙事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的历史叙事首先否决了精英化的历史叙事。精英们将历史纳入到拨乱反正的框架内，但在范小青的历史叙事里，正与反是环环相扣的……范小青的历史叙事也不是曾经流行的颠覆历史，而更多地是一种历史的辩证法。”⑦小说的意义并不在于颠覆既有的历史，甚至也不在于通过“起死”确认历史的真实性，而是通过展现历史的多样性与不确定性揭示其本体，进而还原人的历史。

二 身份：被“灭籍”的个体

《灭籍记》的明线是探源历史，暗线则是身份建构。“自我”“主体”“他者”是与身份密切相关的三个关键词。“自我”与“主体”常作为同义词进行互换，而“他者”则是确认“自我”或“主体”的有效存在：“主体只能在对立中确立—他把自己树立为主要者，以此同他者、次要者、客体（the object）相对立。”⑧在人类社会中，主体往往通过“他者”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并进一步构建自我身份认同。《灭籍记》中的历史与记忆，既是需要探源的存在，也是确证人物身份的“他者”。

《灭籍记》中的“籍”指代的即是身份，吴正好是寻找“身份”的主要人物。小说中的吴正好名义上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而其真实阶层属性则是濒临“无职可求”的底层市民，其工作属性本质上等同于电工，其社会身份与思维方式属于典型的小市民。这决定了吴正好很难从工作或他人身上得到认可，换句话说，在一个科技发展、物质丰富的消费社会之中，缺乏物质基础与社会地位的边缘人吴正好无法从现实生活中的“他者”身上获得有效认同。“作为封闭

（Verborgenheit）的日常生活，没有世界的幻影，没有参与世界的不在场证明，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它需要这种超越所产生的一些形象和符号。我们已经发现，它的宁静需要对现实与历史产生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⑨作为信息时代之子，在获得契约之前，通过电子游戏融入虚拟世界获取存在感与满足感，尽可能地打破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界限，这是吴正好构建自我认同的直接手段。但契约使吴正好获得了新的存在感，给了他突破僵化、封闭的日常生活的希望。同时，吴正好兼具历史遗民的身份，能否继承“历史遗产”，与历史产生实质联系直接关系到自我身份建构的可能性与完整性，这是吴正好探源历史的内在动力。而当这一行动失败后，吴正好转而试图从反方向解决这一问题—通过造假和虚构“让梦成为现实”，通过申请宣告郑永梅的死亡，吴正好以“有创造力、有想象力、有执行力”的低成本看似完美地完成了遗产继承计划。如果说吴正好之前的行为是通过反抗历史与现实的“灭籍”来完成自我建构，那么死亡申请则表明吴正好放弃了通过溯源历史完成身份确证，转而通过对过往进行“灭籍”完成自我虚构，从而赋予自我合法的继承人身份。可以说吴正好最终回归到了叶兰乡、郑见桃等人的老路上。吊诡的是，郑见桃等人均通过有意识的自我“灭籍”达成了重构身份的目的，吴正好的“灭籍”行动却终归于失败，其因在于吴正好所进行的“灭籍”从一开始便指向了虚无。恰如郑永梅所言：“一个从来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人，竟然知道了自己的死亡日期。”⑩吴正好与历史之间的断裂使得他既无法通过溯源确认自己，也无法在甄别的基础上对过往进行有效虚构，最终使得自己跌进了历史与现实的夹缝之中，只能以一种毫无存在感的边缘人身份继续生活：

后来又轮到我值夜班了，我瞄了一眼监控，发现有一台电梯的门开了，不过这不关我事，有没有一只蝙蝠飞进来飞出去，也不关我事，我继续打我的游戏。11

如果与老舍的《骆驼祥子》类比，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灭籍记》反思个体身份构建的内在逻辑。祥子是典型的进城青年，其理想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攒足钱买黄包车，自食其力在城市中立足。在这一过程中，他先后经历了农民、劳工、市民、城市游民的身份转换。祥子的人生经历了一个抛物线，最终成为了一名寄生在城市中的流氓无产者，未能完成最初改换身份的愿望。与祥子相比，吴正好的人生是一条直线，他的身份自始至终未曾发生改变，他的思维方式与祥子亦大不相同，但他们的心路历程却有着相似之处，都是以愿景为精神依托，试图重构自己的身份。当希望破灭后，祥子和吴正好的内心均堕入虚空，祥子表现为不再理会别人叫他“祥子”还是“骆驼”，从一个凭自己力气挣饭吃的头等车夫堕落为一具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吴正好表现为从对过往充满了好奇、不惜一切代价去继承遗产的状态回归到了万事皆不关己、沉迷于游戏世界的状态。但与老舍刻意突出祥子重构身份的人生悲剧不同，范小青质疑了这一行为本身的意义：

那要看我的游戏朝哪个方向发展，改变规则，我可以应有尽有，再改变规则，我可以一无所有。游戏就是这样。12

面对浩大无匹的历史与现实困境，个体的尝试显得没有任何意义，身份构建已沦为脱离现实的虚假游戏。从这个角度看，郑见桃虚构、篡改身份并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灭籍”，吴正好被迫脱离历史与现实，将自我身份虚拟化、游戏化才是真正的“灭籍”。

值得注意的是吴永辉这一人物形象。传统意义上，“父”以其先天的血缘关系与监护人身份宰治其“子”，而“子”往往通过精神“弑父”完成自我身份构建。“父”既是“子”模仿的对象，也是“子”超越的对象。同时，“父”还是“子”与历史建立联系的纽带。但在《灭籍记》中，父亲吴永辉却一直处于“半缺场”状态，这里的“半缺场”指“父”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在对“子”进行精神指引及帮助“子”与过往建立联系方面是缺席的。吴正好最初试图以父亲为媒介来探求历史真相和建构自我身份，但均被父亲以装疯卖傻的方式搪塞，这与小说“假子真孙”的设定密切相关：作为郑见桥与叶兰乡的亲生儿子，吴永辉自出生伊始便以虚假的身份活着，当他得知自己并非吴福祥的亲生儿子时，内心深处对历史和身份的潜在认同业已崩塌。换句话说，吴永辉始终未曾完成真正的自我身份建构。因此，作为“假子”的他无法将包括家史在内的真实历史还原并传承给“真孙”吴正好，相较于以虚假对“子”进行规训，吴永辉选择了能而不为。而在小说的结尾我们发现，吴正好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吴永辉的拙劣翻版，通过契约获取财富进而在当下获得身份认同的行动注定要失败。因此，“父”的自我隐匿既是对“子”自我身份构建的阻碍，也是对“子”的成全。另外，吴永辉这一形象实际上还代表着特定的历史时空与话语空间，父权的缺场隐喻着话语权力的失效，象征着历史过渡阶段的无序与失语。在断裂和虚构的历史中意图通过认祖归

宗确证自我，这一“寻籍”之旅注定只能以“灭籍”作终。

三 人性：“起死”与“灭籍”的悖论

与《女同志》《赤脚医生万泉河》《香火》等作相比，《灭籍记》本质上延续了范小青一贯的创作传统—仍是一部描摹人心、揭露人性的小说。“文学最要关注和表达的是人类的命运和情感，写老宅，即是写人。”13在展现历史“起死”的无效与身份“灭籍”困境的同时，人性的“起死”与“灭籍”是范小青思考的重心。透过历史与个体身份书写人性的复杂，而不介入对人性的评判，这是《灭籍记》的突出特点。

当前，书写“人性”已成为一种保险而庸俗的经验。在刻意回避人性善恶的基础上，着力于洞悉人性幽微，以书写人性阴暗面延展所谓的文本深度，以展现人性扭曲揭示人的内在“丰富性”，已经成为部分作家的创作常态。诚然，这种写作方式有利于作家避开外部力量塑造“新人”的潜在诉求，同时避免了作家宏观把握人性的无力与尴尬，但也导致了书写人性的维度越来越狭窄，其所展现的人性变得愈发片面与可疑。“‘艺术摹仿自然’，这个自然主要就指‘性’……文艺作品的价值高低取决于它摹仿（表现、反映）自然是否真实。” 14《灭籍记》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历史与现实，身份建构与身份消解的裂隙中，以真实而具说服力的方式，完成了对人性的再观照。

我们先从《灭籍记》的“公路小说”特征入手分析。以吴正好的视点切入，《灭籍记》以其身世为线索，以历史为道路，以“寻根之旅”中见闻为主要内容，这种鲜明的“在路上”姿态可以看作是“公路小说”的变体。范小青采用这一叙事方式全景展现了历史与社会景观，同时也展现了人心，揭示了人性。吴正好的所作所为无不昭示着他就是当代中国的“垮掉一代”。与“二战”后的美国青年相比，吴正好的不同在于将逃离现实的工具从性爱、毒品置换成了精神海洛因。但如何摆脱精神上的苦闷，完成自我身份确认，不仅是《在路上》中迪安、萨尔所面临的问题，同样也是吴正好需要解决的问题。读者随吴正好进行历史探秘的同时，也由表及里地了解了吴正好这一人物形象。在年轻人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佛”与“丧”日益成为其主流文化口号的今天，吴正好反映了一代年轻人表面颓废但内心深处仍想确证自我的生存样态。这里我们暂不去分析形成这种样态的外部原因，单就个体而言，趋利避害，人之本性，当确证自我的成本大于收益时，多数个体均会本能地采取回避态度，避免“西西弗斯”式的徒劳。支撑吴正好努力的是无所谓有的历史遗产及由之产生的愿景，其内涵在于人心深处对“乌托邦”式幸福不可遏制的向往，这种向往常外化为对外物的追逐，而“乌托邦”的覆灭会直接导致人心裂变，这是人性最大的真实。由此，我们可以将吴正好的象征意义放大到作为整体的“人”。在小说当中，郑见桥、叶兰乡、郑见桃等人均曾为自身幸福进行极限尝试，在尝试当中他们产生了巨变，叶兰乡、郑见桃这对姑嫂是巨变的典型：

她的嫂子叶兰乡，出身名门，但她很快已经从一个气质高贵、温文尔雅的淑女变成了一个神经兮兮、说话颠三倒四又尖刻无赖的泼妇。15

郑见桃是聪明的。只是在从前，她不需要太聪明就能过得不错，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她必须把她的聪明才智调动起来，使用起来，她才能应付日子。恐怕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一旦她的聪明才智调动起来，使用出来，她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16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最低层次和最高层次的需求分别为生理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人的动机越是来源于较高级的需要，人就越少兽性而越多人性，人的本质也就越得到充分的体现” 17，叶兰乡和郑见桃的巨变源于生存环境的恶化，她们的现实需求直接从最高层次跌至最低层次。如果采用传统道德评判标准，那叶兰乡和郑见桃无疑是脆弱而速朽的，但范小青的思考显然超出了简单的道德评价与人性判断范畴。小说中的人心与世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书写世道就是在揭露人心。将视野放宽，我们能够看到，小说营造了一种“围城式”社会景观：《灭籍记》中正面人物形象缺失，存在的是一群道德上有缺陷的人，他们互相攻讦、欺骗、陷害、勾结……构成了“死水”般的自足世界。而所有人物的行为几乎都与现实处境或者说现实困境密切相关，且这种困境实际上是无法摆脱的，因为其本质上是存在主义式的困境。从《香火》《我的名字叫王村》再到《灭籍记》，我们能够看到完成转型的范小青逐渐与所谓的“温暖现实主义”拉开了距离，其笔锋冷峻的一面日益凸显。作者越来越偏向于以荒诞、反讽、戏谑以至于游戏的笔调来解构一切看似不可撼动的事物，而人性的深刻与复杂反而在其间得到了彰显：“仍然是写人生写人性，但已经不是‘挽回’的方式，而是构造了冲突之中的人生场景和人性图解。相对于以往的‘静’，现在多了‘动’，相对以往的‘稳定’，现在多了‘变动’，小说的艺术张力也因此而生。” 18范小青并未直言人性的本质是什么，她揭示了人性的不确定性，其最大的特点是变动不居。将人物置于极端环境之中对其进行考验的目的并非为了显示其恶，而是表明人性的脆弱，进而表达对人本身的关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建立在对人性理解之上的悲悯。

《灭籍记》中的人性书写与历史探源和身份建构密切相关，历史的断裂与身份建构的失败斩断了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内在联系。“灭籍”的深层含义是人性的泯灭。不管是被特殊时代裹挟被动“灭籍”还是打破现实与虚拟的界限主动“灭籍”，其本质都是人性的异化与丧失。对历史进行“起死”的重要意义在于解决外在现实层面的问题，内在精神层面的问题则主要由人性“起死”来完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这样描述共产主义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9 这一理想社会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外部世界生存性利益上的矛盾已被消解。但由存在带来的根本性矛盾，特别是个体与其内部世界的矛盾显然无法完全消解。从这个角度上看，吴正好的一系列行为实际上隐含着人性“起死”的悖论：完成自我建构是摆脱边缘化身份进而实现人性完满的有效途径。但在这一过程中，人性不仅未被重拾，反而进一步丧失。与郑见桃年轻时的处境相比，吴正好处在一个物质丰富的时代，可这并没有解决吴正好的生存困境，他的努力反造成了人性的彻底“灭籍”。郑见桃由历史过渡到当下，生存境遇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亦未能实现人性的复归。保持人格的完满与人性的复归不是个体能独立解决的。

余 论

历史、身份、人性在范小青的创作中并不算新鲜命题。纵观范小青几十年来的创作，早期的《裤裆巷风流记》《瑞云》已能够在书写世俗生活的同时观照地域历史文化、描摹平凡人的品格。而在《百日阳光》《城市表情》等作当中，范小青通过将目光转向新的现实对人性的复杂有了更深刻的展现。《女同志》之后，范小青逐渐完成了从超越苏州到超越现实的转变，历史、存在、人性等哲学层面的思考在她的作品中占据越来越重的分量。《赤脚医生万泉和》《香火》《我的名字叫王村》直到《灭籍记》清晰地显示了这一流变过程，如果将范小青的创作看作是一场文本试验，那么相较于之前的创作，《灭籍记》完成了哲学层面的纯化。回到《灭籍记》的开头，吴正好的自述已暗示了小说的哲学内涵：“我们这地方，是个有文化的地方，过去经常在戏文里唱才子佳人假子真孙这样的故事。我就是那个真孙。”范小青的创作兼具了历史“起死”、文化“起死”和人性“起死”的多重内涵。透过文学的虚构对历史隐痛、个体身份和人性本真进行书写，无疑是以真实反抗“灭籍”的有力方式。在细腻感性的基础上，范小青业已超越了表象，开始构建独属于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连通了中国传统话语与西方现代话语，其间既有真假同构，有无相生，又有荒诞无序，解构异化。同时，范小青并没有在超越中迷失自己，她创作的个人化风格及精神内核反而愈加突出。真正成熟的作家是难以用任何术语标签化的，范小青便是如此。

注释：

①范小青：《变》，《山花》2006 年第1 期。

② [ 意]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2 页。

③ [ 英] 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19 页。

④⑤⑩1112151620 范小青：《灭籍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 年版，第361、352、351—352、361、361、159、163、3 页。

⑥ [ 美] 伊戈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118 页。

⑦贺绍俊：《现实主义的意义重建——从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读解范小青的创作》，《当代作家评论》2008 年第1 期。

⑧ [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12 页。

⑨ [ 法]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12 页。

13范小青：《〈灭籍记〉的虚与实》，《文艺报》2019 年1 月30 日。

14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文艺研究》1979 年第3 期。

17[ 美] 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吕明、陈红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年版，第39 页。

18王尧：《转型前后——阅读范小青》，《当代作家评论》2008 年第1 期。

19[ 德]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273 页。

[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