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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中国”时代的乡村书写之一种 ——关于葛水平长篇小说《活水》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 | 王春林  2019年04月03日14:19

内容提要:葛水平是具有突出民间色彩的作家,长期关注并书写乡村世界。在长篇小说《活水》中,葛水平依然把目光聚焦于当下的乡村世界,并描绘了现代化冲击之下、“城乡中国”语境中的农村及农村人的命运。区别于作家以往的作品,《活水》具有更为突出的自传性色彩,借助农村青年小满与小暑在进城之后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作家揭示了现代化对乡村世界与传统道德的冲击,作家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也在小暑充满理想色彩的人生经历中体现出来。对乡村女性李夏花苦难命运的书写,突出了城乡冲突的严峻,也充分表达了作家对农村的深厚情感。

关键词:葛水平 《活水》 乡村书写 城乡冲突 现代性反思

几年前,在一篇关于葛水平长篇小说《裸地》的批评文章中,我曾经写下过这样的一段文字:“回首差不多已经有100 年历史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就不难发现,实际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类型的作家。一种是深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其思想具有突出的现代启蒙色彩的作家,如鲁迅、茅盾、巴金等,就都属于这样的一种类型。一种是明显地承继了中国文化传统影响的,在他们身上鲜明地存在着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趣味的作家,如郁达夫、孙犁、贾平凹等,皆属于这一种类型。还有一种则是并没有接受过完整的科班教育,自一派浑然天成的民间社会中成长起来,吸收着浑厚无边的民间文化营养,具有突出民间色彩的作家,如沈从文、赵树理等,就应该说是这一类型的作家。我们这里所要谈论的自从2004 年便在中国文坛‘异军崛起’的葛水平,其实就是一位民间色彩十分浓烈的优秀作家。”①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当年作出的这个判断,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忽略了一些作家所属类型的兼容与复杂性。比如贾平凹,其身上固然有着突出不过的“士大夫”趣味,但同时却也与民间世界存在着可谓是千丝万缕的紧密关联。再比如沈从文,固然来自于浑然天成的湘西世界,但其内在精神深处,却也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有着割不断的文化渊源。除此之外,我依然顽固地坚持自己当年的这种理解与认识。之所以特别强调作家的思想文化类型划分,是因为不同的思想文化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作家将会以怎样的一种方式来理解看待他所置身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具体到我们这里将要重点展开讨论的葛水平,她之所以在开始小说创作以来长期执着于乡村世界的关注与书写,其根本原因显然在此。

然而,无论如何都不能不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当葛水平已然执着于乡村世界的关注与书写的时候,这个乡村世界已经在所谓现代性的冲击下发生了可谓是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对此,曾经有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作出过敏锐而深刻的分析:“2010 年代前后,中国的城乡关系发生革命性跃迁。随着‘80 后’和‘90 后’成为劳动力迁移主力军,他们沿袭着上一代农民的离土、出村,但是,大多数人却选择了不回村、不返农,即便回村的农民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也发生重大变化。”“‘农二代’的经济和社会行为变化,正在引发乡村经历一场历史转型,农民与土地的黏度发生变化,乡村的人地关系、农地权利、农业经营制度、农业发展方式、村庄演化、城乡关系等方方面面呈现新的特征,标志着一个与‘乡土中国’不同的‘城乡中国’的到来,这一阶段的土地问题也呈现出新的表征。”②我们必须承认学者的高度敏感。具体来说,这种敏感主要体现在“城乡中国”这一创造性命题的提出上。一方面,经过几代人超过一个世纪的现代化努力,当下时代的中国已经不复是乡村世界占据主体地位的原初意义上的那个乡土中国。但在另一方面,尽管说按照人口统计资料,中国早在2011 年,城市人口的总比重就已经超过了乡村人口,作为现代化最显在表征的城市化进程,可以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从其根本的精神属性来说,中国骨子里那种可谓是根深蒂固的乡土性却依然没有退出生活或者说历史舞台,依然不容轻易忽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当下时代的中国,实际上处于一种非城非乡、亦城亦乡的“中间物”状态之中。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认为,刘守英“城乡中国”这一命题的提出,有着堪称精准到位的概括性意义和价值。倘若我们承认刘守英“城乡中国”的概括极具创造性价值,那么,葛水平新近的长篇小说《活水》(载《人民文学》杂志2018 年第9 期),虽然并非如刘守英一样,所集中关注思考的,是乡村世界的土地问题,但葛水平对于“城乡中国”时代乡村命运的高度聚焦,却是一种无法被否认的文本事实。

但在展开对《活水》的分析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就是这部长篇小说在葛水平写作历程中的特殊性。从最早发表中篇小说《甩鞭》的2004 年算起,葛水平的小说创作迄今已经延续了整整14 年的时间。14 年来,以中篇小说为主,包括长篇与短篇小说在内,葛水平也已经发表了大量的作品。从题材领域来看,作家的写作可以说差不多全部取材于她所熟悉的乡村生活。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虽然葛水平已经创作了相当数量的乡村题材小说,但细细考察,就不难发现,包括其长篇小说处女作《裸地》在内的这些作品,却基本上没有触及到作家的自我生存经验。只要我们将葛水平在自己的散文以及在接受访谈时对自己生平的回顾性谈论与《活水》作一个简单的对比,就可以确认,只有到了这部《活水》当中,作家的小说创作才第一次实实在在地触及到了自我的生存经验。说到葛水平的自我生存经验,有两个元素值得注意。其一,是她的出生地山神凹。关于山神凹的日常生活情景,葛水平曾经在散文《回山神凹过年》中有过传神的描写:“山神凹的人住窑洞,现在窑洞里早已不住人了,圈羊。我要说的是若干年前回山神凹过年。雪下得再大,回家过年是不敢含糊的。”“窑洞里的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沙发,炕是人们生活的舞台,进窑的人说话吃饭都坐在炕上,一铺炕有时候能放下七八个人。炕上铺一领羊毛黑毡,每到冬天,小爷都要剪羊毛擀毡。擀毡的主要工具是弹杖和一床木帘。弹杖用来反复均匀羊毛,如弹棉花的棉花客,弹杖被拉扯得‘嗡嗡嗡’响,好听极了。擀毡需要豆面,豆面有黏性,羊毛和豆面掺和在一起,怕虫蛀常要熬一些花椒水搅拌在一起。木帘用来铺平羊毛,而主要的工序全是脚踩手揉。擀一领毡要用去两个汉子三天时间,擀毡的日子大多是在腊月天,人闲了,炕也要过年,铺一炕新毡等于给炕穿了一件新衣。我看到小爷的窑炕靠墙的一面新换了炕腰围子,故乡人叫‘炕墙画’。会画炕腰围子的油匠在乡间很吃香。炕腰围子的造型艺术形式,是壁画、建筑彩绘、年画的复合体。躺在炕上脸朝炕墙,看那月光下的美好,常常会觉得自己要融化进去了,整个夜晚的世界会在入睡前忘记贫穷。”从葛水平的这些文字中,我们所感受到的,正是她对故乡山神凹那一腔简直就是浓得化不开的深厚感情。到了《活水》中,葛水平不仅把山神凹直接写入到小说之中并使之成为故事的主要发生地,而且还把诸如擀羊毛毡与画“炕墙画”这样的细节,也都以移花接木的方式有机融合进了小说的情节之中。两相比较,我们便不难确证《活水》中自传性色彩的赫然存在。

其二,是葛水平曾经有过的戏剧表演经历。只要留心一下葛水平与访谈者周新民教授的对话,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作家曾经的戏剧表演经历:“那是小学毕业考上初中那一年,县里要招收一个文艺班,目的是要成立一个青年剧团。有老师下乡来招生,我唱了一首跟我妈学的民歌《绣金匾》,居然被录用了。”“文艺班结束后,我们成立了剧团。很长一段时间我羡慕那些唱主演的,他们人前人后笑脸总是灿烂。我没有笑,或者说没有人想看见我笑。他们总是把头昂得很高,滑过夜幕降临的舞台,当我这个‘跑龙套’的从他们身边走过去时,卑微得掀不动他们的衣角,他们的冷傲全然与现实中我的存在无关。我自作聪明地随着他们的演唱表情丰富,于他们而言我是一个笑料。同时我又从舞台演绎的故事里明白,小人物只能用行动来谋求自己的解放。”③由葛水平的回忆可知,第一,她那个时候考取文艺班的门槛是很低的,仅只是一曲《绣金匾》就被录取了。第二,虽然葛水平很轻易就进入了剧团,但剧团生活留给她的记忆却充满了灰暗的色调。“跑龙套”的位置,来自于主演们嘴角的冷傲,所有的这些,其实都严重地挫伤了少女葛水平敏感的自尊心。结合作家的自述,一个可靠的结论就是,尽管葛水平最终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是其艺术天赋发挥作用的直接结果,但在某种程度上,她在剧团不尽如人意的那样一种生存状态,以及由此而凝结成的精神情结,肯定也以一种反面的力量促成着如此一种转型的酝酿与发生。大约也正因为当年的剧团生活多少带有一种“走麦城”的精神创伤意味,所以开始小说创作十多年来,葛水平才会有意无意地回避对这段人生经历的反顾与书写。一直到这部《活水》中,葛水平才第一次不惜篇幅地展开对乡村戏剧活动的正面书写。也因此,她在《活水》中的如此一种书写,一方面,固然强有力地确证着小说文本与其人生经历之间某种对应性关系的存在,另一方面,当葛水平终于能够以一种波澜不惊的心态来面对当年的那一段剧团人生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其精神创伤所获致的某种平复与超越。

我们之所以要特别强调《活水》中自传性因素的存在,意在凸显《水》这一长篇小说文本中所折射出的作家葛水平面对“城乡中国”时代乡村世界时自我矛盾复杂思想情感的真切度。一方面,从理性的角度来说,葛水平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包括山神凹在内的乡村世界面对着现代化或者说城市化大潮的冲击,那样一种必然凋敝与衰败的命运。唯其如此,到了集中展示描写1990 年代也即所谓市场经济时代以来乡村生活的《活水》下部中,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才会是一幕又一幕山神凹人无奈离乡进城的情景:“先是磨豆腐的申斗库迁往山外,接着申老七的孙子跟了申国祥去城里读书。”“外出打工的人没有见几个回来,申老七窑洞里现在就剩

下了老两口,几年光景的事。山神凹人走得悄没声息,窑里都剩下了老人。扳起指头来算,走了20 多户,能吓人一跳。”“山神凹的冬天里,申芒种到底还是进城治病去了。接着山神凹老人里申广建和妻子先后去世了,隔一日申老七也去世了。”“冬天的山神凹因为丧葬事喧闹了几日,之后,山神凹人就琢磨着离开山神凹了。”走来走去,以至于到了“尾声”中,本来就不大的山神凹竟然只剩下了靠放羊为生的韩谷雨一家:“没有办法能拯救山神凹,坚持到最后的几户最终离开时回头看凹里的窑洞,那是老泪纵横呀。”大约也正因为如此,韩谷雨才会发出如此一种由衷的浩叹:“三五年走一户,山神凹空了很多窑,还有,没有了学生的打闹和女人的骂架声,所以就空了。我每天都想这个问题,在山头上看得清。我发现山神凹这几年没有出生过娃娃,只有老死的老人,你说土里假如不长草了,土地是不是就空了?”山神凹之所以会没有娃娃出生,是因为具有生育能力的年轻力壮者全都进了城的缘故。好端端的一座小山村,只有老人不断死亡,没有新生儿降临,其必然的结果,也就只能是无以逃避的凋敝与衰败。

与城乡冲突的主题紧密相关的,是葛水平关于山神凹新一代年轻人小满与小暑命运具有突出象征意味的描写。或许与小满和小暑都在荫城镇接受过初中教育,更易受到山外边社会风气的习染有关,当然,更根本地,恐怕还是早已发生着所谓“现代性”天翻地覆变化的外部世界充满各种诱惑的缘故,她们俩已经不再安心于山神凹那样一种简直就是静如止水的生活:“山神凹对申小满和申小暑来说如画卷一样无声,她们已经不可能在土地上一锄一锄翻地了。”“她们是多么不甘一生就这样简朴地生活下去。想到同学们一个个凭着各种关系逃离乡村,看到那些山神凹人停留在不断重复自己的日子里,她们就想到了粗糙、愚昧、肮脏、落后,平静的日子里就有了被狂风鼓荡的感觉。”相对于外部世界所施加的影响来说,内在的出走动机是更为重要的。小满与小暑她们俩之所以很轻易就跟着在城里开饭店的宋栓好进城去打工,正与她们内在的出走动机紧密相关。

然而,同样是外出打工,小满与小暑她们俩最后的命运遭际却又截然不同。进城后的小满,很快就被充满铜臭气的城市生活所同化,在辞去饭店的服务员工作后,竟然改行从事古董收购,然后便带着两个古董贩子出现在山神凹:“小满是坐着吉普车回山神凹的,回来的小满人长得越发好看了,一身碎花连衣裙,高跟鞋,卷头发,走路提着裙子小心翼翼,很不熟悉山神凹道路的样子。”关键还在于:“小满一路很疲倦地走一路骂,骂山神凹是一个鬼地方,不适合人居住。”分明就是在山神凹土生土长的山神凹人,仅仅出去打工了一段时间,就回过头来如此这般地背根忘祖,如此这般地恶毒咒骂自己的故乡。作家如此一种情节设定,在不动声色地描写表现小满内心世界变化的同时,也隐隐地暗含着某种贬谪的意味在其中。小满带着古董贩子的出现,很快就打破了山神凹的宁静。在以山神凹人看来实在不可思议的一匹成年马的价钱买走了申双鱼家私藏多年的一只竹筒(到后来,我们才搞明白,这只笔筒到最后竟然被小满与古董贩子倒卖了五万元。这笔巨款其实可以买到很多匹马)之后,山神凹人如同被念咒一般,纷纷把各种老货都拿了出来:“一天时间里,山神凹就不太平了。”“一凹人居住的老窑,几百年来的光景,只一天时间,就把石雕和木雕、门楼和照壁等装饰性的东西都拆卸光了。”不仅如此,到最后,小满他们竟然不管不顾地将老槐树下那尊石头菩萨也都悄没声地给顺走了。某种意义上说,这尊石头菩萨可以被看作是山神凹一种灵魂性的存在物。它的被顺走,自然会令山神凹人深感不安:“事情发生的当下,等于是山神凹一个最好的朋友不见了。一个陪伴了山神凹人多年的朋友,它不仅窥视着山神凹人的心灵秘密,也分担着山神凹人的各种不幸。”就这样,在连同石头菩萨这样的神灵都被山神凹人莫名“出卖”之后,山神凹人突然就感觉到一切都空荡荡的:“送往山上的人返下来时,看着山神凹的样子,突然觉得山神凹一下子空了,怎么突然就开始跑风走气了呢?”说到底,山神凹人之所以会突然间感觉到山神凹跑风走气,乃是因为那些山神凹的老货莫名其妙就被古董贩子收购走的缘故。也因此,我们在一方面承认葛水平所描写事件真实性的同时,却也必须注意到其中一种象征性意味的突出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小满他们的古董收购行为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来自于城市的市场化行为的话,那么,山神凹人因那些老货的被收购所感觉到的垂头丧气,精气神顿失,就很显然隐喻着乡村世界的被剥夺与被凌辱。既如此,那么,从乡村立场出发对于小满行为的批判与谴责,就是预料中的一种结果。

这一点,集中通过文本中的两个细节而凸显出来。一个细节是山神凹人对小满的感觉:“小满这次回来,山神凹人觉得她看上去虽然很像一块美玉,但是却闪着迷离的寒光。”尽管从容貌上说,小满的靓丽是一种客观事实,但“寒光”一词的征用,却明确不过地写出了山神凹人对小满的排斥。因此,于这种排斥情绪背后的,其实是作家葛水平的某种情感价值立场。另一个细节,则是到了后来,小满再一次返回到山神凹之后,利用自身的魅力迷惑了申芒种,鬼迷心窍的申芒种便不管不顾地执行小满的指令,竟然要去把炎帝庙的一块木头雕花给拆下来卖钱。没想到,就在他试图拆掉这块木头雕花的时候,居然产生幻觉,直挺挺地从戏台上跌了下去:“断壁残垣间透出自己根本承受不住的害怕,他居然看见了一寸光阴,一种算术的程序,黑色的屋顶上开满了白色的花,屋顶上根本没有花呀。他的手在空中绕了一个不大的弧形,喊了声‘哎’,申芒种在黑中一下跌落到戏台下。醒来时,人就疯傻了。”好端端的申芒种,为什么会毫无征兆地变得疯傻?人物的如此一种凄惨结局,一方面固然是民间社会层面上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观念的直接体现,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更进一步地联系作家的书写动机,那么,这种艺术处理方式,所充分折射出的,就是立足于乡村世界情感本位立场的葛水平,对于如同申芒种(自然也包括小满在内)这样一类乡村叛徒的某种惩戒心理。

与小满的不幸命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与她同时出山进入城市打工的另一位山神凹女子小暑的命运遭际。小暑与小满在待人接物方面的差异,在进城不久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同样是面对来饭店消费的客人,小满的态度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只要一时不高兴,就会不管不顾地对客人撒野。而小暑的表现,却是截然相反。小满惹出的祸端,最后都需要依靠小暑来摆平:“每一次都是申小暑出面道歉,结果是小满认为申小暑装礼貌,故意讨好客人给老板娘看。”后来,心气越来越高或者说心灵日益在城市蒙尘的小满,果然离开饭店,去和那些成天招摇撞骗的古董贩子们成为一伙。而申小暑却依然故我地在坚守工作岗位的同时也坚守着自己内心世界的基本精神准则:“申小暑兢兢业业点菜端盘子,面对所有顾客她永远都是很谦卑的样子。善良的容貌,出落成大姑娘的申小暑落落大方。”也就在这个时候,申小暑不期然间遇到了连喜风这样一位特别的顾客。因为连喜风行动不便,需要电话叫餐,“小暑就自告奋勇到用餐时间去老人家里照顾她”。不照顾不要紧,时日一长,申小暑内心里某种柔软的弦就被深陷困境中的老人连喜风给深深地触动了:“小暑抚摸着连喜风的脊背,看着她发颤的双腿和猴着的腰身,疾病是会把一个人彻底打倒的。”面对着重病缠身的连喜风,“小暑虽然嘴上没有多说什么但暗暗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照顾好老人”。实际上,一人独居的连喜风,是有儿子的,只不过这个名叫范小晨的儿子,已经跟着舅舅出国两年了。只有到后来连喜风手术后,范小晨从国外回来探望,我们才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位毫无责任感毫无亲情可言的所谓渣男,或者套用钱理群教授的话来说,连喜风的这个儿子范小晨,就是这个时代特别典型的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身为亲生子,面对着卧病在床的老母亲,不仅没有留下来悉心照顾,而且依然可以觍着脸索要来往的路费,这种人不是渣男还是什么。与范小晨对比太过鲜明的,就是申小暑。在不仅获知了连喜风的病情,而且也还了解到这种疾病存在着有效治疗的可能性之后,与连喜风可谓连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的申小暑,却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承担起了照顾看护这位孤苦老人的责任。面对着来自于连喜风的质疑与拒绝,申小暑给出了自己之所以会这么做的根本理由:“姨,我和你非亲非故,更没有义务照顾你,可是遇见了。人这一辈子什么最大?生死最大。我还年轻,但是我也有老去的那天,我从你身上看到了我的祖母、母亲,还有那些孤独老人的寂寞、无奈。一辈子劳作,到老了,脊梁垮塌了,身边无亲无故。我照顾你是因为我看见了,即使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也必须义无反顾地争取生命的延续,姨,我们加油一次好吗?”就这样,在申小暑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已经对生命差不多绝望了的连喜风,终于答应去接受手术治疗。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不仅连喜风的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治疗,而且申小暑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结识了一位年轻的医学专家张宏明。在获知了事情的真相之后,张宏明不由得对这位虽然身处社会底层但却特别有情有义的打工女子心生敬意。行文至此,我清楚地知道,有很多读者会对申小暑如此一种不计后果地全心全意帮助他人的行为产生怀疑。对此,葛水平借助于张宏明与申小暑之间的对话已经有所回应。张宏明说:“你所做的一切都不符合生活规律,社会是一个现实的社会,我知道社会中还有这样的人在默默地帮助别人,从心里觉得你不是一个普通女子。”申小暑给出的回答是:“我从山神凹走出来,一辈子就想保持山神凹人的本色。”山神凹的本色是什么呢?面对申小暑给出的回答,或许会有朋友提出质疑,难道说小满或者申芒种就不是山神凹人吗?难道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可以被看作是所谓山神凹人的本色吗?对此,我个人的一种理解是,一方面,葛水平固然真切谛视并表现着山神凹人那样一种善恶并存的真实人生,但在另一面,她个人的情感价值立场却坚定不移地站在了以申小暑为代表的乐于助人的善良一边,并以此作为一种衡量人性的基本标尺。申小暑口口声声所谓“山神凹人的本色”云云,其具体的落脚点,其实也就在这个地方。

事实上,或许因为葛水平早就意识到申小暑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艰难不易,所以,她在叙事过程中早已经埋下了隐隐约约的伏笔。我们注意到,在小满与小暑她们两位准备跟着宋栓好离开山神凹进城打工前夕,她们俩都有过和自己的母亲话别的场景。在当时,她们两位的表现就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小满的情形是:“小满的世界里已经没有母亲所说的那种生活了,她觉得该是和山神凹老土的人告别了。”仅只是“老土”一词,就足以形象地传达出小满对山神凹生活的一种厌恶情感。但小暑的情形却绝不相同:“直到这一刻,申小暑才明白,山神凹在她心里有很重的位置。虽然她也和申小满一样不断诅咒它,为它的破败和寒酸而羞愧、烦躁,但是骨子里其实已经将它和自己的情感连在一起了。”“这个感觉让申小暑绝望又快意,思来想去,和妈的对话里虽然不得要领都是梦幻,但是心里却充满了力量和自信。”事实上,只要联系《活水》的整个文本,我们就不难发现,很大程度上,申小暑这一多少带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的乡村女性形象,可以被看作是作家葛水平的情感立场代言人。她的所思所想,她的一言一行,其根源都在葛水平身上。大约也正因为存在着如此一种心理同构的缘故,所以,到最后葛水平才会给申小暑设定如此一种多少带有一点“大团圆”意味的人生结局。在申小暑精神的感召下,年轻有为的医学专家张宏明不仅打破阶层固化局限,不管不顾地爱上了申小暑,而且还毅然出手,协助申小暑创办了一家被命名为“神申阳光”的快餐连锁店。对于张宏明的如此一种情感选择,叙述者也曾经给出过详尽的说明:“张宏明爱小暑,正是喜欢小暑从里到外的那种平实,与奢华欲望无关,与贫穷也无关。小暑身上有一种颜色,是其他女人身上没有的,虽然城市的喧嚣模糊了她,让她淹没在人群中,但看见她,张宏明就觉得小暑属于黑白电影的时代,而且今天仍然停留在那个时代。”这里,最耐人寻味的一句,恐怕就是张宏明断言小暑不仅属于,而且一直停留在那个黑白电影的时代。毫无疑问,所谓黑白电影的时代,就是一个早已逝去的时代,或者也就是葛水平自己在系列散文集《河水带走两岸》中所集中书写过的那个独属于乡村世界的“农业时代”。作家的如此一种表达中,一种心理怀旧意味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对于作家葛水平的怀旧心理,我想,我们应该从“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角度来加以理解。在一篇专门讨论百年小说中的乡村叙事的文章中,我曾经指出:“所谓‘田园叙事’,乃指作家在小说作品中把乡村世界理想化的一种写作方式,正如同沈从文笔下的那个‘边城’世界一样,作家所呈示出的是一个充满田园色彩的‘桃花源’世界。诸如废名、孙犁、汪曾祺等一干作家,显然可以被归入到这种叙事形态之中。对于乡村传统文明的肯定和赞美,对于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和诅咒,往往是这类作家所秉持着的一种二元对立文化价值立场。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些作家所持有的乃是一种质疑批判所谓现代性的精神价值立场,但粗略回顾现代性发生以来的历史,我们即不难发现,对于现代性的一种即时性质疑与反思,其实一直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历史。在这个层面上说,对于‘田园叙事’一脉作家的文化价值立场,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④毋庸讳言,对于葛水平借助于申小暑形象的塑造所传达出深情回望过去岁月的精神价值立场,我们完全可以作如是解。大约也正因为作家与人物精神价值立场严重趋同的缘故,所以,在《活水》的尾声部分,葛水平才会为申小暑们设定出一种相对完满的精神回归山神凹的故事结局。借助于一个政府扶贫的机会,已经成为快餐店老板的申小暑得以重返自己魂牵梦绕的山神凹。一方面,准备大规模种植旱地西红柿,另一方面,也准备开发乡村旅游项目。也因此,作家才会借助一直留守在山神凹的牧羊人韩谷雨之口,作这样一种不无豪壮色彩的宣示:“过去山神凹人哪个不是凹里横,一个比一个能蹦,到城里一个比一个脖子短。我告诉你们吧,我有预感,山里人借山居住,赚城里人的钱,是庄稼人活着的正理。”在韩谷雨作如此一种宣示的同时,叙述者也不无真诚地抒发着对乡村大地的深情眷恋:“一年四季,土地的呼吸宛如母亲的呼吸,比山头更为辽阔,尽管土地似无声无息,却恩泽生灵,给生灵爱。山间的空气会喂养灵魂,启发灵性。”

事实上,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一方面,面对着当下时代“城乡中国”的一种客观现实,面对着可谓是汹涌澎湃的现代化也即城市化大潮,作家葛水平的内心世界其实充满某种无奈的自我矛盾和纠结。一方面,理性告诉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似乎已经势不可挡,所以,她才会真切描写山神凹人纷纷进城的人生选择,以至于到最后留在山神凹的,只剩下了牧羊人韩谷雨一家人。但在另一方面,从内心的情感与精神价值立场来说,自小便生活在山神凹的大山女儿葛水平,无论如何都对乡村世界情有独钟,其情感天平在城乡冲突中向着乡村世界的倾斜,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种结果。这一点,在作家关于小暑与小满两位乡村女性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其实已经表现得特别明显。当葛水平到小说结尾处以充满诗意的笔触书写着申小暑们如何重返山神凹的具体情境时,那样深厚的乡村恋情就已经不可遏制地溢于言表了。在我的理解中,小说的标题“活水”,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先哲朱熹有诗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说,渠道里的流水何以能如此清澈见底,原因只在于那渠道里流淌着的,是源源不断的活水。窃以为,葛水平在这里,其实是在象征性地隐喻表达着乡村世界的当下时代乃至于未来时代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在作家的理解中,不管中国发生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乡村世界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都不容随意轻忽。正如同韩谷雨所明确宣示的,乡村世界在未来时代很可能会日益昭示出它的重要性。

唯其如此,所以,我们对长篇小说《活水》的理解,就需要建立在充分了解把握作家葛水平思想脉络的基础之上。事实上,作家对“城乡中国”时代乡村世界命运变迁的关注与思考固然重要,但与这种社会关切相比较,作家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所进行的人性批判,也即对于那些乡村人物人性世界的深度探究与挖掘表现,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这一方面,最吸引读者眼球的,恐怕就是葛水平笔下那几对山神凹男女之间充满悲欢离合色彩的婚恋故事。比如,韩谷雨与申秀芝、韩巧玲两位女性之间的情感纠葛,再比如,拉得一手好二胡的山神凹艺术家申丙校与前来山神凹执教的女教师张玉棉老师之间最终以悲剧收场的爱情故事,相信都给读者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但相比较来说,这所有的情感故事中,最令人感慨不已的,却是曾经的锔匠申寒露与李夏花他们两位之间堪称荡气回肠的情感缠绕。这其中,尤以李夏花这一乡村女性形象的刻画与塑造,最引人注目与深思。

李夏花是遵从父命16 岁时从山外嫁到山神凹来的:“父亲在身后说,你嫁到山神凹吧,那人家一个娃,山神凹土地多,粮食也打得多。”谁知道,等她真正嫁到山神凹,嫁给申国祥之后,所遭遇的却是双重的生存困境。其一,申国祥尽管是独子,但由于老天爷跟着作怪的缘故,粮食歉收后,申国祥只好外出讨饭以维持生计:“紧张的日子里,申国祥决定外出去讨饭,他是跟着外村的人一起走的,土地不养人,他的力气也叫命理横刀夺走了。”其二,李夏花结婚不久就生了娃,没想到,等到娃三岁时才知道这个大名“申有余”小名大嘎的男娃,竟然是个连妈都不会喊的傻子。由于丈夫申国祥常年在外的缘故,李夏花竟然在某一日硬生生地被山神凹的一个男人给拖到草丛里欺负了。“男人不说话了,草深处拽扯下她的衣裤,在惯性的强烈驱使下左冲右突,她像一个单薄的瓷器,被撞得粉碎。”事过后,“她听到了山鸟的叫声,她坐在草深处,空无一人的地方放着三尺花布”。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次被欺负时不期然间出现的三尺花布,彻底改变了李夏花的命运:“这之后,她不想饶恕那些想讨她便宜的人,她微笑着挑逗他们,像风吹叶子那样绕着他们转,她无情地拒绝那些单纯的享乐,她实在是需要贴补家用。”实际上,李夏花这里所谓的“贴补家用”,专指她要攒下钱来好给傻儿大嘎看病:“害怕不起来,也羞耻不起来,惨白的月亮好像哀伤的安抚,抱着傻儿团在炕上,想着将来有了钱要给娃看病,看好病,他能痛痛快快叫一声‘妈’,好日子就来了。”“庄稼地,山背后,空着的石窑,野山野岭,有些时候自己也不想,可想到大嘎她就放松了自己。她和山神凹的汉子们苟且,目的很明确,她需要钱,她要钱就是要给大嘎看病。”这里,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葛水平关于李夏花身体感觉的一种真切描写:“有些时候自己也不想。”既然“有些时候自己也不想”,那肯定在另一些时候,自己也会想。自己会想,所道出的,就是长期独居的李夏花,内心中对性事的一种渴望。即使所谓的道德强迫她不想,她的身体也会去想。葛水平的如此一种真切描写,很显然离那些“伪道学”者远也。但更为重要的一点却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乡下女人,别无长处,为了给自己的傻儿子看病,竟然不顾羞耻地出卖自己的身体,其中,一种简直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强烈自我牺牲意味的存在,无论如何都不容我们轻易忽视。然而,仅仅是卖身还不够,为了能够唤醒傻儿大嘎,李夏花甚至还会当着傻儿大嘎的面和别的男人做那些事:“大嘎的病看不好,或者说希望逐年在缩小。有一次她突然就奇思妙想出:一个人最早懂事是知道了撒尿,那是自己的私处,怕让人看,也叫知羞耻了。而成年的意义是懂得了男女之爱,是不是可以试着在他面前让他看到成年人做的事?刺激他一下,看他有什么反应。也许可以唤醒他。”多少带有一点反讽意味的是,即使李夏花自己不顾羞“城乡中国”时代的乡村书写之一种耻地如此这般地作出了自我牺牲,她的那个傻儿子大嘎,却依然毫无动静地处于痴傻的状态之中。到最后,李夏花无论如何都料想不到,就是这样一个什么都不懂而且特别怕水的傻儿子,在一次暴雨过后耐受河水暴涨的时候,竟然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河边,最终不慎失足落水身亡。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必须承认,傻儿大嘎的失足落水身亡,对李夏花的精神世界形成了极其强烈的一种刺激。质言之,这种强烈刺激甚至严重到了彻底改变李夏花个人命运的地步。具体来说,也就是李夏花直截了当地把傻儿大嘎的不幸身亡,看作是上天对自己既往放荡行为的一种处罚。正是在如此一种理念的主导影响下,沉浸于哀伤中的李夏花,不管不顾地彻底地拒绝了包括狂恋着她的锔匠申寒露在内的山神凹所有曾经与自己有染的男人。细细想来,其中颇有一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意味。

按照李夏花后来对申寒露的自述,自打因为傻儿大嘎不幸身亡彻底拒绝所有男性之后,她便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剧团生涯。却原来,那天晚上,在巧妙拒绝了申寒露之后,李夏花忽然遭遇了一只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奇异的鸟。正是在这只鸟的引领下,满怀着丧子之痛的李夏花彻底离开了山神凹。跟着那只鸟离开山神凹后,李夏花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卡车司机。正是这位拉戏箱的卡车司机,把早已迷失人生方向的她,带到了青州市梆子剧团。这个梆子剧团正好缺一个做饭的人,在征得李夏花本人的同意之后,她就正式落脚到剧团,开始了自己在远离山神凹后长达十年之久的剧团生涯。从此,“童年和自己的时光倒塌了,并埋葬,她的所有的过去没有藕断丝连,连母亲都不想。她犯了错误,上苍惩罚了她,她的儿子惩罚了她,

那只鸟带着她走出了曾经的记忆,其实世界上没有真相,有过的日子都是假象”。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后那句带有强烈哲学意味的话语。一方面,如同李夏花这样的村妇,即使遭受再大的挫折,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一种思想,但在另一方面,作家葛水平通过自己的话语传达出的,却又绝对是李夏花惨遭不幸命运打击后生出的人生幻灭感。虽然说进入青州市梆子剧团之后的李夏花,一心一意地试图以禁欲的方式而努力实现着一种精神的自我救赎:“李夏花的情感之门一直封闭着,活着,活到老,不再想什么姻缘。虽然剧团尽是水媚山娇、风情万种之人,但是,这一切对于她—一个乡下农妇,她记着从前的羞耻呢。”关键在于,李夏花根本不可能预料到,在进入剧团后,自己还仍然会遭受新的人生劫难。具体来说,这新的人生劫难,来自于那位一直以城市人自居的花脸演员于喜明。由于天性中含有妩媚之气的李夏花,无意间模仿演员们来来回回动作了几下,便引发了于喜明的春心萌动:“台上的于喜明无端就心动了,这个朴实无华的女人有其他女人身上没有的好,不一样,很叫他心动了几下子。”心动之后心怀鬼胎的于喜明,便找时间约李夏花出去走走。只有在懵懵懂懂地应约走出去之后,李夏花方才忽然间明白过来自己举动的不妥:“李夏花突然觉得自己跟着于喜明出来是个错误,孤男寡女相约来到这地方,不干一种勾当实在是没法解释会干别的什么。”既然李夏花已经意识到行为的不妥,那心志坚定的她,对于喜明的拒绝,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没想到,她的拒绝,却彻底惹恼了心胸一贯偏狭的于喜明。这样一来,也就有了后来“肉丸子”事件的发生。肉丸子事件进一步发酵延伸的结果,就是不明真相的于喜明妻子一场夹枪带棒的胡乱发飙:“像你这种没品没貌的乡下人敢往著名演员身上溅粪,我看你都应该住监狱。滚出剧团都嫌罪轻了,我看你现在就应该吞粪自尽。”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忽略的一点是,就在书写表现李夏花苦难命运的过程中,葛水平非常巧妙地把她关于城乡中国的相关思考穿插了进来。于喜明妻子关于李夏花乡下人身份的恶毒诅咒,所连带出的,正是贯穿《活水》始终的那个城乡冲突命题。很大程度上,也只有在这次遭受了来自于城市的精神侮辱之后,李夏花方才如梦初醒地意识到了如同山神凹这样的乡村世界的重要性。心意已决的她,到最后之所以会回心转意,接受申寒露可谓不依不饶的执着追求,其根本原因恐怕正在于此。但九九归一,不管怎么说,如同李夏花这样一位人性复杂身兼“圣母与妓女”双重特征的女性形象,大约也只有山神凹这样的乡村世界方才可以孕育出来。

说到作家葛水平对于山神凹,对于乡村世界的那样一种深厚感情,《活水》中那位牧羊人韩谷雨所讲述关于羊的两个小故事,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一个故事是,一只被卖出去长达一年时间的羊,在与韩谷雨萍水相逢后,竟然还能认出原来的主人来。另一个故事是,一只被卖出去的母羊,在意识到自己要生小羊羔时,竟然不管不顾地非要跑回到山神凹的地界上来。细思之,葛水平借助于韩谷雨之口所讲述的这两个故事,都有着深刻的象征意蕴。一只羊,尚且能够如此这般地眷念故土,而况人乎?!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作家葛水平对于山神凹这样的乡村世界拥有非同寻常的深厚感情,所以,她在《活水》中,才会以如此一种迥异于他人的方式讲述“城乡中国”时代的乡村故事。

注释:

①王春林:《传统宗法制的一曲文化挽歌》,《文汇读书周报》2012 年1 月19 日。

②刘守英:《城乡中国的土地问题》,《北京大学学报》2018 年第3 期。

③周新民、葛水平:《葛水平:我发誓用一生的

文字去还养育之恩》,《青年报》2017 年6 月27 日。

④王春林:《方志叙事与艺术形式的本土化努力—当下时代乡村小说的一种写作趋势》,《文艺报》2015 年3 月6 日。

[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