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卡夫卡曾在他的《八本八开本笔记簿》中谈到一位来访的中国人。在这位身高一米八二的奥匈帝国作家的眼中，来访者的穿着打扮无疑有几分古怪，加之言语不通，见面之前照例会有一阵等待彼此可以适应的沉默。卡夫卡不清楚他为何会来造访，在他看来，中国人大约就像外星人一样神秘。卡夫卡的描写不免带几分夸张、幽默的成分：“我站了起来，从而撑直了巨大的身躯，我这身躯在这低矮的房间里每次都不可避免地把来访客吓得够戗，接着便向门口走去。果然，这个中国人一看见我，就赶紧往外溜。我仅仅追到过道里，就拽住了他，我小心翼翼地拉着他的丝绸腰带，把他拽进我的屋里来……”这件事后来又被卡夫卡铺衍成一篇短文《中国人来访》。文中他除了把中国访客（一名既瘦且小的学者）的外貌略略描述了一番，并没有告诉我们他是谁，彼此都谈了些什么。

巧的是，跟卡夫卡有过交情的威尔弗先生在他的日记里也曾就此记了一笔。那天上午，汉学家威尔弗从教堂回来，便在客厅里接待了这位游学欧洲不到一年，却喜欢到处拜访地方名流的中国学者。这番会面，是经人介绍的，彼此间的会话用的自然是中国话。我叫杨补之，那位中国学者介绍自己时，顺便递上了一份个人简历（前面还缀有若干头衔）。寒暄间，威尔弗的小儿子溜了进来，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位脑后拖着一根辫子的中国人，然后俯下身来，摸了摸他的白底黑面布鞋说，不是小脚。杨补之似乎猜得到这话的意思，就说，我们中国的男子是不裹脚的。威尔弗微微一笑，就把小儿子与猫一并赶到外面的小花园，把杨补之带到二楼的书房，跟他聊了开来。让威尔弗微微吃惊的是，这位中国学者居然也喝咖啡，也懂一点英文。威尔弗听说杨补之在天津做过幕僚，就告诉他，自己在那座城市做过三年的寓公，也是在那里学会了汉语、古琴、围棋、水墨画，回到欧洲后，主要从事翻译，兼及语言修辞学的研究。二人聊到中午时分，威尔弗留饭，之后，又带着杨补之去拜访一位小说家。小说家不是别人，正是弗兰兹·卡夫卡先生。我们现在通过威尔弗日记大致可以知道：威尔弗与卡夫卡同为犹太人，恰好也住在布拉格城堡附近的一条小巷；他很早就认识这位以寒鸦作为店徽的布拉格商人的儿子，并且跟他聊过中国的老子、长城和丝绸。那天，卡夫卡与中国访客交谈时，威尔弗先生就在一边充当翻译。

一百多年后，当我与威尔弗的后人见面时，他把高祖日记中的这段记载指给我看，然后就赠给我一本德文版的中国诗集。一位结伴同行的翻译家朋友随口把书名译为《俊友集》，我觉得不失雅切。曾问威尔弗的后人，原书是否还在？他说，原书是手抄本，上世纪六十年代，他父亲访华期间作为礼物送给北京一位学者，后来那位学者不能幸免地卷入一场政治风波，家里的藏书都被人一车一车拉出去烧掉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父亲以老朋友的身份再次拜会那位年事已高的学者时，顺便问起了当年馈赠的《俊友集》。学者说，那本书的命运跟别的书一样，都接受了火刑。

一百多年前，一位叫杨补之的中国学者把一部手抄本《俊友集》送给了威尔弗先生。威尔弗先生一直想着手翻译此书，其间二人曾多次通信。威尔弗是用钢笔写信，而杨补之依旧是用毛笔（威尔弗曾赠他一支钢笔，但杨补之称自己不会使用钢笔）。若干年后，威尔弗跟学生合作，把书中的全部诗作和那些发生在东半球的故事译成德文，俾得流传。至于原文如何，我们至今已经无从考证了。书中写到了九位晚明以来名不见经传的诗人，后面还附录了每个人的诗作。杨补之在跋文中说，给人写小传，循例是要写明字号、籍贯、履历（包括功名、官职）、著述之类，但在这部书中，大部分诗人都是平民出身，没有功名，也没有一官半职。杨补之又说，他读过历朝诗集、诗选数千部，很多诗人都是当过官的，好像没当过官就不算是诗人了。事实上，有些人的诗之所以传世，仅仅是有赖于这种特殊身份，与诗本身无关。与之相反的一种现象是：有些平民诗人，虽然有着可与唐人比肩的诗才，但在世的时候只是被少数人所赏识，死后身魂两丧，更是无人记念了。杨补之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人的诗作公之于世，垂之久远。这些人虽然与他不是同代人，但他说自己每每读他们的作品，就感觉是与老友晤谈。书名叫《俊友集》，就有这个意思。

两位翻译《俊友集》的德国人在后记中说，如果记忆像古希腊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向上觉醒”，那么遗忘就意味着“向下堕落”。中国民间那些最优秀的诗人遭人遗忘之后，杨补之先生所做的事就是像从海底打捞沉船那样，搜寻整理他们的作品。

若干年后，我的翻译家朋友把德文版《俊友集》翻译成中文。翻译家朋友发现：这部书其实是由杨补之、威尔弗及其学生共同完成的。杨补之完成了编注诗歌、撰写小传的部分，威尔弗作为一名汉学家完成了点评的部分，而威尔弗的学生则在翻译的过程中又添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这样一句诗“一只手和另一只手交换信物时，一颗星的移动似乎已有所暗示”很有可能是从“物换星移”这个中国成语中衍生出来的），但那些臆改、误读的成分反倒使这部书充满了奇趣。翻译家朋友明知书中存有谬误，仍然照译不误。因此，这是一部由理解与误解构成的书。书中录有诗七百七十七首，因为无法找到原诗比对，因此他也只能用白话文翻译出来。此处我就把这些平民诗人的行传照录如下（诗略）。

沈渔，字伯溪。家住嘉兴府石臼漾边上。三间瓦房一例白墙，有花有树环绕。除了桂花，还有两株三百年的老梅，枝干如铁，腊月著花。沈渔的书房便在梅边，因此就叫“梅边小筑”。沈渔没打过鱼，延续的是祖上那种亦耕亦读的生活方式——种田养猪之余，能吟点诗。他的诗极少用典，多用口语，偶尔也夹杂一些方言，显得活泼生辣。他最重要的一本诗集是《石臼漾集》，写事状物，口吻清淡，近于白描，但日常生活的一些琐事经他一写，就带上烟火气。在他写作状态最好的时刻，他的诗曾接近过南方几位屈指可数的前辈诗人。

沈渔饮食有度，注重养生，年过半百，看上去仍然像个三十多岁的俊朗男子。他的脸虽说很光润，但他生平最郁闷的一件事就是脸上不长胡子。因此，有位画师在他五十大寿那天给他画肖像时，特意给他添上了几笔胡须。因为高度近视，他平素几乎不出州府，至多也是绕着石臼漾走上几圈。这是他向往的一种生活：蓬蓬花树，孤鸿往来，人影在地，酒杯在手，老伴最好是别跟在后面唠叨。沈渔平常总是低着头、散着双手走路，只有别人跟他打招呼时，他才会猛地抬起头来，先是“啊”一声，继而立定，拱手相唤，无论男女贫富，他都一律磬折身子，极尽礼数。这种“相唤”的古风，之前在石臼漾一带是不曾有过的，人们觉得别致，也就学会了。每回有人在路上遇见沈渔，也都会毕恭毕敬地相唤：啊，我家先生出来散步了。

他的诗文，有大半是写石臼漾这块地方。在他眼中，天地也就石臼漾这般大。他关注的另一个地方，就是天空。他常常望着壮丽而寂寞的星空，想象无尽的宇宙。沈渔终生未离故土，也未曾登上星空半步，但他却编纂了两部与遨游有关的集子：一本是《卧游集》，里面收录了大量的山水诗；一本是《汗漫集》，收录了大量研究天文的诗文。沈渔说，天比地大，我认识了头顶这片天，也就认识了天底下的万物，又何必出远门？曾有人请沈渔出来，做一位知州的幕宾，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当时被人称为“文坛祭酒”的王世贞曾委托永嘉诗人何白给沈渔带口信，邀请他去南京鸡鸣山参加一次暮春雅集，他没去。

某年冬天，华亭陈眉公写信邀请他到小昆山看梅花与鹤，他没去。

山阴张汝霖（张岱的祖父）邀请他去龙山、快园一游，他还是没去。

沈渔去得最多、最远的地方是桐乡（当然是要有人陪同）。每年三月三日，他总要坐船去那儿，参加一年一度的诗会，在曹老爷家吃一顿饭，跟他的幺妹（一个会写诗的小寡妇）聊一会儿天。那个时节，曹家庭院里的海棠生花结露，非常娇艳。沈渔来了，是一定要为海棠写一首诗的。

沈渔很少同官员来往，他的父亲早年因为卷入某起政治事件而瘐死，这就导致他后来远离官场、不谈国事的性格。曾经有几位落第秀才在他面前议论宫廷秘史，他没听上两句就拿着蒲扇走进自家后院那座鸟声和蝉声相杂的园子，解衣纳凉去了。

湖州某盐课司大使经过石臼漾，听说沈渔的诗名之后，特意登门拜访。大使坐在沈渔家的庭院里，读着沈渔的诗，读完三四首，忽然站起来，拢着袖子退到一席之外的地方，向沈渔施了一礼。在沈渔有限的读者中还有一位嘉兴府的知州。真好，真好。知州读完一卷，连连称好，然后就对身边的同事说：每每读完一篇，心底里就会兜起一股悠然气韵，像秋千在院子里轻轻摆荡。有人把这句评语带给沈渔，他也只是淡淡一笑。沈渔与知州，终生没有见过一面。

沈渔晚年的活动半径更小了，索性闭门不出。有人来访，他聊不到几句，就一言不发了；书读几页，就放下了。他刻了一方印：敬亭山下客。意思是说，他希望有一座山就像敬亭山那样，可以让他相看两不厌。但他夫人说，他有一天即便住到敬亭山下，也会厌烦的。

在此有很必要介绍一下沈太太。沈太太出自嘉兴名门，个子很小，脾气倒很大，动辄甩碗、怒吼。沈的朋友说，每回沈太太大声喝斥时，虫子就会惊惶逃蹿，老鼠三天不出洞。沈渔以惧内出名。他说，家有悍妻也并非什么坏事，这些年来，虽有内患，却无外忧。沈渔这一辈子从未被外人欺侮过倒是事实。

沈渔六十岁后戒酒，开始吃素、念经，自称“小乘客”。七十岁那年的某个春日清早，他对着一株刚刚绽放的海棠（曹老爷的幺妹去世后，曹家后人持赠一本，移至沈家后院的天井），梳理自己的一头白发时，梳齿忽然折断，他就把梳子愤然甩掉了。之后他离家出走，不知所终。有人说，那天黄昏曾看见他绕着石臼漾走了一圈，后来就不见了；也有人说，在杭州府仁和县鼓楼一隅的测字摊边见过沈渔的身影。

许问樵。杭州仁和人。沈渔的外孙。据乾嘉时期一位做历代诗人爵里名字考的学者说，许问樵的祖父是一名曾经印卖过状元考卷的商人，父亲是一名拔贡生，一辈子就靠编选应试文章为生。许问樵的诗歌启蒙者便是她的母亲，也就是沈渔的小女儿沈孺人。因为血缘与天份相近，他自幼就在沈孺人的调教下熟背外祖父的诗。青年时期，作为书法家的许问樵，曾以抄录沈渔的诗作为日常消遣。因此，后人难免会误将沈渔的诗混进他的诗集，或是误将他的诗混进沈渔的诗集。

许问樵早年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炖黄芪，读六朝诗，沉迷女色；而写诗对他来说不过是弹琴、种花之余的一种消遣。从他早期的诗来看，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地方，诗风偏于纤丽，略有一些六朝习气。读这样的诗，人们会以为他长得很瘦弱，其实不然，他的块头很大，一张脸，也大，也圆，高鼻深目，留着一部浓密的络腮胡。不消说，这是南人北相，有人说他有胡人血统，但他拿出家谱，证明自己是纯种汉人。

许问樵说，他生来就是为了留下几首可以让人传诵的诗。这口吻既谦卑又不乏傲慢。父亲临终前，希望他能参加乡试，进入仕途，因此，他就在丁忧过后如期参加了一场秋闱，结果落榜，郁闷了很长时间；母亲去世前，同样希望他能早日完成父亲的遗愿。他在二十八岁那年再次参加科考，再次落榜。三年后，又到了秋闱时节，庭前一株金桂的香气依旧像往年那样淡淡地散开来，但他再也不想去省城跑一趟了。更多的时候，他就待在家里，专事诗歌创作——手在空中比画，口中念念有词，家里人都说他疯掉了；别人跟他说话，他的目光总是飘到别处，像是在梦游。曾有人劝他写点小说之类的什么，他断然予以拒绝。有一回，一位小说家拿来一部新出的书赠他。他问小说家，你一天大概可以写多少字。小说家说，千字以上。小说家问他一天能写多少字时，他沉默了半晌，然后吐出了一个数字：顶多也就十来个字。小说家突然发出了一阵怪笑。小说家走后，他翻了几页书，就扔到一边。他对身边的人说，那人的小说是汗水写成的，而我的诗是用血写成的。凡是用血写的，必会让人流泪。

许问樵曾追随仁和李之藻的弟子周赫德学习意大利文与英文，研究天文历算，也曾整理过仁和杨廷筠的诗文集，他在二十六岁那年归信基督教，洗名保禄。其间，他跟一位英国传教士有过短暂的交往，除了《圣经》，他还读过乔叟、斯宾塞的诗。他的诗也曾受过西诗影响，但同时代的人认为这些诗俚俗无文，简直不值得一提。那时候，有位算命先生说他眉心那个位置渐渐失去了光泽，而他的运气也正在一点点变差。他有一首叙事长诗，模仿《约伯记》的笔法，以自嘲的口吻列举了十条倒霉运的事：出门访友，半路上下起了瓢泼大雨，染了不轻的风寒；在河边赏月，一不小心掉进水中，险些淹死；进京赶考，遇上不讲理的兵痞；睡眠好起来了，恶梦却跑了出来；本来打算蓄须明志，结果胡子却被烛火烧掉了；打了个呵欠，结果闪了腰；因为没有给鹅群让路，一只公鹅便飞扑过来，将他击倒在地，不仅啄他胸口，还用翅膀扇他头脸……这些事，大都是在他进京寻访一位英国传教士的途中发生的。

许问樵北上的时间应该是在崇祯十五年，离崇祯皇帝跑到煤山上吊还差两年。渡过黄河，进入北方一座城市之后，他才获知，蓟州已经失守，进京的道路也已经被一支来历不明的军队堵死。进不去，退不得，他只能留在这座黄河边的城市，伺机而动。过了中秋，那支部队被拉到洛阳打仗去了，还有一部分散兵游勇依旧留在这里待命，因为粮饷不够，他们就以围城的名义奸杀掳掠。许问樵跟城里那些来不及出逃的平民一样，只能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围城战役中东躲西藏，忍饥挨饿。那些冒死冲出城门的平民，都无一例外地被砍掉脑袋，扔进结冰的护城河。冬天雾重，太阳跟月亮一样晦黯，每个活人的面孔跟死人一样苍白。“在那个冬日的北风里，没有一棵树是安宁的。”他在诗中这样描述道。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城里的人饿得没法子，就开始吃人，兄弟相残、易子而食的事时有发生。许问樵在海边吃过鲸鱼肉，在山里吃过虎肉，这些肉即便是带腥味的，他还是可以囫囵吞下。吃人肉这种事，他原本只是在史书上见过，这回算是亲眼目睹了：那些身上歇卧着几枚冻蝇的尸体，刚被人从这一头拖了去，那一头已经冒起了烟火；至于那些尚存一口活气的人，只要闻到烤肉的气味，就会疯狂地扑上去（即便是头戴方巾、读过圣贤书的人也不例外）。他们吃人肉的理由是：人死了，身上的肉跟猪肉狗肉就没有什么区别了。许问樵每每看见有人大口啖肉，就会闭起眼睛来，不忍直视。起初他想到的是围困在陈蔡之间苦苦支撑了七个昼夜的孔夫子，后来想到的是在旷野里坚持四十个昼夜的耶稣。可是，孔夫子身边好歹还有几个替他找吃食的弟子，耶稣背后还有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而他身边或身后却是什么人都没有。他知道神迹是不会出现了。横亘在眼前的，只有一个死字。让他害怕的，不是死，而是死后的尸首要么被恶鸟啄掉，要么变成活人的吃食。想到这一节，他便拖着浮肿的双腿一迳往地僻人稀的地方走去。他去的是城西的乱葬岗，风吹过杂木林，发出一阵阵悲鸣。他披着一条破败的毛毯，背靠着一株枯树坐下来，身体一点点往下沉，仿佛随时都会融入那片冻土。太阳悬在空中，也是有气无力的样子。他垂着头颅昏昏欲睡时，感觉有什么干硬物什直往嘴里塞。他一边嚼着，一边微微抬起眼皮，看见前面坐着一个青头黄面的和尚，就问，这是什么？和尚说，是鸟肉。许问樵说，不对，是人肉。和尚冷冷一笑说，这世道，只有鸟吃人，没有人吃鸟。许问樵干呕了几声。和尚问，味道如何？许问樵说，酸的。和尚点点头说，你就当作吃石榴吧。和尚说完，坐在一株罗汉松下，旁若无人地就着冰雪，吞下几片乌黑的肉干。四周一片寂静，即便有人，也似鬼魂出没。日头尚未西斜，林子里早已暗了下来。和尚留下一些吃食，就打算去别处。许问樵问他法号，和尚苦笑一声说，我说出法号，怕是要玷污佛祖的名声。不过，施主，我现在可以如实告诉你，之前你吃的不是人肉，而是乌鸦肉。饶是这样，我还是触犯了戒律。在和尚的指点下，许问樵躲到林子深处的一座草寮里，就是靠那几块乌鸦肉捱到了围城的士兵全部撤离那一天。之后，他立誓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效仿《圣经》里那位流泪的先知耶利米，把围城一月之久发生的惨烈故事写成一首长诗。这首诗是在半年后完成的（后来又改了多遍）。在开篇部分，他发出了质疑神的声音：任是万仞山，神从天上看来也不过是一抹灰影；任是烽火连天，神从天上看来也不过是一缕轻烟。所以，你日夜祈祷有什么用？你的声音不会进入神的耳朵。在结尾部分他又发出了这样的哀叹：神让我经历这场劫难，难道仅仅是为了让我留下这样一首可以向后人哭诉的诗？

围城过后，难民潮和传染病几乎是同时出现。沿途可闻的，无非是乞讨和哭泣的声音。许问樵不敢也不愿滞留，抱着一条破败的毛毯就沿着黄河向南走去。那时已近三月，但在许问樵的诗中，到处都弥漫着阴冷的空气，一年到头仿佛都是冬天，一天到晚仿佛都是夜晚。这一路上，他就以诗记录旅途的见闻。他写深山古道的旅人、乡野小店的米酒、杂草丛中的残碑、依旧挂着上吊绳的枯树、荒冷的农田、废铜烂铁般的马骨，以及种种微不足道的历劫之物。

从许问樵的纪事诗来看，他这一路南行，曾绕道经过聊城，因为前方有战事，他又改道，打算走水路。暴雨过后，一条浑浊的大河横在眼前。一问，才知道，河对岸就是东阿县，有陈思王曹植的墓地与读书处，当即就想顺道去拜谒一下。在曹植墓前，他读到一位东阿诗人在粉墙上留下的一首诗，手痒，就和了一首题在粉壁上。有人见了，偷偷叫来了周边几位读书人。他们把他团团围住，问他姓氏。他一一作答。站在前头的老先生说，阁下的诗才，不亚于我们东阿的范先生。在众人的引荐下，他见到了那位范先生。二人谈诗，从午后一直谈到日头西没。范先生讲一口地道的冀鲁官话，听来并不怎么隔。当晚，范先生就在家中置酒款待。许问樵为此写了一组诗作为回赠。其中有一首，写的是当晚的宴饮，但字里行间却透着一种身在异乡的寂寥之感：说的是酒过三巡，几位自称某园、某斋的本地诗人操着老土话在聊着什么，他渐渐觉得无趣，便问，你们都在说什么？我一点儿都听不懂。坐在对面的诗人提高了嗓门，重复了一句。许问樵说，你提高嗓门我仍然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范先生便用冀鲁官话跟座中的人说，你们隔着一张桌子说自家话就仿佛隔着一条宽广的济河。诗写的是一问一答，也没说些什么重要的事，却好像在那一瞬间把什么东西说了出来。

东阿范先生跟许问樵聊得投机，就请他留下来，在自家的书塾当先生。许问樵一时间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也就留下来，暂且以教书打发时间。跟别的先生不同的是，他时常给学童分几颗花生米，然后教他们背自己的诗。这个时期，他写了一组学童杂事诗。写诗如话家常，有点像竹枝词。

他上课时，还时不时地带上一壶酒。讲到兴致盎然的时分，他就啜一口酒，继而吸一口气，发出一声赞叹，却不晓得是说酒好，还是诗好。课间，有学生问他作诗法，他便放下酒杯，说，你不问我，我心底里还知道作诗法；你一问，呵呵，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学生懵住了，退下，打闹去了。许问樵又继续喝酒。

中秋临近，许问樵在课堂上一口气讲解了十几篇思乡诗，学童们都盼着早早放学，他却坐在那里，一边兀自念着，一边喝酒。那天，他多喝了几杯，晃荡着回到住地，就在昏暗的油灯下写下了几行诗。大概意思是说：自己漂泊在外已有一年半载，妻儿杳无音讯。望着薄暮的流水和淡蓝的远山，心里满是惆怅。那一刻，目光随鸟飞远，翻过一层又一层白云和群山，依稀看到家门口那株老松，看到松下那张餐桌，和围在一起吃晚饭的家人，狗呀鸡呀，就围着低矮的茅屋散步。夜深独坐，他总是害怕天亮，但天色到底还是亮了。雄鸡的啼鸣在他听来也像是鸦啼……诗在转合处故意使用一个拗折的音节，传递出一种异乡泊宿带来的愁苦。范先生在餐桌前读到这首诗时，禁不住敲箸吟诵起来。诵毕，盘子表面竟出现了几道深浅不一的裂痕。

中秋过后，许问樵就辞别范先生，打算回老家了。从北方到南方，道路曲折而悠远，他整整走了两个多月。战争过后，眼前所见的尽是一派荒败、凄惨的景象。遍地残雪在太阳底下慢慢融化，雪泥间露出的斑驳尸骨被恶鸟一口一口地啄着。那一年的梅花，竟在驿道边开得特别艳。走到金陵一座水陆相半的小县城，桃花已经开了。在去往码头的路上，他听得人群里忽然嘣出一两声乡音，便循声过去，看到一个少妇一颠一颠地跑到一间小铺的屋檐下，把雨伞与钉鞋递到一个青衣男子手中，并说了几句道别的话。青衣男子换上雨天穿的钉鞋，就朝码头那个方向走去。他有意识地追了上去，从他身边经过时点了一下头，说一句“去码头啊”就不再作声。那人听出了他的口音，神色微微有些诧异，但没再说话，只是撑着伞低头赶路。他们在雨雾中并肩走了一段路，不交一言；到了码头，又对望一眼，微微一笑，仿佛已经成了朋友。船误点了，迟迟没来。他们坐在一座等待客船的茶寮中，从天气聊了开来。一问，便坐实了他也是仁和人的猜测。再问，关系拉得更近了。他们的老家仅隔一条大河，彼此都听过名字，却没有往来，如今在异地初遇，竟也像是故人重逢。这条水路不算长，他们谈些老家的掌故，以打发篷底下的无聊时光。舍舟登岸之后，天就放晴了，河风一吹，纷红骇绿骤然奔至眼底。许问樵说，毕竟是南方，每向前走一步，春天就更深一分了。老乡也来了雅兴，随口作了一首打油诗，在许问樵听来诗不怎么样，但也算应景。那人叫贾兰坡，才学不高，但见多识广，能说会道，这番是要赴长兴做教谕的。中午这一顿饭，他要请许问樵。进了饭馆，他就问，有忌口的？许问樵说，除了人肉，什么都吃。贾兰坡像作打油诗一般，随口点了几道家乡风味的菜。吃饭时，许问樵谈到了那几道菜的地道做法。贾兰坡说，毕竟是读书人家出来的，虽然不太讲究吃什么，但对吃法是有讲究的。饭后，许问樵问他接下来要去哪里，贾兰坡说，前方刚打完仗，态势还不够明朗，在小镇上先宿几天再作盘算。许问樵正好也有这想法，索性就留了下来。二人找好了客栈，卸下行李，就沿着潆回城下的溪流去镇上转悠了一圈。那天阳光很好，他们就坐在老城外的一座溪桥边，一边聊天，一边搓身上的污垢。桥下的河埠头上传来的笃的笃的捣衣声。贾兰坡问，为何不把衣裳拿去洗洗？许问樵说，回家再洗吧。贾兰坡说，我们还不晓得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呢。许问樵说，等过些天，老家那边的匪乱平息之后，大概可以回家了吧。贾兰坡叹息了一声。许问樵坐在桥栏杆上，双脚悬垂，望着流水也叹息了一声说，留不住，归不得，真是没法子了。这些琐事，许问樵都写进了几首纪事诗的小序里。

前方战事平息之后，许问樵突然病倒，不能成行。因此，他就打算在太湖边的一座县城住下来，慢慢调治。在贾兰坡（时任教谕）的介绍下，他认识了几位诗人。当地有个绸缎铺老板听说他有真才实学，就延请他到自己府上，教几个顽劣小儿读点书。眼看生活有了着落，他就把家眷接过来一起住。见面之前，他洗了头，剪了指甲，还修了胡子，揽镜自照，除了鬓边添了几茎白发，面容消瘦了一些，大致没什么走样。相比之下，妻子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竟苍老了许多，大女儿也变得让他有些不敢相认了，小女儿不知道受了什么惊吓，神情总是那么恍惚，像一只刚刚落地的麻雀。一家人坐在昏暗的灯光下，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许问樵的表情是淡漠的，仿佛连大笑或痛哭的能力都丧失了。他每晚从绸缎商的府上回来之后，就很少说话了。他总是把自己派定在某个阴暗的角落，一头扎进自己的世界，偶尔还会自说自话，但更多的时候他就像一团沉默的影子。大女儿喊他一声“阿爹吃饭”，他也没应。喊他多遍，他才回过神来，用惊愕的眼神看着一家人，仿佛他们是刚刚认识的。有一天深夜，妻子醒来，见他在灯下坐着，正用失神的眼睛注视着自己，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叫。他问妻子为什么这样惊叫。妻子只是用被子捂住头脸，久久没有说话。妻子与女儿无法忍受一个形同死人的人，过了一个多月，她们就哭着回仁和老家去了。

崇祯皇帝自缢身亡的消息传来后，许问樵生了一场病，从此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早晚不离汤药。崇祯离世后的第四个年头，有人从京城悄悄带来了崇祯皇帝上吊的那棵歪脖子槐树的树枝，许问樵见了，写下了一首悼诗。当晚，他就开始咳嗽、咯血，直到后来，连起床走几步的力气都没了。贾兰坡请来一位老郎中给他把脉，老郎中除了摇头，没说一句话。许问樵说，看来我是逃不过这一劫了。他这样说着，眼睛里流露出微微吃惊的神色。他接着转头对贾兰坡说，虽说人人都难免一死，但在这个年纪死去，还是让我略觉意外，我还有一些诗存放在脑子里，已经来不及写出来了。那阵子，朋友来看望，许问樵总是悄悄转过身去，面对着墙，静静地躺着。朋友走后，他才开口跟贾兰坡说话。声音干涩，若断若续。大意是说：死是一件让人感到羞愧的事，因此他希望这事不要惊动诸位，以便让自己可以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

许问樵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居家读书；第二个时期是外出游历；第三个时期是隐居小城，直至病逝。从他的作品来看，三个时期的风格变化也是有迹可寻的。唯一不变的，是他那种伤时忧国的情怀：三十岁之前，他写了不少政治讽刺诗痛骂皇帝昏庸、官员腐败、百姓愚昧；三十岁之后，他又写了一首长诗诗痛悼崇祯皇帝。国家是亡了，读书种子不能灭。所以，书还是要教下去的，牢骚还是要继续发的。那年头，读书人身上要是没有一点遗民的血性恐怕是会被人瞧不起的。一位后来蓄了辫子的朋友谈到许问樵时说，许天生左撇子，面有异相，性情狷介，在明时反明，在清时反清。那人还讲了这么一件事：有一回，他与许坐船荡湖。许喝了点酒，就开始逆风划船。那人因此感叹说：许面对天下大势，也是如此；一辈子划倒风船，还有什么好结果？清军入关之后，许问樵脱巾散发，把所有的衣裳由右衽改为左衽（也就是把左襟掩覆到右襟里面去，以示反清），且以白色细布带打了个死结（这是死者的穿法，以示阴阳有别），从此不再洗澡、洗头，自称“死人”。他死时，穿的还是那件前朝的衣裳，双手放在那个死结上，仿佛不允许任何人解开。

许问樵的气节还受到了不少读书人的敬重。他去世后，几位诗友分别写了怀念文章。有人说他的眼睛是蓝色的，也有人说是棕色的；有人说他长着络腮胡，也有人说是山羊胡。当然，他们谈得更多的是他的诗。他留下两本厚厚的诗稿，共十卷。这部诗稿的命运和诗人的命运一样坎坷，它在两百多年间，多次易手。我们知道，一部书通常要遭遇这样的敌人：虫鼠、兵燹、风雨。这部诗稿，被虫鼠啃啮之后，经一位藏书家修补，复归完整，在扉页记上了一笔；之后在一次兵荒马乱中被人拾得，当作佛经送给寺庙，一位老和尚读了，又记上一笔；寺庙荒落，日晒雨淋，很多经书都漫漶不清了，唯独这两册，被一个路过的秀才发现时完好无损；但这秀才偏偏又有一个悍妻，发起狠来，就把他的书当柴烧掉。这秀才当年从悍妻手中夺下这部书时，有一部分已被撕毁，扔进灶孔。秀才后来在一篇跋文不无沉痛地写下这样一句话：娶一悍妻，亦是藏书一厄。

跋文中还记叙了这样一件值得一提的事：许问樵临终那一刻，风雨大作，有个诗人破门而入，在他床前抱头痛哭。许问樵问那人，你是谁？那人说，我叫李寒，跟你是老乡，但我们从未见过面。多年前，我在朋友家读到了你的诗，我就对朋友说，你是孟东野转世，我这辈子虽然见不上孟东野，却能见得到你。于是，我到处打听你的下落。有一次，我来到你家，又听说你出远门了。这回听说你病得快不行了，我就跑过来看看你。许问樵说，来得好，来得好，好收我这一身烂骨头回仁和了。言毕，阖目，脸带微笑。移帐之时，有人从他的枕头底下发现一把锋利的斧头。

李寒，字寄梅。杭州仁和人。他出生那天正好是日食，家人都觉得这是不祥之兆。果然，他出生第二年，父亲就在赶考途中暴毙。家道败落，读不起书，他就常常在书铺里蹭书看，一站就是半天。好在书铺老板也是读书人，见他小小年纪就这样痴迷读书，便常常借书给他。李寒在乡间一家书塾读过几年书，因为体质不好，后来就辍学了。有一次，他在田间一边放牛，一边读书，同村的老先生见了，便说他虎头燕颔，有封侯之相。李寒十八岁应童子试，而且接连通过县、府、道考试。在二十岁至三十岁之间，他参加过每隔三年举办一次的乡试，但都落榜。经人举荐，他做过驿吏、幕宾、塾师。四十岁那年，他中了举人。以他孝廉的身份，原本可以出来做个地方官吏，可惜的是，在放榜后巡抚主持的鹿鸣宴上，他竟喝酒失态，断送了仕途。之后他就一直住在乡间，过着清贫的生活，幸得几位乡绅的赏识，时不时地给他些钱物接济。可是，有一回，他喝了酒，竟毫不客气对他们说，诗是穷人手头玩玩的东西，你们富人家却拿它来装点门面，不觉得无聊么？朋友们都说，李寒这人真是不懂世故的。除了几本书，李寒家中似乎也没什么像样的物事。有书斋，名“尘不到斋”。风一大，壁间灰尘就簌簌滚落，在阳光里飘荡（他曾在一首诗中说，妻子的抱怨就像这些灰尘一样令人讨厌）。他诗中用得最多的一个字就是“愁”字。生活中让他发愁的事实在是太多了。愁柴米油盐，愁酒钱，愁房租，愁春花秋月，愁儿女。

李寒长着一口龅牙，很少露齿微笑，也很少说话。但他酒后话特别多，口音浊重，别人听不懂，他就很着急；他越急，吐词越含混，听起来仿佛只是一连串咕噜咕噜声。故而，人们就奉送他一个绰号：咕噜。也有人说，他的诗跟他的口音一样难懂。甚至有人以揶揄的口吻称他那些乐府杂歌为“咕噜体”。

当时，与李寒同城的一位书家以“丑书”闻名，而李寒的诗也被人称为“丑诗”。世称“二丑”。李寒的诗“丑”在哪里？一是他喜欢写丑恶的事物，二是喜欢用一些看起来不雅的词语，三是不讲究古法。人家写笔墨纸砚，他偏偏写柴米酱醋；人家写风花雪月，他偏偏写锅碗瓢盆；人家写梅兰竹菊，他偏偏写歪瓜裂枣，甚至写菜叶上一条小小的蠕动的青虫。

李寒嗜酒，每饮必醉，每醉必吼，每次吼人的时候，大伙都不欢而散。次数多了，也不免得罪一些人，以致互怼、交恶（有人回到家中就扔掉他赠送的诗词字画什么的），那些朋友与他短则三月不说话，长则终生避之如鬼。李寒这一生许多事，多半误在酒上。他进京赶考，家人嘱他不要喝酒，他也满口答应了。可是，一出家门，他就忘了。朋友结伴同行，岂能不喝？旅途寂寞，岂能不喝？天气晴暖，山水宜人，岂能不喝？下雨天，坐在檐下感觉清苦，岂能不喝？不喝酒只有一个理由，但喝酒有许多个理由。所以，有了一回，就有二回、三回。到了京畿，他在一家小店住下。首要的事就是喝酒。喝完酒，他就对店主说，我要在你家墙壁上题诗，可否？店主说，不可。李寒说，你知道我是谁？我叫李寒，我是来京城赶考的，未来问鼎前三甲的人中定有我的名字，那时候，我名动京城，你求我写几个字都没机会了。店主说，我不识字，也不求当官的赐字。你死了这条心吧。李寒说，我现在喝了酒，手痒，不题不行。店主说，这年头，我什么人没见识过，可就是没见过你这种人。李寒说，待我金榜题名，我这题诗就值钱了，你这家小店以后就能开成大店。店主居然也是一根筋，摇头不止。两个“一根筋”碰面，麻烦的事情就来了。李寒刚写下一行字，店住就抄起一把菜刀，剁掉了他的两根手指。李寒酒醒之后，痛悔不已。眼看会试就快到了，自己却落得个伤残，也只好掩面回家了。

李寒手头但凡有点闲钱，就买醉乞眠，或是买舟去周边的村镇访友。从众多的诗中可以看得出，他的确是个性情中人。他在一首追忆亡友的诗中曾这样写道：从前我想请你喝酒，手头却没有钱；现在我手头有了喝酒的钱，你却不在了。有个朋友死了，他跑过去，恸哭一场。有人问他，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他说，我既是为死去的朋友哭，也是为自己哭。他有一组自寿诗，是采用对话形式写成的。与诗人对话的，不是人，也不是鬼神，而是骷髅、蛆虫、草木。

他写畸零人、失意者，也写病鸟、涸辙之鱼、茅坑里逐臭的苍蝇、坠入网罗的白鹭。他在晚年的一首诗中大发感慨：孟郊诗名大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后来（五十多岁）考中进士。之前那些悲叹穷苦的诗好是好的，却也不过是为“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句名诗托了个底，试想，孟郊若是像我这样一辈子穷困潦倒蹭蹬不遇，他的诗还能流传下去？

李寒晚年得了痛风，却仍然在写诗、喝酒。酒越喝越甜，诗越写越苦。苦到他自己在深夜默诵时“舌头会微微发麻”。他一辈子都在抵制文字中可能出现的玩乐感，他要的就是这种苦味。

他儿子说，你现在不愁吃穿了，为什么还要苦苦地写诗？

他说，我写诗不为什么。

既然不为什么，那你为什么不在白天太阳底下写，却偏偏挨到深更半夜就着油灯写？

我在白天是一个不中用的糟老头，但我在夜晚就是一个国王。我的笔就是我的利剑，我用它统治一切。我的纸就是我的国土，所有的文字都是我的子民。

那时候，他的牙齿都快掉光了，但说这话时语调依旧铿锵有力。

他为诗而生，却因酒而死。临终前，他把儿子叫到床前，交给他几摞诗稿。儿子问，还有别的什么嘱托？他说，冬天莫骑驴。儿子问为什么？他说，天冷。

陆饭菊，字几望。他出生于雁荡山麓一个人少而树多、半夜时分可以听到山乐官（一种怪鸟）啼叫的村庄。他在家中排行老五，上面两个哥哥，早夭，两个姐姐远适异乡，一个死于肺痨，一个跳井而死。还有一个妹妹，在家照顾生病的二老，一直未嫁。陆饭菊性格内向，平素就在朝南的阁楼里读书、写字。有回下楼，看到阳光下自己消瘦的影子，竟吓了一跳。父母怕儿子终日独处脑子会出问题，就劝他出去见见世面。那年秋末，他来到县城生活。除了季节的更替带来的寒意让他稍感不适之外，他对这块地方颇有好感。一天，陆饭菊得了偏头痛，躺在床上读着一本刚从一位朋友家中借来的书。这是一本诗集，作者李寒，他从未听过。读了几页，他就坐了起来；再读，他就下了床，走到屋外的阳光里。他绕着院子走几圈，头痛病竟在不知不觉间消失了。一阵微风让他慢慢静定下来，一如从前。这一晚，他梦见一人走进房间，在桌前坐下，濡墨铺纸，写下了几行字。然后，那人把笔交到他手中，转身融入窗外的月色。陆饭菊追到窗口喊道，敢问阁下大名？空中掷下一个声音：我叫李寒，杭州仁和人氏。梦醒，陆饭菊披衣坐起来，挑灯再读李寒诗集。一个诗人在深夜写下的诗，被另一个诗人在深夜读着，其间不知相隔多少个黑夜。但在那一刻，两个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相隔甚远的诗人的心忽然打通了。李寒教会他的，是怎样避开那种过于优雅的、带点小趣味的文字，是怎样在写作中显露内心的真诚。以后他每每写完一首诗，就会下意识地跟李寒某一首诗作比较。在一次诗会上，陆的才华受到了一位山长的赏识，因此就进了一家书院教书。上完课后，他也很少跟人往来。若是有人把目光投在他身上，他就会悄然转身，走到一个孤寂的角落。他暗恋过一位同事的妹妹，却一直不敢表露。他给这位同事写了一首唱和诗，在诗中他渴望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房子里有一盏灯，灯边有一个等待他的女子（因为生活中缺少家的温暖，他常常会在诗中写到灯火）。同事读出了字里面的深意，暗中牵线，把妹妹介绍给了他。婚后，小俩口时常坐在灯下，隔着一张小小的餐桌，谈论久远的事。这样的生活简单而安宁，正是陆饭菊早年所渴慕的。二十七岁那年，陆妻难产而死，胎儿也未能幸免。他后来在悼亡诗中说，那一天，他度过了这一生中最难捱的黑夜。从此，一个黑夜接着一个黑夜，他感觉自己仿佛从未遇见过白天。在诗的后面部分，他告诉自己：她不过是梦里相逢的一个女子，那座县城也不过是梦中的一个地方。就是从那一年开始，他患上了一种奇怪的梦游症。有一回，他险些用绳子勒死母亲。邻居们在暗地里称他为“鹤神”。鹤是带仙气的，神是高高在上的，但鹤与神两个字组合在一起就不对了，那是凶神的意思。

二十九岁那年，陆饭菊进京赶考。这一回，他是决意要离开这块伤心之地。启程那天，内弟赶来，说是代死去的姐姐送他一程。内弟把他送到温台边界的一座驿站时，陆饭菊掏出纸笔，给他写了一首诗，并在小序中不无感慨地写道：这一世念念不忘的女人，要待来世再见；这一片今朝别过的青山，昨暮还见过，想来真是教人伤感啊。

陆在京城一家虽说简陋、却也干净的客栈入住后，就开始失眠了，整夜未合眼，加上水土不服带来的胃痛，使得他整个人瘦了一圈。提着一个篮子进考场那天，他是恍惚的。坐在号舍中，面对考题，他竟想不起四书五经中那些原本背得滚瓜烂熟的词句。嘴里嚼着的茶叶并没有让他打起精神，考到最后一场，睡意突然袭来，他就趴在桌子上睡了起来。不多久，他就站了起来，把松开的腰带系好，昏昏逐逐出了考场。外面吹着热风，他走到一家小饭馆，坐了下来，要了一碗米饭，一碟霉干菜（这是他每日必点的饭菜）。那一刻，他的胃口出奇的好。连吃三碗饭后，他又站了起来，双手空空地荡了出去。有人抓住了他的袖子，继而是衣领。猝然而至的寂静之后，是一记清脆的耳光。陆饭菊站在街头，人直了，目光也直了。又一阵热风吹来，他蹲了下去，突然抱头痛哭起来。这是他在一首题为《七耻》的叙事诗中提及的一件事。

尽管帝国的都城无可例外地待之以冰冷与傲慢，但他还是选择留下来。为生活所迫，他曾不顾斯文，追逐着肥马后面的尘土推销一种专治跌打损伤的祖传金创药。此间，一位骑马上班的小官吏听出陆饭菊吆喝的口音，便跳下马来，与他闲聊，一聊才知道是同乡。那人叫方廉，也写诗，巧的是，他从同乡那里听过陆饭菊的诗名。方廉了解到他的窘境后，就介绍他住到同乡会馆。下班之后，方常常多绕一段路去看望陆。方依旧滔滔不绝，陆依旧沉默寡言。有时候即便无话可说，方也能谈谈天气。天冷的时候，方送陆棉袄一袭、暖耳一对，陆就以诗作为回赠。有一天，方带来一页字迹潦草的诗稿给陆看。陆看了半晌，问，这是谁写的？方答，是你昨夜醉后所书，但我不明白你的诗究竟是什么意思。陆说，我也说不出个意思来，我的诗有两个作者，一个是醉后之我，一个是醒时之我。醉后所作的诗，醒眼人也不太明白。

因为居无定所，长时期处于一种晃荡不安的状态中，陆的性格变得十分敏感、脆弱。喝了酒，总要哭一场，有时是为死去的亲人或朋友而哭，有时不为什么而哭。有些朋友甚至说他是为哭而哭。陆后来离开京城的原因，说法有二。一说：与其苦闷的精神状态有关。另一种说法是：陆、方交恶，直接导致他不想久留。在陆的一位朋友所写的诗话中讲述了这么一件事：某回，陆饭菊发现方廉的诗集里居然夹杂着自己的十几首诗，当时没人把这一抄袭事件在当回事，陆无处申诉，也就闷在肚子里，任它烂掉了。在一个暮春的清早，他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京城。

陆饭菊离开京城，辗转来到黄河中游东岸的一座古城，参加了一场比拼才华与酒量的诗会。其间，他与几位诗人走访了几座古庙，拜谒了几位古代诗人的墓地。有人当场赋诗，有人接着和韵，极是热闹。唯独陆饭菊一言不发，也没见他写出什么诗来。眼前的北方平原广袤、沉寂，看不见村舍流水；一起风，黄土便卷裹着蓬草飘飞起来，弥漫天空；彼时在风中伸出双臂，仿佛都能变成翅膀，带着人朴楞楞飞走。及至天黑，整个夜空笼罩在平原之上，中高周垂，他再次惊叹于北斗星的蓦然垂临。

次日清早，他把自己深夜所作的诗贴在门口。有人经过，凑近读了，都发出啧啧赞叹。有两位青年诗人敲门进去，在他面前，口齿不清地谈起诗来。青年诗人甲评价说，这一组诗虽说是与古人唱和，句句中节，但又与古人全然不一样。青年诗人乙再一次把陆的诗低声朗读了一遍，然后谈了自己的感受。读你的诗，我有一种安静的感觉，他说，从那些文字里我似乎读到了一种夜气。陆饭菊点点头说，你说得没错，我原本就喜欢在夜间写诗。两位青年诗人又问，夜晚与白天写诗有什么区别？陆饭菊说，鬼神都是在夜里出没的，我进入忘我之境时，鬼神就来找我，我感觉自己只是把他们说的那些话记录下来。

喝茶闲聊间，两位青年诗人读到了陆饭菊在京城所写的一组还乡诗，竟都流下了热泪。这组诗写他如何与父亲站在田头捆稻草，如何坐在灯下让母亲拔除白发，如何与昔日的朋友围炉饮酒，而事实上，这些事在现实生活中压根就没发生过——他自从二十九岁出门远行，就再也没有回过故乡。他曾经把这组诗寄给一位老家的朋友，算是代替他还乡了。

一番长谈之后，两位青年诗人想要拜陆为师，但他拒绝了。他是这样对他们说的：诗不能教。有天分的人，一教就坏；没天分的人，教了也不管用。

短短几天里，陆饭菊在两位青年诗人的陪同下游玩了一些临水近山的地方。一路上，他们总会时不时地向他请教作诗的技法，他都会一一作答，毫无保留。青年诗人甲说，先生虽然说诗不能教，但今天分明是教了我们许多知识。是的，陆饭菊说，我教的只是知识，不是诗。青年诗人乙问，作诗难道不需要知识？陆饭菊说，诗就是诗，知识就是知识。这么一说，他们又变糊涂了。那阵子，陆的游兴与诗兴都很足，酒后灯下所写的诗第二天就被两位青年诗人抢先拜读，之后很快就在某个小圈子里传开，继而又被人拿到宴饮间吟诵。陆的诗名传到本城一位诗坛耆宿的耳中。此人闭门三年，一直在家读书、打坐。他在不经意间读到了陆的诗，很是惊讶，当即就让门生去寻访陆饭菊，邀请他到自己的别业小住几天。彼时，陆已应朋友之邀，打算去西北做幕宾。在幽暗的晨光中，两个青年诗人站在板桥头，目送他远行。他回头的一瞬间，两人突然弯下腰，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

陆饭菊在几座西北城市过了十五年的游幕生活，他的一部分诗记录了那些年的生活状况和游踪。他离故乡愈远，思乡怀旧的诗写得愈多。他的足迹抵达过遥远的陇西，见到陇头一段流水，即思南归。在一个叫平凉的小城，他曾用一首诗换取了一匹马。他就是骑着这匹马，跟随着一支商队一路向南，回到中原。

胯下的座骑在西北还是健壮的，到了中原，风吹雨淋之后，毛色骨相都显露出一副衰朽情状。他不忍心再骑，一路上与马同行，无聊时跟马说些话，念几首诗给它听。途经官道，遇见一位穿蓝袍的老人，背佝偻，负橐，拄竹杖，步履迟缓。两人对望了一眼，擦肩而过。陆饭菊走了一段路，突然停下，回过头来，对穿蓝袍的老人说，如果嫌背后布袋子重，可以搁到我这马背上。穿蓝袍的老人瞥了一眼马，问，先生为何不骑？陆饭菊说，这年头，给人当牛做马的，也不容易，你瞧它，一副快要散掉骨架的模样，谁还忍心骑上去？不过，背点东西应该没什么问题的。穿蓝袍的老人说，我年轻时爱马，是爱它的神骏，现如今连他衰老孱弱的模样都爱。你待马如此，更不用说待人。如果你不嫌弃，就跟随我去八百里外一座县城赴任。闲聊中，他才知道，那人原是龙游人，名叫虞丘独明，虞丘是复姓，人称虞丘先生。虞丘先生五十多岁老眼都昏花了才考中进士，皇帝见过了，风光的场面也算经历过了，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当同朝为官的人都削尖了脑袋往上爬时，他却寻思着如何远离党争，做个清净散人。饶是这样，他还是卷入了一场政治风波。那一阵子，皇帝碰巧身上出疹子，情绪不佳，就把一众官员统统贬到边远地方。虞丘先生也懒得为自己申辩，索性从了圣意。说到这里，他对天长叹一声说，与其听着五更鼓上朝点卯，还不如贬到一个叫长兴的地方当个逍遥自在的县官，再干几年，好歹也可以把这一身骸骨带回家了。这次赴任，虞丘先生原本有一个随行的奴仆，谁知途中得了肺痨，不治而死。他预感自己早晚也会被那只该死的痨虫吃掉，因此，埋了仆人之后，就顺便给自己写了一篇墓志铭。听了这一番话，陆饭菊又禁不住潸然泪下。

那天风雪大作，他们途经一座破败的寺庙。陆饭菊坐在排班列坐的罗汉间，用茅草盖住破败的衣裳，但冷风还是往身体里灌。他能听到自己全身瑟瑟发抖的声音。这时候，虞丘先生抱着一堆木柴从外间进来，木柴堆放在殿堂中央，用火镰点燃。陆饭菊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一阵风吹来，夹带着一股淡淡的清香。出门，走进浩大的阳光。虞丘先生正坐在梅树下，一边晒太阳，一边捉身上的跳蚤。陆饭菊返回中堂，从火堆边掇来一根木炭，走到中庭，写下了一首四行诗。虞丘先生眯起眼睛，不住地点头称好。因为诗，他们结成了忘年交。

就这样，陆饭菊跟随虞丘先生，白天赶路，晚上歇息。因为是冬天，风长日短，一天走不了多少路。走到一座驿站时，那匹老马忽然并拢双脚，伏在地上，再也拉不起来。傍晚时分，老马总算断了气，另一匹在苦驿当差的马走到近旁，长鸣数声，徘徊不去。陆饭菊雇来几名壮汉，一道把老马拉到土丘下，挖坑埋了。事毕，虞丘先生忽然对陆饭菊说，我恐怕也要不久人世了。陆饭菊说，你好好的，怎么说出这等不吉利的话？虞丘先生说，我身上原本养着几只跳蚤，现在跳蚤离开了我，就是不祥的预兆。陆饭菊把虞丘的话记了下来，写成了一首诗，但没有交给他看。第二天，他们继续赶路。傍晚时分，虞丘先生走到一棵树下，突然坐了下来，对陆饭菊说，我走不动了，你可以带着我的官印，代替我走下去。话刚说完，虞丘的头就歪在一边。转眼间天色暗了下来，夜晚的官道，灯火稀疏，屋舍寂寞。此老已脱尘去俗，免受了皮相之苦。陆饭菊把他埋了，把褡裢里所剩不多的干粮也吃掉了。

他把虞丘先生的印信送到长兴时，前任县令还没离职，正等着交割。县令给陆饭菊设宴接风时，见他谈吐不凡，就有意留他做幕宾。那阵子，县令正等着调令，也得了自在。清闲的时候，他就约上陆饭菊一道游山玩水饮酒作诗。有一天，陆饭菊与县令在酒楼饮酒时，忽然听到窗外垂柳下系着的一匹马发出一阵嘶鸣，便起了远行之意，当即放下酒杯，向县令表明了自己的想法。县令惜才，就说，既然是刚才这一声马鸣让你起了去意，我就吩咐手下把那匹马牵到别处去。又，陆与县令在湖畔散步，看到夕阳中横泊着一条船，再次提出要辞别，县令二话不说，就让手下把船缆解掉，放到下游去了。又，陆与县令登山时，忽然看到一团白云从山顶涌出，目光开始变得有些迷惘。他说，我的脑子里也有这样一片云，总是飘来飘去的。县令叹了口气说，云在天上，我没法子用手推开，看来你是决意要走了。翌日，县令用自己的马车把陆饭菊送到了十里外的驿站，还赠以干粮和银子。临行前，县令握着陆的手说，但愿我辞官之后，能与你在雁荡山下做个邻居，你做你的柴桑翁，我做我的灌园叟。

陆像一个苦行僧一般，背着铺盖，在异乡的路上不停地奔走。没有人知道他为何会一直不停地奔走。他有一首诗，写的是夸父追日（诗略）。这首诗充满了奇思异想，他认为夸父明知太阳是永远追不到的，但他很享受这个追寻的过程。陆饭菊每每走过一个地方，就会留下几首诗。如果说，他早期的诗像夕阳下舔着伤口的狼，那么，晚期的诗则如月光下徜徉的狐狸。春夏之交，苦雨连旬，陆饭菊应诗友之约取道彭城，一位盐商朋友替他交付了十天膳宿费，因此他便在彭城客舍滞留下来。其间除了一首咏栀子花的诗，他再也没有写过只言片语。然后就卧床不起了，说是听雨听出了病。十天过后，盐商朋友没有再来续费。店主见他一脸病容，担心他会死在客栈，带来晦气，因此就有了逐客的意思。之后有位诗友过来探望，就把他接到一座废弃的祠堂里，暂且住下来。那座老祠堂墙壁倾圯、瓦片零落，因为日晒雨淋，每一根柱子看上去像是掉光了叶子的枯木。那些朋友也是穷得响丁当，没有更多的钱物可以接济。平日里，他吃的是野果，喝的是半天河水（空树穴中的水）；没有床，就拆下门板作床；没有枕头，他就从一堵旧墙那边抱回几块古砖，用破布卷裹了作枕头。有好些天，朋友都没来。跳蚤倒是来了几只。

有人来看望陆饭菊。陆饭菊正在身上摸索着什么。那人问，你在找什么？陆饭菊说，我在找一只跳蚤。那人说，客人来了，跳蚤大概是受了惊，急急回避了吧。陆饭菊说，不是的，我身上原来有好几只跳蚤的，现在它们忽然不见了，想必是我这身上的血已经发臭了，连跳蚤也不愿意喝了。过几天，那人再来探望，他动了动手指，让那人坐在一边，隔了半晌，说了几句含糊不清的话，大意是说他太累了，需要更多的睡眠。到了黄昏时分，屋内的光线一点点黯淡下去，上天就将赐予他长眠——在漫长的睡眠到来之前，陆背诵了一首早年在陇西写的诗。他坚信这首诗是可以传世的，就像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杜若，字芳洲。山阴人。他的父亲杜绚是县衙门正身书吏，后来经人举荐，在乡试中担任誊录手，写一手标准的馆阁体。他用两种颜色的笔养活了全家人：一种是朱笔，用来抄试卷；一种是黑笔，帮一些官员或乡绅抄写诗文。他帮一位老乡绅抄写一位布衣诗人的诗集时，觉得诗好，就另抄一册，给儿子当日课。这部诗集的作者就是陆饭菊。杜若自幼熟读陆饭菊的诗，几乎可以成诵。

杜的朋友说他长相似长嘴鹳，但他偏偏给自己取了一个“山阴野鹤”的雅号。他爱面子，衣裳若不光鲜，决不出门。他体质较弱，时常会出现头晕、心悸、呼吸困难的症状。据说他每逢天黑就不敢独处，有人站在边上或背后他就写不了字，风一大就流泪，天冷就闭门不出。他长年吃素，所以知晓许多菜名；长年吃药，所以知晓许多药名。他总是担心自己会猝然死去。他的不安缘于敏感的天性，跟外界关联不大。

他还有一个小毛病：写诗的时候，喜欢咬指甲。不太熟悉的朋友见了，都十分纳闷。有人很委婉地劝道，都这么大了还咬指甲，实在不怎么雅。他的一位同窗兼诗友帮他解释说，他这习惯是打小就有，也许是断奶太晚所致。但也有人倾向于认为：他小时候，母亲早故，父亲对他十分严厉，以致他无论做什么事都容易紧张、焦虑，咬指甲可能是为了平复情绪。

行止异常的人，诗也有异于常人。杜若喜欢写一些标新立异的诗，仿佛恨不得每一句都要跟别人玩得不一样。别人喜欢写整整齐齐的七言或五言诗，他却喜欢写参差不齐的句子，而且有时候还不怎么讲究押韵。他的朋友看了，有人说，这哪儿是诗？也有人说，诗也有几分像诗，却不知道叫它作什么。他还喜欢玩文字游戏。有些诗写成一个圆形，有些诗写成宝塔形，有些诗一反从右到左竖着写的书写方式，居然是从左到右横着写。

他参加过一回乡试。这件事对他来说是一场痛苦的经历。贡院中大约有六七千间号舍，每人一间。他的运气欠佳，分到的号舍居然靠近巷道尽头的粪桶（也就是考生所说的“臭号”）。他被臭气所熏，哪里还有心思写东西？更可恶的是，有些考生如厕之后，竟忘了掩上盖子，臭气直冲鼻子，他无法忍受，只得捏着鼻子去粪桶那边，取盖时，他竟看到有蛆虫累累然蠕动。随即放下盖子，又捏着鼻子急匆匆离开了。他出来后对人说，那些赶考的读书人都像是这粪桶里的蛆虫，他不想做这样的蛆虫。因此，就有人认为，杜若的功名是被几条小小的蛆虫断送的。

有位京城的诗人听说杜若每每展读自己的诗作之前，都会用天落水洗净双手，就很自得，随即写了一首诗予以宣扬，但杜的另一位朋友证实：杜洗手，是在读诗之后，因为他有洁癖。在读诗之前洗手还是之后洗手，自然有很大的区别。但那位京城的诗人宁可相信前面的说法。事实上，杜若对待文字也有洁癖。三十岁前，因为“看着不好意思”，他把之前所有的诗稿都投进惜字炉。有几个朋友曾读过他早年的诗作，都还记得其中一些佳句，因此，即便烧毁了，若干诗作或诗句还是得以流传。

杜若早年喜欢写日常生活中一些细小的事物，因此就赢得一个“细杜”的雅号。比如有一组诗，写的是一根根纤细的头发：母亲的白发、少年的黑发，少女的长发、童子的黄毛。有一回，他的一位忘年交老而无须，自觉脸上无光，于是就向一位美髯公借了十根长须。有人为此写了一篇化须疏，而他写了一篇化须诗。三十五岁之后，他的诗风大变，他总是喜欢把实景往虚处写，比如，把堤岸上的杨柳写作绿烟，把桃花写作红雨，把远山写作横在眼前的一段烟云。有人认为这跟他患有糖尿病以致眼睛恶化有关。

杜若二十九岁那年出过一本印数不多的诗集，叫《与古为徒集》，里面的诗，要么是与古人唱和，要么是与古人对话。他的诗里面没有提到一个同时代的人。他甚至近乎决绝地对他的读者说，同时代的人和未来的人如何看待他的诗，对他来说并不重要。杜若还有一本诗话，解读百首唐宋以来二十位无名氏的诗。书中有考证，有注释，每首诗后还有一段“雪斋曰”。后人怀疑，这些诗都是他本人伪托古人所作。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朋友都有不同猜测：一是，他自视很高，不愿意与今人为伍；二是，他自知布衣出身，没有功名，在这个势利眼的时代，即便是珍珠也很容易被人当作鱼目丢弃，因此这些诗作只有借重于古人才能得以保存、流传；三、借古人抬高自己的声价。一位诗歌山头的领袖读了杜若的诗，面色铁青，没有说一句话，只是来回踱着步。那一晚，他烧掉了自己一本即将付印的诗集。他后来是这样评价杜若的诗：百年间推为第一。

杜若在三十七岁那年，夜间听得一只鸟一直在屋顶哀鸣，他不能确定这是一只什么鸟，但他已经嗅出一种不祥的气息。第二天，不祥之事果然到来，他的一条左腿突然动弹不得。然后是左臂。他多次跟前来探望的朋友谈起那只怪鸟，但谁也说不出怪鸟的名字来。杜若在弥留之际，换上了一身光洁的衣裳，等待朋友过来跟他见最后一面（有些朋友都已经为他准备好了诔文或悼诗，只欠一死）。真是悲哀呀，他感叹，我的寿命只有白居易的一半，所幸的是，我比李贺多活了十年。他这样说着，从枕底摸出一本诗集手稿，嘱托朋友，务必在他死后烧掉。他的理由是：他的诗就像他的梦，只有一个作者，一个读者。现在梦做完了，作者和读者都要离开了。这是杜若第二次打算烧掉自己的诗集，第一次是在三十岁之前。之后，他又指着床旁的桌子，没再说话。桌子上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他的遗嘱，交待家人（当时不在榻前），务必在他及身之后，将家中所有的诗文集、日记等一并扔进棺材，不留片纸。

杜若死后，朋友凑了些份子买了一口棺材，将他运回老家，埋在后山的竹林里。他的一部分诗稿被生前知交李岱偷偷带走，秘不示人。过了十年，李岱在京城见到了一位担任过主考官、并且在退休后仍然可以领取半俸的老诗人，李岱把杜若的诗稿呈上，请他作序。老诗人读了几首，眉毛一扬，问：杜若出自名门世家？李岱说，不是。又问，杜若考取过什么功名？答，没有。又问，做过什么官？答，不曾。老诗人叹了口气，后来就没再说什么。这序等了半年，也没见动静。再过三年，李岱出钱刊印了四卷《杜若诗集》。李岱说，这本诗集是杜若晚期的作品，没有他早年的诗好。也就是说，那些在三十岁之前烧毁的诗要比这些幸得保存的诗更好。他给杜若编注诗集时，讲述了这样一段话。不久之后，李岱死于贫病。死后几天遗体被人发现，草草敛葬。

杜若死后二十年，有位晚辈诗人经过杜若墓，写诗感叹，说彼时已近清明，竹子初长成，给人一种修洁的感觉。又说，那些竹子，就像是一种骨头，在清风的吹拂中生长着。这位晚辈诗人就是司徒照。

司徒照，字我鉴。他出生的时间恰好是杜若去世那年，两人虽然不是同代，却是同乡。因此有人说，上天把杜若收去了，却让司徒照降生人间，填补缺憾。

司徒照自小熟背四书五经，邻里都说他将来可以做“状元郎”，但每逢秋闱考试，他都没有如期参加。事实上，他对应试的八股文之类似乎也不怎么反感。闲时，他也能写一篇八股文玩玩。圈子里的人读了，都赞叹有加，却不明白他为何不参加科考。他有一个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人生太无聊，总要找点什么来消磨，玩玩八股文，也是打发无聊的一种方式。

司徒照家里藏有高祖在前朝当大官时所持的朝笏，他父亲每每看到儿子吊儿郎当的模样，就会取出朝笏，说几句劝勉的话。他父亲说，你的诗作得再好，没有一官半职，人家也不看重。你翻开那些唐人的诗集看看，人家一说“拾遗”，就知道是指大杜，一说“司勋”，就知道是指小杜。司徒照的父亲说完这些话后，照例会把朝笏供奉在祖宗牌位中间，让儿子磕三个响头。这块看起来并不怎么起眼的狭长板子一度激励过司徒照，但他对科考却始终怀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为此，他父亲仿造考场的式样在家中造了一座号舍，高六尺、宽三尺、深四尺。离地一尺搁一块板，离地二尺再搁一块板；白天的时候，上下两块板可作桌椅；晚上，上层的板移至下层，并作床铺。司徒照住惯了芦帘纸帐构筑的温柔乡，也有意要让自己适应一下这狭窄、沉闷的空间。那一年秋闱考试之前，他做过一个梦，梦见报录人骑着一匹白马带着泥金帖子来到他跟前。

司徒照觉得这是个好兆头，于是带着书童，兴冲冲进了省城。刚进号舍，不知怎的，突然昏厥过去，随即被人抬了出去。从此他就不再踏进考场半步。这件事是他的同窗说的，那人还讲了另外一个故事：说是某座草庵的一个小尼姑突然思春，就去山那边找一个平素相熟的沙弥，二人交合时，小尼姑突然昏厥过去，从此，她就断了找和尚的念头。这两件事，虽然性质不同，却被人传为笑谈。因为这玩笑，司徒照与那位同窗断了来往。后来，有人把这事写进诗里，司徒照与那位写诗的人从此交恶。

司徒照二十岁之前就出过一本诗集《耕山集》，二十五岁出第二本诗集《钓湖集》。三十岁以后，他的诗风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有人认为这跟他二十五岁至三十岁之间频频外出游历有关。他登过泰山，游过黄河，结交过一些大碗喝酒的北方诗人，不知不觉地，他的性格由内向、拘谨而变得粗砺、放浪。因此，他的诗风由婉约而豪放也就可想而知。长达五年的壮游结束之后，他就很少出远门了。吃罢饭后，他常常会摸着饱含诗意或不合时宜的肚子，在南方的庭院里散步。跟他来往最多的一位朋友北斋先生曾在一首诗中以一种不无打趣的口吻回忆道，司徒照虽然是一位乡绅，吃相却不怎么雅。他喝汤时，总会发出很大的声响，汤汁挂在胡须上，直往下滴，居然也不擦拭。有好几回，北斋先生实在看不下去，就劝他喝汤时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司徒照兀自喝汤，没作理会。

司徒照的朋友对他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说他温和、谦逊，待人礼数周全，有君子之风；一种是说他眼高于顶，诡诞无礼，完全是自大狂作派。但有一点必须承认：他不仅是一个被低估的诗人，还是一个了不起的书画家。司徒照外出访友，无须带笔。文友知道他来了，早已备好文房四宝（可能的话，还会给他配备一个磨墨的书僮）。司徒照说，他喜欢用别人提供的纸笔，因为手下带点生涩感，常常会有出其不意的笔墨效果。与书画相比，司徒照更看重自己的诗，而且在这方面也下了更多的苦功。他认为书画名声是别人抬起来的，诗名却是自己苦苦挣得的，因此他很在意别人对他诗歌所作的评价。他在生前对自己的评价是：诗第一，书第二，画第三。不过，世人对他的评价恰恰是相反的。

司徒照喜欢用诗与画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比如他画有十幅册页，每幅图中均有自己的题诗，分别是：访友、听泉、濯足、调鹤、焚香、坐禅、煮茗、抚琴、读书、斗酒。他是一个苦吟派诗人。他常常对人说，我忙活一整天，也许只是为了几个恰当的字。为了那几个恰当的字，他常常嗒然若失地坐在书桌前，用弯曲的手指敲打着桌板，敲着敲着，诗的节奏就带出来了。

司徒照曾经以诗的形式写了几首诗论。他提出过这样一种诗观：奇妙的想法往往诞生于混沌，思想过于清晰，神来之笔反倒出不来。因此，他喜欢生点病，甚至在私下里这样跟朋友说，病后的慵懒能生出清妙的思想。住在偏僻的地方，难免会有偏执的想法。这种偏执的想法使他对自己的作品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自信，另一方面，他又完整地保存了自己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天真。他的天真与自信给他的诗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语言奇观。他是这样对那些登门求教的青年诗人说的：我说过的话一千年前就有人说过了，但一千年前没有我，所以，我还是要说。通常情况下，朋友来了，他喜欢把抄好的诗一排溜摆开，让他们一一品赏。他要让每个人朗诵一遍，并且会很审慎地告诉他们：这首诗可以流传三百年，那首诗可以流传八百年。因此，有人称他是一个用诗歌与时间搏斗的人。朋友们如果很长时间没来造访，他就会把近作誊写十余份，带在身上，见人就分赠。兴致高时，他还会骑着驴或是坐着船把诗稿一一送到朋友家，有人说他得好诗如中举子，这一番分明是来报喜的。

司徒照渴望自己能活到八十岁，每天对着夕阳梳理一头白发。但他不到五十岁就患了一种奇怪的病。平常大门不出，性情越发古怪。大热天画冰天雪地，孤独时画童子五六人，冠者六七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与流风的变迁，司徒照的书画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他的诗却被乾隆年间扬州一班会画画的文人所追捧。司徒照很少在画上落款，他的名字时常隐藏在树叶间、仕女的飘带皱褶间。有一幅画，由德清曹菘所藏。在画中，四季瓜果长在同一座园子里，篱门这一边有人泣而返，那一边有人咏而归。一片飘落的树叶间有他的签名；画的右上角，有曹菘的题诗。

曹菘，字握瑜，德清人。读曹菘的晚期诗作，让人感觉他定然是这样一位高人：深居简出，少食寡欲，鞋子上有尘土决不入门，屋子里不焚香决不读书。而事实上，曹菘的前半生是以猥琐、恶俗闻名的。与他同时代的一位乡党在日记中曾描述过他的若干行迹，从头到尾几乎没有一句好话。曹菘“少时习弓马、尚游侠，后又折节读书”，他真正写诗大约就在十五岁左右。十九岁那年，他经由一位乡绅保举，通过童生试。之后他一直抱着科举入仕的念头，期待着有一天能够脱下粗布衣裳，换上一身体面的官服。不过，他的运气实在欠佳，一次次参加会试，一次次落榜。这也是他与妻子（那位曾经保举过他的乡绅的女儿）离异的一个原因。科场失意并没有让他放弃对功名的追逐，他凭借自己的才华时常出入豪门或公庭，巴结显贵，写了大量毫无价值的应酬诗。他跑到京城，仅仅是为了在某场庆典中一睹皇帝的风采。遗憾的是，龙辇从眼前缓缓驶过时，他什么也没看到，只能屈膝承受一片灰土。不过，他在京城混了些日子，就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一位在朝当官的老乡，有一阵子他就住在老乡家中，教他家的两个小孩读四书五经。那一年暮春，老乡做寿，很多人都送来贵重的礼物，唯独曹菘双手空空地过来，对老乡说，人人都送你看得见的好东西，我就送你一件看不见的好东西。老乡问，是什么东西？曹松带着老乡来到南轩，打开一扇窗户，一股清风徐徐吹来。曹菘说，这一阵南风，是南极仙翁送来的礼物。老乡听了，连夸曹菘机智。但他在背后曾对人说，曹菘如果能改掉空谈的毛病，他倒是可以考虑请他做幕宾的。

曹菘年轻时代还写过不少艳诗。他的朋友、东嘉三先生之一的谢厚堂证实了这一点。谢在一首忆旧游的诗中带着近乎挖苦的口吻说，曹有一双修长的手，用来写诗与摸女人，他写过的诗与摸过的女人一样多。另一位跟曹交往十分密切的朋友林蛰庐也曾这样描述道：曹早年是一个猎艳高手，站在高处，冷冷地打量一眼，锁定目标，即刻出击；或是，玩味一番之后，猝然一击，一击必中。曹菘曾根据古法炮制过一种春方，也曾从一名道士那里学会采补术。这使他在风月场中游刃有余。曹菘好色的名声和诗名甚至传到了千里外一位诗友的耳中。他在赶考途中顺道拜访诗友时，那人已经为他准备了一副纸笔和一个横陈在床上温柔以待的女人。跟所有的诗人一样，曹菘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人。他说过一些不着调的话，干过一些不着调的事，尤其是在酒后。因此，他的朋友跟他日渐疏远。事实上，曹菘是一个很看重朋友情份的人。有一年，跟他有过诗词唱和的三位朋友，分别在春、夏间病逝，他就给其中一位最穷的亡友家中送去一笔钱。每回他的内心被死亡的阴影笼罩时，他就会找一家妓院，藉由一个女人的身体消除自己的恐惧。然而，恐惧并未消失，只是以另一种形式伴随他。曹菘也写过一些躲在青楼消磨岁月的诗，诗中时常流露出对朝露般的年命的哀叹。四十岁那年，曹菘抱着一把三弦流浪到苏州，继续在呕哑嘲哳的弹唱中度日。某个春天的夜晚，他在信中对南方的朋友说：那地方，虽然破败了些，但春色三分还是有的。沿河一条花柳巷，车马络绎不绝，二分尘土固然是少不了的，但一分流水还是有的。那阵子，曹菘就寄居在京城一条与娼妓杂处的陋巷。但曹菘是顶爱面子的，出门时总要换上光鲜衣裳，回到住地就穿回那件已磨得掉线的布袄。生活拮据时，他也顾不得斯文，替人捉刀几首官场应酬诗，或是替考生抄些可以夹带的蝇头小卷。另一方面，他仍然渴望自己有朝一日能进入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曾屡次向朝中几位以诗闻名的官员献诗，但这一招似乎并不管用。

曹菘四十七岁那年终于中榜，但不幸的是，那一年发生了科举舞弊案。有人在京官出入的地方广发匿名帖，举报了一批作弊考生的名单，曹菘也名列其中。事件调查结果是：正主考官革职，副主考解任，作弊考生十九名终生不得参加考试，有一部分人发配到边疆。某个夜晚，有几个军役深夜闯进客栈抓人时，曹菘刚好在朋友家喝酒。他见情势不妙，连留在客栈的行李都不去取就跑掉了。他在一个树影参差、白骨累累的乱葬岗躲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就混在人群里出了城。

除了诗，曹菘还能写点小说。三十岁那年，他写了一本奇书，里面记录的全是梦里发生的事。因为有一部分写的是春梦，因此被官方列为禁书。五十九岁那年，他写了一篇志怪小说《掌中缘》，文词华丽、幽艳，笔法上又近于唐传奇。小说写的是一个阅卷官在午后读卷，感觉身心疲惫，就起身打开窗户，一道光斜照过来，眼前忽然跳出一个灰点。细视，竟是一名豆粒般大的小孩子，雌雄莫辨。过了些日，豆粒抽长出绿芽般的身体，已初具少女的模样。过了些日，她渐渐变大，有姣好的面容，雪白的肌肤，风一吹，衣袂就飘动起来，娉娉袅袅，不可方物。他想伸手去捉，触摸到的却只是一个幻影。这个掌中的少女总是在日影来临时出现；一旦日影飞逝，她就消失。及至傍晚，阅卷官把手掌置于灯下，她居然没有显形。第二天一早，他又在日光下遇见了她，只能看，不可亵玩；有时听到人声，她就倏地一惊，遁入虚空。阅卷官后来总算弄明白了：那个少女的身体是由薄而透明的阳光和灰尘合成的。之后，阅卷官跟随少女游历了很多地方，经历了很多世事。随着时间的流逝，少女变成了少妇，红颜老去，黑发变白，渐渐地，又变成了一个弯腰驼背的老妪，最后伏在他掌中化成一缕青烟。而他发现：自己也不过是尘土间行走的一个影子。念及此，阅卷官辞掉了官职，入山访道去了。

据曹菘自述，写这篇小说，与他患飞蚊症有关。起初，他的眼前只有一两只飞蚊，写完这篇小说之后，飞蚊越来越多，已经变成了夏日黄昏的蠛蠓。他在痛苦中写下了一首题为《蠛蠓》的诗，大意思是说，自己早年花天酒地，现在终得报应：酒坛子里的一层白霜已经变成蠛蠓，飞入他的眼睛。有人认为他所写的蠛蠓，是套用了“瓮里醯鸡”的典故，表示自己孤陋寡闻。事实上，他所写的蠛蠓就是指眼睛里那些群飞乱舞的虫子，没有任何隐喻的成分。曹菘的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眼睛视物模糊之后，从一名胡商手中购得了一副白铜牛角眼镜，勉强可以用独眼看点书，写点字。他晚年的诗作与早期那种风流倜傥的诗风判然有别，甚至有人这样假设：如果他晚年没有得眼病，他至多也就是写点王次回那样的香艳诗。由于用眼过度，他的另一只眼睛也开始恶化，但他依旧不愿意放弃诗歌创作。他描述听觉世界里的事物，几乎达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精细程度。在一首诗中他讲述过这样一种奇妙的经历：当他拈着胡子苦吟之际，两个杯子碰撞的声音，突然让他找到了一个恰如其分的韵脚字。此外，风吹枯枝的声音、晚钟的声音、市井的声音、猫狗的声音、纸鸢在空中呼啦作响的声音、雨夜隔壁移床的声音、清早布鞋踏过青石板的声音……无不进入他的诗歌，变成他个人的独特声音。

曹菘年轻时爱女人，晚年爱钱（主要是用来治病）。在他眼中，只有钱是实在的，其他都是空的。后来连钱都厌憎了，他就知道自己在这世上已经活不了多长了。

老了，老了，曹菘说，我已经老得连自己都厌恶了。

那时，他写了一组自挽诗，在诗中历数自己早年的斑斑劣迹：包括偷书、诱奸、玩弄妇人、骗财、作假证、代人捉刀、行贿等。

曹菘一直在疾病带来的羞辱中度过余生：因为视力不济、膝盖受伤，他只能躲在家里。但腰椎脊椎严重变形，导致他又不能久坐。立也不是，坐也不是，躺卧也不是。那年春天，雨下得特别缠绵。曹菘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他说，雨在慢慢地下，我也要慢慢地死。

他的朋友却说，他不是在等死，而是在等待着一个名叫何田田的女子寄来的信……

何田田，名莲，自幼家贫，被人从浙江桐庐卖到苏州一家妓院，学习琴棋诗书画。那家妓院的前身是前朝皇帝的行宫，所以当地人就把它称为旧院，与旧院隔河相对的，是贡院，地方生员来这里参加考试，都要绕行一圈，到这家妓院逛逛，少不了写几首吊古的诗。作为旧院的头牌，一名身份特殊的性工作者，何田田成为每个男人的梦中情人，以致见过她的人都不免沉醉于她那晚霞般温柔的酡颜；而那些闻过她体香的男人都说，她身上有一种淡淡的栀子花的清香，他们说这是暮春的味道。有一位诗人来到旧院，只是在一场以打茶围为主要娱乐形式的沙龙活动中与何田田聊了几句，回来后就写了一首名动一时的诗，大意是说他在旧院看何田田红唇啜白酒，不觉间心神荡漾，多吃了几杯酒，之后不胜酒力，斜倚在椅子上，做了一个短暂的春梦，梦见何田田就是前朝皇帝的爱妃。醒来后，发现自己仍然坐在椅子上，何田田已经离席，其他人也寻欢作乐去了，一阵夜风吹来，珠帘叮咚作响，满屋子水光荡漾，有人告诉他这里就是前朝皇帝的卧室。此诗在文人圈里传诵开来，何田田也就被人称为“田妃”。

何田田很少出来会客，每次会客必是盛装。发髻的样式每周一变，衣裳每夜一变，头上的珠钿与衣裳上的环佩都是前朝的样式。据说她的眉毛描得细弯长柔，特别好看，连一些良家妇女都争效仿，坊间称之“田妃眉”；她那唇间的一点红，又称“无边春”。

何田田与曹菘是诗友。曹第一次读到何的诗，就准备为她献出自己的双膝。当他以四行诗代替双膝向何田田示爱时，她竟被寥寥二十八字打动了（“一束小风吹进伊的笑容里去了”）。他们之间有过肉体与精神的双重交流。在何田田的诗中能找到曹菘的影子，反之亦然。曹菘有一首诗是写何田田某件挂在珊瑚钩上的衣裳，如何随风舞动。虽然通篇没有一字写人，却在隐约间写出了何田田的曼妙身姿。在何田田笔下，曹菘并非一个翩翩佳公子的形象，而是一个爱说大话、有点小聪明、秃脑门却自以为有智慧的男人。有一阵子，她与曹菘交恶。曹菘对的她评价只有四个字：刻薄、浅薄。因刻薄而浅薄，因浅薄而刻薄。

何田田身边并不缺男人。每逢花事繁盛的季节，她就会跟几个姐妹联袂外出踏青，有时还会约上几个看起来不无体面的男人。那些男人通常会把挟妓冶游视为一件很风光的事写进诗里（倘使他们喜欢写点诗的话），但在何田田眼里，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可以增添她身价的追随者（他们也确乎是以帮她提行李为荣，以跑腿为乐）。有时候，诗人们会把她擦汗的手巾偷偷藏起来，把留在手巾上的汗渍嗅了又嗅，据说这样会给他们带来灵感。她每回出游，都会写一首纪游诗。其中有一首，说的是某个春天的黄昏，她穿过树林，忽然听到有人呼唤自己的乳名，那一刻，她回过头来，并没有看到什么身影，但她还是忍不住对身边的人说，转身间不经意看到的月色原来是那么美。诸如此类的描述，在何田田的集子里极少见，她的诗，还是以描述卧室场景居多。何田田三十岁那年得了咳血病，身体异常脆弱，一阵突如其来的南风仿佛也会给她带来伤害。那时，作为一名女诗人，她的感觉变得越来越纤细，时常在不经意的一瞬间表现出感官的隐秘悸动。她还有一组仿《子夜歌》的五言诗，描述的是娼妓的日常生活：她从来没有从正面描述过一个男子，最多也只是写一个背影极清瘦的男子坐在竹簟上，轻轻地晃动一个女人的肩膀，然后就把视角移至窗外，描述一棵被风吹着的小树……她总是带着挑剔的口吻说，这些男人真是没法看的，男女间的事也是很无趣的。不过，她喜欢隔着木板墙听声辨形——在一个男女声音相杂的雨夜，她可以通过他们之间的对话，想象着那些男人的面相。通过这些声音描摹出来的男人，自然就没什么可憎的面目，他们知书达礼，临走前通常还会向女方客客气气道一声谢。大家都知道自己是过客，就此别过，也就别过了，但在雨夜里听到这样的话，仍然会有一丝暖意。她写这样的诗，多多少少还是夹带了一些感伤、落寞的气息。在她为数不少的诗作中，有一首自叙身世，写得尤为大胆、新异：她把男人比作朝南生长的树枝，即便花都谢了，来年还可以再发；而女人就是北风中摇落的花，落了地就不能再返回枝头。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在诗中主张男女平等、开办女校、科举考试向女性开放等等。

何田田进入中年之后，像大部分女人一样，腰部以下的肉开始增多。曾经迷恋过她的男人一个个离她远去，不再有富家子弟送她金陵的香粉、扬州的胭脂，也不再有诗人赞叹说“她走过的地方尘土也生香”。那个时期，她的诗反复吟咏的是被遗弃的秋天的扇子和带着寒意的铜镜。不过，她手头好歹还有些积蓄，因此就在太湖边买了一座老房子，远离那种游宴的生活。她有一首自题写真的诗，描述的是晚年孤独无依、卖画糊口的生活。有位香粉制造商在地摊上见到她的花鸟画，就托人跟她联系，打算订购一批。但她那时因为痛风，手臂犹如经霜的柳条，连笔都握不住了。她存世的画只有一幅，题为《空》。纸的左下角画了一只鸟。有人说，这只鸟是白鹤，也有人说是白鹭。但她的朋友说，鹭飞翔时双腿是向后伸直的，鹤的双腿则是垂挂下来的。因此，她画的应该是身体绷紧的那种白鹭——冲和之中又不乏一种激荡之美，显然是她（作为一名女史）的自况。

值得一提的是，何田田晚年与曹菘恢复旧谊，彼此之间虽然没有见面，却有书信往来，信中多以“女弟”自称，可以看得出她在曹菘面前持有一种谦卑的姿态。曹比何大十七岁，彼时饱受痛风、消渴、腰椎变形、鹤膝风、白内障等疾病的折磨，连握笔都有些困难。六十八岁那年，他的双眼已经看不清东西，无法写字，就以诗代信，嘱人记录，寄给何田田。诗中述说自己进入晚境之后，身体如何在秋风中衰败，内心如何在春天的雨夜变得凄迷。何田田以诗作复，对老朋友说，他的心境与一个年老色衰的女子料必是一样的，对她来说，此刻的世界无路可通，却有待追忆。如她所言，她那些最好的诗大都是在平静的追忆中完成的。

何田田卒年五十四，葬在太湖畔的一株古树下，据说“新月开始生明之日，有白鸟夜啼，天明方去”。何田田死后二十年，老人们依旧会谈起她当年踏过红氍毹时的回眸一笑，谈起她那些流传青楼的诗篇。又过了三十年，一个叫徐青衫的诗人在一位朋友家中发现了曹菘的诗文手稿，里面还羼杂了何田田的部分诗稿与信札。应朋友之嘱，他把曹、何的诗编成一部合集，共五卷。曹菘在世的时候，毁多于誉；去世三十多年后，誉多于毁。他的身后名声，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徐青衫的发现和传播，当时，在坊间流传最广的要数曹菘的一部奇书《掌中缘》。徐青衫在一篇近乎煽情的序文中认为，读者可以从这部书中找到姑苏名妓何田田的影子。不过，他又接着解释说：这个吮过并咬过他手指的女人，让他又爱又恨，终身摆脱不得，因此，在他的诗或小说中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徐青衫，明州慈溪人。生卒年与生平事略均不详，死后的事倒可以一说。徐在临终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要让后人记住我的诗，忘掉我的名字和身世。他一生写了一千余首诗，很少示人，死后不久家中发生一场火灾，将他所有的诗稿都化成了烟灰。徐的诗一度在朋友间口耳相传，就此保存了七八首。有位邻县的青年诗人读了他的诗，就坐船去一个偏僻的山村拜访他的家人。那人问他家人，手头是否还有徐青衫的遗稿，他们都茫然地摇着头。有人告诉那人，徐母住到尼姑庵去了，可以向她打听。青年诗人又出村行五里路拜访了徐母。彼时，徐母已年近八旬。她坐在蒲团上，闭目开耳，听青年诗人谈论儿子的诗，忽然流下眼泪。徐母说，我的字是我儿子教的，他有好诗也会念给我听，我因此记住了几十首。现在，我就背给你听吧。徐母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断断续续背了六十余首诗。青年诗人就此一一记录下来。他回到家中，把徐诗整理成一本薄薄的集子，还请当地一位著名的山长写了一篇短序。书成，他带着四五位诗人再次去尼姑庵拜访徐母时，庵主说老人已经圆寂。徐青衫的诗虽然存世不多，但毕竟是留了下来，且远远长于他的寿命。时间已显明了这一点。

下面这一段话据传是卡夫卡写给威尔弗的信中说的：这世上也许还有一些类似的书，它们就搁在某个不为人所知的角落，任由时间的灰尘层层覆盖，不曾被任何一只手碰触。而这本在中国备受冷落最终漂流到欧洲的诗集（指《俊友集》），有幸以德文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样一座由火热的情感与冰冷的智慧砌成的神秘建筑，可以让我们在门外流连，领略若干世纪的异国孤独。

我翻读《卡夫卡全集》（包括书信集），没有发现卡夫卡致威尔弗的书信。另据威尔弗先生的后人说，这封信的原件已经丢失，上面这一段话仅仅是在威尔弗先生接受访谈时被他引用过。

这位叫杨补之的中国学者有没有读过卡夫卡的小说？威尔弗先生的日记中并未说明。可以肯定的是，杨略懂一点英文，但对德文一窍不通。他对卡夫卡所知甚少，正如卡夫卡对他谈论的那些中国诗人也很陌生。他来见卡夫卡的目的就是为了向西方人传播那些中国诗人的作品。威尔弗在译后记中这样写道：“杨把那些诗交给我时，用诚笃的口吻说，这些人虽然寂寂无名，但他们的才华足以与唐朝诗人相匹，他们的诗作不应该随同他们湮没无闻，有感于此，他打算把这部诗选带到西洋，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记住他们。”那么，卡夫卡后来有没有阅读过此书？威尔弗先生在日记中有这样记载：卡夫卡先生翻了翻这部书的译稿，就以诚恳的口吻说，尽管我对中国诗歌所知甚少，但我感觉这会是一本很有意思的诗选。话说回来，先生，我不敢说我能帮得上什么忙，因为我只是一个写小说的。一九二四年六月四日清早，威尔弗先生在布拉格某条大街上遇见了卡夫卡的好友勃罗德，得知卡夫卡先生已于昨日病逝，临终前曾嘱托勃罗德务必烧毁自己所有的日记、信件和手稿。威尔弗先生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类似的事，一位中国诗人也曾干过。

东君，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兼及诗与随笔。结集作品《东瓯小史》《某年某月某先生》《子虚先生在乌有乡》《徒然先生穿过北冰洋》《立鱼》等。另著有长篇小说《浮世三记》《树巢》。曾获“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