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诗人李瑛
来源：文艺报 | 胡世宗 2019年04月03日07:54
2000年冬，胡世宗（左）在李瑛家做客
时间掠过，没有声音
白桦树枝杈的伸展，没有声音
叶片从绿到黄，没有声音
……
我听见时间
从我生命的最深处穿过
回响着如涛的风云和流水
……
这是李瑛写于1997年元月的一首题为《时间》的诗中的句子。诗句中有一种自然流淌的美，他对时间、对生命这种灵敏而深邃的感悟和轻盈的、近于白描的笔力叫人叹绝。
李瑛是我始终崇敬的诗人之一。他最早出版诗集《石城的青苗》（与人合集）的时候是1944年，那年他才18岁，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对诗“始终是怀有近乎宗教信仰般的虔诚和近似疯狂的热情”（《黄昏与黎明》后记），仅出版的诗集就近50本，他的诗尤其是军旅诗，凿凿实实地影响了一代写诗特别是写军旅诗的人。我在学校读书时就读过他的诗，穿上军装以后读得就更多了。特别庆幸的是，我在连队写诗给《解放军文艺》投稿，是他给我编发了组诗《北国兵歌》等习作，那时他是这家刊物的诗歌编辑。若干年后，我用他以刊物诗歌组的名义写给我的短笺同他写给我的信件对笔迹，才晓得那封写于1965年1月4日的稿件采用通知出自他的手笔。
我与李瑛相识也是在1965年。那年我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会议期间，《解放军文艺》编辑部邀请与会部队诗作者座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瑛，那时他41岁。他那严整的装束、炯炯的目光、谦和的微笑、文雅的谈吐，都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这印象一直保持到今天。
从此我们有了通信联系。凡他出版的诗集大都寄给我。粉碎“四人帮”后，我曾到《解放军文艺》帮助工作，每天就坐在他的对面，帮助他编诗，也曾多次到他家做客，这使我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他。他文静而温和，阅世很深又平易近人。他随时同我就诗的题目零星地交谈，我认为很重要、很宝贵的，事后都千方百计追记下来。
还记得1973年我第一本诗集《北国兵歌》出版之前，我曾请李瑛审阅了全部诗稿，他于1972年7月9日夜写给我一长信，谈了对即将出版的诗集的印象，对我的期望和祝愿，密密麻麻写了4页，我很后悔没有把它当作“代序”放在诗集的前头，只能遗憾我当时不懂事。
李瑛的父亲在铁路供职，所以他幼年的生活飘忽不定。他出生在锦州，曾先后在河北丰润、唐山、天津读书，194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那一段大学生活是值得回味的。
1998年冬天的一个上午，已过古稀的李瑛同我谈起这段往事。当时，从教的老师几乎个顶个是了不得的大人物：教“创作实习”的沈从文，教西语的朱光潜、冯至，教 “中国文学史”和“楚辞”的游国恩，教“词选”的俞平伯……李瑛和这些老师的关系非常好。这些老师都知道李瑛是一个聪颖、勤勉的学生，却不知道他是个从事革命活动的地下党员。当时李瑛的家境穷困，所以他边念书边做家教，或给图书馆整理卡片，打工赚点钱，好交伙食费。学生中许多地下党员暴露身份后，只好离校去解放区。李瑛隐蔽得好，他只与外校的地下党员联系，搞串连，写文章，印传单。他把传单从校外寄给自己敬爱的老师沈从文、冯至等，这些老师并不知传单是谁寄的。
李瑛在学校参加了进步的学生社团文艺社，通过社团团结了一大批同学，举办讲座，出墙报，号召罢课、游行等活动。旧时的北大在北京的沙滩，那里是李瑛读书的地方，也是他和同学们集会、贴墙报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曾设在沙滩，李瑛每次去文联、作协开会、办事，都自然地想起自己学生时代风风火火的日子。1949年北平解放，地下党公开，李瑛参加党员大会，与平时接触但并不知彼此身份的同学碰面时，兴奋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1949年，第四野战军组织大学生跟部队南下，李瑛参加了这个工作团，并在由北京和天津30多名男女大学生组成的新闻队里担任队长。不到一个月即被调出，以新华社部队总分社记者的身份，随军解放河南、武汉、江西、广州直到海南岛，经受了战火的洗礼。解放战争结束，他被调到总政治部。1950年，随刘白羽赴朝鲜前线，之后，又曾两次到朝鲜战场。1953年朝鲜停战了，北大校长办公室把保存了四年的李瑛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给了李瑛。50年代初期，李瑛在总政文化部当秘书，当时的部长是陈沂，副部长是刘白羽。1955年调到《解放军文艺》，先后当编辑、诗歌戏剧组组长、副社长、社长，后又被任命为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部长。
数十年间，我同李瑛保持着诗和友情的联系，他的诗和人格为我所崇尚。自从大学毕业走向火热的生活，他一直是纯粹的“业余作者”，他始终不像专业作家那样有较充裕的时间，但他始终锲而不舍地在诗艺的跑道上奋进，他珍惜属于他的每月每日、每时每刻，珍惜每一个黄昏、每一个黎明。他是很会抠时间的人，多年来始终保持着中午不睡午觉的习惯，别人午休时他看书写作。他在给我的信中曾说：“对诗的思考，我是只要有一分钟也总要想起它……”
“一个人需要多么长的时间才能严肃意识到、认真思考到、真正懂得大自然赋予我们的恩泽呢？我年轻时从未想过这些问题。似乎它根本也不是问题，正如日常生活中并未想到自身还需要不息地呼吸一样。”“在生命的黄昏中，我想把自己也把自己所生活、所理解的人类置放在广袤的宇宙之间，从那里寻找出生存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这是李瑛在他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新诗奖榜首的诗集《生命是一片叶子》后记中说的话：其实，生活/何曾有片刻静默/连时间也锈成碎片/扑簌簌剥落。
李瑛经常强调在希腊文中，“诗人”这个词就是“创造者”这一含意，他引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人塔索的话“谁配享受到‘创造者’的称号，唯有上帝和诗人”之后，说：“上帝是不存在的，那么就只有诗人了。但是，今天，我们的诗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配享受这种崇高的荣誉呢？”
李瑛自1988年从我军高级文化领导的岗位上退下来，赢得了30年难得的轻松写作的时间，当然中间他还曾兼着许多社会职务，可是毕竟可以更多地到全国各地去走走。几十年来，李瑛不怕艰辛，始终保持了不断深入火热生活的习惯，他常说：“一个落后于生活的诗人，犹如一名掉队落伍的士兵。”
李瑛步入高龄之后，写出的诗，仍让人感受昂扬向上、挺拔奋进的情怀，却很少有人知晓他曾遭遇过的挫折和磨难。其实他生命和诗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55年“肃反”时，他曾和公刘、白桦、沈默君、黄胄一起被关闭审查。“反右”斗争中，老部长陈沂被打成“右派”，当时包括他在内的两个秘书也跟着吃了“瓜落”，那一位打成“右派”，李瑛被下放到福建沿海军营里当兵，当时已是营职干部的他，却让戴一顶士兵的船形帽，成了一名列兵。他下放所在团的副团长兼参谋长待他特好，他们成了朋友，这位副团长就是后来的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王成斌上将，他们保持了数十年的友谊。
诗人李瑛已经离我们而去。我铭记着他说过的话：“我常常想起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也许不幸的总和要远远超过幸福的总和。我不大顺从岁月的冲刷，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一片童心。我不封闭自己，也不让别人堵塞自己的任何一条道路。”这话里饱含着很经琢磨的人生哲理。他关于山溪的一节诗句时时在我心头回响：
它的道路曲折
心灵却很正直
千里万里，它要远行
明知未及汇入江河
也许就将夭折
但也不驻足回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