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时至今日，我与宁夏南部山区小城海原，都没有任何实质的交集，就像我与梦中情人从未有过肉身的欢愉一样。我的双脚不曾踏上过它的土地，我的双眼也不曾看见过它的山峦，我的手指不曾触摸过它的一寸肌肤，我的口舌也不曾饮下它的一滴水，可是，我却悄悄地钟情于这片地域，和这个普通的地名，由来已久。

1984年，我们小城成立了南梁台子开发工程指挥部，成为宁夏最早的一个西海固移民试点，被称作南梁台子吊庄。吊庄这个字眼儿，让我想起一台起重机，好像那样一个有着长长铁臂的机械，将山区的那些人们，像吊起一棵大树一般，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们挪移到川区来了。他们人是挪到了川区，心其实还是留在西海固，故土难离，这个是一定的。南梁台子是小城西边一块高高的沙地，是有些更荒凉的所在。那一年，政府在南梁台子建了一级、二级扬水站，建了一砖到顶的新房子，通了电，每家每户都分了一些土地，一个有模有样的吊庄，就这样悄悄地诞生了。小城一多半的人们，在好几年中，都并不知道它的存在。作为南梁台子开发工程指挥部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父亲是第一个踏上南梁台子的人。他说，他刚下车，两只脚就被厚厚的浮土埋住，看不见脚背了。据此可以想见，南梁台子是一个何等荒凉的所在。

那是南梁台子的黄金年代。只要你愿意，那么一片广袤的无人问津的荒凉土地，似乎谁都可以随便开垦，然后插个牌子，打上四道田埂，你便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很有些西部淘金的粗犷意味。那些年，如此这般，成为别人眼中地主的吊庄移民，真真有不少。一年一年，他们渐渐习惯了吊庄的日子，一年一年，日子也渐渐有了起色。一年一年，因了人世无常，南梁台子吊庄也有了拱北，而他们却更喜欢将拱北称作南梁新村，其中的意思，也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因种种原因，我也认识了其中的一些山里客：苏老大、何占川、小尚、杨万林、何小娟等，他们都来自海原，代表了海原的老中青三代人。在我的记忆中，至今还留有他们的一些印象。

刚从海原移民到南梁台子时，苏老大家一贫如洗，日子过得非常艰难，用他自己的话说，日子紧得就像两条腿装进一条裤腿里一样。有一回他去浪银川，商场搞抽奖活动，他居然中了一台大彩电。可能就是这样一台彩电，开了苏老大的心窍，让他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让他对发家致富有了更多的想法。可惜天不遂人意，正在努力脱贫、大步奔小康的苏老大，竟然得了胃癌，到医院看了看，因为没钱治，病情又拖了拖，一来二去，人很快就无常了。那大约是1998年时候的事。我先生1994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南梁台子吊庄工作，因此时不时就会听到来自吊庄的消息。

我和苏老大是打过一次交道的。那时候，父亲与母亲也在南梁台子开了一片荒地，盖了一间土房子，种了麦子、玉米、西瓜、花生等。其时母亲已经退休在家，她是个闲不住的人，闲了仿佛会生病似的。在南梁台子开了荒地、盖了房子，从春天到秋天，她就住在南梁台子吊庄，一来有苦可受，二来可以照顾父亲。其三，多多少少，也可以赚一些收成。母亲是喜欢记账的人，偶尔翻看她的笔记本，上面写着化肥多少钱、运费多少钱、种子多少钱、淌水多少钱……包括人情往来，收支都记，看得叫人眼热，说不上心里是什么滋味。并非母亲喜欢受苦，钱物上又如此仔细，只是因为监狱里有个不成器的儿子，她不得不在退休后，躬耕陇亩，承受着肉体与精神的苦，靠着忙碌与劳累，靠着合情合理的逃避，将难过的日子，稳稳地过下去。在母亲的账本上，也记着苏老大的一笔，是某年春天，苏老大曾向母亲借过六百元钱买种子。一直过了好几年，父亲和母亲已经离开吊庄，这笔钱都没有还上。要这旧账的担子，自然就落在我身上了。姐妹们都嫁得远，母亲唯一的儿子又在监狱里，因此家里类似的事情，往往都会落在我头上，由我出面去交涉打理。这账一定是得讨要的，这些钱里，也流着父亲母亲的汗水，我们也有着不为人知的不容易。一个庄户人的账，什么时候要合适呢？春天正是田地里花钱的时候，五黄六月，青黄不接，当然也不适合要账，秋天应该是最合适的日子，粮食收了，时常有粮食贩子开着卡车来收粮食，一把一清，很是爽利。于是某个秋天，我就搭了一辆小四轮车，到吊庄找苏老大要账。那时候，去南梁台子吊庄，没有通柏油路，也没有班车，只有两条小路可走。一条是沿着唐徕渠走，另一条是从常信乡走，经过团结村和谭渠村，爬一个大陡坡，上台子上去。那时候上下南梁台子吊庄，都是靠摩托车和小四轮车什么的。我走的是常信乡那条路。母亲是县城农机学校唯一的女老师，全县拖拉机、小四轮车的驾驶员，几乎都是母亲的学生。因此，只要说出母亲的名字，在县城搭上一辆拖拉机或小四轮车，是很容易的事。那时候，从常信乡上南梁台子吊庄的土路太难走了，尘土飞扬，那个又高又凹的陡坡，也走得人胆战心惊，好像随时随地，四轮车都会顺着土坡，从原路倒退下来，翻到一侧似的。这样一路颠簸，到了苏老大家的时候，我满身满脸都是尘土。苏老大家里，似乎一切还是初来时的老样子，简陋清贫，屋子里没有什么像样的摆设，铺铺盖盖什么的，也是很旧的那种颜色。好像这几年，他都白白受了几年苦，除了吃饱肚子，再没落下额外的什么财富。那台抽奖得来的电视机，也没见到，听说后来卖给铁路那边的一个生意人，补贴家用了。见我自报家门，苏老大站在院子里，苦着脸，搓着双手说，今年收成不好，粮食没卖上钱，卖了的，也还在账面上挂着呢，真正不凑手呢。这样的话，他是半句半句说出来的，大概见我一个小辈来讨账，作为一个成年男人，他就有很多尴尬和难为情吧。苏老大五十岁上下，中等个头，身子精瘦精瘦，面色赤黑，小眼睛小鼻子，看上去是很狡黠，也很有一把苦水的那种人，肯定不是一个懒汉。吊庄移民，孩子多，苏老大家也是，大大小小，似乎也有三四个孩子。他的老婆，一个搭着头巾、面目模糊的女人，坐在炕沿上，满面愁容地看着满身尘土的我。时间过去了快二十年，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负我债者，我当然记不清她的面孔。听苏老大老说这样推脱的话，我心里多少是有些生气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何况他们已经一拖再拖，让人心里很不爽了。我说明来意，意思也很明白，今天不还钱的话，我是不会离开的。六百元，母亲要流多少汗，晒多少毒日头，才可以赚到口袋里呢？她省吃俭用，一分一文地抠着攒着，为着她那个不成器的儿子积攒着娶亲的钱——我是心疼母亲，才变得那么强硬的。这账，其实也是母亲的一个心病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子，真也说不出来什么强硬的狠话，大概我是想起来母亲的种种不容易，边说我们的难处，眼泪也快掉下来的样子，让苏老大夫妇多少也有了恻隐之心了吧。母亲的不幸，苏老大应该是知道一些的。总之，苏老大拖着烂鞋出去了一回，我以为他是故意躲避我，心里也正无奈无望着，谁知一两个时辰后，他又拖着烂鞋回来了。原来，他是出去借钱，东家西家，加上他自己兜里的，凑了四百元。还有两百元的缺口，看见地上有十几袋麦子，我就说，差的那两百元，用麦子顶账了吧，两百元呢！要知道，在那时候，母亲每月的退休金，也才三百元多一点。想起母亲平素吃的各种苦，我心一横，心一硬，非要拿麦子顶账不可。可我不知道一袋子麦子值多少钱，两百元可以顶几袋麦子，用麦子换算成钱，我是不行的，就有些糊涂，不知怎样折算才对。这时候，反倒是苏老大的老婆，坐在麦子口袋上，掉开眼泪了。她什么话也不说，就是摊开双手和双腿，将那些装满麦子的口袋护着，好像那就是她的儿女们，就是她的命根子一样。苏老大又说了些什么难处，我没记住，总之，败下阵来，落荒而逃的，是同样无助的我，我知道自己不能再在苏老大家待下去了。那就是我与苏老大面对面打过交道的一面。后来，就是这个有着一把好苦水的海原男人，在五十多岁的年龄，被胃癌带走了。

其实，上南梁台子向苏老大要账之前，我已经与母亲预想了这样的结果。母亲以为我这一趟，肯定是白跑了。银子钱是硬头货，不是那么好要的。倘若对方可以还上一半的钱，其余的，实在还不上，就当帮了苏老大一个忙吧。见我果然讨回了一些账，母亲就说，你若是个儿子多好，不声不响，不怨不怒，也能把一桩棘手的事情做好一半，又在我身边，像个顶门立户的人呢。希望我是她的儿子，这是母亲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每当她这样说的时候，我都为自己的性别自卑着。

何占川年龄与苏老大相差无几，似乎貌相也是如此，所以有段时间，我常常将他们二人混淆。与苏老大相比，何占川就是那种有些游手好闲的懒汉。其实，他并不是懒，而是他生性就不喜欢务农，不喜欢与四道田埂打交道。他喜欢做生意、捣买卖，喜欢城里的那种红火与热闹。何占川是最早离开南梁台子吊庄，到银川做买卖的人。说起来，他还是很有眼光的。他带着老婆，在附属医院门口卖早点，一个架子车，一个大保温桶，一些一次性的便利盒，一个封口机……小本生意就开始了。一年四季，五六点钟就在附属医院门口排队等着挂号的人，多得很，开花店的，开饭铺的，开宾馆的，还有开寿衣店的……生意都很旺。别人赚大钱，他赚小钱。听母亲说，何占川的生意，做得还是不错的。那些年，母亲因食物中毒和房颤，住过两次院，一次在附属医院，一次在附属医院对面的解放军第五医院，我去看母亲的时候，听母亲这样说起过。当然，我没见到何占川，因他只卖早点，而我通常是下午去看母亲。何占川在城里做这样的小生意，其实也是很清苦的，这种清苦，是他自己喜欢的，那意思就有些不一样了，就有苦中作乐的意思了。何占川在南梁吊庄的地，则由他的儿子何小勇和何小虎种着，听上去倒是父子打了个颠倒。

何小娟是何占川的女儿，有段时间，因为念书的事，她还在我家住过一些日子，吃住都在我家，也不怎么避讳我们是汉族。记得母亲在油锅前炸油饼的时候，何小娟口里便说着赞颂词，让我觉得又新鲜又有趣。那时候何小娟也就十三四岁的样子，性格大方，也不认生，与我说话时那种自然熟络的样子，好像我们已经认识很多年了。她人勤快，也有眼色，手脚利索，总是帮母亲干这干那，母亲也喜欢她。我们相处的时间不长，却很欢洽，这个，我记得很清楚，笔下写出何小娟这三字时，心里还有一些欢喜和念想的滋味呢。后来，何小娟书也没念成，早早出嫁了，就嫁在南梁台子吊庄。很久以前，回族女孩都是这样，出嫁得早，自己还是个半大的孩子呢，一年半载的，怀里也抱上孩子了。隐约记得，何小娟出嫁的时候，父母还上南梁台子给何占川家随了礼。我们和那些有着明显山区口音的山里人，渐渐就有了这样那样的人情往来。

小尚和杨万林，都是和我年龄相差无几的海原青年。小尚个头矮小，貌相平平，不知怎么总是喜欢留着光头。种田之余，他很喜欢读书写字。农闲的时候，穿戴干干净净的小尚，开言吐语，有板有眼，斯斯文文的，很让人小瞧不得。后来有些相熟了，看他又留着光头，就开玩笑地叫他小和尚。当他知道我也喜欢写点文章时，还专门从南梁台子吊庄下来，到小城找我，拿着他写的文章让我看，有时候也托我先生带回来。他的文章写在小学生的作文本上，一笔一画，写的多半也是想念海原家乡之类的文字。他笔下的海原老家，确实是荒凉寂寞的，有着安安静静的感情和色彩。我将小尚笔下的海原和南梁台子吊庄一比较，就觉得南梁台子吊庄，几乎就是另一个海原，因为二者是那么相像，不同之处是南梁台子是引黄灌溉区，旱涝保收，不用靠天吃饭。

我是1994年结的婚，二十几岁的我，那时已经是别人眼中的大龄青年了。母亲看着独来独往不合群的我，心里是有几分着急的。小城很小，人言可畏，在婚恋这个事情上，其实我心里也是很有些压力的。在那些陌生的海原人里，小尚算得上半个书生，是个比较细腻的人，他好像也能感受到我的一些困境，好像也担心我找不到合适的婆家似的。我和先生刚找对象的时候，小尚暗中对先生说了我不少好话，说赵家的四女儿，性格好，文采好，爱看书，找上了将来一定不会有什么差错的。因为这个，我一直都很感念小尚暗中的那番美言。

小尚的亲戚是解放军第五医院的大夫，也是我父亲胃癌切除手术的主刀医生。因此，父母对小尚一直都很关照，几乎将他当作干儿子看。小尚是两个肩膀撑着一颗头来的吊庄，像崔健那首摇滚里唱的那样，一无所有，可几年之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土地和房子，成了家，有了一个男孩，日子过得安静和气。这是一定的。小尚知书识礼，进退有据，是个读书人嘛。我们与南梁台子吊庄的村民，来往最多的，就是小尚，他确实就像我们的一个亲戚了。

杨万林也是念过几天书的人，是对未来很有想法的一个年轻人。他一直在外面闯荡，后来居然做着为某个电视台拍纪录片之类的高大上的活计，让人刮目相看。听小尚说我也喜欢写点文章，杨万林还专门找过我，让我写点小戏，他们可以拍那种类似今天微电影的短片。其实，头脑活络的杨万林与我先生更熟悉一点。知道我先生的胃不好，他就介绍了一个叫张红林的江湖医生。杨万林的胃也不好，他来到南梁台子吊庄后，加上水土不服，胃的毛病很多，就是吃了这个张红林的偏方子药，把胃给吃好了。我们当然不想找江湖医生看病，虽然正规医院开的胃药吃了，我先生的胃一直没什么好转。架不住杨万林的一说再说，我们就一起去新市区找那个姓张的江湖医生。那个医馆好像在一家招待所斜对面，门脸很小，里面也不甚整洁，让人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花了三四百元，买了几包土方子药，用牛皮纸包了，用麻绳扎好，那种感觉，陈旧沧桑，好像我们是从风雨飘摇的民国的某个医馆走出来似的。临走的时候，我心里已经有了上当的感觉。我忍不住也会多想，杨万林为啥这么热心带我们来看病，莫非他是张红林的托儿。实际上，杨万林生得就是油头粉面，能言善辩，很像托儿的那种人。回到家后，打开牛皮纸袋，打开旧报纸包着的小包装，我们花钱买回来的，是像碎土末那样的东西，吃到口里，我先生说也是吃土的感觉，还有一些煳味。不过奇妙的是，吃完这包土末一样的东西后，先生的胃确实好多了。以前，他总吃不下饭，瘦得身上肋骨一根一根都能数清，面色也发青，不像个年轻人。看到有了一点效果，接着我们又去找张红林买药。第二袋吃完后，我先生的胃似乎就苏醒过来，知道饿，知道吃了，先前一点酒也不能喝，后来全然无碍，成了一个能吃能喝的人了。我先生常说后来他能吃能喝，还要感谢杨万林呢。现在想想，杨万林若是不给我们推荐那个江湖医生，也没什么不可以。他和我先生的所谓熟悉，也只是相对而言，其实也并不是熟悉到非要亲自带着我们去新市区看病的份上。而且，我先生的胃病，看好了也就看好了，事后我们好像也没有特别感谢过杨万林，就那么无痕无迹地过了。现在想想，杨万林真是很热心的一个人。人事纷纭，自从我先生调离南梁台子吊庄，我们再也没见过杨万林，不知道他现在做着什么、过得好不好。不过，像他那样头脑活络又很热心的人，日子真的不会差到哪里去的，我是信着这个的。

这就是海原留给我最初的印象。海原不是一个抽象的笼统的远方的地名，而是那些赤黑的和受苦的面孔，以及他们鲜明的山里口音，以及他们的清贫。我学不来他们的口音，听起来稍稍有些费事，这些小小的差异，让我对那个三百公里之外的地方，生出许多好奇。在小城西边那片高高的沙梁子上，有近千名回族群众聚居在那里，过着自己的生活。记得有一个回族少年，刚迁来吊庄不久，就在南台子下面谭渠村的鱼池边不小心淹死了。据说，村民们刚从山里迁来时，看见扬水站里奔腾着的轰然作响的黄河水，满脸的惊讶和惊喜。在他们老家那个靠天吃饭、严重缺水的地方，水比油贵。看见水这样一级一级地从唐徕渠里引上来，可以浇灌庄稼，如此便当，他们是惊喜的。据说那少年就格外喜欢与水亲近。少年身量也很高的，而鱼池边上很浅，不至于淹死人。有人说，那少年是晕水了，晕了过去，便被水取了性命。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晕水这个词，我是信这个说法的。因我是晕山的，看见重重叠叠的山，便有眩晕与不适之感。只要一想起南部山区有着喊叫水这样的地名，就可明白水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山区少年溺水而亡，使人哀婉，喊叫水这样的地名，听着也叫人想哭一场。吊庄还给我留下很深的一个印象，是他们决然禁酒。我先生在南梁台子工作四年，也几乎烟酒不染，一是尊重回族的风习，二来也是受村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三是他自己的胃不好。及至后来他工作调动，离开南梁台子，回到小城，不知不觉，便浸淫烟酒之中，日久天长，不能自拔。回想起来，我先生在南梁台子工作期间，清爽斯文，文质彬彬，那里的环境，对他的约束和影响，还是很大的。

我学会的第一个西海固方言，是胡基，就是川区人所说的土坷垃，可以用来垒院砌墙，也可以掩埋亡人。我很喜欢胡基这个词，还写了《你是我的胡基》这样一首小诗，第一句就是“你是我的胡基，有一天会将我轻轻掩埋……”，冥冥之中，好像我会有一个生在海原，死在海原，也埋在海原的梦中情人似的。生活是多么寻常，又多么奇妙 ，静静悄悄地，就将一些貌似毫无瓜葛的人与事，通过时光之手，藕断丝连，梦幻般地牵连在一起了。我也说不清为何写那样一首诗，也不知道是写给谁的，就是觉得那里的人太苦了，苦得叫人不忍，叫人心疼，也叫人落泪，情动于衷时，便溢于言表。那首小诗是十几年前写的，十几年后，《地平线》诗刊的阿成老师为我做诗歌小辑时，还特别将它收录进来，我自己呢，其实早已经忘记还曾经写过那么一首小诗。

妹妹吟泫的初恋小赛，就是海原人。1995年秋天，吟泫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个叫赛生贵的海原少年，只身来到我家。父亲是个暴躁易怒的人，性情亦偏狭，面对这个底气不足，两手空空的少年，出语很是不恭。父亲开言吐语，一贯如此，尖酸刻薄，能把人身上的皮肉刮下一块来似的，让人心里痛楚，我们早已经习惯了。赛生贵生在海原那样一个贫甲天下的地方，取了这么一个名字，细细品味，也能叫人生出一丝说不出的痛楚来。一老一少，两个男人的交流很不愉快，大约是说到了毕业后的去向，赛生贵说他已经在人才市场做了登记，工作一定很快会有结果的。当然，说这话的时候，他心里大约也是很没底气的。赛生贵是体育系毕业生，父亲觉得学这个专业的，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粗人，没什么用的。其次，父亲对西海固那里的人，一向没什么好感，说那里的人家穷得两人穿一条裤子，说那里的人吃饭用的都是破了碴的大老碗，一不小心的话，嘴巴都会被饭碗碴破，满嘴都流着红红的血——父亲是当着赛生贵的面说这话的。最后，父亲几乎是大吼着对那个少年说，你还是到骡马市场登记找工作去吧，便拂袖而去。

那天下着薄薄的雨，吟泫在另一间屋子悄悄掉眼泪。我和母亲送赛生贵默默离开。门口就是那条被我叫作甘草巷的长长的小巷，每逢下雨，隔壁药材收购站的那些甘草，便散发出一股淡淡的甜甜的味道。赛生贵又瘦又高，他的背影很快在雨中的甘草巷里变得模糊了。那海原少年的样子，我委实记不得了，总之是脸面瘦而长的那种，有点像一匹马的脸。他身子的细薄，使人觉得，似乎从小到大，他都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似的。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赛生贵。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永远的意思和味道。

我的芳邻小郝夫妇，也来自海原。小郝的男人是医生。我们小城的医院招聘医生，小郝的男人考中了，小郝便舍了原先的工作，一同来我们小城生活。小郝在家照顾男人和女儿，做了全职家庭主妇。小郝也就四十来岁，学历是大学本科，居然就甘心在家围着灶台转，让我多少觉得有点可惜。可惜什么呢？又说不上来。某次跟小郝聊天，才知道她男人虽然只会拿手术刀，却不会切一只胡萝卜，更不会做饭。不单如此，每顿饭必得小郝端到饭桌上，那医生才肯吃，吃空了的碗碟，小郝再端下去，端端就是一个甩手掌柜。我无法理解来自海原的这个女人，也无法理解她为那个医生所做的一切，更无法理解她那种快乐与享受的表情，好像那个面孔白皙的高冷的医生，不光是她的丈夫，更是她的孩子。在那个男人面前，她乐于兼做妻子与母亲。在我看来，她作为那个医生的母亲的角色更偏多一些。听小郝说起她家男人的种种，就像在说她的一个没长大的不懂事的孩子一样，常常令我忍俊不禁。有时候我也会挑拨离间，说一些医生的坏话，小郝总是笑得呵呵的，那种甜蜜的样子，反倒使我觉得自己闲话的多余和无趣了。这来自海原的女人的单纯幸福，我是无法理解的。骨子里，她依然有着作家石舒清笔下很久以前那些西海固女人的底子，脸上似乎蒙着一层薄薄的面纱，有时依然令我生出一丝淡淡的忧伤。啊，我这海原女人的旁观者的淡淡忧伤！

2011年秋天，母亲去世后，每年清明去金山陵扫墓，我都要经过南梁台子吊庄，都喜欢走常信乡那条老路。昔日那条令人生畏的陡立的沙梁，已经被宽整的柏油路替代。一路驱车上了台子上，南台子、北台子，阡陌纵横，烟火人家，店铺井然，自成一个世界，自有一片繁华——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海原之外的另一个海原。那些曾经清苦的面孔，那些不染烟酒者，那个负我债者，那个溺水而亡的少年，那个早婚的女孩，那个善良的小和尚，那个热心的杨万林，妹妹的初恋小赛，那个将丈夫当孩子看的母亲般的芳邻小郝——他们用自己的弱小注释了海原，有苦难，有忧伤，有情义，有温度，也有无法言说的爱意。

时至今日，我与宁夏南部山区小城海原，都没有任何实质的交集，就像我与梦中情人从未有过肉身的欢愉一样。我的双脚不曾踏上过它的土地，我的双眼也不曾看见过它的山峦；我的手指不曾触摸过它的一寸肌肤，我的口舌也不曾饮下它的一滴水。可是，我却悄悄地钟情于这片地域，以及这个普通的地名，由来已久。因在我心中，藏着一个旖旎的秘密，当有一天我抵达真正的海原的时候，年过半百的我将会忍住寂静的欢喜，却忍不住深情的眼泪。

吟泠，女，著有短篇小说集《歌兰小令》《粉菩萨》《销魂曲》，作品被《小说选刊》《散文选刊》数次转载，并入选《2008中国年度短篇小说》，获宁夏文学艺术奖、黄河文学双年奖。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