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陈保平长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曾担任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新民晚报社总编辑，其间创办《上海壹周》《外滩画报》等都市类报刊，策划编辑《顾准传》《黄河边的中国》和“三城记小说系列”等重要图书，《黄河边的中国》获2002年度上海文学艺术大奖。并在繁忙的工作中写有大量的杂文、随笔。《一颗年轻而古老的灵魂》获全国“中国潮”报告文学优秀奖。著有杂文随笔选《文人心意》、文艺随笔《读读书 看看片 聊聊天》、名家与名编丛书《中国七问》、高中选修课教材《新闻采访与写作》等。

陈保平

2017年春末夏初的时候，我们去了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这是那里最好的季节。车子从公路上驶过，大片大片的向日葵连接着透明的蓝天，一望无际。森林、湖泊不像西欧那么精致，但那种浑然、有点潦草，似更接近自然本身。白日正越来越长，晚上过了十点，仍然可看到粉红的云霞，魔幻般地变化着。在接近落日的那一刻，突然呈现金红的灿烂。这预示着夜幕将降临。这是我过去没有见到过的自然景观。

从地图上看，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与俄罗斯接壤，立陶宛与白俄罗斯相连。二十六年前，我们去莫斯科、彼得堡的时候，他们是独联体国家。是的，之前的名字叫苏联。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这三个国家相继独立。但它们都很小，面积加起来不到18万平方公里。人口630万左右，只有上海的四分之一，且有100多万的年轻人在欧盟各国打工。百货商店和超市的货架上，都是欧盟各国的产品，从牙刷、牙膏到腊肠、冰淇淋，甚至蔬菜水果鱼子酱，琳琅满目，标识鲜明。全球化也意味着市场和劳动力的重新分配。

但他们仍努力显示着“这里是故乡”的独特性：语言、博物馆、民俗村、国歌纪念日、历史纪念碑等等。这种顽强的背后，多少也显露了弱势的挣扎和疲惫。他们的血统不属于日耳曼民族，但宗教信仰又与俄罗斯相异。七八百年来，他们一直处于周边大国的挤压中，想方设法寻找着自己生存的方式。

立陶宛的维尔纽斯、拉托维亚的里加、爱沙尼亚的塔林都是首府。上世纪九十年代，它们分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地。走在这些老城的步行街上，你可以看到从文艺复兴以来的不同的建筑风格：巴洛克建筑群、哥特式教堂、新艺术的联排大厦、阿特迪克的设计……你有时会想，这是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么？可这又是在这片土地上，由这里的人民血汗劳作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然也可说是。但这些灵感、创意、规划、设计、艺术的美感与这个民族有多少关系？它有这个民族的气质么？这与中国的长城、故宫、咸阳古城不一样，因为那里渗透了中国人的智慧、理念、气息和对美的感受。而在这三个古城，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希腊、罗马的延续，是意大利的复兴。那么，代表他们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呢？我们只是在一些民俗村、在一些工艺品作坊看到过他们一些传统的服饰、铁器、木制品等。这与大多数民族的日常手艺一样，并不足以达到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标杆。

在维尔纽斯一家传统服饰陈列店内，陈列着两副十一世纪出土的士兵盔甲。青铜黄扣，纹饰精致。难以想象，那个时候的立陶宛有这样全副武装的军队。记得来之前曾翻过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史》，其中有一章“立陶宛-罗斯国家”，写到立陶宛公国扩张到黑海后，它的三分之二乃至更多的居民是罗斯人。与人口数量优势同等重要的是，立陶宛人从罗斯人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包括它的军队、行政系统。历史学家认为，相对弱小的立陶宛族群本来可能是德意志和俄罗斯、还有鞑靼人干涉造成的牺牲品，但十四世纪，它与波兰合并，建立了一个波兰·立陶宛大公国，占据了大片至关紧要的地区，强大到足以阻挡德意志与莫斯科的推进程度。可惜在1399年一场与蒙古人的大战中，他们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否则，为了俄罗斯大平原的霸权，他们会继续其挑战，东欧历史的发展方向或将因此改变。

可见，历史的进程并不是线性的，它有多种可能性。一场战争、一次联盟、一种对先进文化的学习，都可能改变历史的走向。那个统治着国家的元首，或指挥着重要战役的将领，都对历史起着关键作用。

近千年来，波罗的海三国因其地理位置的险要，一直受到周边大国的挤压，他们为争取民族独立的顽强，和真实力量过于弱小的无奈，甚至历史文化传统渊源的宿命，使他们在不受外部干扰的境遇下，常常表现出一种安于现世的无为。安于过小日子，在小日子里寻找一点惊喜。我时常想，强盛的大国不为自身的利益觊觎小国，让他们安身立命，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这是否应看作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

2017年5月27日 多云转阴转晴

破旧中的生机

从哥本哈根飞抵考纳斯，坐的是一家廉价航空公司的飞机，蓝黄色的标色看上去像希腊的。空中时间一小时二十分钟。

考纳斯是立陶宛第二大城市。一下飞机就能感觉到前苏联的气息。五六层的工人新村式民房，破旧的历史建筑，人们脸上没有喜悦的表情。绿树和草地在空旷的街道上显得有点落寞。从哥本哈根进入，让你即刻觉得这是一个不同的欧洲。

多年前，他们为加入欧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关闭了前苏联的核电站，于是，电能来源只能依靠俄罗斯输入。这样，政治上，外交上，他们在欧盟和俄罗斯之间常常作着艰难的抉择。步行街上开着一些世界品牌专卖店，如Boss、Him等等，人很少，超市里矿泉水也都是进口品牌。300多万人口的国家，有近30万年轻人在欧盟各国打工、生活。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参与着全球化的分配，或者说成了欧盟的一个市场。从经济上看，似乎与过去立陶宛提供农业产品，莫斯科负责工业品的苏维埃联盟大致相近。

我们的导游四十来岁，东北人，在俄国读大学然后到这里安家。问他前苏联和这里的感觉，他说大国的优越感没有了，老人们有点怀旧，但年轻人的国家意识淡漠，只要自由、多元化的生活。他在车上播放的全是中国和俄国歌曲，没有一首立陶宛的。

走过一家剧院，在演《哈姆雷特》，检票员说票房已关，如你们确实想看，20分钟后可让你们进去。但她建议我们明天来，是演当地的歌剧《穷人》。

街角的拐弯处，看到有一间小蓝屋，墙和屋顶都已斑驳、破落，门口挂牌上写着：街头咖啡，营业至凌晨1：00。后面有一片院子，稀疏的草地上开着雏菊，放着几张简陋的小桌，几把椅子，被铁丝网围着。铁丝网上挂着一个个小瓶子，每个瓶子里都插着一枝花，不同颜色。这种破旧中的生机和诗意，在这个城市的僻静处随处可见。

多年的朋友薛一曼比我们早几日到，在这里的舞蹈俱乐部训练。去看了她们的练舞房，300多平米的场地，有更衣室、茶歇处。老师是大师级的人物，俱乐部有他的股份。报名的人据说爆满，他们来自全世界。国际交谊舞前十二对，立陶宛占了三对。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很弱小，整个欧洲经济低迷，他们排名最后，但他们还是以自己的旋转、默契、优雅、浪漫，用自己的舞姿，显示着他们在世界的位置。或许他们努力想让人们记得，立陶宛曾经是一个身手不凡的国家。

5月28日 多云 晴

绵绵流长的主题：穷人

一早去逛考纳斯自由大道。天很蓝，晚春的风仍有点凉意。街上的人很少，咖啡馆的服务员正在打开门前的遮阳伞。走到街尽头，看到了红装砌成的考纳斯大教堂，一行鸟从教堂的顶端飞过。我总是对人与神的沟通怀有好奇心。走进去，见教堂内烛灯辉映，不失富丽堂皇。神父正在布道，前排的信徒安静地坐着，后排则低头站着，也有虔诚跪着的。他们脸上的表情严肃、忧伤，无言的述说是对上帝还是对自己？但这一刻，你可相信人类是怀有诚意的。人都希望神能帮助自己解脱困境，或宽恕自己的过错甚至邪恶。

下午去魔鬼博物馆参观。这是一栋有着三层展厅的楼房，规模并不大。据介绍，最初发起者是本地一个名叫安塔纳斯·瑟姆的画家。他在1906年30岁时，收集了200多件魔鬼雕塑和雕刻品。那时，一战还未开始，或许他有某种预感，提醒人们魔鬼即将降临，世界不再安宁。但你看橱窗里那些不同时期的妖魔鬼怪，并不是只有狰狞、凶煞的面目，也有许多天真、滑稽、可怜的形象。天使和魔鬼其实都是人赋予的。人们一般对天使不太敢亵渎，而对魔鬼的想象较为复杂，亦无法推想创作者出于什么动因。1966年画家去世后，人们在他的故居建了纪念博物馆。现在已有3000多件藏品。这栋楼房是后来政府扩建的。展厅分为早期（8至19世纪）,中期（20世纪初至60年代），三楼是现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魔鬼博物馆。可惜缺乏好的策展，只是作品的罗列。我们并不知道魔鬼形象最初的来源是什么，千百年来不同地域的魔鬼形象有何异同，我们特别想窥视这些魔鬼背后蕴藏着什么，有一个作品很直白：把希特勒和斯大林都做成了魔鬼，拖着一辆马车，车上全是骷髅。

考纳斯魔鬼博物馆馆藏物

晚上去剧院看歌剧《穷人》。观众穿着正装，头发梳得很整齐，让我想起当年去莫斯科大剧院看《天鹅湖》的场景。只是没有了年轻人。故事根据本地一作者小说改编，虽听不懂，但从表演看，是写黑社会与妓女的冲突，也涉及与穷知识分子的关系，根本上是人与钱的关系。贯穿全剧的肢体语言就是妓女不断往胸口塞钱、掏钱。演得很逼真，你可以看到妓女为钱和不为钱时的心理状态。恶与怜悯、卑怯与凛然有时就是这样交织在一起。不懂语言，我们可以从头坐到结束，至少说明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情感表达，并不都需要语言来阐释其真实性。语言，有时恰恰成了真实的遮掩。

这一天，似过得还蛮充实。在生活的另一处，一个远离世界中心的不起眼的地方，我感受到了人类绵绵流长的一个主题：穷人。教堂内外，你看到的大多是相对的贫困者，还有乞丐；魔鬼艺术品的背后，如果不是蕴含着穷人对邪恶的诅咒，就是显示着强权对穷人的威赫；而在舞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题材，连名字都不想改，继续演绎着。也许，类似非洲某些地方的饥民，在世界范围内已不多，但战争、种族冲突造成的难民，社会不公、贫富悬殊带来的“准穷人”，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看不到尽头。艺术家与上帝一样，能做的就是让穷人说说话，或者为穷人说说话而已。

5月29日 阴转晴

年青一代的“理想国”

上午十点半，驱车前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这里的巴洛克建筑群被称作世界第一。我们先到古城看黑面圣母像，这是之前从未看到过的圣母。她没有笑容，神情严肃地凝视着远方。扭头望远方，可以看见各色教堂屋顶，金的、黑的、粉红的，十字架在无云的蓝天下闪烁。据说这是十五世纪的大公维陶塔斯为吸引欧洲各国来立陶宛投资，不仅给他们税收优惠，还允许他们信教，建教堂，尽管他自己不信教。于是，路德教派的德国人来了、会做生意的犹太人带着犹太教也来了。他们在这片欧洲大陆最中心的（离中心原点26公里）热土上大兴土木，构建自己财富和信仰的大厦。维尔纽斯迅速繁荣起来了。七八百年来，它保持完好，但也年久失修。因失修而让今人看到了更多历史的遗迹，看到了维陶塔斯大公昔日的雄心、王者的荣耀。似乎从那以后，这一片天空就渐渐暗淡下来。

维尔纽斯

下午，在城中河对岸，去看了一个叫“乌祖皮斯”的社区。原来是一个工人居住区，设施较落后。1998年，一群怀有乌托邦理想的大学生建了一个所谓“对岸共和国”，有自己的议会、宪法、国旗等等。我们在街上的玻璃框里看到了不同语言翻译的这部“宪法”。也有中文的。其中有这样的条款，如第二十条：没有人有暴力的权利。第二十一条：每个人都有欣赏自己是不重要的权利。还有：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不快乐的权利；每个人都有对永恒憧憬的权利；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自由负责等。你可以从这三十几条法规中看到年轻一代对自由的理解，他们对人性和人权的肆意阐释。他们似乎要远离彼岸世界的庞大体系，在此岸的“共和国”过一种极其单纯、放松、极度个人化但又互不干涉的生活。他们看重个人的内心世界，轻视物质、无视功名，甚至有点与社会责任若即若离，但又让你感到柔软和温暖。这让你想到中国的桃花源，又想到村上春树的自我表述：“在我个人身上，有我自己个人的vision,并在那之上进行赋于形式的固定过程。”这个“共和国”或许就是这样一个固定过程。他们不是陶渊明式的避乱，他们只是在欧盟化、全球化的过程中追寻着自己的道路，企图找到自己的家乡，而不被时代潮流所淹没。我们在街上看到许多做传统手工艺、卖明信片的小店，一些艺术家也过来开工作室。广场上飘扬着他们蓝底白手图案的国旗。一群戴头盔，穿迷彩服的大学生骑着自行车飞驰而过。在十字路口的露天咖啡馆，我们坐下来喝了一小杯美式咖啡，1.5美元，真的只有一小口。英俊的男服侍生微笑着说：“这是我们国家最好的咖啡。”我看着他的微笑有点茫然，他是乌祖皮斯社区的创业者么？是“宪法”的制定者么？这个年轻一代的理想国，现在变成了著名旅游景点。政府最初感到有点棘手的这个议会、这个共和国，现在为他们带来了艺术家，带来了游客、带来了活力，环境在改变，房价也上去了。史导说：当时政府中有人就认为，这是孩子们玩玩的，没有法律效应，让他们去搞吧。是的，政府应该庆幸自己的宽容。这只是一个与全世界许多现代城市一样的创意园区。虽然到处可见涂鸦，但彼此都很有礼貌。

5月30日 阴转晴

“前苏联”在一个旧木箱里

9：30驱车去特拉凯城堡，立陶宛的旧都。现在被称作欧洲唯一的历史国家公园。当地史学家认为，大概在1323年，维尔纽斯取代了特拉凯，成为永久性首都。没想到我们进城堡的一段公路坑坑洼洼，打了不少补丁。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国家的窘态可见一斑。路旁是卡莱特小镇，民宅都是三个三角窗的小木屋。史导说：三个窗象征一个对着神，一个对着大公（皇上），一个对着自己。这是传统的风格，至今保留着。当然，这只是一种物质形态的保留，今天的窗外，除了天光日月，已没什么可对照的了。

特拉凯城堡

说是古城堡，其实也早已毁损。今天看到的这座红砖尖顶城堡，重建于1901年。所以，历史也在被不断修复当中，你看到的、听到的历史，是不是真实的历史，是要打个问号的。比如：这红砖是当时同样的泥土么？是同样的烧胚方式么？特拉凯真是这个模样么？我们脑海中的特拉凯其实是100年前的物质，并不是13世纪立陶宛的旧都，甚至连复制品也谈不上。只是，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对历史要寻根究底，就像总有一些人要掩盖或伪造历史一样。我们在城堡内的照片上看到了原城堡残存的地基（我想应该有一段实体保留着，可惜没看到），这或许是城堡留下的唯一真相。也有一些艺术家，不愿意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被淡化、被抹去，用油画的方式还原了历史的瞬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幅争夺王冠的大幅画，画面阴暗，人物诡异，只有那顶被拿走的王冠闪烁着金光。那时，立陶宛王国为了抵御更强大的莫斯科大公国的入侵，与周边的波兰结盟建立了波兰-立陶宛大公国。可就在特凯拉城堡给国王加冕时，波兰人拿走了王冠，加冕未成。可见人君有时是多么短视，为争一席之上，也不顾大敌当前。历史的转折往往就定格在那一刻。

下午去步行街。在一家迷你烤肉店旁边发现一个书吧，里面有许多旧书、老唱片。柜台前有两只旧木箱，里面全是老的明信片，0.3欧元一张。我们要了茶，我说：“挑挑看，说不定可捡漏。”“挑什么呢？”陈丹燕问。我说看看有无前苏联的？毕竟从1940到1991是整整半个世纪的苏维埃统治。果然，我们找到了上世纪60、70、80年代的苏联、东德、波兰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明信片，纸质泛黄，色彩清淡。有些是标志性建筑物，有些是那时画家的作品，风格像列宾的插图。

我们有一种久违的惊喜，挑了四十张准备回去送朋友。我还发现一张2013年中国邮政发行的有奖贺卡，上面是莫斯科红场的照片，可能是俄罗斯的华人寄给当地友人拜年的。

挑明信片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前苏联？因为二十六年前我们去过，对那里的风物有亲切感？但那并不是我们怀念的时代，事实上我们正在疏远、甚至摒弃它。为什么那时选择了去苏联？有朋友在？苏联正发生着剧变？出于记者的本能?或许都是原因，但似乎不是主要的。可能还是出于儿时的记忆，是俄苏文学的熏陶。这些，在二十六年前的《精神故乡》中都写到，今天，只是在一堆老明信片里重拾记忆。当我们提起苏联这个词的时候，它的内涵是极其复杂的。它包括保尔·柯察金，当然也包括欧根·奥涅金；它有《青年近卫军》的故事，也有多余的人《罗亭》的故事；它有托尔斯泰、也有斯大林，有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也有契克、克格勃；它有白净草原，也有古拉格群岛；它有《列宁在十月》，也有《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这就是历史，一部分历史，我们只能生活在已知的历史中。情感与理智的模糊，或者说不确定性，就像挑明信片一样，你怀着有点兴奋的心情说：看看有无“前苏联的”，而“前苏联”其实已被扔弃在一个旧木箱里。

5月31日 晴转阴雨

令人震撼的十字架山

今天让我最震撼的是去了希奥利兹的十字架山。

1831年时，一位母亲在这片当年的掩体上寻找参加保卫战的儿子，一直未找到。半夜里她就背着一个十字架插在这里，作为纪念。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到这里来竖十字架，纪念为民族独立和反抗专制而牺牲的死难者。200年来，十字架从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到现在已有三四十万个。人们像朝圣一样，带着为家人、为恋人,也许为朋友做的独特的十字架，从四面八方来到当年的掩体，今天的十字架山。

希奥利兹十字架山

我们大约下午一点抵达。天空阴沉，四野寂静。一个山坡上密密麻麻竖立着的十字架似森林般铺天盖地。有的高达十余米，涂着金色，受难的耶稣像背对天穹；也有许多只有几十厘米高，需俯下身子才能看清上面的图文。这种场景在你脑海中是无法想象的。天突然下起了雨，淅淅沥沥，我们淋着雨穿行在布满十字架的蜿蜒小道上，细看那些有特别意味的十字架，企图从中寻找到什么故事。下过雨的草地一片葱绿，开着紫荆花、雏菊、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花。传来鸟声，不知是在树上，还是停在十字架上，奇诡的感觉。一群乌鸦“刮刮”飞过，漆黑的羽毛一定已被雨点打湿。坡顶上有棵突兀的杨树在风雨中激烈晃荡。似乎这才是这里合适的气氛。据史导说，当年驻军曾三次用坦克碾毁此山坡，但十字架仍生生不息。后来有人提出建水库把山坡淹了，但可能因施工难度,或怕招来更大反抗等原因结果不了了之。1993年，梵蒂冈保罗二世曾专程来此地，站在临时搭建的讲台上发表了演讲。他说，他在这里看到了立陶宛人民为欧洲乃至世界表现出的信仰的力量。现在，这一天成了十字架山的纪念日，每到这一天，露天的高音喇叭就会重复播放保罗二世的这段录音。我想，人们扛着、搬着、揣着、拿着十字架来，一定想的是那个死去的亲人，为他立一个墓碑。就像那位寻找儿子的母亲一样，相信孩子流过血的这个掩体是一片圣洁的土地。他才是立陶宛人民的受难耶稣。梵蒂冈呢，可能夸大了人们对另一个上帝的信仰。

来十字架山之前，早晨还去看了下前苏联在维尔纽斯的克格勃总部。一栋灰色的大楼，现在是“反专制受害者博物馆”。展厅共三层，上面两层全是历史照片、文件，一些实物，如窃听用的粗黑电缆、发报机和耳机，一边的录音里不断发出“滴滴答、滴滴答”的声音，还有火车押运犯人的照片，伴着火车启动的气笛声，有种阴森、凄凉的感觉。这里纪念的大多是反德国法西斯、反前苏联统治的民族解放人士。当年，有一个著名的“反苏游击队”，照片上年轻人的神情，看上去都像卓亚与舒拉。图片解释上说：后来他们被民间亲苏的线人破坏，因寡不敌众，全部牺牲。我想，若二十六年前我们来这里，前苏联会怎么解释这段历史？

地下室有61间监狱，条件似比之前看过的第九城堡要好些。木板地、有窗、桌子，也有幽黑的禁闭室。其中有一间是专门枪决政治犯的。里面的录像放着当年枪决的真实镜头：拖进来一个文人模样的人，手被反剪，低垂着头，让他面对墙站着，一个穿着长皮靴的军官拿起枪对着头“砰”的就是一枪。陈丹燕说要恶心忙逃了出去。

历史的吊诡之处常常在于你对进步、正义和文明的概念失却了判断的标准。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真的能统一起来么？或许，这便是人类漫长的求索之路。

6月1日 多云转阴

穿民族服装的女子

驱车从立陶宛到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一路上都是遍地的油菜花衬着蓝天，十分壮观。我们先去了老城的民俗工艺中心参观。走在老城的石子路上，看到两边屋子有些未加修复的拱墙、门窗，斑驳痕迹留下年代的沧桑。一位穿着拉脱维亚民族服装的中年女子接待了我们。她指着旁边胶塑的模特，向我们介绍了拉脱维亚四个不同地区的民族服饰。其中有一些是最简单的白色，只有袖口、领子加了点红色编织。呈现出现代的简洁美。她说这是当时最穷的地区，没有过多的彩布，只能稍加点缀。她告诉我们，这个地区现在归俄国。“为什么？”我问。她摇摇头仍带微笑地说：“他们要拿去也没办法。”

这个民俗工艺中心除展出外，还定制服装，以女式为主。19世纪后，随着德、波外来民族的侵入，男子有了现代制服，女子大都保持着传统服饰，但现在的传统服饰也都做了改良。定制的更多是在现代服饰上加传统元素，如领口、腰带等部分用传统花纹修饰，让它成为一种时尚。她们的传统编织是用钩针勾的。一件白衬衫上有300多种花，价格300欧元。这不知算贵还是便宜？但她说，现在学编织的的年轻人几乎已没有，这里最年轻的的一个织手也已五十多岁。她说年轻人在世界各地打工，他们嫌做这个太慢。他们不像上一代人对传统那么珍惜，他们更想赶上世界的潮流。至少现在是这样。也许年纪大了会改变，他们会萌发乡愁，会寻根，会觉得民族的独特性比千篇一律的世界可爱。女店主说，她们也为青少年做点培训，虽然来的人不多，但她们都会认真地传授技艺。她们完全自负盈亏。欧盟根据她们报上来的项目，如文化讲座、展览等也给他们一定的资助，但钱很少。欧盟在获得市场的同时，对她们的文化给予尊重和扶持，这是出于优越者的内心平衡，还是真正对人类文明的关怀？我很难下结论，希望是后者吧。

6月2日 多云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手艺

去锡古尔达-采西斯，一个绿树成荫的河畔小镇，建于13世纪初。最著名的是托雷达红砖城堡。中世纪时，里加的大主教住这里。他们是统治者，所以防御十分坚固。但1776年一场大火把城堡的木质结构全部烧毁，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恢复建造的。当然，结构和一些砖石还是老的。所谓历史遗迹，其实可能都经历过诸多演变，我们看到的只是演变的过程。

托雷达红砖城堡

在托雷达庄园，几百年的岩石废墟矗立在初夏的绿荫中，有一种新鲜的沧桑感，让你突然对时空产生冥想。

这里现在是拉脱维亚非遗展示地。我们去了一家铁匠铺。主人是一位年近七十的老者，身材魁梧，一头白发，穿着一身工装仍在淬火打铁。他是国宝级的人物，手工打出的首饰精妙绝伦。曾出过好几本书，到过世界许多地方表演。他自豪地向我们介绍：上海电视台也拍过片子介绍我。他确实值得骄傲，五十多年了，一个人在“哐当哐当”的铁匠铺里专研、琢磨。他告诉我们，拉脱维亚的传统打铁工艺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德国人入侵后这些工艺就断了，连传承人也没有了。他是从博物馆资料中找到此工艺，自己摸索学习，完全按传统锻打方式做各种首饰。他边说边拿起一根小铁条，用钳子夹着在蓝色淬火中烧，烧红后后用大锤子一点点敲，直到敲出一个手镯的弧形。除了烧的是焊枪（过去我在农村看到铁匠是拉风箱淬火的），其它用的都是老式工具。他说他打一个戒指要三天，每天十几个小时。

铁匠铺的墙上挂着一些他和家人的照片。其中有一张示威游行的，当中举旗的就是他，长得很帅，像是领头的。我们问他是么？他笑笑默认了，他说这是1988年9月22日他们要求自由日的游行。他说我们不叫独立，我们就是让俄国人回自己家里去。他是在前苏联时期就潜心于这项民族工艺了，他知道这种工技、这种纹饰，这种让铁也要绽放出宝石般璀璨的手艺，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它属于拉脱维亚。火星四溅的打铁铺里，我们看见一个一米见长的玻璃柜，里面存放着几件极其精致的首饰，镂空的小珠子反射出太阳的余晖。他说这些都不卖，因为太难做了。我想，这是他生命的结晶，也是拉脱维亚千年文明得以传承的证明。

后来听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写的就是拉脱维亚这个地方。呵呵，或许他的书名受到过拉脱维亚打铁传统的启发也未可知。

6月3日 小雨

黑猫与飞艇仓库

今天去看了维尔纽斯老街。那里以新艺术建筑群为主，特别是阿尔巴特街，马路两旁不同样式的新艺术建筑延续几百米。也有些巴洛克和阿特迪克的风格。可以想像那个时代的开放和繁荣。欧洲文艺复新的潮流已随着商业的往来日渐风靡。

维尔纽斯阿尔巴特街

街上常看到老师带着学生在讲解。确实，对孩子们来说，这就是他们成长的城市。你不能只知道入境卡上如何填写“你从哪里来”，而不知道“你来的地方是怎么来的”。这也是文明程度吧。可惜，很少看到我们的老师带着学生在建筑群前作讲解。也许他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们的老师也未必与他们说过。多年的历史教学过于单一和空洞，缺乏实地考察，不知什么时候可以有所改变。

史导重点向我们介绍了一栋被称为“黑猫”的建筑。那是13世纪一个本地富豪建的，他想以此证明自己的实力以便加入对面的德国商会。但傲慢的德意志人嫌他不是德国血统，不允许加入。他一气之下在屋顶上做了个黑猫，把屁股对着德国商会。后来为此事双方上了法庭，结果他赢了，法庭认为没有理由不让他入商会。于是他又把猫的身体换了过来。史导说也有另一种说法：德国商会认为此富豪人品不好，所以不让他加入。打官司他输了，所以气急败坏，把黑猫屁股对准了商会。显然，后一个传说是德国人述说的。没有史料和考证，任何历史述说只能听听而已。其实，这个传说的重要依据是那场官司究竟谁赢了？显然，这个史料失落了，或被一方垄断、掩盖了，各说各的就有了可能。诉说者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观点上作结论，这并不奇怪。史导就说，拉脱维亚人更愿接受前者，因为这更符合他们的独立性。但这个故事还是告诉了我们，双方都看重法律，否认对血统的重视，虽然有一方耍了无赖，但认知上是有共同标准的。人类的困惑在于总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共同标准作不同的解释，甚至当作幌子。人民、和平、正义、道德等等等等，常有被滥用的感觉。

与无法考证的历史相比，我更愿看到现实对历史的人性化改变。里加城外，有五个二战时德军最大的飞艇仓库，现在改造成了欧洲最大的超市，共有3000个摊位，一次可容纳2万人。我们鱼贯而入，在高大的玻璃钢架天棚下，显得很渺小。里面看上去以低收入者为多，大都是本地人，他们穿着廉价衣服，女性化妆比较浓艳。东西都较便宜，各种蔬菜、水果，好像不少是自家产的，很新鲜。特别让人感动的是超市门口装了一长排水龙头，可以让你即时洗了水果、蔬菜吃。我们买了刚上市的草莓、樱桃、黄瓜，也与当地老百姓一样，在水池前洗洗就吃了。这些水龙头和水池看上去有点老，我想会不会是前苏联留下的东西，这也比较符合社会主义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理念。也可能是独立后的政府秉承了前社会主义一些好的做法，尤其在对待工人、农民的方式上，前社会主义多少还保持着最初的情怀，以保护他们免受资本的伤害。当然，这一点也是人文主义的理念。区别在于，人文关怀强调的不只是工人农民，而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这好像是马克思的观点。

这个二战期间的飞艇仓库已与里加老城一样，被立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如果里面还有前社会主义的装置，现在又成了世界最大的超市，那这里的历史丰富性就非同一般了。这是可见证的历史，也是看得到演变的历史，幸运的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进步。

6月5日 小雨

爱沙尼亚的芬兰宾馆

从希尔努驱车去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这里以中世纪教堂和城堡保护完整著称，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立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地。我一进酒店就发现大堂贴着KGB MUSIEM的咖啡色广告。陈丹燕去前台问了下，确定这里曾是前克格勃办公的地方。博物馆每天都可参观，但都是芬兰语。因为这家饭店在爱沙尼亚独立前就被一家芬兰公司收购了。据说克格勃很早就开始撤离了，他们或许事先就得知了放弃爱沙尼亚的消息，并把这消息透露给了芬兰公司。从历史上看，前苏联与芬兰虽然制度不同，但关系一直不错。这不仅因为列宁逃亡时一直匿藏芬兰（图尔库至今保留着列宁居住地的纪念碑），更重要的是十月革命后，列宁把沙俄统治下的芬兰还给了他们。芬兰人民一直很感谢列宁。这是我们遇到的普通芬兰人对列宁的评价。不讲意识形态，人都比较实惠。这家饭店住着许多芬兰人。大都是坐游轮来旅游的。回去时会拎几箱啤酒，价格比芬兰便宜许多。

我们对克格勃博物馆充满了好奇，这种好奇与我们对丹麦海族馆、对安徒生年轻时秘闻好奇一样，是对人和自然神秘、未知部分的探究。克格勃这样一个组织，曾经对个人和世界无所不能，今天竟然也进了博物馆。世界的急剧变化使得许多庞然大物进博物馆的时间愈来愈缩短了。今天的票卖完了。只能明天了。6欧元一张。每天近百张票。这个芬兰老板很会做生意。

6月6日 晴

克格勃博物馆与元首会见

上午十点，我们按照预约排队进入电梯，参观克格勃博物馆。讲解员原来就是昨天在大堂卖票的男子，四十岁左右，中等个子，鼻子稍高，说话总带点俏皮。到了21层，旁边有扇小门，他拿出一串钥匙试着打开，然后上几个台阶又一铁门进去，一条不足5米的走廊，墙上挂着当年饭店的照片。原来这是1972年苏联在这里建的第一家涉外宾馆，包含第一家舞厅，第一家酒吧。本地人不来，都是各国政府要员、名人住的。芬兰老板收购这幢楼时说有22层，买下来以后才发现有23层，顶层下面有个夹层。说着，男子又打开一扇门领我们进了一间办公室，这就是所谓的博物馆，其实就是一间当时的监视室。里面全是电话、发报机、打字机、耳机，墙边布满管道和线路。据说当时这家宾馆每间房间都装了窃听器。他很神秘地打开一只上锁的箱子，拿出一个西餐盆子和一只红色女用钱包。然后他举起盆子对参观者说，那盆底夹层装有窃听器，克格勃会事先划好用餐方位，让服务员把这盘子放在“他”跟前。然后那盘子有专人收管，不能洗刷，否则声音就会听不清楚。他又像变魔术般打开红钱包，轻轻拿出两支口红，说那是微型炸弹。他们会告诉所有服务人员，捡到这样的钱包不要打开。接着，他又让大家轮流看一个有小孔的监视器，可以清晰地看到很远的地方。他说在二楼有一间小办公室，从这样的小孔可以看到大堂所有人的活动。他讲解这些的时候，肢体语言起伏很大，显得很激动、很兴奋。我们问他是否佩服他们？他笑着说：他们很专业，很厉害，但他们很危险。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从柜台里拿出两张报纸的头版（可能是《共青团真理报》吧），他边举着边用嘲讽的口气说：“你们看，一张是勃列日涅夫逝世，一张是安德罗波夫逝世，除了照片、名字、日期不一样，其它完全一样。”有些大人带着孩子来参观，孩子们像看西洋镜一样对着监视器的小孔张望，对报纸的解释已不知所云。

克格勃博物馆各种侦察设备

大概二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又跟他穿过走廊，步下台阶，哐啷哐啷的一阵钥匙声，参观就结束了。他最后仍不忘调侃一下：“其实克格勃几年前就知道要放弃爱沙尼亚，所以真正的秘密早就没有了。”感觉上我们是否看了一场情景剧？

然后，我们去看彼得大帝当年占领爱沙尼亚时建的夏宫。但我更想记录的是途中无意遇见的一个场景：在国会大楼草坪前，爱沙尼亚女总统会见来访的立陶宛女总统。路人和游客可随意围着草坪看，几位警察一声不吭地站在相应的位置。一个戴墨镜的便衣人员（可能是总管）来回踱着步，眼睛有点警觉，但对游客拍照并不阻止。两点时，一个车队驶过来，站在台阶上穿天蓝色长裙的爱沙尼亚总统走下台阶，到车门前迎候。她大概四十多岁，身材苗条，脸带微笑。立陶宛总统六十多岁，有点发福，显得较威严。然后她们两人并肩检阅三军仪仗队。总共大约200人，包括一个军乐团。奏爱沙尼亚国歌时，可见总统嘴嚅动着。接着与各自随行人员握手。爱沙尼亚总统随行人员除了一位男性，其他三四位都是女的。蹲在我旁边的一小男孩玩耍着突然越过了警戒线，父亲焦急地在线外无法进入。两个警察看着孩子犹豫着是否要驱逐，他们耳语了几句仍未动，结果孩子自己又回到了父亲那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现场看国家元首的会见，就像在街上的教堂前遇到一场婚礼。

6月9日 晴

赫尔辛基的社会主义思想

因要从芬兰转机，前天从爱沙尼亚坐游轮到赫尔辛基。顺便在那里住了几天。

都说北欧更接近社会主义，走马观花多少也有这样的感觉。这里豪华高档商店不多，但公共文化设施，如博物馆、公园、城市雕塑、广场建设都很完善。由于对高收入者征税很高，所以贫富差距较小，人们的心态相对较平和。接待我们的刘导是上海来的，彼此交流很默契。他有上海人的温和与礼数。他在这里快三十年了，生活已习惯。他认为这里就是我们小时候上课说的社会主义。他说他见过的知识分子都是过去我们报纸上常说的为事业献身，但他们那里并不宣传。有一次他去参观森林研究所，刚进屋，一位穿白大褂的女子就让他马上把门关上，说要保持里面的温度、湿度。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浇水、测温，观察、记录树苗的生长。她告诉刘导：这是十年后芬兰的树，这是三十年后的，这是五十年的，这是一百年后的，这是一百五十年后的。她说，因全球气候变暖，北极圈也受到影响，以后的树如何适应环境，她们就是做这方面的研究。每天如此，她几乎连动作都不改变，为她们自己看不到的森林。为这理想的现实。

我们住的酒店是一幢设计现代，墙面醒目，矗立在海边的蓝白灰三色大楼。是过去码头旧区改造的。那些吊车、烟囱、仓库都保留着，成了很漂亮的装置艺术。据说这一带规划了近三十年，不断在调整。许多规划、设计者都已不在人世，但他们的设计理念仍在实施和完善中。

下午，我们约了赫尔辛基大学历史系的杰米老师，去参观了一个工人区的改造。这里过去住的全是港口的码头工人，木头的平房，每家面积都很小，还是租的。上世纪60年代，开发商要建公寓房，对原住民也实施强迁。杰米老师说，我们这里与你们不同，土地房产都是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被强迁者只能搬到很远的郊区去。年轻一代非常反对这样做，认为当时的改造、设计理念都不成功，他们更喜欢那时的老木头房子。我们走到一栋保留下来的木头房子前，看见黝黑的老木头仍很坚固，在三点多钟的阳光下显得安宁、温馨。杰米老师说，现在大家都愿意到那里去反思过去。80年代提出让穷人和富人住在一个区域内，规定开发商造房子30%要交给政府，由政府作为廉租房租给相对贫困者。一部分卖给收入不高者。这里已没有产业工人，大多是中产阶级。且以年轻人、单身工作者为多。我们从圆形超市开始，围着这个区域走了一圈，看到这里有公共图书馆，绿地公园、运动场，当年工会的老建筑现在改成了饭店。杰米老师拿着一本这个区域的改造图册边走边作讲解。大多数住房是包豪斯风格，五六层高，长方形玻璃窗，色彩有芬兰特色。有一片文化氛围较浓的街区，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起来的。现在四处是酒吧、咖啡店、买古董、买旧货的小店。我们在街边的长椅上看到四个身穿黑色衣服的男子，都有五六十岁，其中一位长发披肩，脚上是绑带式的皮靴，另一位戴着墨镜，肩挎吉他。杰米先生说他们是当年的老嬉皮。再走过去，大片草坪的岩石上，聚着几个黑人小伙子在玩耍。可以看出，这里的文化是多元的，包容的。我说，这个混住的理念上海也有过，但富人怕不安全，房价上不去，彼此关系并不融洽，所以很难操作。杰米先生说，他们这里收入差得不多，人与人之间也讲尊重，所以混住问题不大。倒是近年来难民不断进入，影响本地人的生活，有的迁走了。

赫尔辛基的白夜虽长，但冬季更长。城市的规划、设计似乎总在创造一种温暖、活力，以抵御漫长的寒冷和忧郁。而这种温暖里似包涵着追求公平的社会主义初心？他们不想让一个难民露宿街头，也不愿难民扰乱自己的生活，于是，宁可选择自己离开。被迫的离乡背井和选择性的逃离会不会愈演愈烈？贫富混住的美好理念会不会最终也成为泡影？人们对这个世界仍怀着深深的忧虑。

陈丹燕从少年时代开始写作。《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被称为上海三部曲，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另著有长篇小说《鱼和它的自行车》《慢船去中国》等，作品获多种国际文学奖项。她是当代都市文化的代言人。她也是中国作家中第一个走出国门的背包客，1990年至今，旅行的地域很广。她边走边写20余年，这些文字是一位痴迷行走的作家呈现给读者的真正的旅行文学。

陈丹燕

生活有自己的时辰和路径，我们自己的生活，看似是自己安排的，其实不然，是生活早先就安排下了。

1993年，我们决定在莫斯科火车站的月台上见面。我前往莫斯科的时候还是秋天，柏林澜德维尔运河两岸的树林子，一到中午还恍然有着夏季的暖意，但莫斯科上空寒云密布，已在酝酿第一场雪了。

我记得，在晦暗的天色里，我在莫斯科辽阔而阴沉的大马路上，在一面潦倒的建筑外墙上，见到了契诃夫戴着夹鼻眼镜的肖像，我记得当时内心的震动与拒绝。

我想起的是契诃夫忧郁的《樱桃园》和《海鸥》，与果戈理相比，与托尔斯泰相比，我喜欢契诃夫更多的是他文学里的一股清新书卷之气，以及不那么粗粝的俄罗斯愁绪。果戈理愿自己能死在罗马，但他作品里深重的俄罗斯愁绪却令少年时代的我害怕。

这是一年前刚刚开始分裂的苏联的山河大地，波罗的海三国以人民手拉手六百公里，以全民歌唱旧国歌的方式独立。苏联作为联盟国家，分裂的多米诺骨牌倒在旧版图上，新地图册忙着修正边界线。莫斯科的愤怒和羞愧，即使在莫斯科的大街上，仍然触目惊心。

2017年的初夏，在立陶宛夏季的灿烂阳光里想起这些，这才突然确定，兜兜转转，原来我又来到了前苏联的疆土一隅。

我从乏善可陈的魔鬼博物馆出来，见到斯大林与希特勒一起拉着私人车的魔鬼像，并不能让我觉得受教育。波罗的海三国，先后被希特勒与斯大林奴役，这是海边人们的共识。

我见到了一棵盛放的丁香树。在不远处就是当地一个作家的旧居，他有时写诗，有时画画。

在盛放的丁香树下，白色围墙的树影里，有人依着墙上随风摇曳的碎影画了他的像。他穿着一件二十世纪流行在斯文男人中的黑色夹大衣，带着辛纳屈式的黑礼帽，仰头望着丁香树，与它的碎影一同显现在那堵白墙上。生长在地球北面的夏季丁香，有种与欧洲其他地方不同的姿态，更浓密却更不设防，犹如立陶宛的弱小无助和坚持不屈，以及一种悠长纤细的诗意。它不堪一击，却不绝如缕。

我猜想他写过邻居家墙上夏季的丁香，他的感情打动过许多人，所以有人将他画在丁香的树影里。

我想起了莫斯科雪影里戴夹鼻眼镜的契诃夫。这次我想起契诃夫来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他的《萨哈林游记》，他自己最看重的作品。俄罗斯的契诃夫，在立陶宛丁香树荫的衬托下，显得宏大。

2017年的初夏傍晚，我在考纳斯一间剧院外面等八点的话剧开演。昨夜这家剧院为纪念莎士比亚，上演《哈姆雷特》。今天上演《穷人》。

我换上了旅行箱里最正式的长裙，但上衣还是得用一件深蓝色的运动背心充数。这里的人们还保留着古老的教养，在剧院外，我看到了穿礼服的男人和露背长裙的女人，小男孩梳得极为光滑的亚麻色短发，我看到彬彬有礼，一丝不苟的剧院旧仪。连维也纳也不这样郑重其事了，但立陶宛仍旧隆重。

在全世界的北方，白夜渐渐走近，黄昏似乎无尽头地漫长起来。东西向的长街上，夕阳几乎能将树影平铺在地上，连着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不远处的花坛里安放着一小块墓碑，躺在下面的，是一个誓死不愿生活在苏联统治下的，自焚的青年。小小的长明火在如今热烈的阳光里几乎看不见。

我点了一杯冰过的白葡萄酒，酒吧里没有本地葡萄酒。和立陶宛各地的超市一样，大小商店里全都是欧盟各地的产品。从牙膏到纸巾。

燃烧般的晚霞在北面的天空上腾空而起，北极的极昼已经开始了。南风柔和，树叶在头上沙沙响着，露天的木头桌椅漆了一种脆弱和单纯的浅灰色，靠垫用白色的羊毛织物套了起来，桌上厚玻璃的牛奶瓶里养着新剪下来的丁香，紫色的与白色的。这种非俄罗斯的脆弱与安宁，纤柔与幻梦，更像是个二十世纪初得了肺病的，爱写诗，手指细长，而且容易颤抖的青年，至于在中亚大草原上，策马扬鞭呼啸而过的，是戴着一顶黑熊皮帽子的哥萨克。

也许与我在考纳斯的国际标准舞俱乐部上的我人生的第一堂正规华尔兹课有关。立陶宛的舞蹈老师一再吩咐，用你的心带动身体，跟着音乐的韵律，这样才能起舞。我的心有时跟得上酒吧里的音乐。有一些曲子，是九十年代我旅行时，在德国和波兰听过的曲子，特别是在波兰度过的那个夏季。

也许与我在维尔纽斯去了乌祖皮斯共和国的街区也有点关系。那被绿树和一道小河环绕的旧街区，是个小小的乌托邦。过了一座绿树成荫的十九世纪铁桥，迎面就是乌祖皮斯宪法墙，这里的宪法赋予每个居民，在此都有不爱的权利。

其他诸如：

“每个人有理解的权利。

每个人也有什么都不理解的权利。

每个人都有权被误解。

每个人有成为任何种族的权利。

每个人有庆生或者不庆生的权利。

每个人都有权拥有兄弟姐妹和父母。

每个人都能独立。

每个人都能称为个人主义者。

每个人都有权哭泣。

每个人都无权让他人感到负罪。

每个人都有权不害怕。

每个人都有权不要任何权利。”

以及“不反击和不挫败。”

一共四十一项。

可这是多么纤细的神经才需要的权利呢。这世界上人人都知道自己要爱，必须爱。这世界上只有乌祖皮斯共和国要保护那些从捍卫爱的硝烟里逃出来的人。

立陶宛与波兰，也有着千丝万缕的相连。

立陶宛与我的俄罗斯印象，更是有精神气质上的不同。

在俄罗斯的旅行，我为这个大国无处安放自己颓丧与愤怒的残缺身体而难过。但在立陶宛的旅行，我为这个小国死里逃生后的寂静与迷茫而感到哀愁。

也许一个旅行者看待世界，总能越过许多恩怨的羁绊，毫无历史负担和本地是非观地体会当地的现状。因为旅行者可以自成一种立场，一种更多同情，忽视对立的立场。

在历史冲突的旧战场，这种旅行者的立场常常提供了一种从个人出发的可能性，就像战争中的护士一样，越过你死我活，只清洗干净一道伤口，并为它的愈合小心工作。

这种感受在去十字架小丘时，达到了内心的高潮。

十字架小丘位于从立陶宛到拉脱维亚的路上，成千上万只天主教十字架堆积在一个旧掩体上，那是母亲为失踪在掩体里的儿子作的祈祷。儿子因为对抗苏联军队而失踪。更深层的精神上的十字架抗议。传统上，波罗的海的信仰是天主教，而俄罗斯大陆的信仰是东正教，信仰上古老的对抗，从十一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当我走向十字架小丘时，盛开在掩体上的丁香树上，挂满了人们从世界各地带来的十字架。空地上还有一个，是梵蒂冈的教皇奉献的。

教皇表彰的，是立陶宛人对上帝的坚信，但我所感受到的，更多是他们对自己独立心灵的肯定。他们的宗教由德国传教士带来，他们对戏剧的热爱与对诗歌的趣味里，带着不能摆脱的波兰旧痕迹，他们的历史中充满了俄罗斯的回声，但是，他们仍旧是自己。

正因为他们是自己，所以当一切平静下来，想象中的自由如愿而至，立陶宛与生俱来的迷茫，就像夏季的油菜花那样，大片大片地盛开在阳光底下。

我在前苏联的旧版图上的两次旅行，相隔二十三年之久。一个人能够旅行的时间，在一生中也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长远。我曾想象过重返俄罗斯，去查看它的变化。但从未设想过，多年后的另一次围绕着大海的旅行，再次看到了前苏联旧版图上的精神世界。

在里加老城的一个寻常广场上，普希金突然回到我的面前，他是我中学时代最喜爱的诗人。

里加老城的白桦树下，我见到一座在波罗的海沿岸少见的东正教十字架式的小教堂。教堂前面难得有块牌子，上面写着英文。能看懂这里的牌子到底想说些什么，令我高兴了一下。

原来这座教堂是普希金的曾外祖父造的。

普希金的曾外祖父，就是那个被彼得大帝一路带回圣彼得堡的黑人小童。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普希金为他的非洲血统很自豪，他写诗的时候有时画自己的侧影，着重画了自己腮上卷曲的络腮胡子，非洲式的。原来黑头宫上的黑人头，并不是汉莎商人圈里的德国人和荷兰人，更像跟着商船漂泊到天涯海角的非洲人。那个时代，黑人好像外星人一样让人好奇极了。

白桦树细小的绿叶在阳光里哆嗦着，就像他的十四行诗里的句子。

我少年时代抄写了许多普希金的诗，从十四行诗，到长诗。跟所有喜欢普希金诗的少年一样，我抄写《我曾经爱过你》。在我结婚前那些宁静漫长的晚上，我房间外面是阳台，阳台上母亲的花盆里种满了橡皮树、金边吊兰、澳大利亚草、小樟树、紫叶、宝石花、含笑花、米兰、君子兰、琼花、兰花、仙人掌、芦荟、喇叭花，甚至还有一棵小小的铁树。阳台外是七十年代末上海沉睡的街区，在夜晚无声摇曳在竹竿上的的确良衬衣，涤卡中山装，泡泡纱条纹床单，老女人的大襟蓝布衫。在我耳边的是短波干扰波的沙沙声，一些温和斯文的声音越过干扰波传来，“这里是澳大利亚广播电台华语广播。”普希金是那个时代我的果酱，使一切变甜蜜。

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

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完全消失；

但愿它不会再去打扰你；

我也不想再使你难过悲伤。

我曾经默默无语地，毫无指望地爱过你，

我既忍着羞怯，又忍受着妒忌的折磨；

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

但愿上帝保佑你，另一个人也会像我一样爱你。

比起他其他的诗，这首诗那么朴素单纯。

我的俄罗斯文学老师，更喜欢他的长诗，他是《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者。所以在他八十岁生日庆祝会上，我们这些已经很老了的女生们，都争着为老师朗诵他翻译的普希金长诗《达吉亚娜给奥涅金的信》。大家都还记得老师最喜欢的段落。结果从前的学习委员组织好报名朗诵的女生，每人发了一片纸，上面有一小段诗，大家为老师接龙读完了达吉亚娜的信。同学中总有风言风语，这个跑过八百米考试的女生还是生了重病，那个清秀温柔的女生竟然不幸福，还有人终身未育，有人从未得偿所愿，这样的，那样的，共用一个教室四年的人，从充满未来梦想的年龄一路行来，生活本身对同学的改变，就比后来半路上认识的人要来得震动。我们这些后来很老了的女生们，为老师的八十岁生日接龙朗读一首情诗，老师和我们，都最难忘的情诗，普希金的。

在透明的夜里，那可不是你，

亲爱的影子，在屋中掠过，

在我的枕边静静伫立？

可不是你在温柔地絮语，

给我希望和爱情的安慰？

呵，你是谁？是卫护我的

安琪儿，还是骗人的魔鬼？

我在里加城里一棵细长的湿润的白桦树下，想起上一次在圣彼得堡的郊外，大雪连天的时候，我和陈保平找到皇村中学，那是1993年。

那时候，我们相跟着，站在普希金读书的教室门外，一起回忆起在1981年的中文系课堂上，老师高声用俄语背诵普希金诗歌的声音。

老师说的俄文带着一股苏联的旧气，一种让我想起东北口音的俄文。

我想起在结婚的第一年，1984年的春天，我们一起去夜校学习俄文的往事，那时我们一心一意喜爱着俄罗斯的一切。

如今，2017年的初夏，在里加，我们一起站在那块提起普希金祖先的牌子前，恍然。这么多年后，因为突然来到了他曾外祖父建造的小教堂跟前，普希金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人物，不再是诗歌里和年轻时代的回忆中那股温柔清澈的感情。

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生离死别，玉碎瓦全，华发丛生，然后，在天涯海角再次遇到普希金。

教堂已经关上了门，但一个中年妇人从旁边的钟楼小门里出来，夕阳照亮了她白皙的脸和栗色的短发。

她摇头，不说英文。但我还是解释了自己的处境：少年时代对普希金的热爱，达吉亚娜和奥涅金，圣彼得堡和皇村，不远万里来到里加，见到这座东正教堂的惊喜，总之，“亲爱的夫人，能让我进去看一下吗？”

她微笑了一下，打开了白色栅栏的门。

这情形和1993年时一样。当时，皇村中学也已经关门了，也是一个面色白皙的女士打开门，让我们进去看了下。

那是一座小教堂，和大多数东正教小教堂一样，墙壁上画满了面容沉静的圣人，耶稣穿着一件白袍子，默默睁着一对巨大的黑眼睛。教堂门边装饰着白桦树枝，光滑的树干泛着少女般的洁白和青春活泼的气息。夏天，在北方一切都不同了。

围着教堂走了一圈，圣彼得堡在我心里汹涌，那里有普希金最后的房子，被枪击中后倒下的河边，有他写进诗歌里的光线。那里还有乌兰诺娃跳舞的舞台，在浓黑中马林斯基剧院前厅的一灯如炙，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白夜》的房子。他写的是圣彼得堡的初夏，我上次看到的，是一个个雪后傍晚浓重的黑夜。在夜里路过艾尔米塔什，想起十二月党人在雪中苍白瘦削的脸，想起安娜·卡列尼娜黑色的裙子，想起柴科夫斯基的抒情，还有斯特拉文斯基的乐观，还有放在走廊里的康定斯基。

少年时代在上海，我看过一个苏联电影《红帆》，一个关于圣彼得堡白夜的童话故事，红帆船会从波罗的海上驶来，带来幸福。这个电影还是我小哥哥先告诉我听的，我都还记得他住的小北屋，蓝色窗帘，红色的捷克沙发椅，蓝色的地毯，老式的，笨重的录音机是他自己动手装的，还有两个低音喇叭也是。他脾气一直不好，难得给我讲个故事。他很容易崩溃，但却是我们三兄妹里吃苦最多的一个，而且早逝。他在短暂的一生里并未等到他心里的红帆，和红帆带来的幸福。

我想起来普希金的诗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在皇村中学冰凉的台阶上，我和陈保平曾背诵过这首最好记的普希金诗歌，少年时代，我们各自都曾将它抄写在自己的笔记本里。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我的小哥哥也曾抄写过这首诗。但是他甚至没来得及看一下圣彼得堡，或者里加城里这座不起眼的小教堂。

那个女人在白桦树下等着我们，手里握着一把大钥匙。

“спасибо。”我在记忆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一句俄文。

她保持着微笑，下意识地微微点了下头，但并不回答我。

我这才意识到，她不想说俄文，她是拉脱维亚人，她爱普希金，可无法爱俄文。

“Извини。”我的记忆里的那个角落里又找到一句俄文，不过我紧紧闭着嘴，不让它发出声音。老老实实说回英文，这是最乏味却最安全的。我只不过想谢谢她。

微笑再次回到她脸上：“Paldies。”她教我这样说。

夏季湿润的白桦树叶在我头上沙沙响，这是著名的俄罗斯意象。普希金的诗歌里有，契诃夫的小说里有，苏联的青年歌曲里有，里加此刻也有。只是有恩于我的，面容白皙的里加女士不见了，正像那个终于从里加撤离了的国家。

在大海边，白夜越来越长，进入傍晚以后，天色就快要烧起来了，那样火红，这是午夜太阳从北边来的光辉。我心里有种奇怪的紧迫感，好像生怕错过了什么，晚上不肯睡着，深夜里也不肯睡结实，一两个小时就醒了。窗外其实一直也不是晚上，此刻天色总也见不到真正的暗夜，比起二十三年前，在彼得堡下午五点后的浓黑，白夜前夕的塔林，天色更像黎明，那样的新鲜与踊跃。

白夜原来有种令人难忘的非现实感。

傍晚9点，我和陈保平去老城中央的圣三一教堂里听了一场音乐会。教堂里有十六世纪的木雕圣祭坛，上面充满了文艺复兴式样的木头小人，血色鲜丽的女人，两角兽，还有歪戴着意大利软帽的男人们。音乐家们站在楼上演奏，可听众却大多面向圣祭坛，在音乐声中欣赏雕刻出来的彩色小人。这个是塔林瑰宝。

午夜11点，我和陈保平在当年汉莎联盟留下的商号里，找到靠窗的座位，那里软乎乎的大垫子，直接就能躺着。我点了热葡萄酒，用桂皮煮的。握在手心里，就像握着一只温热的手掌一样。窗外淡紫色的暮光里，人来人往，好像游行一样。个个都忍不住抬头看天，大多数人的脸都长得不一样，可那难以置信的表情却是一样的。

我们各自就着天光写了点笔记。我想起上一次从莫斯科回中国，火车越过贝加尔湖的那天，我们也是这么坐在车厢的窗前，那时我们商量过一下，俄罗斯日记这本书怎么写法。我们不必告诉对方自己写了些什么，甚至连日子都不必统一，只选自己有心得的记下。这次我们还要这样做。好像小说里结构的重复，这本书也为我们的俄罗斯旅行做了一次重复的结构——原来我们人生中的二十多年，就在两次俄罗斯旅行日记的讨论里过去了。

“干杯。”我们碰了碰对方的杯子，喝干自己杯子里的酒。

我突然想到，新版的俄罗斯日记，我们没能在白夜时重返彼得堡，而是顺应一次并未刻意规划的旅行，在波罗的海边上，重返那个已经在世界地图上消失的国家。

中午时分，去看彼得大帝小屋时，碰巧遇见草地对面的总统府前有立陶宛女总统来访爱沙尼亚女总统，在草地前举行欢送仪式。两个女人各自有几个随员跟着，站在仪仗队前，郑重其事地听了听依次演奏的国歌，然后挥手作别，一派的轻松随意。女总统穿着一件蓝色的连衣裙，亚麻色的头发规矩地向后梳去。她和自己国家的仪仗队挥手作别，就转身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仪仗队一字排着队，演奏着一支轻松的进行曲，沿着草地上的小径，回兵营去。白色制服的年轻男人，走在开满了白色雏菊的草地上，看上去就像一战以前那个纯真的欧洲才能见到的轻松与安分。我看着他们经过桦树与丁香树后面的彼得大帝小屋，带着一种放学了的高中男生的轻松帅气。

这是爱沙尼亚式的可爱生活吧，在爱沙尼亚国总统府与彼得大帝小屋之间的一片充满了夏季草香的草地上。

午夜12点，在城墙和栈道边上，听到一阵阵吉他声。大石头古城里的吉他声。大石头的城墙和栈道，将指甲刮过琴弦的声音都传过来。寻着音乐而去，见到栈道旁有个男人的身影，抱着一把吉他轻轻摇晃。

在一块石头台阶上坐下来，我感受到石头上残留着的太阳的暖气，然后，闻到自己口腔里葡萄酒酸酸的气味，“这是在塔林啊。”我心里GPS了一下自己。

然后，有支熟悉的曲子来了，但我忘记它是《爱的欢乐》，还是《爱的悲哀》。它很熟悉，但还是忘记了它的名字。这个人轮指用得真好，一味的细细碎碎，好像哽咽。

午夜1点，我们回了酒店。在塔林的这家酒店，是八十年代爱沙尼亚加盟共和国的第一个涉外酒店。底楼的酒吧，是当时塔林的第一间酒吧。可是歪打正着的，我们突然发现顶楼有个小博物馆。展出的是苏联时代克格勃设立在爱沙尼亚的监听中心的遗物。原来，这间酒店的顶楼正是克格勃的监听中心。高峰时代，有上千KGB职员在这里的顶楼工作，居然当酒店的电梯到达顶楼后，还有一个秘密通道，通向顶楼以上的三层楼，以及一个足以俯瞰整座城市的大阳台。爱沙尼亚独立时，克格勃仓促撤离，通道关闭。直到新主人重新装修饭店，才发现顶楼之上藏着一个缠满了各种电线的秘密世界——桌上烟灰缸里还留着1991年短小的烟蒂。

如今这个埋藏着许多秘密的酒店，好像代偿一般，在每间客房的门上写满了塔林的秘密。一切句子都以“你可知道——”起始：

世界上最独特的博物馆就在塔林。

如果1703年彼得一世攻克塔林，他就不会建造圣彼得堡。

每过三两年，就有十万爱沙尼亚人聚集在塔林歌舞节上庆祝。

波罗的海最古老的都城塔林，从13世纪到19世纪，大部分时间事实上是被外国人统治的。

在爱沙尼亚独立运动期间，波罗的海地区最大的爵士音乐节在此持续了一年多。

在爱沙尼亚民族史诗里，爱沙尼亚英雄K是被自己的剑打败的。

凌晨两点，我在静悄悄的走廊里读了一遍走廊两边的门上一一写着的秘密，我相信里面的人都没睡着，如果楼上的监听系统还在工作的话，就能发现更多的秘密。然后，我回到自己房间里。在刷牙时，赫然发现我面前的镜子上端也写了一句：“你在此看到的自己只是镜像。”

凌晨三点醒来，我看到东面已经一片金红，眼见太阳就要升起，我终究忍不住，穿上衣服又去了老城。塔林老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地，白日里充满各种游客，我想要单独与它相处一会。天色那样明澄，令人感动。市政厅广场上没有人，工匠庭院里没有人，三一教堂里没有人，我看着太阳升起，它金红色的光像火苗一样，一点一滴地点亮古老的塔楼，海事博物馆的尖顶，老咖啡店的玻璃，街道上湿漉漉的卵石。白夜过去了，在凌晨四点时太阳已然照亮了整个天空。

辽阔灿烂的北面的天空，令我想起自己见过的北极。那些蓝色的冰，那些柔软大片的雪花，满天飞舞的绿色极光以及橘红色的星星。在北极时，我总在想当白夜到来时，它们的颜色将会怎样。我想它们会褪去了各种颜色，好像年轻时代经历过的那些美好的事物。

但天空的北面还遗留着一种令人感动的梦想，它就是蒙克画过的那种紫色。

（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