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个患有腿疾的女子，在平常日子中貌似平淡地生活，却又因身怀武功而拥有属于自己的秘密。有了自己的秘密，便有了与常人不一样的心境。有了不一样的心境，即使受困于生活底层，也能活出有精神内容的日子。小说幽隐神秘，颇有韵味。

一

事情处理完，又过了一段时间，她的生活终于安静下来。自打福利工厂的一位工会干部登门过后——他替她申领了她丈夫的丧葬费和抚恤金，并送上门来，真是仁至义尽——再没什么人来过她家。刚刚过去的一周，一家户外商店的老板打来电话，嗫嚅着说她丈夫从他店里拿过一双价格昂贵的防滑手套，还没有付钱。她什么也没说，加了那人的微信，付了钱后迅速将他删除了。

在她丈夫留给她的一套不足四十平米的旧公寓里，她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过日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很快就体会到了这一点。时间变得异常缓慢，屋子里总是静得出奇，半夜听到海上传来的轮船汽笛声，都比以往大了好些。她躺着，或是起来在屋子里走动，周围是无边无际的空，那种感觉，绝非简单的难受二字可以形容——其实先前也不能说是难受，她只是奇怪地没有饥饿感，可以好几天不吃一点东西——也曾有不少人安慰她，说什么“逝者已矣，生者如斯”之类的话，都说老经不容易念错，可她心里清楚，这哪里就如斯了呢？二人对弈，一人中途起身离去，剩下的那一个，面前只有一盘无法继续的残局。

她是在地铁上得到的消息，最后一班地铁。在商场的化妆品柜台站了一天后，她累极了，很想睡觉，但车厢里的灯光亮得刺眼。她丈夫的朋友拐子打来电话，说她丈夫从鳌山湾的一栋高楼上摔了下来。

“警察和120刚刚都来过了……”拐子说。

她竟然没有哭，也许是怕弄花了脸。她在百货商场推销一种韩国产的彩妆，每天都带妆上班。挂了电话，她把头后仰，将后脑勺抵在车厢上，涂着蓝色眼影和厚厚睫毛膏的眼睛木然地瞪着前方。临近午夜，车厢里没什么人，到处都是活灵活现的海洋生物——这是一条以海洋为主题的地铁线，满眼的海蓝色，车厢四壁绘着各种各样的鱼，还有漂亮的海藻，偶尔一束光扫过车厢，模拟出波浪，一切都在努力使人生出置身海底世界的感觉。可她从未有过那种感觉。也许是生活使她失去了想象力，她很清楚自己只是在最后一班地铁上，海藻啊，鱼啊，只鳞片爪的真实，呈现的不过是一个虚假的海洋。她对面的车厢上就有一条呲着尖牙利齿的鲨鱼，看上去像是在微笑。“鲨鱼从不睡觉。”她丈夫是个哑巴，他曾挥着双手告诉她。她想起来这个，就一直盯着那条鲨鱼看，地铁到站后，车门打开，鲨鱼的脑袋就不见了，车门关上，鲨鱼的脑袋又露了出来，如此反反复复——这是她后来能想起来的关于那个夜晚的记忆。

她花许多时间整理丈夫的遗物，一把已经不太好使的电动剃须刀和一些洗漱用品，她清走了。一套非常不错的电工工具，卷在专用腰包里，塞在门口鞋柜边的一只小桶里，和两把雨伞待在一起。她打算过段时间打个电话问问拐子，如果他想要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不多的四季衣服，她一件件从衣架上取下来，叠好，她暂且收到了抽屉里。有一本薄薄的家庭相册，记录了她丈夫一生中的许多重要时刻，百日留影、周岁生日照之类。有一张全家福，他坐在他母亲的膝头，大约三周岁的样子，那时他应该还没有哑，满脸童稚的笑，露着圆滚滚的胳膊和腿，看上去机灵可爱。他那做海员的父亲两手撑在膝盖上，愣愣地看着前方，拘谨得像个外人。相册里大部分是他和他母亲的合影，他日渐长大，戴着红领巾，被他那在市国宾馆做服务员的母亲揽在臂弯里，神情严肃，看上去有些难为情。后来，他抽条了，他母亲总是坐着，他站在她身边，下巴微微上扬，有些冷峻地看向镜头，眉宇间竟渐渐有了他父亲的木然味道。她看着照片时，着实有些担心这个神情倨傲的少年最终会长成他父亲的样子，当然，她清楚他最终只是成为了他自己，可看照片时她还是忍不住要担心。把相册装进一个密封的塑料袋之前，她加了几张照片进去，她和他的，他们的婚纱照，海边拍的，以及他们爬泰山时的合影——他们站在一块叫“风月无边”的石头边，两人都把手插在上衣口袋里，看上去都傻傻的。有一张照片，海上日出，是很久以前他通过微信发给她的，她拿去照相馆洗印了出来。拍这张照片时他应该是在海边某栋高楼楼顶，她被那壮丽的景象震惊，但当时她却没做任何回应。有些东西，比如一台一体式电脑，他偶尔会用它来玩玩电游，她实在不知该怎么处理才好，后来她拔下电源线，用一块旧毛巾将它盖上了……做着这些事情时，她忍不住会想一想，当她离开这世界的时候，谁来为她善后呢？在这世界上她没什么亲人了。丈夫的去世让她成为了一个孤儿，意识到这一点，她才感到了，一种类似茫然的悲伤。

二

她瘦了好些。

先前她也不胖，严格说来，她一直就是个瘦子，像她父亲。父亲直到去世都是个精瘦的人，怎么也吃不胖。“喂不肥的白城老犟狗！”母亲曾背地里这样戏谑地称呼她父亲。很小的时候，她就从母亲那知道，爷爷是吉林白城人，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爷爷已经年高，行动不便，但很不好伺候，脾气很大，尖鼻深目，面色阴沉，看上去如一只老鹰，母亲很怕他。父亲人到中年后，比先前更瘦，嘴角八字纹深陷，看上去越发像爷爷，母亲于是花样翻新地琢磨饮食，只想把父亲喂胖，可直到父亲去世，母亲都未能如愿。

她给拐子打电话，问他是否需要那套电工工具的那天，她去卫生间洗漱，在洗漱台上方的镜子里，她惊讶地看到自己的眼睛凹陷得像两口深井了，嘴角八字纹初现。她心惊肉跳地端详了自己一阵后，决定去买点菜，好好给自己做一顿饭。

“一个人，饭还是要吃的。”拐子在电话里对她说。

她丈夫的朋友，她认识的也就是拐子了，她一共见过拐子两三面，她家对面那栋楼里的一个老太太去世后，拐子过来帮忙料理后事，披麻戴孝，像个儿子一样。 老太太有个写诗的儿子，是拐子的朋友，人在国外，一时回不来，拐子就替诗人尽了孝。她丈夫的后事，也是拐子帮着料理的。最后也是他帮她把她丈夫的骨灰撒到了海里。岛城海葬都在八大峡那边举行，而她只想把丈夫葬在家门口的这片海里。虽然在海边长大，但她却不会游泳，她甚至还有点怕水，多亏了拐子。她选了个有月亮的晚上，夜深无人时，海浪“哗哗”地向岸边涌来，前赴后继地撞碎在礁石上。拐子在岸边的松树林里脱掉衣服，只穿了条内裤下海，他一手划水，一手托着那罐骨灰，游出老远，远得她看不到他，开始担心起来。

“这阵子咋样？”拐子在电话里问她。

她说，还好。

拐子沉默了一会后，又说，“你好好吃饭，以前他老担心你一个人时不好好吃饭。”

她默默听着。现在好了，他不用担心她了，她也不用为他担心，她知道他去了哪，在干什么，前所未有的确定。一个人时，她确实吃得凑合，在街边买块油酥火烧也算一顿。仔细想来，这辈子她好像还没专为自己做过一顿饭。她丈夫生前喜欢吃她做的菜，她自己却谈不上爱吃不爱吃，对自己的手艺，她其实没什么把握，对吃她也没什么研究。不过，像她那在小吃店工作了一辈子的妈妈一样，做菜她喜欢用时令蔬菜，四月初海边礁石上长出的紫菜最好，四月底紫菜就老了，五月山上的山菜最好，六月槐花，七月木槿，十一月底的一段时间，荠菜、苦菜会嫩过春天。冬至前她会在阳台上晒点鱼干，总是鳗鱼和鲅鱼，剖开后用海水洗干净，挂在阳台上晒至半干时取下来，或蒸，或煎，或烤。这是她知道的。去菜市场，她通常只买她认识的时令蔬菜，她认识的蔬菜不多，她的厨房里也没什么调味料，只有油和盐，偶尔她也会用点糖。但她丈夫常常吃着饭抬头对她笑，每次都把菜吃得光光的。她很欣慰。她明白日常饮食对于生活的意义，是从她爸那。她爸就是馋上了她妈妈的一手好茶饭，于是怀抱一个仗剑走天涯的梦想终老在家。

“吃了还想吃，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了下来。”她爸曾笑着对她说。

丈夫的去世不是她第一次经历亲人的死亡。

父亲离世时，她十六岁，上高中二年级。二十九岁那年，是她妈。令整个国家日渐焦虑的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养老问题，她还没有开始想，就像一个浪头，“哗”一下从她头顶拍过去了。母亲去世时她已年近而立，有丈夫在侧，多年平常安稳的生活让她气定神闲，她平静地送走了母亲。父亲的离世，曾一度让她像条慌不择路的小狗，后来回想起来，常令她心下凄然。

她发现她爸吐血，是在一个早晨。从她记事时开始，她就跟着她爸去小区后面的山上晨练，她爸业余爱好螳螂拳。在她很小的时候，他就编了一套拳给她，旨在强身防身。小区后山上的树，不是松树，就是槐树，所以他们戏称这套拳为槐花十二式。很难说他到底是死于疾病，还是死于一个上门挑战的拳师造成的内伤。“食道癌细胞溃破是没错，但这样严重的情况实在少见。”医生的话在她心里留下的阴影很多年后都没有消除。来挑战的年轻拳师来自阳谷县，“ 一盏茶的工夫就扑倒了他。”母亲事后说。

那天她晨练完，急着回家梳洗后去上学，下山时她走得很快，把她爸远远拉在了后面。她从不跑步，跑步会放大她的缺陷——她的左腿要比右腿短一点儿——但她加快步伐走起路来，缺陷却并不因此放大，所以当她着急赶时间时，她总是快步走。她快走了一段路后，突然想起来那天她妈上的是早班，她没有钥匙。于是她又回过头去找她爸拿钥匙。她爸竟然没有跟来，而是坐在湛山寺院墙外的一棵松树下歇息。她拍了拍手，喊道，老爸，钥匙！她爸四下里看看，站起来，像以往那样掏出钥匙往她身后的一棵松树上扔过去，“小丽，钥匙！”她爸喊。有那么一瞬，她觉得她爸的声音有些发飘，不似从前。但她来不及多想就应声跃起，她伸手抓住一根树枝，借力往空中一跃，树如风吹，整棵都摇晃起来。她跃到树梢，抓住那把钥匙后，双臂抱膝，一个后翻稳稳地落到树后去，完成这些动作时她的两条腿没有分别，双脚同时落地，并不能看出一条腿比另一条短。她站定后，看看手中的钥匙，再回头看，树已弹回去，安静伫立。她转过身去对她爸挥手，却惊讶地看见她爸扶着那棵树，正往身旁的草丛里狂呕，毫无预兆，像有一道洪水临时借道，从他的身体里呼啸穿过，喷薄而出。她回过神来，疾步赶到她爸身边，看见她爸大口大口吐出的，是暗黑色的血。

她爸临终的那段日子，也是她在陪护，医院病床边的小钢丝床对她妈来说太小了。她妈是一个体态丰满的妇人。再说，她妈还要上班，家里一个人倒下了，另一个人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不懂她爸和她妈是怎么回事，她不知道他们之间是否曾有过爱情。她爸不开夜车的时候，一家人坐在餐桌边吃晚餐，从窗外飘进来湛山寺的香火味，桌上摆着她妈从餐饮店里带回来的没卖完的花卷、饺子，或是馄饨，偶尔还有凉拌海带、海蜇之类的小菜，他们的话题无非也是关于这些食物的，筋道不筋道，咸了淡了，小菜每碟又涨了两毛之类。他们倒不当面谈论她。除此以外，他们不怎么交流，但也绝无争吵，像两个沉默而不乏默契的同路人，而她中途加入了他们。在他们的婚姻生活里浸淫久了，她对男女间的感情，似乎也失去了向往，没有爱，也没关系，也坏不到哪里去的吧？爱是一件奢侈品，简朴的生活不需要它——如果非要说点童年阴影什么的，那么这或许是一种。她和她丈夫刚开始约会那阵，有一次，她丈夫看着她，一下一下地打着手势，对她说，我爱你。后来想起来让她难过的是，她竟然没有回应他，出于羞涩，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难为情，她装作没有看到她丈夫的问话，把目光投向了别处……一个哑巴倾诉衷情有诸多不便，只要对方装作没看到，就可以成功装作没听到。

她对父母婚姻生活最深刻的领悟，是在一个晚上。那晚，她爸开夜班车不在家，她和她妈看电视，武侠剧里的人打着打着，飞了起来。她妈织着毛衣，突然笑起来：“嗨，骗人的骗人的！功夫什么的，都是骗人的！”她意识到，这是一个妻子基于对丈夫无比私密的了解才能发出的笑，倘使问她为什么，她大约也只肯笑着答，“我就是知道。”所以她也没有问她妈为什么。还有，她想，她妈之所以说那是骗人的，应该是因为她爸想让她妈相信那是骗人的，就正如她爸让她相信那不是骗人的一样。于是她也只是笑笑。她知道那不是骗人的，有的人就能做到，飞上屋顶，飞上树梢，十步夺一命，飒沓如流星。她第一次跃上树梢，就知道那样的事情并没有多难，那样的事情这世上会有。

她爸临终前的那几天，大部分时候他都在昏睡。有一次，她小睡醒来，看见她爸正看着她，他虚弱地躺在那，眼神复杂，她看到不舍、担忧，也许还有不甘心——那年他才五十出头，无论是作为公交车司机还是作为拳师，阎王爷光顾得都太早了些。她走过去将病床摇起来，让他躺得舒服些。她问他喝水不，她爸喘息了一阵后，说：“小丽，以后，好好过日子，就好。”她知道他在说什么。她端起水杯送到她爸嘴边，她爸摇了摇头。她把水杯放下，拧了一个温热的毛巾把子，为他擦拭脸、脖子，还有手。十六岁的她，笑着问他，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教我那些呢？

“你不知道，你多有天分！”她爸的眼睛奇怪地亮起来。她爸看着她，说：“天分，是个危险的东西，假如……”

未等他说完，她就使劲点头，表示她都明白，都懂。

三

在菜市场，她碰到了几位老邻居，大家对她特别和气，目光里有怜悯。她对他们点点头，买了菜就赶紧往回走。她生性如此，不喜跟人亲昵，不爱跟人唠嗑，现在这情况，就更没什么好说的了。说起来他们都算是她丈夫的老邻居，她也知道他们都是好人。“看着他长大的。”以往他们曾这样跟她说。她和她丈夫一直没有孩子这件事，他们也曾表示过关心，她和气地微笑，一声不吭，不回应他们。“哑巴的妻子。”如果他们这么想，应该就能理解，就不会把她的沉默视作冷淡。

摆脱了那几位老邻居后，她拎着菜慢慢往回走。天气晴好，有许多人在海边喂海鸥，海鸥在空中争抢食物，发出“嘎嘎”的欢快叫声。街上还是车啊人啊的，有小贩开了小汽车过来，掀开后备厢在路边卖女人的袜子、内衣。大学路的红墙那，依然有年轻情侣倚墙拍照。阳光透过梧桐树洒下来，在路面上留下活泼而斑驳的阴影。一切都是老样子，只有她的丈夫没了。想到这点，她变得虚弱起来，仿佛有什么东西正从她身体里抽离出去。她长长地吸气，缓缓地吐气，稳住了自己。她一边走，一边四处瞧，在路边一块消防宣传牌上，她看到一个手机号码，十一个数字，个个写得歪歪扭扭的，显得幼稚可笑，像是孩子的恶作剧，孤零零地写在广告牌的下边，没有一个字来说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电话。她心里的那阵空突然间就消失了，她立住脚，盯着这个电话号码看。以前这路边常能看到许多电话号码，一般都是写在白色胶纸上。电话号码边上，一般也都会留下几个字，比如“办证”“礼品回收”什么的。仅凭电话号码很难找到它的主人，但如果你拨打，却总会有人接听。尽管这些小广告到处都是，但平时大家匆忙来去，很少有人注意它们。遇到上级检查，或是创卫生城什么的，街道居委会就会忙不迭花钱请人清理。可风头一过，又到处都是了。有人说它们是城市的牛皮癣，没错的。她拎着菜，在那块宣传牌下停留了一会后，继续往前走，她决定装作没看到它。她往前走了不到五十米，在另一块环保宣传牌上，她又看到了几个字，“清欠 复仇”，中间没有标点符号，一笔一画，写得甚是端正工整，仿佛在说，“我是认真的。”她的心按捺不住地猛跳了几下，她猜再往前走，应该还能看到什么。果然，在前方的另一块宣传牌上，她又看到了那个电话号码，同样歪歪扭扭的数字，同样孤零零写在宣传牌下边。她走到她家所在的那栋楼后，忍不住又往前走了一段路，没多久又看到了“清欠 复仇”，这回端正工整地写在一堵石墙上……

这天，她三次看到那个电话号码，三次看到“清欠 复仇”。

她回到家，把菜放到餐桌上后，坐到餐桌边发起呆来。没有风，屋子里闷闷的，有点叫人透不过气来。她起身走到厨房外的阳台那去抽烟。随着她丈夫的去世，好像那些原本沉在水底的东西，挣脱束缚，又浮出了水面。

她父亲曾告诉过她，人全身有两百零四块骨头，但有的人会比别人多两块，有的人天生就与众不同，天生就比别人多点什么，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也许自己就是那种天生比别人多点什么的人。她抽着烟，想。

目光越过几排红屋顶的房子，一条拥挤的马路和一片松树林后，她看到的海，蓝得像块瓷片，漂亮的。可是，她怕它，怕这漂亮的海，怕它的深不可测和不可捉摸。与海一样，这世界也有不为人知、令人惧怕的另一面，她很小就知道这一点。

她爸曾告诉她，他们祖籍吉林白城，本姓王，并不姓万，她爷爷曾是白城一家当铺的掌柜，平日里一身长袍马褂，深居简出，一手祖传螳螂扒拢手从不外露。彼时时局动荡，人人过着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遇到缺钱，或是别的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缘由，王掌柜就脱下长袍，换上短装，在深夜潜去光明街一道暗巷里领单零活干干。一九四四年春，他从光明街领了三百块大洋，去追杀一个得了赎金后撕票的绑匪。原以为在抚顺就可以了事，没承想却又从抚顺追去天津，从天津追去济南，后又从济南一路追到青岛。一九四九年春，他终于在青岛仰口渔码头找到了那个绑匪，此时那人已成为了码头上势力最大的渔霸，经营着当地最大的一家渔行，出入有一众兄弟尾随。王掌柜经过一番打探观察，好不容易找准时机准备动手的时候，青岛解放了，渔霸因为只认袁大头，拒绝使用人民币被人民政府就地镇压。此时那三百块大洋已花得所剩无几，回去无法交差，她爷爷就此将前半生了断，改姓万，在青岛拉起了黄包车，娶妻生子，安定下来。她知道这件事后，再回想她母亲提到的爷爷，就再不是那个不好伺候、如老鹰一样阴沉的人，而是一个将自己半生活埋、终生郁郁的可怜老头。

她父亲则是另外一种情形。他以公交车司机示人，跑的就是门前这条沿海一线的路线，每天从城市的东边开到西边，从西边开到东边。每逢旅游大巴堵塞了道路，他也会像其他司机一样，焦躁地按喇叭，把头伸出驾驶室骂人，一切都是再平常不过了。小时候，周末，如果她妈妈正好也轮班，她就伪装成乘客，跟着爸爸跑公交，她背着书包，坐在她爸身后的一个座位上看漫画书，有时候她爸会回头跟她说两句玩笑话，“小同学，哪站下？”她低头看书，不理他。她七岁那年的一个傍晚，她发现她爸一直盯着一个刚下车的背影看，她爸发觉她在看他后，赶紧回头看前面，过了一会后，她爸扭过头来低声对她说：“喂，晓得吧？那个人……”她爸冲窗外努了努嘴。她连忙扭头去看，看到一个普通女人的背影，有点瘦，灰色及膝裙子下露出来的两条小腿白得像瓷。她大约五十岁，左边胳膊下夹着一把很大的三角尺——她的数学老师也有一把那样的尺子——女人低头顺着路边往前走，两手抓着胸前的坤包带，像是防备着什么。她一直盯着她看，好像真的发现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后来公交车超过了她，她消失在她的视野里了。过了一段时间，她又认出了她，是那点不一样的东西让她瞬间认出了她。她还是在栈桥下车，这一次她穿着一条长裤，后背在单薄的黑色毛衫里绷得紧紧的。她没有背包，胳膊下也没夹三角尺，但她手里拎着一个布兜，布兜没有拉链，露出一把翠绿的芹菜和圆溜溜擀面杖粗细的一小截木头来。她仔细看了看布袋上凸起的痕迹，猜测那应该是一把双节棍，不，那就是一把双节棍！枣木的，有年头了，木头泛着暗红的油光。她和她爸一直盯着那个女人看，当公共汽车越过她，她消失在他们的视野里后，她爸回头，他们相视一笑。她爸就这样为她掀开了生活中那些隐秘低垂的帷幕，帷幕后遍布迷津，她得用一生辨认。

她记得后来问过她父亲，那个腋下夹一把三角尺的女人，怎么样了？她父亲笑着，摇了摇头。

小时候，她去小区后面的山上，偶尔她会随身携带一个小篮子，看到枯树枝什么的，顺手捡到篮子里，回家生炉子时就能用上。就是这样。她父亲出门也是带着一个小篮子的，随手捡拾，捡拾那些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事，只是，捡到篮子里的，有些，他能用上，有些，他用不上。

她回到屋内，找了个小本子，将电话号码记了下来。她盯着那组数字看，发现将它们稍稍调整下顺序后，它们就像一句儿歌的简谱，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