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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挺好》:走出隐忍,女性终于可以“硬杠”原生家庭

来源:澎湃新闻 | 王芊霓  2019年03月13日08:58

与其他家庭伦理剧显著不同的是,《都挺好》在呈现中国式家庭的“撕扯”和冲突的背后,尝试塑造新的女性观:面对给自己带来伤害的原生家庭和父母,女性是否一定要继续隐忍?

苏明玉作为剧中家庭重男轻女的受害者,在前几集的表现都是与原生家庭“正面硬杠”,这一态度完全区别于以前的家庭剧中隐忍的女性形象。目前的剧情走向,也暂未展露出大团圆的传统家庭剧迹象。而苏明玉的这一疏离态度更是得到了大部分网友的支持,豆瓣的讨论组里呼声很高的是希望她永远不要和原生家庭和解,网友们高呼:“如果结局是大团圆就打一星”。

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缺爱的女性更倾向于讨好原生家庭

苏明玉的遭遇,让不少人联想到了《欢乐颂》中的樊胜美,她们都是原生家庭里那个被忽视的孩子。樊胜美的表现其实是大部分女孩儿的选择:她们要当“扶弟魔”,做哥哥弟弟的“输血库”。

我的闺蜜也是如此。从小到大,她的父母对她弟弟尤其偏爱,对她则是严苛冷漠,经常挑剔批评,说她工作不够好,学历不够高。父母要求她反哺自己,要女儿女婿给自己当专职司机,却对儿子和儿媳妇毫无要求。

闺蜜常常对我哭诉:“他们眼中,我永远比不上弟弟。无论我对她多好,她都好像看不到,只记得儿子的好。”闺蜜的母亲也是来自于这样一个家庭,闺蜜的外婆有五个女儿一个儿子,在她生病住院的时候,是五个女儿在病床前伺候,却常常被抱怨和责怪,而儿子儿媳妇则是偶尔露面一两次——这一切都被闺蜜的外婆视作理所当然。

虽然我的闺蜜常常对我抱怨她的父母,可是我知道抱怨背后,是希望得到认可,甚至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对原生家庭的讨好。这个问题是许多的多子女家庭都会面对的,而对中国家庭来说,重男轻女思想的根深蒂固,更往往让家庭里的女儿成为了那个受气包,这样的养育模式也塑造了她们成年后继续讨好原生家庭的习惯。

女儿成年后对原生家庭的习惯性讨好有深层次的心理原因。心理学理论表明,在多子女家庭中,那个被忽略的孩子往往更倾向于讨好家庭。被父母过分宠爱的孩子容易以自我为中心,不顾别人的感受,甚至希望牺牲别人来满足自己;而被父母忽略的孩子则因为缺爱,容易自卑,更希望得到父母的关注和爱,因而尽自己所能的满足父母的需要。对父母尽忠尽孝,只为了得到父母之前未给予自己的爱与关注。

个体意识与孝道的碰撞

那些出生于重男轻女家庭的女性,因为缺爱而倾向于讨好原生家庭,而以往的影视剧中也多塑造这样的讨好、隐忍的女性形象。 《都挺好》中的苏明玉则是一个异类。她不取悦,不隐忍,反倒表现得尖锐果决。她在哥哥面前底气十足,绝不做哥哥的“输血库”。父母不给钱,她就靠自我奋斗。父母需要善后和赡养了,她也只做自己该做的,绝不拖泥带水。

当然,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女性,像我的闺蜜和樊胜美那样,面对如此重男轻女的家庭,不敢决裂,而是一味委曲求全。可是正因如此,苏明玉的女性形象才值得书写,她的出现才值得拍手叫好。

苏明玉这一形象的出现,是社会文化心态转型的一个必然。她背后标志着个体意识与传统孝道的碰撞。传统孝道要求做子女的无条件地顺从父母,在“百善孝为先”的道德律令下,再多的不满也无处抒发。这让“樊胜美们”只能打碎牙齿和血吞,有苦说不出。

近年来,针对中国人孝道观念的研究把孝道分为了“互惠型孝道”和“权威型孝道”两种。权威型孝道包括压抑自我需求、遵从父母意志,以及维护父母的声望等,无条件的顺从是权威型孝道的典型特征,也体现了传统中国家庭中按照权威论资排辈的等级结构特点。而“互惠型孝道”更加强调和父母的平等理性沟通,最后达到双赢的目的。

随着社会的个体化和自我意识的增强,中国年轻人早已开始重新思考孝道,不再将“权威型孝道”作为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而更加崇尚“互惠型孝道”,强调父母为子女的付出与子女的回馈应该对等。

我曾经参加过一位香港大学婚姻家庭咨询师开设的“如何面对原生家庭”的网络课程。在那节课程结束后,有同学留言提问,父母对她造成的伤害她根本无法释怀,可是孝道的要求又让她无法从那个家庭一走了之,“那么我应该如何面对我的父母呢?”

老师的答案至今令我印象深刻。他的答案是:把父母当成尊敬的普通长辈那样对待。

苏明玉内心认同的是互惠型孝道:她没有从家里得到过关怀,也理直气壮地与苏家保持距离。面对重男轻女,一地鸡毛的家庭,她并非不痛苦不崩溃,一次次醉酒后的吐露心声,也说明了她内心深处非常渴望被那个家关爱与认可——这是人的情感本能。但是,她同时也是理智的,她知道自己改变不了那个家,被认可的渴望注定无法实现。也正因此,她在面对原生家庭时理直气壮,在拒绝原生家庭的要求时也毫无愧疚感。

与其说,她在苏家的一次次危机中出手相助是出于孝道,倒不如说这是她强大的经济实力加上对父亲仅存的“尊敬”感使然——他们之间甚至没有亲情,何谈孝顺之道。这从苏明玉对待对她有知遇之恩的蒙总的态度中也可以看出来,这是她对待尊敬的长辈的一贯的“侠义之气”。

前不久,学者张莉曾在 “我们时代的性别观”的问卷调查中表示,希望中国作家在处理女性形象时,可以用尖锐代替隐忍,“哪怕有十分钟、二十分钟的改变,也是好的。”

而现在,我们看到阿耐已经塑造出了苏明玉这样的女性形象,她走出了传统女性对家庭对父母牺牲和隐忍的误区,把精力投入到自我发展中,实现了真正的成长和独立。这个中国荧幕女性新形象让人眼前一亮,也说明“互惠型”孝道的逐渐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