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夜色临城月，春寒度水风。

——唐·灵一：《同使君宿大梁驿》

但他痛恨的不止是火车本身；他也痛恨它让人们沾沾自喜的进步幻觉。如果没有道德的进步，科学的进步又有什么意义？铁路只是能让更多的人出行会面，然后一起犯傻。

——【英】朱利安·巴恩斯《福楼拜的鹦鹉》，但汉松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139页

对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孩子们来说，还有什么比火车进站出站更让人激动人心的呢？我们盼望已久，欢喜雀跃，流着鼻涕，张着大嘴，将热切的目光投向车厢或出站口越吐越多，最后又必然烟消云散的男男女女。

越是物质贫乏，越是时间充裕。家乡小镇的火车站曾经是我少年时期与小伙伴们经常去消磨时间、观看风景的地方，它诱惑着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浪掷了过多的精力。谁能知道为什么呢？小时候的我们就是命好，不用对付无穷无尽的习题，不必上任何补习班。我们是时间的富翁、闲暇的专宠，可在无穷无尽的时间里游戏。火车站被我们选为游玩之地，是因为这里人多、宽敞、热闹，有小镇上最吸引人的建筑物。最重要的是，火车站有火车这个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巨大而乌黑的钢铁家伙。它是小镇见得到的最伟大的文明象征，堪称大家想像所及的最了不起的可移动存在，梦中绝对的精神与物质主角，体积庞大、能量无限、威力无边、坚不可摧，声响和体魄慑服了任何一个见到它的的人。除了飞机，谁也设想不出还有什么东西能超过它。火车既可任意移动，又能造成实实在在的危险。那个时候经常听说火车压死了人，很少听说汽车出人命。而且火车不停地带来新的可能，把欢乐、悲伤和关于未来不确定的向往，从一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

1895年12月28日，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导演的只有五十五秒的电影短片《火车进站》在巴黎上映。火车冲着镜头呼啸而至，观影者几乎要抱头鼠窜，火车这个当时最先进的发明迅速为世上的人们所知。

火车日夜在小镇经过与停留，它经常闯入我们的梦境。火车威风凛凛，声嘶力竭，以笨拙的身躯，粗重的喘息，漫天的烟雾，穿越茫茫黑夜，踏平风霜雨雪，向北方小镇沉睡的人们宣示，顺着延伸向远方的铁轨，小米、白面、玉米、大豆、红薯干、布匹、缝纫机、自行车等等会如约进入千家万户。火车还会运来我们远方的亲人，送来投亲靠友的素不相识者，无论是有嫁妆还是没嫁妆的，得意的还是失意的，手脚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火车都不拒绝。它让各种各样的期待或意外发生，让喜讯或噩耗、忧愁或愤怒不期而至，把人们对生活的期盼带到小镇。在小镇的日常生活中，从来没有任何场所、物体，能够比得上火车给人们以这么充足的想像。慑服大家的，也许不是它的体量、声响，而是它带来的未知与可能。耳边火车嘶鸣的机会，每天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却必不可少，提醒着我们的生活与世界上最先进的设施，小镇和外部世界有着正常联系。

1

一个家庭从外地来什么样的人，或与有多大派头的人来往打交道，就能给小镇的居民带来多大的想像。谁家从火车站接来了什么样的人，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是大地方的，还是小地方的，是当官的，还是平头百姓，很快就能被人知晓，成为小伙伴们相互攀比的话题。我经常梦想着能够到车站去接人，把远方的亲人虚构为即将乘火车来到家里的客人，或将听来的故事安到自己的头上，在梦里让那些住在大城市的人都尽快到自己家来。

小孩子进到车站接人的机会稀少到几乎为零。我们被大人轻视，当成碍手碍脚的绊脚石。在他们眼里，到车站的路途过于遥远，何况自行车也匮乏。而在我们看来，距离车站的这点路根本算不上什么，我们就想去车站接人。有次我梦见自己跟父亲去车站接从北京来的二姑一家三口。去接的当然不止爸爸一个人，自行车也不止一辆。在那个阳光充足的下午，拗不过苦苦的请求，爸爸同意带我去。妹妹听到这个消息时自行车已经启动，她在后面拚命追，拚命哭，我则坐在后座上幸灾乐祸。

后来，二姑一家三口真的来了，仿佛是忽然之间降临的，完全没有经过到车站迎接这个环节。二姑是个有意志力、有主见的女性，打扮得十分洋气。她走路风风火火，高昂着头，长长的头发在阳光之下飞扬飘逸。她双眼炯炯有神，黑色的眸子又大又有神采。这种自信、坚定和洒脱，从见第一面，就深深铭刻在我的心里，永难改变与磨灭。我、妹妹、爸爸与二姑一家三口一同去逛了小镇那个局促得过分的动物园，看了被我们看过无数遍的孔雀和猴子，那只大孔雀依然拒绝开屏，它很悠闲，也很懒惰，永远站着或走动着，不坐不卧，但也不会给你开屏。猴子更不争气，不怎么跑动，拒绝做出任何有意思的举动。

从北京乘火车来的四舅，在冬季的一个大清早悄然而至。他高高的个子，虽只有四十多岁，却已银发满头，据说是因为过早摘除了脾脏。四舅在林业部长期搞森林资源调查统计，是工程师，俄语很好。他到家的时候我正赖在炕上不肯起来。穿好衣服后发现他在喝牛奶，吃着我们很少吃到的面包，香香的，甜甜的，十分松软的那种。四舅总是很和蔼，说话轻声细语，举止斯斯文文，他只比妈妈大两岁，看得出，家里来来往往那么多妈妈的亲人，可在情感上，他与妈妈是最亲近的。亲近的人之间话语往往不多，想必有些专门放在心里随时留给对方。妈妈与四舅有很默契的对视，有偶然的深入交谈，恰好让对方都很惬意。姥姥对四舅问长问短，声量不大的胶东话抑扬起伏，语速极快。妈妈很习惯地在旁边听着，并不插嘴，大大的眼睛专注地看着自己的母亲。四舅此次专程来接我姥姥到北京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姥姥中了一次风，已有行动不便的表现，二是我妈妈的肺病此时极严重了，后来听说她当时是“空洞8期”，是肺结核晚期。姥姥有五个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向来对女儿唯命是从，如有不测，老人家肯定受不了打击，最好别让她在跟前。蒙在鼓里的姥姥则抱怨女儿女婿嫌她老了，不中用了。几天之后，家里来了一辆小汽车，姥姥和女儿离别的时刻到了，那是个特别冷的下午，老天阴沉着脸，风一阵紧过一阵，姥姥已经穿好了外套，朝着女儿默默地看过去，“承真，妈走了”，“承真，常来信啊”。这也许就是姥姥和四舅对妈妈仅有的几句话吧，其他的，我什么也不记得了。任我怎么努力，也无法完整还原当时的情形，只记得妈妈坐在靠近厨房的一张矮凳上，她并没有起身，更没有抬头呼应母亲的凝视，她喘着粗气，脸色阴沉，有没有说什么话，是否流下眼泪，我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2

前往火车站看热闹，是男孩子们的专有活动项目。这种活动有种莫名的隐秘性，有即使我们这些参与者也不太明白的讲究和规则。通知谁不通知谁，什么时候出发，都是要保密的。信息传递在暗中进行，而行动时却又是炫耀的、公开的。大家三五成群，戴着风镜，或者柳条编成的“草帽”，吹着口哨，或胡乱哼着歌曲，手里拿着小树棍之类，一路小跑来到车站。

我们经常专门静等火车进站停下来，旁观并议论从车上下来的各色人等。那时人们的淳朴、厚道，有特定的表现方式，比如笃信礼尚往来，笃信关系维持依靠的是走动。坐火车的人大多肩扛手提，因事先已完成了心意变物品的换算，诉求已经折算成粮食与瓜果，达至心目中见面礼与“面子”的大致相当。物品的多寡与诉求的大小当然要成正比，即使无所求，空手也被视为严重不当。大家总能发现，火车进站停车后，下来的人各有各的狼狈，有人被踩掉了鞋，有人被烟头烧了头发，或者带的土豆黄瓜豆角西红柿掉了一地，被后面的人踩了个一塌糊涂。

我们望眼欲穿，我们心急火燎，等到火车终于进站，终于停下来了，此时我们发现，大同小异的大包小包连同它们的主人，陆陆续续从车厢被吐出来。车上下来的每个人照例都灰头土脸，面目模糊，没有几个清秀的。个别干干净净的女孩子被自己的母亲或长辈紧紧地牵着，就像是被守着的稀世珍宝。姑娘们并不左顾右盼。她们几乎一律梳着笨重的大辫子，把自己套在宽大的上下一般粗的衣服里。她们后来会怎样？在这个小镇的火车站，是会经常露面，还是一去不复返呢？但愿她们不会变成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人——在火车上邂逅意中人，在火车站结束生命。

有一天，我忽然被来自出站口的越走越近的一个红色光团吸引，近了之后才发现，红色光团是个红色小头巾，小头巾渐行渐近，装点着一个小姑娘白白净净的脸。我看清楚了，小姑娘小嘴圆嘟嘟的，鼻子尖尖的，双颊停着两小朵红晕。她眼睛极细长，单眼皮，眉毛也极细长，显得很机敏。她宽额头，头发被紧紧地梳在脑后，没有散落出来的。姑娘和我年龄相仿，看着眼熟，就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她从检票口出来的时候，手里的小篮子被旁边的人挤到了地上，西红柿、茄子、黄瓜、豆角什么的，稀里哗啦撒了一地，见此我一下子脱离开小伙伴们，不顾背后的嘲讽，跑过去帮她捡，蹲下来的时候看到她穿一双黑色方口条绒布鞋，里面的棉袜异常洁白。她没有领情的意思，只顾自己捡，并不抬头看我，捡东西的急迫使她的脸更红了，有一种羞涩与难为情在里面，但并不怯懦。她站起来后我才发现，姑娘的身材苗条，个头不小。

3

热闹的地方，必有热闹所想不到和并不期待的一面。火车进站出站，同样是小混混、扒手频繁得手的时机。他们每逢这个时候就在这个地方比试身手，零敲碎打，消耗能量，留下自己人生中不堪回首的一段经历，偶尔得手，经常失手或被抓现行。我和小伙伴们最期待的是在这里看警察追扒手。身手敏捷的扒手，紧追不舍的便衣警察，大呼小叫的旁观者，围绕着火车进出站前后这段时间，给人带来长久难忘的记忆。小镇上总有些传奇式的人物，他们的使命就是制造传奇，传播传奇。据说有个叫郭二虎的人，顺手牵羊远近闻名。他专门在火车站一带活动。在小孩子们的心目中，他身怀绝技，飞檐走壁，动如脱兔，从不失手，但一些大人对此却颇有异议，说他不过是普通乡下人，家有老母卧病在床，偷点什么，拿点什么，是贴补家用。

货车装载的内容，基本上只能靠猜测。终于有一天，站台驶来一节装满犯人的囚车，货车的车皮上开着小窗子，窗子上加有很密的铁条，使人感受到里面内容的隐秘。但这么重要的事情似乎走漏了风声，许多人知道，在什么钟点，在唯一的站台旁边，必然要路过一列囚车。看得出，那天站台上的闲人格外多，人们的情绪有些莫名其妙，来看热闹的成分居多。列车呼啸进站的时候，站台上出现了一位大声嚎哭的老妇人。火车慢慢地停下来了，老人冲到那节带窗口的车皮跟前，抢天哭地折腾了半天。

那个时候的车站，基本上没有附属公共设施，高高的穹顶之下，是一排排绿色的长椅，正门对着的墙上挂着毛主席的像，右侧像是个小小的商铺，里面似乎总是坐着一个严肃的山羊胡老头，卖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从来就没有带过钱，也就未去过那个铺子。正门左侧是厕所，它的方位与功能向来是清晰的，数米之外即飘来特异的味道，这里永远人满为患，男厕所的三个蹲坑里都会有大粪，蹲坑之间的隔断以砖头垒成，隔断上涂画着一些慷慨激昂的词句，勾连着一些启发联想，或不堪入目的图案。

车站激发出来的想像通往各种可能。车站里的人永远男性多于女性，闲人多于忙人，多于有正当职业的人。这里是大型游乐场，是亲人团聚的地方，是情人分离之所，是科普的小园地，是胆量胆识胆略的课堂。你试着想一想，即使在最不开心的日子里，在最单薄的时光里，从车站这个地方出发，沿着铁轨行走，定不难找到一些独属于自己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有几次，大家把耳朵贴在铁轨上，计算着火车开到的时间，把事先准备好的硬币塞进铁轨的接缝处，等待火车碾压。来了，终于来了，火车像是大家的玩具，按照我们共同的意志，连吼带叫地开了过来，等火车开远，去找铁轨的接缝处，发现无一例外地，火车已把硬币加工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薄如蝉翼，晶莹透亮，在风中萧瑟。

大家认真观察信号灯、道岔、信号旗、护栏网等等，心灵手巧的同伴回到家里，把在火车站看到的画在纸上，绷在纸框上，然后找间黑屋子，打着手电从一侧照过来，当成幻灯来看。慢慢地，“幻灯”上有了整列的火车，不同样式的火车，绿皮的客车，装满牛羊鸡犬的货车，很有观赏性的巨大的油罐车，伙伴们安安静静地看着，看完一张之后猜测后续火车的样子。

猜火车是苏格兰的一种古老的游戏，大家立在站牌下面，猜下一次火车到来的时刻和车次，借以打发时光。在英国电影《猜火车》里，主人公马克对人的多种选择有一段有名的独白：“选择生活，选择一份活儿，选择一项事业，选择一个家庭，选择一个巨他妈大的电视机，选择洗衣机、汽车、镭射音响，还有电动开罐器，选择小心保养自己的身体、低胆固醇和牙科保险，选择固定利率的抵押贷款——太多的选择，你选择什么？我选择不选择。”他们放荡，他们百无聊赖，但他们洒脱。

火车站充满奇遇，在于火车进站后就会有故事。在这里你与人萍水相逢，你与爱人和家人告别，在水泥站台上往返踟蹰，在站前广场上发生奇遇。我曾经在小镇车站广场上与自己多年未见的小学女同学尴尬相遇。岁月无情，将她折损得面目全非，再修饰也无法回复原来鲜活之千分之一。见面让我窥破了她韶华的流逝，使我产生深深的负罪感。她先显出无奈，继而脸色难看，连打招呼也显得虚与委蛇。现在大家有了微信，各种各样的群，展示着儿时伙伴们的样态，有时候点开他们聚餐和出游的照片、视频，顿觉时间无情。时间改变了别人，改变了一切，自己就是其中一员，没有什么地老天荒不曾改变的。

真的可以沿着铁道找回家吗？我根本不敢如此设想。有次，我到火车站送人，上了站台，等火车进站，我突发奇想，自告奋勇要把这人送上车厢，热情地帮他安顿好行李，结果因为过于拥挤无法下车，被火车载到了计划之外的地方，只好坐到有亲戚的那一站下来过一夜再走。

火车也容易让人陷入尴尬之境。上大学时有个暑假坐火车回家，我曾经把一块上海牌手表从车厢连接处掉下去，成为大家的笑柄与话题。有位研究生时候的同学告诉我，他有一次在火车上看到热恋男女的豪放与挣扎。在黑暗的掩护中，对面一对青年男女情不自禁，随着火车哐哐、哐哐的行进噪音，他们情绪亢奋，双手忙乱，完全忘我而疯狂地扭结在一起，火车到站了，男青年恋恋不舍地离开，女青年依然面部潮红，久久难以平静。

4

车站进站了，多多少少会带来一些具有光怪陆离色彩的景观，更反衬出日常生活的平淡。然而，再平淡的生活也会常过常新。车站是出发的地方，是到达的地方，是开端，是结束，却不一定是适合生活的地方。终日耳边闻听火车的轰鸣，枕着铁轨有节奏的声响入眠，对人的意志和耐心会是多大的考验啊。但这里有大量的固定住户。我几位要好的中小学同学曾居住在火车站附近，他们的家长可能就是铁路员工。频繁的来往，持续的观察让我发现，一个人的家与另外一个人的家可以有天壤之别。

中学同学万大年是车站员工子弟，只有一个姐姐。在一个只有姐弟两个孩子的家里，我见到了住在车站附近的一家人井然有序的生活样貌。他家位于铁路大院的中段，也是平房。大多数人家是外来户，大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万大年是个短跑健将和足球能手，爆发力强，曾长期保持学校的百米成绩。他一年四季运动胶鞋不离脚，有机会就到操场运动。他的皮肤比女生还要白。带卷的头发，深陷的眼窝，小嘴里一口细碎白牙。他说话很刻薄，但女生并不反感他。他每天从车站骑车到位于小镇西端的学校上学，长途跋涉使他的后背留有明显汗渍。

时间具有剔除、斩断或定格一切的功能，留待你去选择。我只记得在一个特别特别炎热的夏季午后，我随着小万来到了他家。这个家宽敞明亮，被布置得井井有条，墙上挂着黑白全家福，靠墙的桌子上放着木质座钟，另一面墙边靠的是缝纫机，小万的妈妈戴副眼镜，矮胖的身材，神情和蔼，留着剪发头，说着好听的普通话，正在缝纫机旁忙碌着，腰上围着围裙。小万的姐姐和我们在一个中学，她在看小人书。姑娘个子不高，有些微胖，肤白唇红，一个小痦子长在上唇，黑发不浓密，但十分飘逸，散发出让人迷醉的香味。她上身穿件适合夏季的短袖白确良衬衫，下身是百褶长裙，脚上一双粉色塑料凉鞋样式很新，让她白嫩细瘦的小脚在里面熠熠生辉，我发现她大脚趾比其它脚趾要长很多，快要探到了鞋外面，透亮的指甲盖很小很圆润。在贫困的年代，所有的孩子都没有穿过尺码适中、大小正好的鞋，不是大，就是小，常捡别人穿过的凑合。那个时候男女“授受不亲”，但她的姐姐落落大方，比我想像的要热情、自然，让人很舒服。她不像女生在学校时候那样不理男生，很高兴地和我打招呼，满脸的真诚。在她母亲的嘱咐下，她把切好的西瓜端过来，与我们围在小桌旁一起吃。她的嘴很小，每吃一口都很费劲的样子，我们吃了两块，她也就吃了半块。西瓜汁流到嘴外，她脸就会红一下，随后很快擦掉。她把西瓜籽十分小心地吐在手上，再放进盘子里。她叫万小花。她那天没有把她看的小人书借给我。上大学后的一个假期，因为托运东西，到他们家找人托关系，我提起这件事，她完全不记得了。

家住火车站附近的还有我小学时一度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和平。他家院子不小，养着鸡、鸭和兔子，家里很狭窄，家具都凑合着摆，进去发现哪儿都很拥挤。拥挤，更因为家里人多。和平的一个哥哥我认识，因为他是我父亲的学生，曾经到我们家为我们修过收音机，修过闹钟。从他口里我才知道，这家的四个男孩中，有三个是我父亲的学生。据我了解，他们都心灵手巧，乐于助人，学习成绩优异。一家人似乎都不善言辞，在这间拥挤的屋子里，在火车鸣叫声中，他们很安静。沉默作为他们的常年习惯，为他们赢得了学习上的专注。照例，我在这里也没有见过和平的父亲。他的母亲很清瘦，很利落，眼睛十分明亮，鼻子下面有个小小的伤疤，满头的银发整整齐齐地拢在耳后，耳垂上戴着银色的小耳环，但即使在外人面前刻意掩饰，她操劳导致的苍老，人们也无法忽略。她母亲居然是抽烟的，而且抽的是烟袋，这让我感到很好奇。

大概是唐山大地震后不久，家家都搭起了地震棚，可惜地震警报不久便解除了，地震棚成为孩子们游戏的宝地。和平家搭的地震棚绝对专业、舒适，钻进里面，可以睡觉，可以吃东西，躲开别人的管束，很自在，很诗意。就是在这里面，我与和平学会了自制卷烟，抽了人生最早一口烟。我们从作业本上撕下纸做成小条，找来干树叶捻碎，卷成一个个锥体，划火柴点燃，模仿大人吞云吐雾。但，天外有天，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们躲得了大人的视野，却无法躲开同龄人的窥视。在夏季一个异常燥热的下午，当我们正在棚子里面吞云吐雾的时候，一位姑娘突然掀开帘子出现在我们面前。天下真小，冤家路窄，我抬头一看，原来她就是那位我在出站口帮过的眼睛细长细长、穿黑条绒布鞋白色棉袜的姑娘，她居然是和平的双胞胎妹妹艳华。因为不在同一所学校上学，我并没有在学校见过她。她一点没有表现出和我见过的意思，她完全不管无意中闯进我们的秘密使我们陷于尴尬。她眼睛依然是细长的，但此刻里面怒火熊熊燃烧，混杂的惊恐、愤怒、悲悯，连带着一丝丝的无奈，一瞬间翻江倒海、天翻地覆、惊涛拍岸。我理解，那里面有正义、斥责、轻蔑，让人无地自容。她与我们短暂的目光对视仿佛长过一百年，一举击溃了我俩。和平向她发出求救、和解、原宥的讨好信号，她则双唇紧闭，怒目圆睁，头颅高昂，完全不依不饶。幸好，此时一声火车的剧烈嘶鸣如雷贯耳，迅速抹除了我们的尴尬。我趁机从艳华身边钻出去，逃离现场，跑到院子里，逃到街上，远离这位美丽而冷峻的女孩。出来的时候我回头发现，艳华穿着一双红拖鞋，是夹着脚趾的那种，当时还很少见。

5

我曾经与父亲共同旅行过一次，就是这唯一的一次火车旅行，在时光大斧的劈砍之下，也只剩下火车进站前后的一些片段。

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一个隆冬时节的夜晚，我也就十二三岁的样子，也不算小了，和父亲一同到我大姑，也就是他的姐姐家。我俩在一个偏僻小站下了车，记不清是等待转车还是等待会车，反正我们要在这个非目的地耽搁一会儿。那个时候的火车几乎很少准点到，永远是慢的，是晚的。按说赶火车是要抢时间的，但当时大人们口头流行一句话：“晚半小时赶得上。”那天是雪后，骤降的气温让地面刚融化的雪结了一层薄冰，很隐秘，很滑。火车进站了，父亲到站台上很享受地抽着烟，但他眼睛的余光依然捕捉到周围有人摔倒了，重重地跌落，一声尖叫，让父亲扔掉烟头，迅速去寻找那个模糊的目光所及的现场。

滑倒的居然是一个壮汉。当时地滑、天黑，父亲和我作为离他最近的人，及时赶了过去。这时候我们发现，他在无奈地挣扎，地滑得出人意料，壮汉其实是有力气的，但在起身这件事情上完全使不上力，父亲上前拽住他的一只胳膊，我拽着他的另一只胳膊，一起努力，壮汉终于站了起来。由于天冷，壮汉的谢意化为不自然的笑容，咧着一条斜缝的嘴十分僵硬，但发出的声音却很真切。他喊道，“啊，希傧希傧，是你啊，又两年多没有见过了，你去哪呀？”父亲仔细一看，果然是自己过去的老同事，他们曾经在同一所中学教书，父亲教化学和生物，他教体育，素来身强力壮，另一绝是厨艺很好，我们到他家吃过饭，其中炖豆腐给我印象最深。父亲说：“李功啊，看着就像你。我去临河，然后再到杭后看我姐姐。”老李说：“哦，我就到补隆，父亲过世了。”李功随后被家人叫走，也就各自散了。

这时我们看到不远处有个售货车，父亲大概要买烟，便带着我走过去。走近了才发现，售货员是个年龄尚轻的女性。借着昏暗的灯光，我们看得出她眉眼尚属清秀，鼻子头被冻得红红的，双手也冻红了，并没有戴手套。她的头巾是有些旧的格子款，被折成三角，在已经冻红的下巴颏那里牢牢地打了个结，薄薄的嘴唇有些苍白，长长的睫毛，似乎暗示着她的韶华依旧。她从嘴里呼出的白气给自己营造了一种简陋的朦胧之美，她不停地活动双脚，跺着落满灰尘、过于肥大的棉鞋。在空荡寂静的站台上，她显然算得上是暗夜里的一抹亮色，是唯一的微光，唯一的温情，父亲向她投以关注的目光。想必这个女性也注意到了父亲的目光，目光容易让人心领神会，比话语更会传递情感。别以为你看别人，别人发觉不了，陌生人与陌生人交流所使用的眼神，是种特殊的媒介，简单直接，却可胜过一切语言。像爱默生说过的，“眼神里的语言世界任何地方的人都能理解。”是的，理解与接纳，或许还有默契与交流，具有神奇的魔力。

在父亲买香烟的时候，他目光对准了一本《袖珍现代汉语成语小词典》，是商务印书馆出的，带着浅蓝色磨砂塑料封皮的那种。天冷啊，封皮给冻得邦邦硬，它被混杂在一堆食物当中，在简陋的小推车上无人理会。父亲还是识货的，他把手伸过去拿书，此时我发现，父亲的手原来如此精致，又白又细腻，仿佛天生应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似的。他仔仔细细地看了小词典前面几页，又拿了一包内蒙出的“千里山”牌香烟，并没有打算给我买零食。在他看来，吃零食是浪费，是不应该的，小孩只要能吃饱饭就可以了。

父亲正要掏钱的时候，面前伸过来一只乌黑皴裂的手，“行行好，行行好，遭灾了，家是陕西神木的。”浓重的鼻音，陌生的腔调，听得让人不好受。那个时候小镇上的人们，除了知道北京、上海、地拉那、平壤、河内、万象、金边，还就知道神木。这个地方好像永远在遭灾，永远有各种年龄的乞丐可以在任何一个时间不期而至。他们的悲情让人麻木而无奈。父亲不理会这个乞丐，他从裤子口袋里捏出一张票子。他没有钱包，他向来不要钱包，可能是吃过丢钱包的亏吧。他把一张五毛钱的大票子交给售货员，购买两件商品找回来的钱其实还是不少的。那时候商品的定价有零有整，找回来的钱同样毛票钢镚都有，他抽了一张两毛的给了我，其他的都给了那个要饭的，这显然大大超出了乞丐的意料。老头打躬作揖千恩万谢。但父亲并不理会，他把小词典交到我手里，离开小推车，到一边去抽烟。他抽了不到半支烟，火车就进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