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侯志明：内蒙古人，曾在沈阳矿务局，新华社辽宁分社，新华社四川分社，四川绵阳、四川内江及峨眉电影集团工作。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曾参与制作影视作品《天上菊美》《邓小平遗物故事》等，出版有散文集《行走的达兰喀喇》。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会上，党中央国务院表彰了一百名改革先锋，并授予他们“改革先锋”称号。于敏成为被表彰的第一人。

听到这个名字，我眼前立刻浮现出一个十多年前定格的形象：中等身材，高度近视，稍驼的背，微胖的体形，朴素的穿着，稀疏的华发，未曾开口先有笑意的脸……慈祥、谦和、睿智。

他就是于敏，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突破氢弹原理的关键人物，为中国核武器做出特殊贡献的功臣，为筑牢国防基石鞠躬尽瘁的大国巨匠，为挺起中华民族脊梁九死未悔的英雄——一位注定要载入史册的科学家。

作为曾经的新华社记者，我最感荣耀的是，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四年的五年时间里，多次采访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也称中物院）和为“两弹”耕耘的元勋，于敏就是其中之一。二〇〇三年底至二〇〇四年初，包括新华社在内的世界各大通讯社，先后播发了我撰写的关于于敏的长篇通讯《丹青难写是精神》。《人物》杂志等刊物，分别以特约稿和封面人物方式进行了报道。这之前，很少有关于于敏的全面报道。而今十余年过去，虽然我的工作发生了变化，但我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联系没有断，始终割舍不下对于敏的关注。我深知他不可估量的功勋，深知他的不朽价值，也深为他高尚的人格感动。《人民日报》公示“改革先锋”名单那天，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立即联系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韩常林部长，说明了准备再次书写于敏的想法。韩部长大加赞赏，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并向我提供了有关于敏的最新资料。

《人民日报》的公示语这样写道：他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长期主持核物理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为我国核武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敬业奉献模范”称号。

此外，他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三项、一等奖三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一项。一九八〇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84年，于敏（右）与邓稼先在一起

人民和历史，都将永远铭记邓稼先和于敏在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里程中的决定性作用。邓稼先逝世后的二十多年里，于敏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的重要引领者。直到几年前，于敏的意见和建议，对这一领域的决策仍然有着重要影响。

一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六日，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一个普通的家庭里，于敏在炎炎夏日中降生了。父亲是一位勤劳本分的小职员，母亲是一位贤惠善良的家庭妇女。上有一个姐姐，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下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早年夭折。七岁时，于敏在芦台镇上了小学，小学毕业，先在天津木斋，后转学到天津耀华读中学。

于敏说，在耀华中学，至少有两位老师对奠定他的思维方式、学习方法和兴趣爱好产生过重大影响。

一位是语文老师王守惠。王守惠讲古诗词，旁征博引，抑扬顿挫，津津有味，奠定了他对古诗词的爱好。另一位是数学老师赵伯炎。赵伯炎讲课不是简单地告诉学生如何做，还要阐释为什么这样做而不能那样做。要求学生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于敏说自己本来就是一个沉静好思、喜欢寻根究底的人，耀华中学的老师对他的影响，更使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学习模式和方法。每学一种东西，总要尽可能地多涉猎相关知识，扩充自己的知识面。他非常喜欢魏徵的一句话：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高中毕业时，父亲因病失去了工作，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断了，于敏面临着辍学。就在他一筹莫展，需要做出选择时，同班好友陈克潜将他的困境告诉了自己的父亲。陈克潜的父亲是启新洋灰公司的协理。在陈父的推荐下，启新公司做出资助于敏上大学的决定。

一九四四年，于敏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上学后他发现，因为是工学院，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怎么应用，至于为什么，没有一位老师说明，这使他很快就失去了兴趣，于一九四六年转入理学院学习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理论物理研究的对象广泛，需要智商高的人从事。于敏的性格、智商、兴趣显然是适合学理论物理的，但是他也知道相关知识的重要，于是选修了数学方面的课程。于敏的聪颖在数学方面也很快显现出来。他选修了张禾瑞的近代数学后，有一次考试，张禾瑞出的题目很难，就连数学系学习最好的学生也只得了六十分，但于敏得了一百分。因为他的学习成绩多数时候名列榜首，所以，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学生都知道他。当时大家公认：“北京大学多年未见这样的好学生。”

一九四九年，于敏成为新中国成立之际北大第一届毕业生。本科毕业后，他又考取了张宗遂先生的研究生。但因张先生的身体原因，指导他完成学业的是胡宁教授。

研究生还没有毕业，为了贴补家用，于敏一边读书做研究，一边兼职助教挣钱养家。胡宁发现后，认为于敏人才难得，不该兼职助教，应该集中精力做研究，于是和彭桓武、钱三强两位先生商量后，决定把他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这样既做了研究工作又有了一份贴补家用的工资，解决了于敏的生活困境。

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是一九五〇年成立的，成立之初，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当时我国科学界一片空白，但他们高瞻远瞩，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搞原子核物理，既要抓理论研究又要抓实验研究，于是近代物理所成立了理论研究组。全组共有八人，除彭桓武、胡宁和于敏外，还有朱洪元、邓稼先、黄祖洽、金星南和殷鹏程几位著名科学家。当时年龄最小、资历最浅的是于敏。

虽然一九五一年于敏就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但真正开始工作是一九五三年。这期间，所里创造条件，于敏废寝忘食，广泛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详细了解了国际相关领域的发展情况，发表了多篇颇有分量的论文。不但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以后的核物理研究中，他很快就站到了原子核物理的发展前沿。

因为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一九五六年晋升为副研究员。

一九五七年，以朝永振一郎（后来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的研究成果引起了访问团的极大关注，甚至有成员问他是不是有外国的援助。他的回答是：“在我这里，除了ABC，其他都是国产的。”访问团回国后，发表文章高度称颂于敏的卓越才华和后生可畏，并把于敏称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从此“国产土专家”的称号伴随了于敏一生。

2002年，作者采访于敏（左）

二

经过艰苦的努力，于敏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基础理论。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发表的《关于重原子核的壳物理论》《关于原子核独立粒子结构的力学基础》等论文，在当时被普遍认为是具有相当高的水平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在A·Bohr等人提出原子核内具有能隙现象之后，于敏敏锐及时地组织和指导张宗烨、余有文等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他们抓住了“超导对”的本质，不到两年时间，就提出了原子核的“成对相干”结构理论。这一发现，在认识原子核微观机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后来，于敏和张宗烨、余有文等人又进一步把这种相干结构扩展到三个和四个粒子相干的集团。他们发表的《一个具有等间隔能谱的费米系统》和《原子核在短程力下的相干效应》等研究成果，在当时位居国际前列，引起极大关注。

于敏的同事郑绍唐告诉我，于敏记忆力惊人，平时很少记笔记，但他满脑子装的都是数据。有时候，你告诉他一个数字，过段时间你可能忘了，但他还记得。依靠大量的数据，他能够很快对一个事物作出物理判断，许多人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有一次，一位法国的核物理学家到原子能所做有关康普顿散射的报告。报告过程中，报告人还没有讲完实验结果，于敏就小声地对坐在旁边的何祚庥说：“这个分支的比是10的负4次方至10的负6次方数量级。”后来报告人给出的结果，果然如于敏所估计的。当时何祚庥觉得太神奇了，报告结束后问于敏，于敏才告诉他如何进行量纲分析和数量级估计。

这就是一个大科学家之所以为“大”之处。在此十年间，于敏先后发表论文、著作和译著二十余篇。一九五九年夏天，在成都举办了一期原子核理论培训班，于敏和北京大学的杨立铭教授担任主讲。他们所讲的内容后来被出版社编辑成书，取名《原子核理论讲义》，成为我国二十余年间唯一的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

一九六二年，A·Bohr来北京访问，于敏参与。A·Bohr高度评价于敏的工作，多次在不同场合说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钱三强在谈到于敏时也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留学英国、被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的彭桓武则认为：“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是开创性的，他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

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人们普遍认为，于敏虽然说话不多，但他的总结性发言总是具有权威性。他对时事的报告可以将人引进门开展工作。特别是新学科，开始时大家都不会，他就先做一个报告，大家就是按他报告的思路开展工作的。老院长胡仁宇说：“老于一直密切关注物理科学的最新进展，反应极为敏锐，勇于开拓新的研究方向。他具有深厚的物理学功底，能准确了解每个新事物的目的、意义以及与我院事业的关系。”他举例说：“早在二十世纪激光发明以后，他就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种使能量在时空中高度压缩的技术，有可能在实验室里创造出瞬时局部的高温高压，实现与核爆相类似的物理环境。于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利用激光做能源，进行核爆过程的模拟研究探索。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已建成了相关的理论、实践、技术和工程队伍，为中物院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事实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许多工作都没有离开过于敏的引导。

于敏，是一位大科学家。所谓大，是他能站得高，一眼看透事物的本质；能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抓住事物的本质。于敏的同事认为，氢弹原理的突破，虽然是集体的智慧，但于敏的作用是关键的、不可或缺的。主要表现在他能集中大家的智慧，抓住事物的本质，及时地、比较完整地提出氢弹原理的构想。这个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但于敏又是一个普通的脑力劳动者。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说：“我所接触的我国物理学家中，最重视物理实验的人是于敏。”严谨治学、一丝不苟是于敏最大的特点。很多人告诉我，作为一个大科学家，有许多事，不亲自去做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于敏对自己的要求是，不但要知其然，必须还要知其所以然。无论是作为理论部的副主任，还是作为副院长，他从来不满足于听汇报，凡事都要亲自看纸带画图纸。

郑绍唐回忆说，在中子弹的方案定案以前，所里不少同志到上海去做计算。当时于敏是所长，本来不去也可以，因为去的也都是专家。但是，他从来不轻易拍板，还是亲自去了上海。那年的上海很冷，但每次算出结果，他都要亲自画图。在胡思得走上院长岗位后，于敏对这位晚辈的要求还是那么实在、具体：“当了院长，也必须看纸带，不能光听别人的汇报，自己要身体力行。”

在中物院，有一件人所共知的事。一次，大家看到国外报道了一个重要元素的新的截面数据。如果实验数据是对的，将对核反应大有好处。但是，这个数据是否真实？鉴别的办法一般只有重做实验，这不仅要花大量的钱，还要花两三年的时间。一时所有的人莫衷一是。于敏对这个数据也不放心，为此，他花了不少时间来论证。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抓住妻子的手兴奋地说：“我搞清楚了。钱和时间都可以省下了。”

第二天，他很早就来到办公室，对自己的推导、计算再次进行了缜密的思考和检验。上班后，他给同事做了一个报告，分析了种种物理因素，然后宣布，这个数据是错误的。不久，国外的报刊也报道，有人做了实验，证明那个数据是错误的。

于敏这种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和善于解决高难度问题的才能，在同事们中间是有口皆碑的。

他的同事刘恭良介绍说，一九七六年夏天，天气很热，他正在上海算程序。许多程序都比较顺利，但是有一个算了很多遍，结果就是不对。大家被难住了：如果说计算机有问题，可前面算的都是对的；如果说计算机没问题，这个结果确实是错的。就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于敏来了。他通过对大量纸带的研究，逐渐把出错的地方集中到一个小的范围内，然后确定是计算机出了问题。根据于敏的判断，通过检验计算机，发现果然是计算机的一个插件有问题。这个插件在前面的几次计算中一次也没有用到。于是，于敏告诉大家，搞科学，首先要有一个物理的判断，没有物理判断的人就是计算机的奴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突破第二代核武器研究时，有一次，热试验装置已经下到井口四米处，可是身在北京心在戈壁的于敏仍苦苦思考着这次试验方案的理论设计有无不周之处。他逐一考虑每个物理因素后，突然发现，有一个物理因素在过去的历次热试验中虽然都不起作用，但是现在情况变了，应该考虑它的作用。第二天，他把有关人员请到他的办公室，一边布置对这个物理因素用多个程序进行计算，一边马上向国防科工委汇报，请求试验场地暂停作业，等待计算结果。

理论设计的任何一点变化都要牵动全局。而事已至此才发现问题，这不但可能遭到领导批评，甚至还使自己声誉受损。但是如果不汇报，导致试验失败，岂不留下千古遗憾？事到万难须放胆，于敏在汇报时坦诚地做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理论设计不周全的责任。经过两天一夜的连续奋战，计算结果出来了：那个热处理因素虽然有一些影响，但无关大局，不需要采取加固措施。于敏又立即做了汇报，请试验场地马上恢复作业。这次试验最终取得了圆满成功。

他的同事认为，在于敏的心中只有科学，没有任何私心杂念。

一九六八年氢弹原理试验。十二月份的西北大漠，温度低于零下三十度。有一天夜里，程开甲半夜跑来说，测试台上一项目屏蔽做得不好，要去看一下。于敏立即穿好衣服就去了。一百多米的铁塔，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四十多岁的人，身体还不好，可是，他硬是爬到塔上，检查铁皮屏蔽。

谈到这些，于敏只是说：“搞核武器，周总理给了我们十六个字——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每个人做事必须全力以赴，不能出半点儿差错。否则，经济上政治上人财物上的损失太大，而且还会浪费无价的时间。”

在私下，于敏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氢弹之父”，虽然他自己一直坚决反对。但就凭这一点，也足见他在中国核武器事业方面的举足轻重和杰出贡献。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之后的十二月二十八日，又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进行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我国用轰-6飞机空投，进行了全当量氢弹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苏联四年零三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速度之快是绝无仅有的，也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法国的戴高乐总统在我国正式宣布第一颗氢弹爆炸后，曾对其原子能委员会大发雷霆。

之后，中物院的工作进入了“相对平稳”的阶段，这个时候不少人纷纷离开了中物院。于敏说，他也想过离开中物院出国深造，但反复权衡了自己的得失和国家的得失后就放弃了。他说：“邓稼先离开了，周光召离开了，虽然下面还有不少人，但掌握物理设计全面的也就是我了。在这个时候把任务全交给下面，显然是不行的。”即使后来的科学院院长钱三强几次提出：“于敏是科学院的人，原子弹、氢弹已经搞出来了，我要发调令调你回来了。”于敏每次都是拱手笑道：“感谢一片好心。”其实除了上述原因外，于敏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虽然我国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但是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两弹”还需要突破，“两弹”最终必须成为武器，这就需要大幅度的提高。这一过程同样须掌握好方向，不能走一点儿弯路，否则同样是对国家人财物的大量浪费。

正是由于于敏等科学家们的先见之明，中国在禁止地上核试验后，及时转入地下核试验，随即又在全面核禁试前取得了应有的试验数据，使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始终没有受到影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于敏就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做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并立即组织指导了我国理论研究的开展。

一九八六年初，邓稼先和他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深刻分析，对我国所处发展阶段准确估计，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核试验的建议。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我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八八年，他与王淦昌、王大珩院士一起上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加速发展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他们的建议被采纳后，我国的惯性聚变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一九九三年后，他给新任院领导写信，提出核禁试后一定要把经验的东西上升到科学的高度，用经过试验校验的精密的计算机模拟来保障库存核武器的安全、可靠和有效性。

退休后的于敏虽然认为自己已经“垂垂老矣”，但仍然关注着这一领域的最新动向。在那次采访中，他告诉我：“童年时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了惨痛的记忆，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感情是我的精神动力。”他还声色凝重地和我说，“现在的核武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和新的历史阶段。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某些核大国的核战略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是威慑性的，不是实战的，现在则在考虑将核武器从威慑变为实战。二是某些核大国加紧研究反导系统，并开始部署，使得核对其没有威慑性。去掉了对方的威慑，就是新的垄断。我们当初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才研制核武器的。对此，如何保持我们的威慑能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丧失了我们的威慑能力，我们就退回到了五十年代，就要受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核讹诈、核威胁。但我们还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超级大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们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保持我们的威慑。”于敏也同时说：“我想核武器最终会被销毁！”

三

中国物理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取得的成就是辉煌和令人震惊的，但他们创造辉煌的环境和条件同样令人震惊。由于工作的需要，他们常年转战在新疆、青海的荒野戈壁和四川的深山老林。工作条件之艰苦难以想象，有的地方甚至连基本的查资料看书的条件都不具备。在这样的环境下承担的又是那样的工作压力，许多科学家的身体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于敏作为“两弹”的核心人物，更不例外。

一九六九年，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和一次大型空爆热试验并行准备，连着做。于敏参加了这两次试验。当时，他的身体很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到小山岗上看火球时，他头冒冷汗，脸色发白，气喘吁吁。大家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第一次在工作现场休克。

正当于敏他们在为祖国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呕心沥血、忘我工作的时候，林彪发布“一号命令”，直接插手核武器的研制工作，理论部被迫搬迁到“三线”，不少专家被遣散到河南五七干校喂猪、放牛、种地。于敏、周光召等虽然幸免，但必须举家随大队人马迁往大西南。

一九六九年一月，于敏和同事一起踏上了去往西南的专列。因为是临时加车，有站就停，有车就让，车速很慢，有时在深山峡谷中一停就是好几个小时。除了少数老弱病残者坐硬卧车厢外，大部分人挤在没有厕所的大闷罐车厢内。于敏本来身体就不好，加上长途跋涉无法好好休息，导致胃病发作，整整四天四夜，差点儿把他折磨死。

到了大西南的深山沟，住房、办公房还在抢建，条件恶劣，工作无从开展，可是热核试验的时间很紧，所以没过几天，上面只好又做决定，家属留在深山，科研人员全部返京。于敏带着还没有休息过来的身体、还没有治好的病，只身回到了北京。

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使于敏的病情日益加重。军管组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特许他的妻子孙玉芹十月回京探亲。一天深夜，于敏感到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心慌，赶紧扶他起来给他喂水。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妻子赶紧叫醒邻居帮忙，一起把他送到医院，经过抢救才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妻子不在身边，也许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军管组同意，作为特例，将于敏的妻子迁回北京。

这次出院后，于敏本来应该好好休息，可是为了完成任务，他顾不上还未完全康复的身体，再次奔赴大西北。一九七三年，由于在青藏高原连续工作多时，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他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了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他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于敏虽然身体不好，但是，从来没有因为身体原因耽误过工作。到退休前为止，他八上高原，七到戈壁，为了我国的核武器事业，隐姓埋名，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