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以代表作《北妹》步入文坛的盛可以，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创作放在了对于当下女性境遇的关注上。2019年初，盛可以的第九部长篇小说《息壤》出版，小说同样延续了她对女性精神的勘查与思考。3月3日，作家盛可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息壤》的责任编辑樊晓哲在新华书店总店与读者一同分享了当下生活中女性问题的困境和变化。

活动现场

《息壤》讲的是一个湖南乡村家庭中几代女性的故事。初家四代人有八个女人，她们中有被封建传统毒害却又同样施之旁人的祖母戚念慈，有被压抑了一辈子成为生育机器而终至寂灭的母亲吴爱香，有将全身心奉献给家庭的初云、初月，也有拼尽全力想要从中逃脱出来的初雪与初玉，还有自我特征更加鲜明的初秀。但是，无论初家的女人们对生活持何种态度，她们都不自觉地陷入有关生育问题的漩涡。

“这是一部很饱满、笃定，深具女性精神和女性气质的作品，也是非常有力量的女性写作。”张莉认为，《息壤》是一个令人惊喜的收获，盛可以在新作中依然保持着非常新锐的冲击力，同时在写作技法方面不断完善，具有蓬勃向上的生命力，“读完《息壤》，我确定盛可以的未来更加值得期待”。

她和老家的狗一起写完《息壤》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湖南益阳，盛可以的故乡也正是湖南益阳。2018年春节，盛可以回到老家陪伴母亲，并开始《息壤》的写作。冬日的益阳乡村天寒冻雨，而且经常停水停电，很多个夜晚，盛可以都是借助明灭的烛光创作。每天傍晚五点半，老家的狗会叫她出门跑步，“我们一起穿过一片田野，穿过我父亲的墓地，再去到另外一个村庄，那边有一群狗等着我们”。盛可以说，《息壤》完成的时候，她和这些故乡的风物已经成为了好朋友。

对于盛可以来说，这样的写作过程生动而且宝贵，同时，这次返乡创作也是她对自己的挑战。“其实多年以来，我一直在不断地逃离我的家乡，不断向往远方。”很多年来，盛可以对家乡一直葆有潜在的恐惧，这包括童年的阴影，也包括成年之后的顾虑，她害怕停留在家乡就会被困在家乡，一灯如豆的贫困与孤寂对每个人都是折磨。但真正生活在远方之后，盛可以说，自己又有勇气回来了。“回来之后却再也找不到原来故乡的感觉，很多人都不认识了，很多的房子也破败了。”但风景不谙，人事依旧，“其实有时候我是一边在写，耳朵一边听着外面的人在聊天，他们聊乡村的变化，包括女性的思想变化。”这些声音给盛可以很大的启发，甚至很多对话都被写进小说里。“郎古子”“默下神”“索索利利”“跑猪婆”……《息壤》中充满了益阳当地生动传神的方言，并对每处方言词汇都增添了注释。

盛可以

“拉开距离审视故乡，会让人看得更清楚、写得更冷静，但是我在置身其中品尝切肤之痛时，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收获。”盛可以认为《息壤》和她其他的作品有所不同，整体特别连贯，好似一气呵成。同时，这种归来体验又是独有的写作经验。盛可以坦言，在别的地方可能不会遇到也不会写出《息壤》这样的书，“我写的是这群女性，我觉得其实是在写我自己，写那个可能的我、未知的我，也许是在另外一个维度的我”。

从给予中照见自己

“《息壤》想表达的是女性生育的自主权。”张莉认为，《息壤》是一部彻底的女性小说，具有鲜明的女性精神和女性气质。

“盛可以的小说写的是地表之下人和人关系的变动，这个关系的变动是从子宫开始的。”张莉谈到，子宫这个切入点异常宝贵。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少有真正具有主体性的独立女性书写，能够掌控自己身体命运的女性形象几乎没有。《息壤》写出了那种习焉不察的痛苦，但并不是站在女性被迫害、被拯救的立场，小说中有异常凌厉的一面，也有温暖、明亮、让人落泪的一面。“作品的复杂性和重量在于小说中着重表现的男性和女性的关系，盛可以书写女性子宫的给予性，从中能够看到人的命运，给予他人温暖，也在给予中照见自己。”

“为什么作品会有稍微温暖的底色？可能也是跟我的年龄与经历有关系。”盛可以说，小说中有特别温暖的东西，比如塑造了给予女性关爱的男性角色。“我希望女性能获得尊重、关心，或许这一点让书中有了更多的爱和温暖。”

张莉

张莉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小说越往后读，越能读到博大和悲悯心。盛可以在《息壤》中表达的对身体的理解变得非常复杂和包容，“她愿意去理解不同女人对子宫的态度或者是对生育的态度，愿意与生活有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张莉说，作家年轻时的写作往往会以自我为中心，但慢慢成长到中年，作品中就会不经意带有“见天地”和“见众生”的感觉。“盛可以的写作像是一条河，已经走到宽阔的地方。”

漫漫解放之路，我们需要求索

如同小说中饱受避孕环之痛的母亲吴爱香，在现实中，“我们的母亲这一辈女性也都是经历了身体的疼痛，只不过没有办法言说”。张莉谈到，身体的解放与女性的解放存在同构关系，允许放开小脚、允许留短发、避孕套的普及都是女性身体解放的标志，在当下，洗衣机、电脑甚至外卖的出现同样也促进了女性的解放和两性关系的改变。

盛可以《息壤》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但是，“现代女性的自我物化矮化弱化，与自愿裹小脚是一个道理”。盛可以借助小说人物之口，传达关于女性精神更深入的讨论。小说中的初玉，从厌恶生育到初秀事件时内心观念的动摇，再到与卷入前辈恩怨的男友朱皓重归爱情的炽热且意外发现自己怀孕，最终“全身心投入到做母亲那回事里”。女性身体与自我意识之间幽深而微妙的关联，超越了停留在身体表面的讨论，而将其融入到了自我灵魂的找寻与思索之中。

在盛可以看来，女性的生存困境体现在日常生活的诸多层面，但其中最为敏感也最为重要的却是女性独有的子宫所带来的生育能力。子宫这片象征生长力量的原始息壤是造物者赐予给女性的一片福地，是女性不断与自我和社会角色发生纠缠的最深根源，也是加诸在女性身上的沉重负担。这不单单体现在传统农业社会，子宫孕育生命繁衍后代是女性的唯一价值，即使在现代社会，子宫也被看作女性维系情感关系、婚姻与家庭地位的重要保证，是社会角色辨认的关键指标，无数个故事都与它有关。

回顾近代以来的思想史和文学史，张莉发现，一百年前中国新文学的奠基者们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对照。五四时期，鲁迅已经写就《我之节烈观》、《娜拉走后怎样》，李大钊在校园开设女权主义课程，“而一百年过去，我们今天还在讨论一个女性没有小孩怎么办、不结婚怎么办。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都需要反省这样的性别观，也包括每一位创作者。”面对女性客观存在但又难以言说的疼痛，路漫漫兮，我们需要求索。

（照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