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5年，我得了一场好大的病，在医院的一个黑板上，写着我的真名：何斌，直肠癌。我天天望着，不知道还能活多久。”一直以来，何顿是一个辨识度很高的作家，也是一个沉默的作家。他的每一部小说都是对现实生活的正面直攻，誓要把每一个人物有血有肉地塑造出来，所以他很少改变自己的写作方式，以沉默应对风起云涌的写作技法变革，他说，“对于一个作家，最大的考验是保持自己的特色而不是去一味地幻想突破”。在何顿看来，文学如果回避了热辣辣的现实生活，就是一种不负责任。患病期间，躺在病床上不得逃脱，肿瘤在生长，何顿在思考自己这一代人的命运。手术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何顿想，如果能够活下来，就一定要写下这代人的故事。现在，度过了生与死的迷茫之后，这个“霸得蛮”的湖南作家带着新作回来了。

研讨会现场

3月1日上午，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文艺出版社、长沙市委宣传部、长沙市文联共同主办的何顿长篇小说《幸福街》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曾赛丰，长沙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赵柏林，湖南省委宣传部巡视员龚爱林，湖南省作协副主席、长沙市文联主席汤素兰，长沙市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王俏等出席会议。会议由湖南省作协主席王跃文主持。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何顿拥有不少“标签”：新生代作家、晚生代作家、新状态作家、新现实主义作家等等，但标签如何之多，何顿的写作里有一种自始不变的、专属湖南人的“倔性”。“他有一部小说叫《湖南骡子》，体现了湖南人的性格，那就是不干到底不回头。”在赵柏林看来，湖南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何顿在与病魔斗争的过程中完成《幸福街》的创作，这种毅力与坚韧令人感佩。

评论家李建军将湖南作家的特点总结为“刚性”，在他看来，湖南作家继承了中国文学中“诗可以怨”的传统，具有批判与质疑的精神。李建军谈到，小说《幸福街》中回顾了“50后”一代的成长历程，反思了人的自由与善恶对抗的关系。同时，作为一部优秀的小说，《幸福街》不仅写恶，还写出了善良和光明的人性，小说人物黄国辉与陈漫秋的身上体现了美好的诗性精神。李建军认为，作品中充满了作者的生命体验，不是一部“坐在书房里就能写出来的小说”。

曾赛丰对何顿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表示肯定，“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文学创作领域从风格、读者取向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外界的纷扰几乎没有对何顿构成特别大的影响，几十年如一日，他一直都是安静埋头写作的作家。”曾赛丰认为，何顿一直把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放在写作的第一位，始终秉持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我们像葵花》《黄泥街》《就这么回事》等十几部长篇小说都体现了他对现实生活的关照。“有人将《幸福街》称为中国版的《请回答1988》，认为《幸福街》共谱了几代人难忘的回忆，我很赞同。”在曾赛丰看来，《幸福街》带有作者深刻的个人经验，他的家庭、朋友、同学之间的故事在小说中都有反映。幸福街对于何顿的意义是深远的，如同福克纳的奥克斯福、马尔克斯的阿拉卡塔卡小镇、沈从文的湘西凤凰、鲁迅的绍兴、莫言的高密乡，是他的宝藏和天地、文学空间的基石、个人经历的缩影。

何顿《幸福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年12月出版

读完《幸福街》，白烨感到有些意外。根据他长期对何顿的追踪阅读，何顿写完全日常题材的作品少之又少，而以小人物群像为主人公的作品，《幸福街》更是第一部。白烨认为，小人物群像作为主人公，有利于书写人物在艰难中的坚韧，以及在拼搏中对自我命运的改变，“一群小人物，各有各的风采，各有各的性格”。人物群像背后透露的是个人处境与社会的关系，白烨说，何顿的小说让人读来感到特别亲切，因为不同的人物构成一种整体，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紧密。国家和社会在几十年间的历次重大变革，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幸福街街道的变化与转折过程中，每一个幸福街人的日常生活如何变化，都写得很生动。

有的小说甫一问世，在评论界影响很大，慢慢就消失了踪迹，但也有的小说在漫长的被阅读过程中历久弥新，会被读者慢慢记住。评论家胡平认为，《幸福街》无疑属于后者。作者何顿以亲历者的身份书写了社会人生的根本问题，写出了历史的迷雾给一代人带来的无可挽回的牺牲和终身的痛苦，“这是一部有助于国人铭记历史教训的作品”。但小说若仅止步于此，作者的使命就并未全部完成。胡平坦言，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绝非简单的历史学演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体现在对个体情感的解剖中。何顿将笔力深入到历史情境中的个体，探索考察不同的个体差异，追求个性和人生命运间的牵连，虽然书写的是“50后”的青春故事，但对当下的年轻人也有巨大的启迪意义。“因为每个人都没办法选择出身、社会、环境和历史，但是的确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责任，也的确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方向，对于初涉世事的青年人来讲，逆境也未必全是厄运。”胡平认为，《幸福街》引发了当下对人生应该如何定位的再次思考。

“带有长沙方言的叙述语言透着一种机智和谐趣，甚至还有一种狠劲，口语化的叙述让人觉得很流畅也很亲切。”评论家贺绍俊谈到，这种流畅、亲切的口语叙述展现了小说力图表现的世俗性。《幸福街》采取了弱化情节的结构方式，没有贯穿始终的情节线索，没有传统小说中完整地起承转合，而是以人物为核心，将人物的生活片段通过日常化的叙述连为一体，娓娓道来。“这种结构方式的长处是既突出了人物，又不会丧失叙述的日常性，而这种日常性恰好突出了世俗性的特点。”贺绍俊认为，《幸福街》不追求戏剧和传奇，这种世俗生活的烟火气中洋溢着对生活的真诚，作家走到小说中和人物对视，有一种亲切的感染力。

对比何顿早年的小说，顾建平发现《幸福街》里少了作者年轻时的“莽撞气”，叙述变得愈发平静了，语言的张力慢慢放松，《湖南骡子》中那种紧张激烈的特征逐渐消失，这种转变后的平和与宽容，让人想到海子的诗句，“活在珍贵的人间”。顾建平特别提到小说中每一章的标题，都是一句大白话，这种朴素让人想起小说兴起的时代，质朴又不流俗，“像是简要的概括，又像预告，让人产生了好奇心，情不自禁往下读”。

专家研讨

施战军、王山、王干、路英勇、李舫、刘颋、陈新文等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幸福街》用质朴流畅的语言记录了一条街道数十年的变迁，为共名化的小人物塑像，书写了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抗争与博弈，人物在命运波澜中的跌宕与成长，以民间立场展现了人性的光亮，在凝视中体现了作家的同情、包容与反思。何顿说，他在手术后醒过来的第五天，开始了《幸福街》的创作，医生建议术后要安心养病，多休息。但他觉得多写几个字会舒服一些，如果没有写下这些故事，心里不踏实。“写作是我的一种精神支柱，一种信念。”何顿的创作大多一气呵成，小说在写作完成和发表出版时区别不大，但《幸福街》2018年4月写就初稿，在出版前的半年间开了数次改稿会，前后一共修删四次，这样的经历在何顿的写作过程中实属罕见。何顿说:“如果我没做这个大手术，从生死之间走过一遭，让我这样一个有个性的人把稿子改来改去，我可能不会接受。”但四次改稿下来，他发现语言比初稿更为精炼，内容也愈发凝练，有重复性格的人物被删除，让整体节奏变得更明快。历经磨难沧桑后，何顿更坦荡地活在珍贵的人间，这种心性与写作悄然默化的改变，或许是上苍的补偿与恩赐。

作家何顿

（摄影：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