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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王安忆是当代文坛勤奋与智慧兼备的作家，其创作高产优质。40 余年的文学道路铸就了她沉郁、简约的风格。《考工记》是王安忆艺术创新的又一力作，突破了既成的小说模式，塑造了当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颓废单身汉形象；吟唱了一曲城乡民间文化交融的挽歌。作家以小说的形态拓展了民间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路径，希冀通过祖宅及其主人的命运唤起人们对城乡民间传统文化的关注与关怀。

关键词：王安忆 《考工记》 颓废者形象 城乡民间文化交融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考工记》①一出炉，就引发了广泛关注。单行本的外套封面语引人瞩目，“一唱三叹，《长恨歌》后又一部低回慢转的上海别传”。人们认为《考工记》是一部“男版”的《长恨歌》，或者说是《长恨歌》的“姊弟篇”。相关评论陆续涌现，《王安忆〈考工记〉：接续了文学的传统》②一文，称之为是“百般都写得好”的书。2018 年12 月4 日，中国作家网公布了“第三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2018）”名单，《考工记》位列第三，各大网站和媒体相继转发了此喜讯。这系列反响再次印证了王安忆小说“出版一部打响一部”的论断。

作为王安忆的第十七部长篇，《考工记》的确不负众望。细读文本，发现它不只是《长恨歌》“一唱三叹”“低回慢转”的赓续，在多个方面都有所超越，对长篇小说，乃至中国当代文学都有诸多贡献。

一 塑造了独一无二的颓废者形象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郁达夫曾塑造了系列“零余者”形象（如《沉沦》中的“他”等等），他们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形象，奠定了郁达夫的文学史地位。“零余者”有颓废的消极情绪，最后可能走向沉沦；颓废者也有消极情绪，可是，一旦受到某种力量激发，消极又会转变为积极，颓废上升为颓废美。《考工记》中的陈书玉，就是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颓废者形象。他的颓废表现为单身一生的不婚行为，明哲保身的工作原则，得过且过的处世态度。其颓废在客观上为个人生活的安稳和祖宅的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因而具有不同寻常的社会意义和美学意义。

纵观近百年文学史，颓废的终身未婚的单身汉主人公并不多见。就单身而论，情形有多种。有人因贫贱而单身，如阿Q（鲁迅《阿Q 正传》）；有人因心理或生理疾病而单身，如郭普云（刘恒《虚证》）；有人因心有所属（信念、情感等因素）而单身，如引生（贾平凹《秦腔》）。并非贫贱，亦无疾病，更不是信念制约，却选择单身的男人实在罕见。囿于阴差阳错的原因，陈书玉不愿结婚，以至产生颓废情绪。作为一个类型，他在王安忆个人创作中是第一次出现，却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颓废的单身汉形象这一空缺。

回溯新时期文学，王安忆是较早关注并书写男女情爱、两性关系的女作家。早期的“三恋”小说（《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曾引起巨大反响，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新时期小说大肆书写两性情爱的态势。1990 年代创作的《长恨歌》写了不少两性情爱，新世纪的其他小说如《遍地枭雄》《启蒙时代》《天香》等作品亦未离开两性话题。到了《考工记》，虽涉及恋爱婚姻家庭，却绕开了令人流连的爱恋故事，有意忽略惊心动魄的情感纠葛，在纷乱的社会语境中设置的人物关系竟是出人意料的平和淡然。文本不以猎奇的爱恨情仇博取眼球，亦不靠繁杂的人际关系挣得卖点。小说突破常规，让主人公陈书玉在完全有婚娶能力的情境下保持单身，在动荡不安的生活中独善其身，其形象显露出不入流俗的新意。作为颓废者，陈书玉的人生道路看似平淡，平淡中却蕴藉超常之处。

首先，陈书玉是作家人物创新的艺术成果。文学史上，经典作家创造的经典形象都是独一无二的。王安忆亦不例外，她不愿重复自己，也不愿模仿他人，力求运用“陌生化”手段创作出独特的“这一个”。当代现实主义小说中，男性形象的塑造经历了几个阶段：英雄形象（杨子荣、梁生宝）、改革者形象（隋抱朴）、文化大成者形象（白嘉轩）、进城务工者形象（高兴）等。到了当下，似乎进入“无名”状态。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人物都有涉及，要寻觅到新形象绝非易事。王安忆独辟蹊径。她相信小说创作中“不可能是可能发生的”，当找不到英雄，只有芸芸众生时，他们中可能“隐藏着某种变相，或者变成一个精神病者，流浪者，找不到工作的人，不合群的人”③，这些人身上就隐藏着偏离常规的审美特性。

陈书玉就是一个偏离常规的形象。他无需单身，却偏偏单身一生，这在一般人看来不可思议。他是世家后代，富家子弟，有“西厢四小开”（另有朱朱、大虞、奚子）之称；祖宅宽广，装饰气派，家境不差。他受过高等教育，有文化；性情温和，乐于交友，有“赤子的心”。一个物质条件和自身条件都颇优秀的男生，应该很受异性喜爱。可是，他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女子，其生活轨迹和生活态度“背叛”了常规思维。作家之所以这样设计人物，在她看来，即便是现实主义手法，小说也要“稍微地背叛一些生活的一般的合理性，普遍的合理性。我希望能稍微地背叛一点点，不要太不背叛了”。④这种“背叛”就是创新的表现，或者说是“陌生化”的审美追求。

小说创作中，程式化和常规化的内容很难引发审美震撼，唯有反程式、超常规的“陌生化”内容能激发读者的审美思维。小说家的任务就是把日常事物“陌生化”后，以语言艺术的形式呈现给读者。结婚是人之常情、常理，不结婚会被认为是“另类”。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理解、接受单身者，可在陈玉书生活的那个年代（20 世纪中叶的中国），他必须面对来自家庭、朋友、同事各方面的追问和猜疑。一个优秀男性，成为同类人的“另类”，其个性必然有独特之处。这样，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就让读者产生了审美期待。

梳理陈书玉的生活轨迹，可以发现他的单身与其性格有着必然联系。“四小开”时期，采采喜欢他，却无果而终。刚开始，采采满怀希望，主动示好，并积极和他交往。可是阿陈的回应并不热烈，甚至“畏惧”采采，“采采愈亲密，他愈感到危险迫近”。个中原因即是“世家”已经“式微”“内囊已经空洞”。物质上的自卑导致他不敢和采采深交，两人只停留于面子上的迎来送往，根本没有进入到恋爱高潮。当去西南上学的诺言既定，采采便抽身而退，连告别都缺席。朋友离别后重逢时，朱朱讲述了采采结婚的情形，劝陈书玉再找新女友。他回答：“即便采采此刻站在跟前，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又拿什么娶她？”他把钱财当作了婚姻的第一要义，这是世家子弟狭隘婚恋观的流露。问题在于，陈书玉坐拥豪宅，却没有认识到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没有很好地发挥它的功能，以至于肤浅地、错误地认为自己一无所有。

之后，朋友多次谈论他的婚姻，都不了了之。这一方面根源于他对自身物质条件的极度自卑，对个人能力与信心的欠缺。另一方面，也有时代变化的某些原因。从异地求学回到上海后，陈书玉和祖父母等人同住老宅。适逢战乱，时世艰难，工作不易，收入微薄，顾不上（逃避）找女友。解放后，祖宅的公私归属令他纠结，恐宅子问题影响家庭，亦未找女友。步入中年，很多亲人离开宅子，房屋年久失修，逐渐颓圮。之后又被用做厂房，室内设施损毁更严重，他担心居住环境影响生活，不找女友。等到老年，便不再考虑个人问题。陈书玉供职于小学，本有多次机会调离，却不愿意挪动，这与他的恋爱心理、固守老宅的心理颇为一致。生活上守陈之人，不太愿意积极应对世事变化。不过，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散漫态度，也为他阻挡了很多政治风雨，使他能够在小学安度一生并稳妥退休，宅子也在他的懒散情态下处于不被大破坏的状态。同样也是他的懈怠，让宅子的保护不够积极，导致维修结果遥遥无期。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说明了问题的两面性。从文本的情节发展、人物性格及其心理分析得知，陈书玉的单身又具有合理性。

其次，陈书玉是作家隐含批评的载体。《考工记》的文本信息显示，王安忆力图通过人物的生活轨迹揭示社会发展的轨迹，产生管中窥豹、以小见大的效果。有些细节看似不经意的轻描淡写，却隐含着作家的批评态度。性格固然是一个人愿意婚否的要素，社会环境的变化在客观上为陈书玉的单身生活提供了借口。“世风变得粗暴”“遍地烽火”是对动乱时期破坏文物行为的否定，使房屋主人只求明哲保身。

“四处都是开明的气象，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话都说得过头，近似攻讦和泄愤。他真的害怕了，开会时总是坐在角落里，低着头，生怕受到注意，喊他发言……”这里，三个“大”是写实，其余的叙述和人物描写就表明了作家的态度，通过人物的“害怕”心理表达对历史的批判，正是“害怕”，陈书玉不敢参与到“全民狂欢”中，“在合法与不合法的夹缝里”，但求安然无恙。后来，政策宽松，环境也更清朗，可是老宅颓圮严重，必须报请政府修复，上缴给国家，很多“隐身”人又冒出来争夺房子产权以获得房屋置换。大妹妹甚至骂他“阿缺西”（市井口头禅，意思是“背时背德”）。陈书玉天真地认为家庭关系简单，房屋归属容易明确。可是，一旦涉及到利益，就变得非常复杂，各路亲戚都冒出来了。人性并不那么善良，利益面前毫无情义。

陈书玉的曲折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性格和命运，影响了他对生活方式的选择。 当好友大虞去世，他长坐棺前不起。这一细节内含多层意思，须深入肌理才能明白。大虞是陈书玉的好友，有困难就找他。经大虞的多次指点，陈书玉才认识到祖宅的价值，认识到宅子修复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大虞懂得祖传木匠工艺，有能力有技术修复宅子。挚友离世，对陈书玉打击巨大。另一方面，大虞去世，也意味着祖传木匠工艺的失传，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也是一个巨大损失。文本揭示了传统工艺濒临失传的危险，隐含着对传统文化保护不力的批判。历史的风云变幻，造成了陈书玉自觉或不自觉的颓废情绪与颓废心理，导致他情感无牵挂，事业亦无建树。其颓废引发的种种问题值得人们进一步深思。

二 吟唱了一曲城乡民间文化交融的挽歌

当代小说中的民间文化形态主要有两种：城市民间文化和乡村民间文化。在书写民间文化方面，方方、刘恒、苏童、韩少功、莫言、陈忠实、贾平凹、张炜等作家可为代表。这些作家书写民间，多把城市民间和乡村民间分离开来，民间文化的城乡表现泾渭分明。王安忆却与众不同，她小说中的民间文化多是通过人物在城乡间互动，或者视角的转换与空间的变化予以呈现。城乡民间文化一旦发生交汇、碰撞，其融合的部分便产生出更惊异的效果。

王安忆笔下的人物活动一般有两个区间：一是乡村（含城郊和外地乡村），一是城市（含城中村）。乡村类作品主要是中短篇小说，多以知青生活积累的经验为写作素材。城市类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

多以上海、上海郊区，甚至其他乡村为生活背景。无论是中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无论乡村叙事还是城市叙事，王安忆小说主要通过城里人下乡或乡下人进城两种生活方式的流变，将都市文化渗透到乡村民间，或是让乡村民间文化不断进军都市，使城乡民间文化在碰撞中交融，在交融中迸发新能量，进而揭示出民间文化内涵之丰厚繁复。例如，《富萍》的主人公来自农村，却能立足上海，展示了城乡人际关系的和谐，城乡文化交往的自如。《天香》中想象的园林建造与织绣工艺之美令人艳羡，反映了作家对民间传统文化的尊重，对其内蕴的历史与故事的追忆与向往。《长恨歌》叙述了上海弄堂生活的精致与自在，人物的背景生活在都市，又不限于都市。文本有意安排外婆（这一形象在王安忆多部小说中出现）在乡下邬桥，王琦瑶获得机会走出都市看乡镇美景。小说第二部第一章着力描写江南水乡的别致，将邬桥的花香、水流、小桥、树木、空气、天色写得美意盎然。乡村的诗情画意常会使人产生奇思异想，王琦瑶在此遇到了卖豆腐的小伙阿二，引发了一段相思，勾起了她对上海的向往。

王琦瑶的行走串联了城市与乡村，民间文化得以互动。离开乡村，恋爱就无处浪漫。是故，王安忆塑造美艳爱情大多会把乡村民间有意无意地关联。她多次说，上海是一个令她“有些遗憾”的地方，“历史太短，物质太多”，又说，“城市是缺乏浪漫精神的”，像莫言这类来自乡村的作家才有“大量浪漫精神的材料”⑤。她很欣赏莫言小说中那种浪漫的野性，那种只有乡村民间才存在的野性。城市生活大同小异，无波澜、无起伏，传统民间文化被格式化、模式化，或被外来文化侵蚀得七零八落，这对文学创作十分不利。因此，作家需要不断发掘“陌生化”“异质性”的材料。除了自己独有的审美观以外，还需要材质的独特性。相对城市而言，乡村是存储陌生化和异质性材料更自觉的地方。

《考工记》中的“西厢四小开”都是地道的上海人，活动场所也集中于上海。即便如此，王安忆并不单独叙述城市，甚至会有意忽略市民生活，旁逸斜出地、大手笔地描绘那些游弋于城市与乡村的民间文化。当人物活动转移到乡村，城市就变成了一个符号；

当人物回到城市，乡村又成了永远的念想。“四小开”出场不久，作家就设计他们去郊外南翔镇上坟踏青，体验迥异于城市的乡村生活：欣赏庄稼的蓬勃生长；品尝地道的农家饭菜；骑坐有趣的山羊和小马；游玩小河里的舢板；甚至还带回了蔬菜和水产品。扫墓演绎成神清气爽的郊游，是日后城市生活中不可多得的精彩篇章。

解放后，久居城市的陈 .玉又得一次机会，去“闵 .山庄”看扫即将搬迁的祖坟。此次扫墓没有当年的意气风发，但也没有伤感，乡野的景色令他放下忧郁，满怀“欣悦”。上坟踏青本是一种严肃端庄的追念先祖的习俗，许多城市孩子却把他看成一件美差。类似情节在《纪实与虚构》中也存在。小说第一章，七岁的“我”“欢欣鼓舞”地和家人一道去郊外给外婆上坟，全家“好像春游”，这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王安忆笔下的乡村总是充满生趣，能给城里人增添新鲜感和神秘感，特别是田园风光，农家吃食，城乡自由交往带来的愉悦与美丽，都令小说中的人物回味无穷，并在年长后的记忆中多次重现。

郊游让陈书玉遇到了初恋。尽管和采采的往来很短暂，也不深入，陈书玉竟然刻骨铭心。乡野，是谈情说爱的浪漫处所，浪漫环境一旦失去，浪漫爱情似乎再难寻觅。求学中，陈书玉又在重庆小龙坎度过一段艰苦岁月，乡村的野趣也令他难以忘怀。回到上海，仍然保持着与乡村的紧密联系。住在郊区的大虞就是他联结城乡文化的纽带，大虞家成为他缓解孤寂、求得帮助的情感栖息地。可以说，王安忆写都市人物和都市生活，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乡村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化融入其中，进而拓展人物活动的审美空间。

对于民间文化，一般作者只把它当噱头，或者符号，简要描写一番，权当异闻野趣。至于民间文化内存的美学特质，很少深入挖掘；对于民间文化的命运，更是缺乏思考。王安忆的高明在于，她总能用犀利的眼光发现一些有价值的民间文化，一旦得到，就会紧追不放。经过精心筛选酝酿后，再打磨、润饰，创造出极富特色的作品。《考工记》中涉及到的民间文化有多种，如建筑文化、器物文化、医药文化、民俗文化、语言文化、审美文化、观念文化等等。各种文化围绕陈家祖宅展开，祖宅是各种文化的聚焦点，祖宅的命运也暗示着民间文化的命运。小说一开头就亮出了祖宅：“1944 年秋末，陈书玉历尽周折，回到南市的老宅。”乱世中在外辗转流徙两年半的人，回到老家，“忽发觉它的肃穆静美”。这种美，烙在陈书玉心中。之后，文本断断续续交代了老宅的历史、结构、形制、装饰以及室内的器物与摆设，很多叙述比较含糊，唯涉及到与人或物相关的内容时，作家那种细描的本领才凸显出来。尤为突出的是文本多次描绘神话故事八仙过海和铜制窨井盖。八仙过海是陈氏祖宅各种雕饰的源头，特别是砖雕、门 扉、门板等地方的图案都与八仙相关。陈书玉从外漂泊回来，第一次感受到祖宅之美，就看到了各种八仙图案。大虞头一次去陈家做客，看到老宅的气势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斗拱设计，“深浮雕”图案令他赞赏不已。特别是八仙砖雕，“活脱脱一台戏”：

蓝采和的花篮里，伸出一枝海棠，险伶伶挂在边框外，与其相对的，张果老坐骑的驴头，额上一撮璎珞，是飘上去，将落未落的那一刻。细节是琐碎了，趣味也有些小，和宅子的严肃端庄不相符，可是天真呀，有意思呀，而且，见得写实功夫。

作品运用丰沛的想象对这些图案进行有详有略的描述，旨在突出民间传统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在祖父母的丧礼上，又借大伯之口介绍：“宅子里的镂刻雕饰，看起来纷繁往复，其实主旨唯有一题，就是八仙。”于是文本又叙述了“八仙戏文”。老宅中多次出现的八仙过海，其寓意重在后半句“各显神通”。隐藏着对陈书玉先祖能力的肯定，也预示祖宅在时代浪潮中的坎坷命运。

老宅有近三世的历史，历史却是模糊不清。主人从大伯到陈书玉都很难清楚地回答老宅从“半水楼”易名为“煮书”的因由。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文化的悲哀。然而，正是老宅含糊的历史，才说明其年代的久远，文物价值的重要。在蓬勃兴起的房地产面前，老宅的价值却少有人认知。它周边被私房侵占，老宅坍塌下来的木料被邻人偷抢，77 岁的陈书玉不得不奋力保护。他为老宅维修四处奔走，数年后终于被列为“市级文物”，房屋维修计划却迟迟不能落实。以老宅为代表的传统建筑前景如何？文本结尾暗示了其多舛的命运。

揭示平凡的人在非凡的时代与非凡的老宅相守之文化内涵，是《考工记》着重表达的主题。作品写老宅，实际写的是以宅子为代表的民间传统文化在大城市的衰败命运；因为主要人物与乡村有密切往来，文本又补充乡野生活添趣，从而促进了城乡民间文化的交融。陈书玉一生走过了一条无视老宅到欣赏老宅、保护老宅、抢救老宅的道路，这也是他对文物、对传统文化价值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代表乡村民间工艺文化的大虞，对老宅的价值十分了解，他的手艺能修复老宅，可是没等到机会就离世了。陈书玉和大虞的往来，将城市民间文化与乡村民间文化组接联合，建构出新的民间文化。这种混融着城与乡的新文化，正是作家所追求。可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它又无可挽留地走向颓圮。这些文化又随着人物的离散而衰败，于是作品演奏出一首城乡民间文化交融的挽歌。挽歌令人哀婉，又催人深思。

除了民间生活、民间习俗、民间故事、民间建筑和民间器物外，小说也运用了大量民间文化的言说方式，如方言、俗语、歌谣等材料来丰富人物性格。这些详见下文分析。

三 建设了一种简约的文风

相比王安忆过去的小说以及当下其他小说，即从纵向与横向坐标看，《考工记》呈现出简约古朴的文风。

首先是叙事有节制，余留大量空白。长篇小说创作需要作家把握合适的叙述速度和叙述节奏。1990 年代到新世纪，当代长篇小说经历了一个飞速发展期，从年产几百部跃进到年产四千多部。有些作家一年出版几部长篇，字数四五十万之上，甚至更多。如此高产、高速和高频率的写作，被批评家戏称为“注水写作”。写作时间短，作品篇幅长，叙述节奏就容易失去控制，作品质量就很难保证。如何在合理速度下让作品保质保量，取决于作者的勤奋程度与智慧高低。

王安忆是当代文坛并不多见的、集勤奋与智慧于一身的作家。有资料统计⑥，从1984 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69 届初中生》，到2018 年出版《考工记》，34 年时间里，王安忆已创作17 部长篇。其中，新世纪的头十一年有八部，之后速度放缓，平均算来约两年一部。其创作速度不紧不慢，产量不高不低。作品长度多控制在16-35 万字之间，《考工记》只16.5 万字，行文非常简洁，内容十分精练，叙述更加节制。

《考工记》的节制表现为对情节和事件的极力压缩，不发挥，不铺排，只用富有张力的语词表达丰富的内涵。例如，文本提到了很多宏大历史事件：“淞沪会战”“太平洋战争”“解放军过江”“公私合营”“土制高炉”“饥馑的日子”“市面重新兴旺”“下乡日子”“社会呈现平静的迹象”“归还私房，落实所有制政策”……这些术语隐藏着重要的政治、历史、文化事件，几乎涵盖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社会风云。对每一段历史内的人和事，作家没有展开叙述，也没有展开评论。它们犹如线头，露在外面，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历史影响完全交给读者在文本外去解读，事件和文本的关系作者只是象征性地提及，“浅尝辄止”，剩余内容完全靠读者去考证。当然，这就要求读者有比较好的阅读基础，有较强的领悟能力。

与人物有关的事件描述，作家也非常节制，不采用过度描述或过度抒情。文本中若隐若现的奚子“弟弟”，一直贯穿于陈书玉生活的始终。他是个谜一样的人物，所做之事极为关键，却又从不显露其重要性。战乱中，基于“弟弟”的周密安排，陈书玉去西南求学的路上受到“贵人”关照而免受波折，顺利抵达目的地；返回上海后又得到他的热心推荐获得一份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年老后还是仰仗他联络关系安排老宅维修。“弟弟”总在陈书玉的危难时刻出现，又帮他化险为夷，是陈书玉生命中真正的“贵人”。可是，“弟弟”的具体形象、职业、性格特点和家庭生活等信息文本交代很含糊，甚至是空白，与他相关的情节也只是“点到为止”。唯有那句“顺其自然”的话倒成了陈书玉的座右铭，纠结时用来安慰、勉励自己。得过且过的态度，客观上也保护了老宅，使它免遭更大的厄运。

小说命名为《考工记》，对陈氏的家族史、老宅几百年的历史，并没有具体“考”证，只有东鳞西爪的片段介绍。老宅的宏大气势和各种陈设，亦无细致描绘，除了八仙雕饰和窨井盖描述比较详细外，文本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轿厅、花厅、过廊、天井”等地方都只是象征性地提示，藉此说明老宅规模之大，规矩之多，礼仪之繁。至于具体详情则交由读者去想象，去揣摩。文本叙事的节制，源于作家对语言文字近乎残酷的吝啬。

其次是语言简练，古朴雅致。整部《考工记》读起来干净利落，雅俗相宜。王安忆曾在《小说的情节和语言》一文中指出，“情节和语言是小说的建筑材料”⑦。这就意味着小说依靠情节建构，情节又依靠话语建构。作家要把“具体化”的日常语言改造为“抽象化”的小说语言，有赖于其强大的语言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她把当代作家的语言分为三类，以韩少功《爸爸爸》为代表的“风土化”语言；以王朔《橡皮人》为代表的“时代化”语言；以阿城《棋王》为代表的“抽象化”语言。这三类话语资源的营养源分别来自于民间生活、政治生活以及日常生活。据此划分，王安忆《考工记》的语言则可称之为“古朴化”的语言，她是从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因而呈现简约极致的语言风格。

相比同时代的很多其他作家，王安忆的小说语言是名副其实的简洁明了。不过，她的创作也经历了一个从繁复到简约的锻造过程。写《雨，沙沙沙》（1980）时，叙述中夹着大量对话，有不少稚嫩的感叹词、象声词。《流水三十章》时，有大量前后相接的“顶针”式铺排。写《长恨歌》时，依然运用了很多排比句、关联词。到《考工记》，则去尽了铅华，洗净了装饰，真正的归为简朴。全书很少有带引号的对话语言，几乎找不到象声词、感叹词这类虚词，也很少使用“的地得”等助词，“因为”“所以”“然后”这类关联词不见影踪。可见，作家已将语言极度压缩，真正做到了多一字嫌长、少一字嫌短的表述，产生了以一当十的效果。其构词方法就是大量运用极富张力、意蕴深远、古风尚存之语词。

作家描写人的经济情况，爱用“寒素”“空囊”；刻画人物形象，喜用“枯瘦”“枯索”；叙述老宅的情状则多用“颓废”“颓圮”“颓败”等语词。于是有人认为作者运用了“颓然美学”营造法⑧，文本呈现一种“颓废”之美。

毋庸置疑，这些语词均带有消极、下沉之义，但也蕴藏让人反思、探索之意。从文本的表述看，王安忆并非一味“消极”，而是借“消极”之相行积极之事，借宅子的荣衰经历来思考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此外，作家也擅长活用古语，或者汲取民间话语精华，化用民间语言。例如：“蘑菇事件显示出自然的残酷，真是‘视万物刍狗’。”这里引用了老子《道德经》中一句话，原文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⑨。作者简化了古语。再如，文本中叙述了一个情节，大虞带谭小姐看阿陈，赞赏祖宅之华美，认为他是“坐在金盆里洗澡”。可阿陈认为金盆不如大虞家的“木头脚盆”。谭小姐说“金盆银盆抵不上一只米饭碗”，两个男人追问这句话的意思，谭小姐回答“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阿陈还是不解，一愣神，追寻两人离开的背影，发现对面的房子纷涌过来，几乎贴住鼻子，于是立马用沪谚“碰鼻子转弯”描绘他的神态。这一情景里，作家运用俗语、谚语、古语，来说明不同人物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态度，不同理解，不同表达方式。同时也对陈书玉不识祖宅文化价值流露出的无知表示悲哀和痛心。

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一直是当代写作两个非常重要的话语资源宝库。林语堂曾极力赞美中国文言，认为其“极端简洁的格调”是“中国文学之特性的美点”，进而演变成一种“用字矜饰的文学传统”，最终成为“中国人的心智之习惯”⑩。古文语词不但精粹，意蕴深广，今人若能有效化用，文章便呈现古雅之风，能让人感受作者的学识，领略古语之魅力。民间语言则会使人物更加贴近生活，使文本充盈生活气息。

再次是结构清朗，文体简明。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主要采用章回体结构故事，进入现代以后，这种传统文体逐渐被新的结构取代。到上世纪末，曾出现了一股文体创新潮流。作家们纷纷冥思苦想，极力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文体。涌现了韩少功的“词典体”小说（《马桥词典》），阎连科的“注释体”小说（《受活》），孙惠芬的“地理版块体”小说（《上塘书》），莫言的“话语诉说体”小说（《檀香刑》）等等，不一而足。是时，王安忆创作了“传记体”小说《富萍》，以人物或简要的事件作各章标题。文体创新热潮过后，大多作家又归于平静。王安忆小说也继续沿用“第* 章”的模式来排列结构，这是对传统章回体的简化。“章”之下的各节用数字一二三等标明，有的小节有简要的标题，有的则没有，只有数字标识。作品的开头、结尾也少有说明性的序跋，正文之下很少见说明或解释类的注释。其文本看起来就非常简洁。不过，《考工记》的目录之下增加了各章的核心语句，有一定的提示作用。

简朴结构的回归，照应了精致语词的运用。王安忆小说的简约文风，既是对繁复文风的反拨，也是对不断逝去的传统文化的挽留。冯骥才认为，“文化遗产保护远比写一部小说重要得多” 。《考工记》可以说是对冯骥才这一观点的文学补充。事实上，小说家通过小说写作，也可以保护文化遗产，或者呼吁遗产保护。因为，文学创作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延续行为，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具有深远意义。

总体看来，王安忆的写作特别关注那些令人留恋而又难以留住的生活之美。故其小说常氤氲着一种淡淡的感伤情绪。《考工记》中，懂得并赏识民间文化的人在逝去，精美的器物被损毁，承载民间文化的物体（宅子）在颓圮，其生存土壤和生存空间在急剧萎缩。王安忆吟唱了一首“世微”的挽歌，希冀能唤起人们对城乡民间传统文化的关注与关怀。这是作家责任感的彰显，也是人文精神的辉映。

注释：

①王安忆：《考工记》，花城出版社2018 年版，所有引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另外注明。

②师力斌：《王安忆〈考工记〉：接续了文学的传统》，《南方日报》2018 年11 月30 日。

③④张旭东、王安忆：《对话启蒙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版，第180、182 页。

⑤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纪实与虚构——2014 秋讲王安忆陈思和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 年版，第306-307 页。该书收录长篇小说有16 部，分别是《69 届初中生》（1984），《黄河古道人》（1986），《流水三十章》（1988），《米妮》（1991，也叫《米尼》），《纪实和虚构》（有的版本为《纪实与虚构》，1993，34.4 万字），《父系和母系的神话》（1994），《长恨歌》（1995，30 万字），《一个故事的三种讲法》（1997），《富萍》（2000，16.9 万字），《上种红菱下种藕》（2002），《桃之夭夭》（2003），《欲罢不能》（2003），《遍地枭雄》（2005，22 万字），《丰饶的荒凉》（2005），《启蒙时代》（2007，21.7 万字），《天香》（2011，32 万字）。另加《考工记》（2018），共17 部长篇小说。

⑦王安忆：《小说家的十三堂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年版，第230 页。

⑧陈若谷：《百代过客、无根浮生——〈考工记〉的颓然美学营造法》，《同代人》2018 年10 月11 日。

⑨老子：《老子•上篇道经注译•第五章》，孙雍长注译，花城出版社1998 年版，第9 页。

⑩林语堂：《吾国吾民》，岳麓书社2000 年版，第191 页。

11舒晋瑜：《冯骥才：文化遗产保护远比写一部小说重要得多》，《中华读书报》2018 年12 月5 日。

[ 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