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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的河流中流淌——评李凤群长篇小说《大野》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 | 周景雷  2019年03月03日19:56

内容提要:长篇小说《大野》表达了对40 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认识和思考,回答了在40 年来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家、国发展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回答了在不同的层面之间,一位有责任感的作家如何来理顺和判断正在飞速发展变化的世界,如何在现实的流动中寻找到个人的位置,并通过这种寻找来确认某种合理性和正当性。其整个创作不仅在审美技术层面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也为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思考,是近期现实主义创作的重大收获。

关键词:《大野》 现实主义 整体性世界 阐释空间

历经了改革开放40 年的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沉淀了深厚而独特的经验,鲜明而廓大的现代化景象初步建成。毫无疑问,这已经成为我们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面对这些现实生活中的故事、乐章和画面,如何表述改革开放40 年来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如何用我们既有的生活经验对社会现实进行一种超越性的表达,如何处理好这40 年来家国发展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一个现代化的“长河”视野中审视个人的存在……这都是我们当下文学创作所面临的重要的乃至重大的命题,同时这些命题也需要我们的作家及时作出回答。李凤群发表在《人民文学》2018年第10 期上的长篇小说《大野》就是聚焦这

类命题作品中值得关注的一篇。

一 现实主义创作的回归

长篇小说《大野》通过倾诉型的对话方式,讲述了湮没在现实大河中的两位女性40 年来的人生经历和以她们为核心的世事变迁。内心坚强并对外部世界充满向往的少女今宝始终游走在教科书式的地理空间里,她用克制和理性去应对和触碰社会及人世的变化,及至人到中年,内心终于回归平静。而另一主人公在桃

不断延伸着的对自由的追求和自我选择,表面看起来是一次次的坚实出走和对某种渴望的实现,其实是对自身意义的寻找和确认。当然她最终也是通过回归的方式获得自我解放并主动承担。在桃之谓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在逃”。但小说的意义不仅止于对两个女性人生经历和经验的编织,还在一个非常宏阔的视野和背景下表达了对40 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认识和思考,回答了改革开放历程中家、国发展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回答了不同层面之间,一位有责任感的作家如何来理顺和判断正在飞速发展变化的世界,如何在现实的流动中寻找到个人的位置,并通过这种寻找来确认某种合理性和正当性。其整个创作不仅在审美技

术层面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也为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思考。

当下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方兴未艾,这一方面表现了我们对此前一段时期内现实主义写作的不满,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正在强烈地呼唤现实主义的归来和重建。其实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并不缺乏现实主义,而且现实主义一直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发展的主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当代作家们对现实主义都有不同的探索和创新,不论是在写作方式上还是在命名途径上,都力求创新和丰富,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创新和丰富是否能够经得起现实的检验,能否实现现实主义最初的理想和动机则是需要认真讨论的。从文学创作的实绩上看,有些现实主义表达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常常

受到质疑。比如,在最近一二十年来乡土题材的长篇小说在整个长篇小说创作中占有非常明显的数量优势,虽然很多作品都表达了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和对即将消失的传统乡村的缅怀,都有直指当下的勇气和锐气,但常常在面对现实的合理表达上和对当下现实的价值判断上出现了偏颇。比如,如何表达不断加速的乡村城市化进程?如何书写在这一进程中人和社会的关系?如何在这一进程中将个体内心复杂的多层面的感受充分表达出来?这些都是考察作家创作思想和创作能力的重要方面。笔者曾在一篇文章①中通过辨析乡愁与乡怨之间的关系表达了对此问题的担忧,并借用雷蒙•威廉斯在《城市与乡村》中的说法,认为有些乡村题材的写作习惯于将过去的那些“好日子”当作拐杖来敲打现在。比如在一些“返乡式”的写作中,由于写作者未能找到对应的乡村记忆,无法安放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而产生的乡愁,便对当下的乡村产生了怨怼,

这是把乡愁转化为乡怨。乡怨是一种掩藏在乡愁主题当中、对未能达成的乡愁情怀的激烈反抗,是通过把当下进行“非法化”后实现的对过去的合法化建构。乡怨式写作,不仅有碍于我们对现实的正确表达,也有碍于我们对当下生活价值和社会进程作出正确判断。当然,笔者的这种解析可能只是看到了当下现实主义

写作中的个别问题,其他方面还要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应该说,《大野》并不是直接描写乡村的,但也绝不是都市写作。李凤群将她的写作空间设定在一个中间地带——县城的边缘、吃公粮的农场。不过在我看来,这几近于乡村。这种空间的设定为她的写作提供了更好的观察视角,便于她前后左右冷静审视。在她的审视中,她注重的不是乡村的败落和人情的落寞,而更在意的是人如何在巨变当中的顺应,以及在顺应当中的心理感受和自我调整。这种顺应性和调适性的描写其实是表达对现代化进程的肯定。小说充分地表达了几十年来,中国老百姓在面对现代化时已经走过了惶惑不安的阶段,进入到了成熟期,而这正是我们需要总结的和通过文学创作来表达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大野》对现实主义写作的启示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小说较好地处理了现实价值和文学价值之间的关系,能够从多层面的繁复的现实生活、现实事件中提炼社会发展的本质(现代化进程不可阻挡),并在对多种生活样态描写和人物形象塑造中触摸到生活流动的逻辑;二是小说能够在整体性的世界中把握个人命运的遭际。在这部小说中,人物的命运走向一直是与外部世界展开互动的,正是这种互动使人物不断获得对现实的感知和认识;三是从写作者角度而言,这部小说也体现出作者对时代复杂性的深刻思考。这种思考既不是个人过度的情感宣泄,也不是剔除了复杂性的直接表达,而是充满了综合性意义的价值判断。因此,在上述意义上来说,《大野》无疑是近期现实主义创作的重大收获。

二 作为叙事动力的日常生活

小说《大野》把40 年来中国社会的重大转折和变化通过层层铺排和符号化的方式为底层人物、芸芸众生赋予生活动力。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作为老百姓和底层人物,她们既不可能参与现实发展的重大决策,更不可能登高一呼来引领潮流发展。她们总是浸润在某种文化的或者思想的甚至是某种生活的氛围中来感知和确认自己的日常生活态度。而恰恰是这样一种存在状态又直接推动了某种思潮、风尚的聚合,然后形成巨大的力量来影响自己、裹挟别人。

在整个小说的叙述中,作者基本不交代和描写社会剧变和重大历史事件,往往是通过事件的余波和慢慢渗透过来的生活影响作为叙事动力,因此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很多40年来不同时期的文化符号。当然,这些符号在其刚刚发生时也许是政治性的。比如,小说写到“在今宝高中一年级的时候,遥远的似乎与她完全不相干的地方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位老爷子开始南巡,她的笑脸挂在百货商场的正面的墙上、公路两旁,收音机和电视机里都是他那勉强能听得懂的方言”。②这样一种描述表达的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现实变革正在来临,这为今宝今后的人生发展提供了背景和动力,由此才有她的好友没有考上大学后开理发店和最终出走闯荡,很多人的人生就此发生改变。小说写道:“她的两位好友离开不久,她渐渐意识到周围所投射过来的躁动的气息。大多数人的人生轨迹变成了这样:成长,读书,考上大学,考不上的去南方。所有人喜欢谈论的话题,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出去闯世界’这样的主题中。关于邻里朋友闯世界的传奇故事开始慢慢传了回来,某某发了大财,某某成了高官,某某嫁了富豪,在这个到处盛开着富裕之花的地方,贫穷已经成了错误。”在桃也不例外,她从听到了一个浪迹在乡村的现代乐队的歌唱才开始追逐和出走,这是她人生轨迹改变的重要节点。从社会现实层面而言,在桃遇到乐队不是关键,她对乐队的追寻也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小说中所引用的窦唯的《噢,乖》上面。这首歌表征了中国1990 年代早期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和内心渴望,是一个时代的重要标志。小说多次写到了这首歌。虽然当这首歌传唱到小县城的时候,也许在它的发源地已经不再流行,但正是这种既快又慢的传播恰恰表明了整个社会这种漫漶而又有力的融合,其裹挟的力

量是强大的,即使是生活的余波也是充满了热量的。于是作者通过这样的形式就把在桃推进到了市场经济的时代大潮中。其实,作者在写作中也注意到了更加遥远的背景,而这种遥远的背景也许离作者笔下的小人物更远,更遥不可及,甚至有些时候是模糊,但它一样会成为小说的叙述动力。比如,在小说的最后,作者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一事件作为构成现实意义的内容也写进小说。应该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与今宝和在桃们的生活几近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当下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已经确实影响到了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于是,这一点构成小说的叙事动力也不足为怪。

可以说,长篇小说《大野》全篇基本上都是在符号性、意向性的安排中来确定结构和推进情节的。比如除了上面提到了诸多事项之外,小说中反复写到了今宝结婚后住在一处别墅里,周遭每每都是建筑工地和建筑垃圾,她婚后在别墅区里要继续种地养鸡。这种情况,一直以来,甚至在今天仍然大量地存在着。建筑垃圾的存在和丢弃以及各种环境污染都被视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副产品,是现代性生活的重要意象之一,不管写作者是否承认和接受,都将作为现代化过程的一种样态而存在。所以,从宏观层面来看,小说是在写一部作家视角的40 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作者把巧妙地现实事件和重要的政治性的历史节点转化为文化和生活意象,编织在文学情境当中并使之获得了正当的文学价值。

三 个人是整体性中的个人

李凤群的这部小说在整体性观照中回答了个人际遇与时代的关系问题。新世纪以来,反映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长篇小说也经常讨论个人际遇与时代关系问题,但是我常常对两点感到疑虑和困惑。一是从写作姿态上看,很多作品缺少宽容,在追究个人遭际的原因时常常把问题推给时代,推给现代化本身。有些

作家在作品中往往只看到了个体性的需求和满足,未看到时代也是由无数个有着个人追求的个体所组成,割裂了或者忽略了个体与时代的、与现实的互动,这常常使作品带有着急切的情绪和略显偏执的判断。我认为,我们的创作,尤其是现实主义的创作要有宽容。宽容不仅仅是表现在对个人的宽容,更要表现在对时代的宽容。只有宽容的作品才能显得有大气、有容量。二是从现实选择上看,有的作家喜欢选择非逻辑性的现实,比如在“拆与建”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喜欢选择前者而非后者,愿意打碎一些东西,而不愿意建构一些东西,愿意批判一些事物,而不愿意颂扬一些事物。有的作家喜欢选择历史与现实的对立而不喜欢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比如我前文提到的“乡愁”与“乡怨”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就是历史与现实的对立问题。这样一种选择,容易导致在满足了作家基于一定立场上的批判精神后出现批评的无效性结果,忽略了历史与现实的内在发展逻辑。而李凤群的《大野》就很好地把握了这些。

一方面,李凤群在小说中描绘了整体性的世界。虽然小说叙事的切入点仍然是个人的,但是她通过诸种关系的缓慢扩散,把世界和时代连成一体,甚至在小说中今宝通过地理教科书所呈现的世界地理都构成了这个世界整体性的一部分(当然,这还有另外的寓意)。更主要的是,李凤群笔下对现实认知的整体性还主要是凸显了40 年来中国社会自身的整体性。一目了然的事实是,《大野》中既有对社会及国家层面的整体表述(当然,这些表述正如前文所说,是通过事件的余波来呈现的),也有对家庭变迁的认真思考,而这些又都是通过个人际遇串联起来的。国、家及个人三者之间既融合一体,又各有故事,但终归脱离不开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实也更是一个故事在不同层面的表达。另一方面,小说不把批判和对立作为基本立场,尽管在整个叙述中作者也表达了对现代性的反思以及对某些异质力量的警惕(比如对伦理关系变异的描述等),尽管在今宝、在桃两位女性的不同倾诉中难免带有情绪化色彩,但作者总体是理性客观的。李凤群笔下的底层人物与现实之间是顺从的、同向的、一体的。她们把自己湮没在现实的河流中,偶尔跳跃出一两朵浪花,但旋即又要回归到河流中。因此,个人的际遇在李凤群的笔下不是对抗,也无法对抗。今宝曾多次尝试对抗,比如一次冲动性的离家出走,再比如在饭店做前台经理时的坚守,但这些都是被忽略的,没有波澜的(甚至今宝的丈夫老三都不知道今宝曾经有这样一次离家出走的经历)。小说也

没有将这40 年的发展历程与此前时期作比照式的旁观,没有厚此薄彼,在最大程度上表达了对于时代的认同。

我们也可以在较为微观的层面来把握这部小说的整体性问题。如果把这40 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及附着其上的社会生活比作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那么《大野》中的今宝和在桃则是傍依其旁并最终汇入其中的无数条小溪中的两支。这两支小溪即使最终汇入大河之中,但有时并不随着大河的转折咆哮而应和

着现实节点,她们会有自己的节奏和确定节奏变化起讫时段,保持并适时调整自己的节奏。自由、疼痛与和解也许最能够概括她们此时的生存状态。

今宝和在桃所选择的节点和感受时代的事件并不是特殊的,甚至连显著也不是。她们是普通的、底层的,因此她们只选择那些慢慢灌入其心身的但又漫漶无际的生活景象来表达她们对时代的感知,比如一支流浪到乡村的现代乐队,一首唱遍了大街小巷的流行歌曲,甚至一款服装,一种发型和遍地遗撒的建筑残

余。对于这些,她们或者接受,或者拒绝,都会引发内心的波澜。因对欲望的控制方式不同,她们跻身于这个时代的方式也不同。在桃是开放的,是热烈接受的,她在不停地奔走中找寻着,并时时从自己的小溪中跳出试图融入大潮中。今宝的两个同学也是如此。今宝的欲望深埋于内心,她用自己的隐忍和沉默以及内心的不调适来与时代进行调适。今宝和在桃都从童年的少女的遐想中追求着自由。自由既是一种来自于她们内心的本性,也是躁动和开放时代所赋予她们可能。在现实的河流中,她们为了自由不断地与自己对话、彼此对话,并和世界对话。但在她们的世界里,自由是有硬度的,有形的,也是物质的,她们也往往因为这个有形的硬度而受伤。

如果说自由是她们世界里的第一重经历,那么因为自由的局限而产生的疼痛则是她们的世界里的第二重经历。对在桃而言,她的疼痛来自于对这个世界义无反顾的抵抗和对某种事物追求时所受到的伤害——诚如今宝在与在桃唯一一次的见面时所言,“没人爱你”。对今宝而言,她的疼痛来自于狂野的内心与坚硬的外部之间的冲突。她怀有理想,但不是一个行动主义者:她在与同学相聚无话可谈时背诵地名,“北京、上海、深圳、天津、成都、南京、杭州、宁波、大连、武汉、长沙、西安、昆明、贵阳、珠海……”,但她只有一次不成功的去上海的经历,这是无以言说的疼痛。今宝、在桃各自与现实对话的形式不同,但疼痛却是一致的,否则两人之间的一次偶遇即终生对话便不可能发生,是疼痛把她们联系在一起。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疼痛就是与世界对话的方式。我们可以缩小这种疼痛,也可以放大这个疼痛。因为面对这个时代所产生的疼痛的普遍性使我们既可以将之因其普遍性而忽略不计,当然也可以视为一个沉重的存在。我想说的是,

这个疼痛与时代、与每一个个体之间产生了重要意义。这个意义是需要极其敏感地进行体察的,这个沉重甚至可以上升到另外的层面来言说,她们用朴素的生存哲学为这个时代进行了注释。她们的这个生存哲学遵循了普通逻辑,较少逸出生活的日常,但却获得了超出日常的独特个性。我觉得这既是来自于以今宝、在桃为代表的芸芸众生与现实进行唱和时常常被湮灭了的生活体验,也更是来自于作者的专注与省思。这是作者李凤群的敏感和尖锐。

在疼痛作为常态弥漫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后,如何与现实进行和解成为我们主人公进一步确证自己与时代、与自我关系的必由之路,也是她们建构和回归整体性的必由之路。和解包括回归,比如在桃回到农场,结婚成家,承担起照顾继母和弟弟的职责,把父亲留下的房子过户给“发育迟缓”的弟弟;和解还包括放弃怨恨,不再仇视:这于今宝来说,不再纠结于母亲以及弟弟们对“老三”及自己的欺骗;于在桃而言,她从父亲临终话语中获知身世后对母亲的歉疚和悔恨。和解更包括顺从,人到中年,顺从了生活的习惯,看惯了周围人事,顺从了从另外的角度认识现实,当然顺从也是内心的平静和对久远的日子的怀想。比如,小说开头今宝看到爷爷吃相时的感慨。

总体而言,在现实的河流中,几乎所有逆流而上的事物也许终将被现实所规训。经由对自由的向往,以及在对抗中的疼痛,我们终将顺流而下。这是芸芸众生面对现实、面对历史时的所产生的真相,只不过是作者用理性揭示了这一过程。

四 大野就是广阔的现实

小说以“大野”命名,这为其结构和主题提供了莫大的张力和阐释空间。其实,在我看来,这也是作者在面对无边现实时的一种具象思考。“大野”首先面对着一个地理世界,是一个地理世界的吸引才会把我们指向四面八方,才使我们看到了现实延伸的可能性。比如在桃,她追随着流浪乐队从农场一分场到四分场,这是她最初“大野”,后来在中国式的城乡转换中,她奔波在更大的中心城市,甚至到了香港。在这场追逐中,大野不断延伸。对在桃而言,“大野”就是空间上的自由。在改革开放40 年来,可以说,有多少个离家外出的打工者,便会有多少个在桃,她们汇聚成了更大的“大野”。而今宝虽然不是一个行动者,但她的心理上的地理空间延伸得更远。小说中写到,今宝在读高中时,唯有地理课能让她放松:“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大兴安岭与小兴安岭、秦岭、太行山脉、祁连山脉……这些陌生的、深嵌在密密麻麻线条和线条之间的线条,像一个个通向神秘未知世界的密码,让她充满期待和向往。”小说中从国内到国外,不断穿插了教科书式空间指向。比如第23 章开头便引了地理教科书中有关西藏自然情况的介绍,27 章介绍了德国,29 章则介绍了位于北极圈附近的冰岛。一个有意思的结构上的安排是,今宝在行动上越是向家庭和日常回归,

其内心的地理空间指向就越远,这使“大野”的张力越来越大。如果在今宝和在桃之间作一个比较的话,我以为今宝这一形象其实是更有说服力的。但显然,只有将今宝和在桃合二为一,才能把整体性构织得更加严密,才能把“大野”填充得更为丰满。“大野”之谓指向远方,指向四面八方。

但“大野”其实是暗喻了广阔的社会现实。新一轮的现代化进程既是社会自身发展的动力,也是不断唤醒人们内心欲望的助推剂。它既雕琢了那些显著的历史节点,但更多是裹挟了默默无闻的挣扎、抗拒和追寻。于是在这样一种现实中作为个体的小人物的奋斗、追求势必会被淹没在现实的“大野”中而习焉不察,

这显示出了一种无足轻重的沉重。小说以今宝和在桃为出发点,勾连了数个乃至无数个小人物,有的一时光鲜,有的终生不振,他们既是“大野”的中间物,也是“大野”本身。其实,“大野”之谓更为我们提供了有着无限包容能力的心理和文化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有正向性的文化和道德建构,也有反向性的异变和蜕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既有无处不在喧嚣、追逐和蝇营狗苟的现象,也有传统伦理规范和现代新规范之间的抵牾乃至剧烈冲突。不论是今宝们还是在桃们,她们都是在这样的河流中或者急湍地或者潺潺地蹚过,在此中所激起的浪花随即成为过去。作者把这样的抵牾和冲突首先设置在亲情友情之间。比如,今宝从父亲去世开始一直到多年以后结婚成家,从半途夭折的离家出走到安于现状的居家生活,她一直处在以亲情为中心的诸种纠结中。而远走他方的在桃也是在与亲人的纠葛中不断完成出走与回归。可以说,亲情友情之间关系的异变乃至失范,最能揭示现实的窘态,也最能检验现实的弹性。显然,这些对“大野”来说,只是一朵浪花,或是一丛荆棘。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大野”实现了其自身有关空间、自由和包容的命意。正如《人民文学》在发表这部小说时的卷首所说:“倾诉遍地生长,对话空谷足音,大野扩容之;幽暗的无名小城,清晰的世界地理,时代与心中视线开放曲折而又不可阻挡地延伸,大野宽容之;草民百姓从卑微起身,有成抑或遭殃,大

野收容之。”这种概括确得其中真味。

注释:

①参见周景雷《乡愁、乡怨与写作姿态》,《上海文学》第3 期。

②李凤群:《大野》,《人民文学》2018 年第10 期。以下引述小说文本内容均出自此处,不再一一列出。

[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