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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哦,香雪》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 | 王志华  2019年03月03日19:52

内容提要:对铁凝小说《哦,香雪》的认知,一直以来基本上停留在由孙犁先生所奠定的坚实基础之上,即这是一篇以风格见长的独特作品。然而,这个共识却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对小说其他方面的认知,尤其是阻碍了对该小说与当时其他作为主流而存在的文学作品间共性的考察。小说中存在的现代化的追求、潜隐的性别政治现象、知识启蒙等内容都强有力地证明,事实上该小说更是一篇与时代、社会文化相呼应的主流作品。这种发现不仅丰富了对该小说的认知,同时,也再次向我们彰显出这样的事实:即便是再独特的作品,它与时代、与文化、与文学主潮都会有某种或深或浅的联系,否则不仅不会被接受,而且注定在与传统、时代的完全割裂中被时代所忽略或放弃。

关键词:《哦,香雪》 主流文学 现代化 性别政治 知识启蒙

铁凝是中国当代文坛上的一位重要作家,无论是在读者群、批评界还是文学圈,都得到高度认可。而她的被认可和被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以其独特性获得的。其独特性表现为她能将诸多矛盾协调统一为一体,比如作品量少却质精、作品“卖座”又“叫好”、作家身份与政治身份的统一、置身“边缘”却占据“中心”。有人将这种现象概括为铁凝所独有的“铁凝现象”。1就文学最核心的实体——文学作品而言,铁凝的很多作品都表现出对主流文学的偏离,但却总能获得文坛中心的认可。比如短篇小说《哦,香雪》,其诗意温暖的风格显然区别于当时作为主流文学而存在的伤痕反思作品,显现出一种伤感深沉的时代情感,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同样如此。她的“三垛”、《玫瑰门》《大浴女》等小说,既可以作为女性文学来解读,又可以从中读出更为普泛的思想意蕴。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铁凝的作品完全游离于主流,如是,结果绝不会如此。妙就妙在,铁凝的作品与主流中心总是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与主流的“即”,使其始终在场,批评界不能无视其存在,而与主流的“离”则可作独特观。于是,铁凝很难得地在文学的世界里做到了“游刃有余”。铁凝成名于1980 年代,1980 年代是一个文学“共名”的时代,她的成名无疑得益于她与主流文学的“即”。戴锦华先生曾做过这样的论断:“从某种意义上说,铁凝的成功与对铁凝的命名,正是缘于时代特定的误读。”2戴锦华先生之谓“误读”,是因为“铁凝不是一个社会寓言的书写者”3,相反,她在“对普通人、对平凡人生的悲喜剧的记述与书写中,显露出别一样的声音”。4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但完全把其归结为“误读”也并不真正客观。试想,如果铁凝的作品中没有时代共名的东西,评论者想要“误读”都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铁凝的作品,至少1980 年代的某些作品,与时代主潮,与主流文学恰恰是合拍的。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她的成名作《哦,香雪》。其现代化主题的揭示、性别政治的隐含、主人公文化身份的设置等多个层面相互应和,充分说明其与主流文学的紧密关系。

一 现代化主题的揭示

小说《哦,香雪》创作并发表于1982年,虽然小说发表后经历了不被注意及评奖过程中的最初受挫5,但最终还是脱颖而出。而这都来自同一因由,即小说的诗意风格。否定者因其诗意之美与当时以伤痕反思文学作为整个社会情感突破口的时代氛围不相合拍而不予认可,而这恰恰又是打动读者和评论家的地方,肯定性的评价中,作家孙犁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说:“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它是一泻千里的,始终一致的。这是一首纯净的诗,即是清泉。它所经过的地方,也都是纯净的境界。”6孙犁的评价作为对这部小说的基本认知从此定格下来。但无论哪一种认识,都在很大程度上给文学界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并已成共识——小说《哦,香雪》是一篇与时代主流、主流文学不相干的独特之作。然而,大家都忽略了一个潜在事实,小说独特的诗意风格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小说首先触动了当时的时代主题,或者说它是在时代主题所许可的范畴内来建构小说的诗意风格的。而这个时代主题就是现代化。这一点较早地在戴锦华先生论证“铁凝的成功缘于时代的误读”过程中显现出来,她说“由《哦,香雪》中发现了现代化进程伸向荒僻乡村的触角”。7当时之所以没有多少人明确指出,那不过依然是因为那被放大了的诗意风格。一方面,经由早已成名的作家孙犁的提携及及时的获奖,另一方面,诗意、纯净也的确是此一阶段铁凝小说的共同特色(如《一片洁白》《意外》《东山下的风景》等),由此小说的诗意风格被放大固化从而造成了对小说其他方面的遮蔽。创作并发表于同一时期的路遥的小说《人生》(发表于《收获》1982 年第3 期),同《哦,香雪》一样故事关涉城/ 乡,却从一开始就被明确地看作是一篇与转折时代中国乡村向何处去的现代想象关系密切的作品。由此可见,现代化的确是当时的宏大主题,而铁凝之被认可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书写没有溢出这个范畴;小说的内里事实上就是在书写一个现代化的主题。

小说《哦,香雪》的故事发生地——台儿沟,是一个“一心一意掩藏在大山那深深的皱褶里”的地方,“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人们挤在村口,看它“擦着台儿沟贫弱的脊背匆匆而过”。8由此可见,在小说叙事的设定中,“台儿沟”是封闭的落后的,相反,火车、铁轨等实物则标志着开放进步,两者之间是经由后者才发现了前者的一种关系。火车的到来,台儿沟站的设立作为一个窗口向我们进一步展现了台儿沟和外面世界的差距,同时也助力实现了彼此的夙愿和使命——前者想要一探究竟的夙愿和后者引领前者走出去的使命。而现代性正是通过两相对立方式,如文明/ 愚昧、进步/ 落后来阐明和确立自己的合法性的。这在小说中通过台儿沟与火车三次短暂相逢的叙述得以明确显现。第一次相逢,台儿沟姑娘表现出的更多的是新奇和恐惧,大胆的凤娇们发现了“比指甲盖还要小的手表”和“妇女头上的金圈圈”,胆怯的香雪则发现了“皮书包”;相反,乘务员“北京话”以一身帅气从容的形象出场,他“双手抱住胳臂肘”,站在和她们“不远不近的距离”,面对姑娘们叽喳的追问,他并不急于回答,而是留下一个包袱等待“下次”回答,徒留给姑娘们无尽的惆怅。第二次相逢,台儿沟的姑娘们已经由最初纯粹的新奇开始了与外界接触的实际行动——与乘客做起了物物交换的买卖,且香雪借此机会打听着外面的事情,留意起让她在中学同学面前觉出自己落后的自动铅笔盒。第三次,香雪付出了独自夜行三十里的代价终于得到了她心仪已久的自动铅笔盒,“心中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骄傲”,这是一种通过火车、铅笔盒进而在想象中走出大山的骄傲。这种骄傲不为香雪所独有,包括凤娇们也会有。因为就现代化而言,作为1980 年代中国人的共同想象,既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物质层面——当时的中国,既需要继五四之后的再一次思想启蒙,又需要城市和农村的经济改革来推动生产力发展(表现在文学中,才会有《班主任》《绿化树》等小说反映出的对知识分子的重视,《黑娃照相》《陈奂生上城》等小说所关注的农民对物质生活的向往)。因此,从这个层面而言,追求发卡和手表的凤娇对追求铅笔盒和知识的香雪是一种补充,而不是对比对立。乘火车而来的那个“北京话”和众多旅客及火车本身,承载着香雪和凤娇一样的热望,在他(它)们面前,两人别无二致,其热望都需要通过他(它)们才能实现。在此,小说虽然也写到了乘客的善良和热心,写到了火车所代表的城市和台儿沟姑娘为代表的乡村的和谐,但依然难以掩盖两者之间的不平衡。小说在表现城乡两极和谐时写道:香雪不知道怎样讲价,只说“你看着给吧”,同样的,乘客也不忍心跟她耍滑头;凤娇与“北京话”之间,“北京话”会信守承诺给她带来要换的东西,而凤娇总会抽出一斤挂面给他,她愿意让两人的交往和做买卖有所区别;当香雪被火车拉去了西山口,旅客好心给以建议,“北京话”热情地给以帮助;而在表现城乡的不对等关系时通过台儿沟的姑娘们开始注意装扮自己、香雪对铅笔盒的渴望等细节来表现。因此,“《哦,香雪》是被现代性叙述框架所结构的”,是“一个假借‘乡土’的琴壳弹拨‘启蒙’这一弦外之音的短篇小说”。9小说诗意的风格特征虽然与伤痕反思文学所构建的情感氛围不相融合,但在“现代性”追求上两者却殊途同归,从这个层面而言,其同属于主流文学范畴的判断是成立的。

二 性别政治的潜隐

身为一个女作家,虽然铁凝并不刻意标榜自己的性别身份,并不承认自己是所谓的“女性主义者”,但其天然的女性身份,还是使其难免会被纳入女性文学的范畴来进行讨论和研究。迄今为止,研究者在研究其女性文学创作时,基本将对象放在“三垛”以来的相关作品上,并且认为,虽然她之前的作品中不乏女性形象,但这些形象“并不尽是铁凝从女性立场出发对女性生存状态和命运进行思索的产物,因此,并不能全部纳入铁凝的女性写作范围之内”。10这种论断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对性别内涵的设定却存在着本质主义的某种偏颇,认为女性文学必然是为女性摇旗呐喊的。事实上,女性文学概念中,“女性与文学的关系是通过有性别的(主要是社会性别)作者功能这个媒介来实现的。女性作家基于女性的性别经验,将其性别观念或性别无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射到文学文本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文本的结构因素和人物塑造、情结设置、人物关系、细节描写、意象设置等,并由此体现女性经验、言说方式和话语特征,从而构成女性文学的性别内涵”。11 因此,女性文学中的性别内涵和女性经验并不必然体现为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而是同阶级内涵、民族内涵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从而使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女性文学体现出不同的特征,而不是千篇一律。从这一层面而言,铁凝早期的创作尽管不是从女性立场出发的,但依然可以纳入女性文学范畴来进行认识,可以从性别角度作出阐释。

细读作品,我们会发现,前述小说中所蕴含的现代化宏大主题是通过一个隐含的男/ 女性别结构得以阐释的。小说中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通篇几乎都是女性人物,男性只有香雪的父亲和“北京话”两人,虽然数量对比悬殊,但其所代表的落后/ 进步的力量却对其数量对比进行了反转。小说在叙事过程中逐渐凸显了台儿沟的性别。起初是以“它”来指代,可以看作没有性别的物的存在;随着火车的到来,“人们挤在村口”争先恐后看火车,台儿沟有了人的活动,开始了作为人的存在,但在“人们”的统称中它依然是没有性别的;后以台儿沟的“姑娘们”的群体登场悄然取代了“人们”的位置,台儿沟“人们”对火车的热盼新奇完全转化成了姑娘们的新奇,从此台儿沟的性别变得鲜明并确定。其中,仅有一处明确提到一位台儿沟男性——香雪的父亲,但这依然无法改变台儿沟的性别。一方面,他是被提及的,是在说到香雪木质铅笔盒的时候作为制做者隐含出场的;另一方面,他作为铅笔盒的制做者带给香雪的不是荣耀而是屈辱,因此,即便在女儿面前,他都已经不具备性别包括父辈的强势,或者一如台儿沟的其他男人一样已经被去势,或者也已经被“女性化”了。而这个女性化的世界恰是在火车进入之时才达到性别的平衡。是火车“发现”了台儿沟,是火车给众女孩带来了她们心仪的发卡、铅笔盒,是火车让众女孩心潮澎湃、焕发了活力。在此,小说刻意书写了火车神奇的力量:“它勇敢地盘旋在山腰,又悄悄地试探着前进,弯弯曲曲,曲曲弯弯,终于绕到台儿沟脚下,然后钻进幽暗的隧道,冲向又一道山梁,朝着神秘的远方奔去”,它“挟带着来自山外的陌生、新鲜的清风,擦着台儿沟贫弱的脊背匆匆而过”。12 同时,小说还描绘了火车的主导性——它决定了是擦肩而过还是因为心疼台儿沟而短暂停留。这种书写无疑带有鲜明的性意味。结尾处的书写同样可作如是观。结尾处,无论是凤娇还是香雪,当她们都心满意足地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后,香雪眼中的台儿沟变换了模样,由沉寂变得欢快,“月亮是这样明净”、群山“像母亲庄严、神圣的胸脯”、风干的核桃树在风中“唱歌”……这多么像一个渴望被男性爱慕喜欢而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的女子的心情啊。台儿沟/ 外面的世界,女性/ 男性之间形成一种同构关系。中国自古就有自拟女性或自喻女性的文学书写传统,“表现了作者们对作为客体价值、待他人取也值得他人取的‘物’的地位的认同,特别是对夫妇、男女两性关系中那一从属角色的认同,这角色自然是女性角色”。 13这种同构关系得以成立,同样显现出对女性弱者、他者位置的认同,其性别政治意味昭然。而这一性别关系在表现凤娇与“北京话”的交流时更为具体。区别于香雪血缘上的父亲,香雪们尤其是凤娇对“北京话”满含新奇甚至是崇拜之情,无论是他的外表,还是他的语言。她们把对外面世界的探究都寄托在了“北京话”身上,一连串地忙不迭地向他发问。在我看来,凤娇和“北京话”之间一定存在某种程度的男女间朦胧的情感,至少凤娇一方对“北京话”是有着单方面的好感的,所以在众多女孩与火车间的多次碰撞中,着意写到了凤娇与“北京话”的交往。凤娇代表了乡村台儿沟,而“北京话”则代表了外面的世界,代表了现代化。而这关系中的男女,位置一定不能调换——让一个乡村男孩和来自文明世界的女孩产生交往和情感,如果有的话,那来自文明世界的女孩也就不再代表文明,代表现代化的方向,而是需要改造的,需要改造到和乡村男性处在“同一地平线上”,就像小说《创业史》,即将成为工人的徐改霞在爱情方面,拒绝了富裕中农郭世富的儿子、高中生郭永茂的求爱,而偏偏喜欢一心为公的贫农梁生宝(《三里湾》《青春之歌》等小说有着相同的叙述)。因此,毫无疑问,小说《哦,香雪》是一部借“男/ 女”性别结构彰显了现代化主题的小说,在小说中,“‘菲勒斯中心主义’话语与现代性叙事逻辑达成了隐秘的合谋”。14而两者之间的合谋式的书写在中国新文学中并不鲜见,它们共同的特征是,作品中“男人和女人分别扮演拯救者与被拯救者,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导引者与被导引者的角色”,15男性代表现代化的方向,而落后的乡村一定要装扮成女性的形象。特别是在现代化上升为国家话语甚至政治主流的1980 年代,这尤其构成为一种现代性叙事的主流。《哦,香雪》的现代化主题如今已成毋庸置疑的共识,但有人并不认为其叙事符合这个叙事主流,因为其“假借知识、现代文明来完成启蒙与救赎的是女性自身,无需男人的中介”。16但我想前述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打破了这一认知;也或许,台儿沟不需要“北京话”这个个体化的男性,却需要被“男性化了的”现代性。

与根深蒂固的压迫模式——父权制/ 男权制相关,贬抑女性、赋予现代主体以男性性别成为一种常见叙事形态,两者都已成为一种恒久的普遍的无意识心理结构,也就是说,现代主体中所隐含的性别意识极不易被觉察,但并非不存在。铁凝尽管是一位女作家,但潜意识中也受到了这种文化的影响,因此,同样受这种“作为我们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17——性别政治影响的时代和社会也就自然地毫无障碍地接受了《哦,香雪》及其性别叙事逻辑,小说《哦,香雪》也就由此进入了性别文化的主流,进入了性别与现代性叙事相融合的叙事主流。

三 知识启蒙

李泽厚曾这样描述他眼中的1980 年代,“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但这已是经历了六十年惨痛之后的复归。”18他的这种认知已成共识,即1980 年代是继五四之后的一个“新启蒙”时代。而新启蒙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知识启蒙,因此,对文化的追求,对知识分子的重视成为新启蒙时代重要而鲜明的时代特征。文学对此自然作出了积极而热烈的回应。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即,区别于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知识分子形象在各类文学中得以重塑。像《天云山传奇》《布礼》《绿化树》等小说中的主人公,小说突出了其虽历尽苦难而赤心不改的“受难的圣者”的形象;《活动变人形》《浪漫的黑炮》《献上一束夜来香》等作品则着力“关注中国知识分子主体人格泯灭的悲剧”,但“不同于过去对知识分子的丑化和诋毁,而是觉醒的知识分子对自我的省视”。这些文学创作无不在彰显知识的力量——唯有知识才可以重启启蒙的重任,才可以肩负实现现代化的使命。这种书写亦成为新启蒙时代文学叙事的主流。而小说《哦,香雪》无疑也在这个主流之中。

虽然《哦,香雪》总体上来看写得更像一首诗,一篇散文,但它依然还是一个以故事为核心的小说。小说表面上写台儿沟一群姑娘的故事,实际上主要写的是香雪的故事,即中学生香雪为了心仪已久的铅笔盒而不惜行走三十里夜路的故事。从人物群体向香雪个体的转变有一个过程。先写一群姑娘在火车短暂停留的一分钟内争先恐后探望着火车内的新鲜事物,在此并没有刻意突出香雪,而是将其混迹于凤娇们的行列;随着姑娘们与火车上的人开始做起买卖,开始了物物交换,香雪的独特性逐渐显现出来。凤娇她们只满足于物的交换给自己带来的物质满足,及与外来人(以“北京话”为代表)交往中所产生的新奇感,而香雪与火车的交往却意不在此。她也对外面的世界好奇,但她眼中在意的物不是凤娇们看重的发卡和小手表,而是“皮书包”“自动铅笔盒”;做买卖的空儿还向车上的人打听外面的事,“打听北京的大学要不要台儿沟人,打听什么叫‘配乐诗朗诵’”20,连做买卖都是姑娘们中最顺利的一个。于是,这个被同伴夸赞“长了一副好皮子”的香雪逐渐脱颖而出。顺势紧接着写到之所以香雪区别于众姑娘,原因就是因为“香雪是学生”,“是台儿沟唯一考上初中的人”。21 又紧随其后写到香雪在公社中学读书如何因为“一天吃两顿饭”和“木质铅笔盒”的粗鄙而心生一定要得到一个自动铅笔盒的强烈愿望,于是产生了因换铅笔盒而被火车带走只能黑夜独行30 里的结果。一个原本是姑娘群体的故事就这样过渡成了香雪一个人的故事。由此可见,虽然小说从总体上表达了现代化的主题,但其中又特别突出了香雪的价值和意义。凤娇们对发卡、小手表等物的渴望同香雪对铅笔盒的渴望一样,虽然都表达了一种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但两者的境界却完全不同。前者只需物物交换即可获得,但也仅止于此;而铅笔盒却不同,它背后关联着知识和上大学,而拥有了知识就可以上大学,就可以“坐上火车到处跑”,“就能要什么有什么”。到时候,不要说封闭落后的台儿沟,甚至连曾经让她获辱的公社(中学所在地)也将被她远远抛之身后;不要说正常的三顿饭,什么样的山珍海味也都能尝遍;不要说发卡、小手表,什么样的好东西都可以拥有。铅笔盒已经不仅仅是种物的存在,“铅笔盒作为一个文具,自然可以看成知识的象征。对知识的追求,正是1980 年代初现代化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上最响亮的话语,乡村中学生香雪的铅笔盒故事,不能说没有呼应关于现代化的历史诉求”。22

与自动铅笔盒联系着的香雪,虽然只是一介中学生,但她作为“台儿沟唯一考上初中的人”,无疑具备了追求知识的先在条件,这些人更能呼应城市现代化的召唤,以便顺利完成通过知识文化进行现代性启蒙的宏大使命。即如路遥的小说《人生》,转折时代乡土中国的现代性焦虑只能通过乡村高中毕业生高加林来演绎和表达,他既是乡村的,有走向文明进步城市的渴望;他又是有知识的,因此才能够更具备接近和完成现代化转型的潜质。高加林无疑是一个与时代高度合拍的人物,小说最后却又为何出人意料地让其重返乡村呢?原因是,作家在其身上寄予了更深层次的思考,高加林身上承载了“转折时代的历史之‘恶’和伦理道德困境”23。幸运的是,香雪却没有这样的道德败笔,不仅没有,她纯净得让“你不忍心跟这样的小姑娘耍滑头,在她面前,再爱计较的人也会变得慷慨大度”。24 因此,她是可以走向未来,承担起现代化使命的,至少可以配合以火车为表征的现代化发现台儿沟更多的美好——“台儿沟原来是这样的”,并有潜质和能力畅想台儿沟的美好未来——“台儿沟一定会是‘这样的’”。25至此,个体化的香雪与急于步入现代化的台儿沟的现在和未来产生了联系,香雪作为文化人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也就顺理成章地得以确立。小说《哦,香雪》通过台儿沟姑娘与火车的邂逅,表达了走出“文革”阴霾的一代人对美好情感及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脱颖而出的香雪则进一步向我们传递出这样的信息:这向往首先必须通过知识才能抵达。这与“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氛围完全切合。也正是在这种知识启蒙的时代背景下,才产生了很多凸显知识及知识分子等内容的一系列文学作品,并使之成为一种创作潮流,《哦,香雪》就是这一主潮中的一朵浪花。

时至今日,距离小说《哦,香雪》的产生已经有三十多个年头。在这三十多年的接受史中,尤其1980 年代,公众对它的认知基本上停留在由孙犁先生所做的界定之上。然而,这一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却遮蔽了对小说其他方面的认知,尤其是该小说与当时其他作为主流而存在的文学作品间共性的考察。小说中存在的对现代化的追求、潜隐的性别政治现象、知识启蒙等内容都强有力地证明了《哦,香雪》除了风格上的独树一帜外,它更是一篇与时代、社会文化相应和的主流作品。这不仅丰富了对该小说的认知,同时,也再次向我们彰显出这样的事实:即便是再独特的作品,它与时代、与文化、与文学主潮都会有某种或深或浅的联系,否则不仅不会被接受,并且注定在与传统、时代的完全割裂中被时代所忽略或放弃。这是否可以看作是铁凝给文学带来的一种成功经验呢?我想是的。而这种表征与置身“边缘”却又占据“中心”的“铁凝现象”是相一致的。能将矛盾统一协调,达至平衡和谐的状态,正是中国传统中庸文化的精髓所在,难怪有人论及说“‘铁凝现象’的矛盾组合鲜明地体现出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或哲学”。26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小说《哦,香雪》以“这样”的形态而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受到了这种中庸文化自觉或潜在的影响。文化作为塑造文学风格的真正力量,多半必是经由作家而发挥作用,因此,说到底,是作家铁凝深得“中庸”智慧而必然产生了诸多相关的“铁凝现象”。缘此,小说《哦,香雪》在与时代“离”与“即”关系的辩证处理中,获得了更为丰富而复杂的阐释空间。而这样的作品成为经典自是当之无愧!

注释:

1 10 26 王志华:《灵魂之魅与中和之美——铁凝小说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2、21、3 页。

2 3 4 7戴锦华:《真淳者的质询——重读铁凝》,《文学评论》1994 年第5 期。

5参见贺绍俊《铁凝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43 页。

6孙犁:《谈铁凝新作〈哦,香雪〉》,《青年文学》1983 年第2 期。

8 12 20 21 24 25 铁凝:《哦,香雪》,《铁凝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5、6、5、10 页。

9 14王侃:《“城/ 乡”性别化与现代性叙事逻辑——重读〈哦,香雪〉》,《社会科学战线》2015 年第12 期。

11乔以钢、林丹娅主编《女性文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第11 页。

13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 页。

15 16 17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索解20 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上海三联书店2006 年版,第157、160、13 页。

18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之一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1 页。

19李新宇:《艰难的主体重建—— 20 世纪80 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天津社会科学》2005 年第2 期。

22毕光明:《文明落差间的心理风景——重读铁凝< 哦,香雪〉》,《名作欣赏》2008 年第10 期。

23马春花、史秀东:《转折时代乡土中国的现代/性——以< 人生〉为例》,《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6 年第3 期。

[作者单位: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