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刘永春,文学博士，鲁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担任烟台市芝罘区文联副主席、区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届客座研究员及特邀研究员等。现为山东省作协张炜工作室特聘专家、山东省第二批签约文学评论家。

内容提要：叶弥的长篇小说《风流图卷》聚焦于1958 和1968 两个年份，在极端政治化的时代背景中塑造了许多独特的人物形象，通过各具特点的个体人格实践与悲剧命运、对命运的坚定反抗、身体与欲望的繁复形态等叙事路径揭示了时代的荒诞与残酷，形成了对人性的全新书写和对历史的全新解构。小说兼具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美学意味，小说在人物塑造、叙事结构、思想深度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是叶弥小说创作的又一个重要收获。

关键词：叶弥 《风流图卷》 生活哲学 身体书写 历史反思

叶弥长篇小说《风流图卷》以1958、1968 两个年份为背景，采用工笔山水般的细腻笔致，以尖锐凌厉的历史反思，详细呈现了那个年代里人性的畸变与流荡。这部长篇小说既具有宏阔的时代视野，又具有非同寻常的叙事耐心，在人物与历史的互动关系中将动态的幽微人性纤毫毕致地建构起来，使得小说中的各个人物性格立体丰富，其对历史的反思作用也得到了最大程度地发挥。

《风流图卷》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以生活史形式展开的各种个体人格实践。这些人格具有独特的时代特征与精神结构，大多数都独立于小说所呈现的特定时代之外，大多数都以坚定的审美主义实践而遭遇悲剧性命运。小说的重心在于深入刻画这些人格实践具有的诗学意义和历史价值，着力探索的是那个时代少数人的生活哲学而非多数人的共同命运，重心是为这些人进行人格画像而非记录时代的全景。因此，这部小说所塑造的各种人物形象与时代背景之间的张力关系格外动人，其诗学意义与历史价值通过这种有效的结构得以深刻呈现。

一 “享乐主义”

“从本质上讲，生活哲学就是一种以‘生活世界’为关注点，探讨什么是人们可值得过的好生活的哲学观。”1小说中生活哲学的建构虽然建立在个人生命实践基础上，但与时代背景（“生活世界”）并未完全脱离，两者一起构成在政治与审美之间不断漂移的生活形态，形成了贯穿始终的张力结构，既塑造了动人的个体人格，也构成了对生活世界的深刻反思。“生活哲学是表达人类生活意义的理论，实质上就是人的哲学。”2《风流图卷》可以视作一幅探索生活方式、生命意义、生命哲学的诗学长卷。

在生活哲学层面，小说对生命意义的探寻主要维系在柳家骥和常宝这两个看似毫无关联但殊途同归的人物形象身上。虽然地位悬殊、并无交集，但两个人物形象的共同之处在于即使身处特殊时代却仍然热爱生命，并最终为此付出生命代价、实践了自己的个体人格，获得了审美意义上的完满结局。从时代角度来看，两人的生活哲学都与生活世界格格不入，以悲剧性的死亡作为结局毫不意外；从个体角度来看，两人的人格都得到了最充分地实践，即使死亡，却也获得了超越时代、超越生活的生命意义。这种巧妙的悖反结构同时展开人格塑造与时代反思，体现了叶弥精湛的艺术功力和卓越的思想深度。

小说上卷集中塑造了柳家骥及其个体人格实践，这个人物形象是整部小说中与时代背景反差最强烈的，也是小说主题重要的负载者。其个体人格实践的特征可以简单概括为“快乐地活”与勇敢的死。小说以其后半生为场域，以1958 年为主要背景，展开了其独特的生死哲学。其生活哲学的核心命题是如何处理个体生命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即如何处理自我的本质、形态与意义的问题。在这种哲学路径上，自我人格与生活世界的主客体关系尤为重要。大多数时候，柳家骥将生活世界视作经验主体与实践客体，通过自我生活的审美化远离极端政治化的外在世界，通过融入审美化的物质世界完成自我人格建构。两种途径相向而行，但最终共同指向自我人格的丰满与生命的圆满。

对“生活世界”的界定与强调最早来自于胡塞尔，其内涵可以界定为“我们个人或各个社会团体生活于其中的现实而又具体的环境“3，其外延则为“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是“最为重要的值得重视的世界”4。柳家骥对生活世界的处置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回归生活本质，避免政治对生活的侵扰。小说开头不久，孔朝山写信给柳家骥向他讲述他的朋友们陈从周、汪曾祺、丁聪、聂绀弩、储安平、吴祖光、林昭等的命运，柳家骥则直接了当地说自己不感兴趣，“我的这些老朋友小朋友，对政治的兴趣远远大过于对生活的兴趣，玩政治容易出事，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本来就有问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一直有问题，从来没有解决好”。5在柳家骥看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思维极端和片面，非左即右，非大即小，不能忍受中间状态”，解决之道则是学习古代圣贤的中庸之道，“古代圣贤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提倡中庸之道。其实中庸之道是最难的，中庸之道需要不偏不倚，冷静笃定，要有强大的力量才能做到。中国人缺少力量，所以一会儿左，一会儿右”。6这种反思直接指向当时的社会运动，是超越了现实政治之后的生活态度与哲学反思，在1958 年的时代背景中具有独特的审美主义倾向和强烈的批判立场。为了实践这种生活哲学，柳家骥将居住的“廿八斋”改造成了现代版的大观园，园中的“四不楼”所代表的“不中不西，不土不洋”是其生活哲学的具体化。廿八斋，成了1958年苏州城市生活的世外之地，在风雨飘摇的社会运动中保持着自己的内容与节奏。小说下部中，柳家骥的自杀和廿八斋的风流云散则象征着这种生活哲学的破灭。

其次，享受物质生活，建构精神审美。柳家骥与廿八斋的生活内容主要是对物质与精神的极度占有，并以此建构现代独立人格，完成生命实践。物质与精神，在廿八斋是一体两面的，互为因果，两者最终统一为以“吃喝玩乐”为内容的“享乐”“快乐地活”。柳家骥对此有很多阐发。在听完张风毅关于享受与享乐的区分后，柳家骥直言“享受就享受吧，没来由搞那么多吓人的寓意”7；与孔朝山在饭桌上争论时，柳家骥则毫不隐晦：“人生在世，吃喝二字。我就是庸俗主义。我爱享乐。享乐在我来说，既是身体需要，也是灵魂的需要。一个不知道自己需要的人，不会知道别人的需要。一个不懂得关心自己的人，也不会真正关心别人。”8这些阐发建立在现代思想启蒙基础上，是对当时极端政治化的社会生活的尖锐批评，当然也无力改变廿八斋之外的社会现实，其最终失败的命运也是注定的。应该说，柳家骥的生活哲学是个人本位的，关注的是个体意义与价值的实践，而非群体的命运。“我不愿意让别人的苦难打搅我的幸福生活。有一天我倒了大霉，我也希望幸福的人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9即使在苦难的时代里，也要坚持“吃喝玩乐的勇气”，“快乐地活，才是最有力量的事，才是一件有益自己、有益别人的事”。10当建立在享乐主义基础上的个人生活哲学无法服务于群体的利益、无法融入时代的价值取向时，这种个体人格实践的超越性和局限性就同时被放大到了极致，从“乐活”到“勇死”就成为必然结局。

再次，以死明志，将生活哲学贯彻到底。“生的有趣，死的夸张”，是叶弥对柳家骥生活哲学的最后总结。确实，自焚而死，在那个年代里也算得上“夸张“。但柳家骥的自焚并不仅仅因为自己受辱，更多原因在于自己的生活哲学已经无法继续施行下去，其个体人格实践自觉地走向了终点。他的最后一句话“我一辈子最讨厌的就是‘改造’二字”显示了他勇敢走向死亡的决心之大和绝不妥协的个体人格。临死时，他怀里抱着的昙花是他的人格化身，象征着这种生活哲学在生活世界的珍贵与虚妄。在他嗅到了生活世界里的危险信息时，为了避免被“改造”，他的主动寻死就成了最后的反抗：“他不会让这些人得逞的，他的命运要自己掌握。”11对于柳家骥而言，他的乐生与勇死是一体的，统一于他对生命本质的独到理解和对人格实践的始终坚守。这样的人格最大程度靠近内在的审美生活，而远离外在的政治环境，带有明显的乌托邦性质，虽然注定失败，却也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闪烁出夺目的光辉。

值得一提的是，彻底的个人主义并不是柳家骥生活哲学的目的和归宿，相反，他希冀的是借此达到人性的自觉并形成对生活世界的观照。“光靠无私的道德观的灌输，人是不能学会爱祖国，爱人民，爱护公共财物的。自我是最伟大的，人首先要学会爱自己，才会推己及人地爱别人，才会对这个世界有责任心。”12 在“推己及人”基础上形成的“责任心”才是柳家骥努力追求的，只是，生活世界并未给予他足够的机会，直到他临死时散发家产的时候才意识到其重要性，他手里那块被所有人拒绝的昆石成了最好的象征。如果说柳家骥的生活哲学是自觉的，那么常宝则是自发的，但同样让人动容。小说更多侧面展现常宝的个体人格，尤其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命运。

她爱男人，也极度爱自己的身体。与她谈过恋爱的男人私下里说，她喜欢自己的身体超过喜欢男人，并且从头到脚都喜欢。是的，中国人习惯于把身体各部位分成三六九等，高贵或低贱，男人的脑袋是高贵的，女人生育孩子的器官是最低贱的。她不这么认为，身体上的每个部分她都平等地爱惜，因为她说她懂得一个道理，那就是不去人云亦云，譬如女人的乳房和屁股也是被人瞧不起的，但是男人们公开的和私下的态度，就像枇杷叶子，正反面是两种色彩。13

无疑，对常宝来说，身体是生活的载体，“可值得过的好生活”是从对热爱自己与自己的身体开始的。“她不这么认为”“不去人云亦云”，在一个特殊时代里，她以自己直觉性的生活哲学穿透了世俗生活，具有深刻的批判性和先锋性。这种人格实践在那个时代必定只是个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想象的产物，但其与时代生活范式的强烈对立则是真实而具体的。

如果说柳家骥的死亡是社会运动的结果，常宝则更多的是男性欲望的牺牲品。她代表的是普通人渴望过上平凡生活的愿望，但一旦进入男性欲望的视野、成为众人目光的猎物，她的死亡也就注定了。在众人眼里，她的罪过就是其生活方式的与众不同，尤其是在吃穿上。于是，她用来煲汤的那只小锅子也成了批判对象：“这只小锅子也有罪，要与她一起接受批斗。批斗小锅子？是的，批的就是它！常宝是资产阶级的话，它就是资产阶级帮凶。常宝是反革命的话，这只锅子等同于反革命家属。”14 两条罪状合起来使得众人对她由忌妒产生了蔑视。对她的批判就成了一场狂欢：“这场批斗会具有一种甜美的诱惑力，每一个人都混在人堆里，怀着单纯的观赏心情，看戏一样，看待这场批斗会。她的生死，由国家负责，别人不操心。”15此时，作为批判对象的常宝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批判为众人提供了发泄私愤的途径，其结果只能是常宝的死亡。常宝的另类生活哲学从被蔑视到被消灭，体现了政治化的时代主流强大的规训能力。

有评论家指出：“叶弥无意于反思历史，她之所欲，正在于时代历史的进步表象下凸显个人及其自主性，这是她自《美哉少年》以来的创作风格。《风流图卷》中，历史作为反衬，其意毋宁说是要在最没有个人的年代凸显个人，最禁欲的年代写出欲的美好的一面。”16 这种观点呈现了叶弥《风流图卷》对生活哲学的个人性建构及其价值，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叶弥对极端政治化社会生活的强烈反思。柳家骥、常宝都是那个时代的少数和另类，然而，小说的反思深度和批判力度并不因此而减少。两人从“快乐地活”到勇敢赴死的生命选择恰恰是对时代暴力的决绝反抗，以此展开对时代的荒诞与粗野的反思正是最佳的途径。小说通过柳家骥和常宝建构起来的审美主义生活哲学足以充当批判利器。生与死结合起来，构成他们各自完整的人格实践，两者统一于对个人意义与价值的极致追求，因而超越于当时社会的精神背景之上，变成了暗淡天空中的熠熠星辉。

二 “无根之花”

孔燕妮是《风流云散》里的线索性人物，小说以她的视角折射出前后二十多年里的众多历史事件，串联起周围众多人物的命运和结局。总体上，这部小说作为成长小说所具有的叙事特征与艺术结构都十分明显。孔燕妮这个人物形象能够从历史背景中凸显出来，成为那个时代的一道独特风景，主要原因在于流荡多姿的人物命运和立体丰富的性格内涵。人物的精神立场与时代生活的对立姿态是叶弥找到的一把钥匙，在孔燕妮身上得到了有效运用。她受教于柳家骥、受挫于杜克、受辱于赵大伟、受知于张风毅，既有着“彩虹仙女”的传奇身世，又有着颠沛流离的多舛命运，倔强孤傲又深沉坚定。她是小说叙事的情节焦点，又成为小说进行历史反思的主要通道。

大多数时候，孔燕妮是作为“弱者”存在的，是自我内心与生活世界中的双重弱者、受害者。其命运与时代、历史、人性等环境性因素密切相关。“叶弥小说关注的更多的是被生活的坚硬给甩出轨道的‘弱者’，呵护的是人心的脆弱与痛苦，在这种弱者文学中，我们看到的是被遗忘了的人性的尊严与美好，世界的残酷与冷漠因此而有了温度。”17叶弥用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暴力形式将这个弱者包围起来，而其悲剧命运与不息抗争则像从孔燕妮善良坚强的内心映出的真实镜像，不停映射着那个时代的荒诞暴力与人性变异。叶弥借助“弱者文学”表达的是无声控诉和坚决抵抗，有了孔燕妮这个核心人物，小说的叙事才得以潜行在人性深处，而不是停留在社会控诉的表层。借助孔燕妮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构建了两个年份的社会全景，将重大历史事件隐藏在人物命运中，既作为背景，也作为反思对象。正是在这个维度上，小说的人性书写和诗性主题才得以完整展开，人物没有被历史遮蔽，叙事没有被义愤塞满。同样，正是因为选择了孔燕妮作为叙事角度，小说在云淡风轻的叙事进程中展示出了对历史、人性与文化的深湛思考，整部小说在浓郁的诗性之中包含着强烈而恰切的理性气息与哲学气味。

孔燕妮的精神质素来自于许多人，包括柳家骥、孔朝山、谢小达、高大进、张风毅、秧花、杜克等等。她的精神世界向整个生活敞开着。但是，她主要继承了柳家骥的精神气质与生活哲学，是他的精神传人。小说别有意味地用对比的手法详细描写了孔燕妮与柳家骥、孔燕妮与父母两组关系。尤其是在生活哲学方面，他们给予孔燕妮的影响是如此不同。谢小达崇拜的是那些英雄人物，因为“他们艰苦朴素，胸怀世界，胸有无边疆土。而柳爷爷贪图享受，没个正经。我妈认为，柳爷爷的身体，从头到脚，他都认真对待，唯独不会认真改造他的旧思想”，“总之，我妈说他是个寄生虫，是腐朽的旧制度造成怪胎”。18 这是主流政治话语对柳家骥的整体结论，流露出浓厚的审判意味，“贪图享受”“旧思想”“寄生虫”等都是足以致命的罪名。孔燕妮在柳家骥和父母之间明显站在后者一方，无论是生活哲学还是人生选择，在她人生中很多重要时刻，柳家骥的姿态与话语都回响在她的精神现场。例如，当谢小达收养了谢燕兵时，孔燕妮与母亲达成了初步的和解，“我浑身轻松，头脑清爽，一念之间，竟有如此转机，竟有如此效果，我仿佛从阴暗的小巷里走到了阳光大道上。这就是柳爷爷说的吧，思维方式正确，行为也就正确。行为正确，天地宽广”。19 小说下卷中，柳爷爷死后十年，孔燕妮慌乱地跟随人群从大火之中的香炉山逃离，“这么胡乱跑着，我忽然想到，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这么慌乱地跑着，跑来跑去地寻找前途。柳爷爷那时就说，人的弱，全在于没有正确的思维方式，那么多人上下求索，求的就是一条思想之路”。20柳家骥的思想灌注在孔燕妮的内心，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她的成长，也不断启迪她深化着对人性的思考。当然，她与柳家骥也有一些思想差异，例如对柳家骥提倡的中庸之道，她就有着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在爱情方面，她拒绝妥协和折中，“世上的一切，都得干干脆脆，要么生，要么死。我要爱一个人，我就得拥有他的一切。要么就放弃。柳爷爷倡导的中庸之道，我是做不到的，柳爷爷他自己也做不到，只是说说罢了”。21 在她的精神世界逐渐丰盈起来的过程中，柳家骥对主流政治话语的决绝反抗赋予她同样的毫不妥协的独特气质，也决定了她处处遇挫和不断受辱的多舛命运。“在找到我的重生、我的光明之前，我注定要颠沛流离，不能平安过生活。”22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在当时主流政治话语的笼罩下，她只能是“无根之花”，小说上卷结尾处已经明确得出了结论。

在孔燕妮的外在生活方面，小说主要在动荡环境所形成的一个个异托邦中描写她遭遇的种种挫折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成长，也在下卷中通过她在武斗现场救治伤员、在乡村任教与从医等经历展示她的成熟与坚定。两个方面共同构成她与生活世界的融容与紧张，一起呈现出她与政治话语不断对抗的姿态和渐渐成熟的精神结构。前一个方面通过她与生活世界的对抗来展开对时代、人性的反思，主要是“减法”，她拥有的一切，不管是身体还是理想，都在不断被剥夺；后者反过来表现她在残酷的生活世界中的生生不息和“上下求索”，她扎实地推进着自己的现实努力和反思深度，在社会广度和思想深度上不断做着“加法”。从1958 年的15 岁到1968 年的25 岁，十年的成长史和挫折史都浓缩在这两个方面之中。周围的生活世界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与精神变迁也聚集于这些个人历史之中，孔燕妮既成了外在生活世界的反思者，用以呈现其荒诞与暴力；也是自身内在世界的呈现者，用以表达迥异于时代主流的生活哲学和思想维度。“叶弥小说中，对抗性的紧张关系常常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动力，当生活之弦紧绷到一定程度，新的缺口会打开，时空发生质变，异托邦产生。女性往往成为这种异托邦的营造者，她们以强烈的出逃欲望，丰富的想象力，在压迫性的日常生活之外找到新的出口。”23确实，孔燕妮与生活世界的对抗过程同时也是她穿越一个个异托邦的过程，柳家骥的廿八斋、高大进和秧花的花码头镇、姑姑如一的香炉山，还有白鹭农业中学，甚至包括陶云珠的青云镇，这些不断变换的场景构成了孔燕妮在外在世界中的冒险场域，也反过来影响她的内心。在一个个异托邦中穿行，从而经历并穿越那个时代，是《风流图卷》作为成长小说的叙事核心，也是使得孔燕妮这个人物兼具叙事功能与主题功能、兼具诗性与哲学性的关键原因。同时，这种方式有利于展开孔燕妮的内心世界及其迁延流变，推动小说的时代反思不断伸向历史深处。

在孔燕妮的内在精神方面，小说主要建构了其内心的“情”与“思”，即，从家庭关系、身体经验、情爱历史等维度呈现其苦难的历程与决绝的反抗，以及在此过程中对生活世界的深入反思。构成前者的最重要的三条线索是其母女关系的疏离与和缓、身体意识的成长与成熟、情爱理想的追求与挫败；构成后者的主要是对生活哲学、时代弊病、历史精神的深入思考。同样的，两者也是紧密结合的状态与过程，统一于其作为女性的性别身份和作为“无根之花”的精神身份。她与谢小达间紧张对立的母女关系确认了其“精神孤儿”的身份处境，也是其个体人格实践与外在主流政治话语对抗的象征以及结果。“我对她的伟大事业不感兴趣，我只对我想寻求的个人命运的启迪感兴趣，我只要我平凡的生活。”24母亲间接造成了女儿的受辱和此后的艰难处境，但这一切都是在革命名义下的、以主流政治话语为指针。孔燕妮的精神之根逐渐深入到现实底部，她不断寻找着与包括母亲在内的生活世界的和解。同样，在情爱体验方面，经历了被赵大伟侮辱、与杜克的分分合合、偶尔的身体放纵，最终在张风毅那里，在小说结尾处，她找到了重生与自由。她受辱后渐渐释放出的人性力量、对爱情的坚定追求形成了与周围的男性及其控制的时代的鲜明对照，而其精神支柱则是她对时代、对人性、对精神的深刻思考。在度过了自杀危机之后，她获得了自己一直寻找的“重生”，身体与精神一起归入“平静”：“我如在天堂，心中充满平静，我追逐情欲、爱、思想，也许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到属于我的平静。”25 这是小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叶弥为经历了外在与内在双重历险的女主人公设定的精神归宿。“情欲、爱、思想”正是孔燕妮建构自己生活哲学与内心精神的三个维度，也是小说进行历史反思的主要通道。“叶弥的历史小说热衷于个人的成长经历的书写……她的主人公的成长是一步步向下，是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是拒绝和自我放逐。由此可见，历史之于叶弥的主人公们，就不仅仅是背景，而在于提供了个人成长的反向动力。”26 孔燕妮，作为肉身个体与精神个体，被叶弥深深嵌入了历史反思之中，其所展现出来的精神力量足以穿透那个时代的话语结构，从而抵达人性的根基深处，形成对历史理性的有效解构。这部小说启示我们，不管历史叙事多么纷纭复杂，“总有形形色色的个人叙事，以身体体验为证据的历史永不会消失。它构成生活，营造审美，在强大的宏观历史阴影下一直绵延，从未断裂。”27《风流图卷》以孔燕妮的人格实践和命运遭际为场域，以极富感染力的张力结构深入到历史精神深处，以强大的思辨力量解构时代的荒诞和暴力，其生命史与精神史因而具有了超越时空的艺术魅力。这朵“无根之花”既有力地穿透了人性的残暴放射出灼灼的光芒，也具有温暖的人性质地和锐利的精神气质。

三 “强大的虚无”

“风流”“图卷”，无不指向视觉，而处于小说视觉核心的则是身体。在这种意义上，《风流图卷》可以视作一部“身体史”，身体充当了自我灵魂与外在世界的边界，生活世界与内心精神在个体的身体场域中冲突、融合，最终形成小说中千姿百态的人物个性与生活命运。身体，是个体精神征服世界的起点，也是政治话语侵入个体灵魂的起点；是生活哲学的最终旨归，也是穿越异托邦的强大支撑。在叶弥营构的情欲世界里，身体既是主体，也是修辞。“现代叙述看来形成了某种身体的符号化，而与之相应的是故事的躯体化：它断言，身体必定是意义的根源和核心，而且非得把身体作为叙述确切含义的主要媒介才能讲故事。”28身体与欲望互为表里，一起支撑着小说的叙事结构与节奏，成为《风流图卷》明显的话语策略。在这一主题之下，小说的叙事躯体中主要分布着情欲、性爱、精神之恋、背叛、强暴等各种形态。可以说，身体和欲望就像一张大网，笼罩了小说中所有人物，他们彼此间复杂的情爱关系使得小说的人物结构密实紧致，丝丝入扣。这些情爱过程始终发生在宏阔的政治话语背景之中，形成了对时代精神的另类写照，或凄婉悲惨，或温暖肃穆，各式的情爱模式映照出主流话语的苍白无力，更袒露出人性深处的种种压抑与变异。这些都与“风流”相关，完成了身体作为“意义的根源和核心”的诗学任务。

“在《风流图卷》中，压抑与反叛、人性与反人性的斗争与角力无处不在，而故事的张力与叙述的动力由此产生。叶弥擅长这样的叙事启动。”29这种“叙事启动”的核心焦点乃在于对身体的多维度、多层次、多形态的叙述与修辞。在所有这些身体叙事中，孔燕妮作为“彩虹仙女”被强暴，这样一个节点是最核心和本质的，是整部小说中身体叙事的核心隐喻所在。孔燕妮受到柳家骥的影响，对常宝的遭遇给予了同情，从而犯了众怒。赵大伟等人揪斗孔燕妮的借口就是她“同情反革命，活该挨打”。其中的话语逻辑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赵大伟等代表的主流话语和大多数人，不问对错，不顾是非，对自己认定的反革命就可以进行批斗，甚至上升为对身体的终极批斗——强暴。个体、少数，弱者，毫无反抗的机会。“彩虹仙女”被粗暴凌辱，象征着身体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物品，某些人可以借着正义之名对别人的身体进行处置。身体在革命时代变得脆弱和难以自我保护，尤其是弱势群体。“身体就在分界线的某一边——在美德的阵营或者罪恶的阵营；倘若是在后者，等待它们的就是断头台。而断头台本身就代表判决的抽象观念，这种观念在一架机器中具体表现了对身体杀一儆百式的的惩罚。”30赵大伟自行将本身的行为赋予正义性就可以为所欲为，正是政治话语在社会生活甚至私人生活中肆意弥漫造成的后果。兽性的欲望被迷狂的政治话语激醒，势必将冲荡秩序与良知。历史学家预言了女性在这样的语境中的命运：“造就了公众男人的那个活动场所把女人变成了妓女（fillepublique）。”31“公众男人”可以为所欲为，“公众女人”却很可能沦为受害者、“妓女”。小说虽然没有渲染这个受辱过程，但是在小说的主题结构里，这是最重要的转折点。此后，孔燕妮对良知的坚守、对命运的克服、对人性的思考都带有自我救赎的意味，是一个孤独的生命个体在异托邦世界里的精神史诗。小说对那个时代的整体判断和辩证思考都附着在了孔燕妮身上，她的身体受辱与精神圣洁构成了强烈反差。

孔朝山、谢小达、张柔和三个人的关系充盈着时代气息。孔朝山与谢小达分别处在“分界线”的两边，但并不妨碍他们对性爱的热衷。在禁欲的年代，他们不约而同又各取所需的性爱有着保护婚姻的目的，也来自纯粹的身体需要。一旦谢小达找到新的性爱对象，这个婚姻也就立刻解体了。“我的父亲深爱两个女人，张柔和跟谢小达，他的生命就像是一副担子，她们是他生命之担的两端，平衡他的生活，这两个女人，他一个也不能少。他把肉体分配给谢小达，这是对神圣婚姻的奉献。他把精神分配给张柔和，这是对理想和灵魂的赞歌。但他犯了一个错误，谢小达要的是他的精神，张柔和千方百计想要他的肉体。两个女人，手里一人一把锯子。她们的锯子平时若即若离，一旦需要就劈头而来。”32外在世界的禁欲并没有妨碍孔朝山在两个女人间的难以取舍，所以最终他只能孤独一人。谢小达则毫不犹豫地找到了自己新的归宿，这个看上去最正气凛然的革命者处理起感情来却斩钉截铁，“我和他是阶级感情。我们已经超越了男女之爱，为了革命理想，我要和他结合在一起”。33这种真实与荒诞融合的爱情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同样说明了社会政治话语对家庭、对私人生活深入骨髓的侵入和影响。谢小达与仲代表以革命名义的肉体结合顺理成章，孔朝山与张柔和以精神契合为目标的爱情最终却只能以失败告终。“他最害怕的事就是失去了生命的滋养，活着就是一个巨大的虚无，他朝虚无里投掷自己的生命。莫名其妙的虚无，莫名其妙的生命，在这强大的虚无里，一切都无济于事。”34无疑，这种反差凸显出的是无处不在的政治话语遮蔽下的身体狂欢。这是更为深邃幽微的时代本质，也是更为本真的人性状态。

孔燕妮、张风毅、杜克三个人的关系也同样指向时代的荒诞本质。张风毅为孔燕妮带来的是精神的安慰和陪伴，但她对杜克的感情在她自己看来却是初恋般美好，直到经历了许多波折才认清他的真面目。杜克使她明白了所谓“革命”的内在结构。“你要的是辉煌，我要的平静。”“我们从来不是一类人。”35两种不同的生活哲学在两个人身上激烈碰撞，其结果自然是分道扬镳。她把他称作“政治采购员”，下定决心离开他的时候也就是她真正成熟的时刻。她回到与张风毅的精神之恋，在他这里，她找到了自由和平静，完成了对自我的超越，获得了精神的重生。由于孔燕妮在小说叙事结构中的核心地位，这三个人的爱情贯穿了小说始终，成为最具有主题性的一组爱情形态。当然，在张风毅和杜克之间，两人的对比也是极其明显的。杜克是政治话语的代表和化身，是那个时代所有有野心的男性的代表，而张风毅则是一个诗人，他以诗性的温情始终守在孔燕妮身边，给予她无微不至的关爱。面对坚硬的历史和弥漫的暴力，叶弥往往能够穿过爱情的烟尘描写人性的冷峻与温情，“总能避开锋芒，将历史‘真空’而着力于历史之下的‘蝇营狗苟’，并总能写出这背景之下忙着生活的人的独特而真挚的一面，正是这种独特和真挚打动着读者”。36应该承认，小说将孔燕妮与张风毅的爱情写得极美，与残酷的政治暴力格格不入。没有身体参与的爱情在一个畸形时代里绽放出了人性光辉。

另外，高大进与“老丝瓜”、谢燕兵与高亿红、秧花与程连长这些爱情关系也流荡多姿，与那个时代的政治氛围形成强烈对比。“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如果某些思想像失控的原子弹一样引发爆炸，消灭人的肉体，那么这种思想一定是错误的。好的思想，让人们消除仇恨，彼此宽容，彼此爱护。”37 围绕着身体，小说展开的世态刻画和人性描写都具有极其复杂的诗学面目和多样的价值取向。因此，“彼此宽容”成了叶弥为那个时代的政治暴力和人性畸变开出的药方。“强者要忏悔，弱者要检讨。”38借由这种人性理想，小说中的身体与情爱才会逐渐从欲望驱使变成精神驱动。

在许多政治事件接连发生的时代背景中，“权力、性、暴力、伦理之间盘根错节地缠绕在一起。于是，故事里弥漫着奇妙而暧昧的氛围：革命机器发出的巨大轰鸣声中不时传出情欲的低沉呐喊声。与其说这里传达出的是关于反抗的意义和隐喻，倒不如说，革命更像是催化剂，反倒激发出欲望、伦理，表现出更丰富的层次和意义形态。”39或许，很难将这种情欲泛滥与那个一切都政治化的时代分割开，但是，叶弥最大程度上刻画了身体与欲望的复杂性，尤其是诗学意义的纷繁缠绕。这部小说将身体作为一个巨大场域，既深入时代深处刻写人性的复杂，也穿越时空认真揭示其荒诞性。

结 语

《风流图卷》的叙事张力与苏州地域文化特征密不可分。广义上，叶弥的创作属于典型的“苏州书写”40 。其主要特征被概括为“超迈、智性、流动、纤细、明净、柔美、精致，而且略带哀婉与颓败”。41在这种意义上，《风流图卷》既是人性史，也是吴郭（苏州）的生活史、文化史。人物命运被放置其间，使得人物刻画与城市书写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相得益彰的良性关系，而不是顾此失彼、首鼠两端。人物性格与其人性结构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来自于叶弥在小说里精心营构的物质苏州、文化苏州、精神苏州。叶弥的小说创作有着温婉细腻的一贯特征，这部《风流图卷》则不但在题材主题上，也在叙事结构上加以延续，同时，其文本内核与被叙述的时代环境之间所形成的张力也值得充分注意。

叶弥的小说创作“有着深入生活肌理、体味生活之痛的深刻与无畏，也有着对抽象的浪漫和精神之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私恋与追求，但作品写来却又是淡静内敛，不事雕饰”。42 “淡静内敛，不事雕饰”的风格概括大体上也适用于《风流图卷》。这部小说尤其值得关注的恰恰就是人性刻画与历史反思之间的诗学张力。两者相互生成，又在不同的方向上各自前进，最终形成对时代和人性的深刻剖析。“长篇小说的灵魂，就是人物的灵魂。”43柳家骥、高大进；孔朝山、谢小达；孔燕妮、张柔和、张风毅等三代人的精神历程塑造了多种各式各态的时代灵魂。这些灵魂构成了小说叙事的核心目标，并呈现出时代的荒谬与怪诞。历史反思并不抽离于人性刻画之外，相反，人性与灵魂刻画是小说最大的亮点。淡静内敛、不事雕饰的克制书写带来的反而是更加冷静犀利的诗性锋芒。

“身体不过是伤痕。”44 《风流图卷》中的许多人物以自己的生活哲学和身体表达对抗着无处不在的社会暴力和政治话语，其代价显然不止是伤痕，更多时候是以放弃生命作为坚守个体人格的终极方式与后果。这种“不自量力”的自我价值建构天然地具有巨大的悲剧性和超越时代的哲学意义，其中包含着叶弥独特的历史观念与诗学立场。因此，可以认为，《风流图卷》既是极具个人色彩的历史重构和叙事创新，也是对人性可能性与丰富性的全新探索。在此维度，叶弥以其精细的历史叙事、精巧的反思视角、精致的情节节奏、精深的思想空间取得了成功，也使得《风流图卷》兼具美学价值与哲学意义，是不可多得的艺术佳作。

注释：

1 张永路：《生活哲学：当代哲学研究的一种新趋向》，《社科纵横》2015 年第2 期。

2 雷德鹏：《生活哲学引论》，《学术论坛》2002 年第1期。

3 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年版，第131 页。

4 [德] 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8页。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8 19 20 21 22 24 25 32 33 34 35 37 38 43叶弥：《风流图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 年版，第18、19、30、30-31、18、21、208、56-57、104、78、81、21-22、200-201、275、38-39、292、179、434、317、301、403-404、267、252、393、438 页。

16 26 徐勇：《历史反思之后的个人主义与自我救赎——以〈风流图卷〉为中心看叶弥小说写作的倾向》，《扬子江评论》2014 年第5 期。

17 刘成才：《论叶弥，兼为弱者文学申辩》，《名作欣赏》2016 年第21 期。

23 27 何瑛：《你的世界之外：从大柳庄到香炉山——叶弥小说中的异托邦实践》，《扬子江评论》2015 年第4 期。

28 30 31 [美] 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朱生坚译，新星出版社2005 年版，第2、70、73 页。

29 齐红：《人性的张力 叙事的动力——叶弥〈风流图卷〉的人物与叙事》，《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6 年第1 期。

36 杨庆祥：《尘世的冷峻和温情——叶弥作品读札》，《名作欣赏》2017年第2 期。

39 方岩：《革命时期的“成长如蜕”》，《文艺报》2016 年10月26日。

40 曾一果：《市井风情里的“世俗人生”——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苏州书写”》，《文学评论》2015 年第2 期。

41 晓华：《叶弥论》，《当代作家评论》2004 年第5期。

42 季进：《叶弥小说读札》，《小说评论》2018年第6期。

44 [法]让- 吕克•南茜：《身体》，陈永国译，载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