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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 年，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始终站在思想解放的前列，不断地拓展“新时期”现实主义理论的边界。从对“文革”的批判性反思开始，举起“大写的人的旗号，张扬启蒙与人性的解放，为“新时期”文学反映历史、反映现实、表现人的尊严和精神价值提供理论支撑，并给予富有时代感的阐发。随着与西方现代思潮的碰撞，在“现代主义”的激烈讨论中，开始建构新的理论批评话语体系。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同的阶段，当代理论批评都有对时代的热点问题的回应，都有自身的理论建构。1990 年代，新的理论批评话语逐步建立，新一代的理论批评家崭露头角并形成气势。在21 世纪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丰硕的成果，也促进了当代理论向着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格局展开新的历史建构。

关键词：思想解放 理论批评 人性论 现实主义 现代派 后现代主义

陈晓明，1959年生人，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2011年受聘教育部“长江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和后现代理论批评。出版有《无边的挑战》（1993）、《德里达的底线》（2009）、《中国当代文学主潮》（2009）《众妙之门》（2015）《无法终结的现代性》（2018）等20多部著作。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等奖项。担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极大地鼓舞了文学界和理论界的思想探索和理论创新，也由此表明中国文学进入“新时期”。中国社会以历史反思为思想文化的宗旨，文学当仁不让在这样的历史反思中充当了前驱的角色。一批勇于走在历史前面的文艺界的领导人率先撰文对1960 年代的极“左”文艺路线展开批评，张光年、周扬、冯牧等人都多次撰文，或在大会上的报告中展开对一段历史的反思，文艺界渴求新的更为开放和宽松的文艺创作环境。周扬在纪念五四运动60 周年会议上的报告《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①，把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文革”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并列为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标举新时期的“思想解放”旗帜，这为改革开放时代的文艺探索和进一步的繁荣清理出了一条路径。

中国现代以来的文艺实践与民族国家的政治想象结合在一起，它必然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质。显然，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文艺的单一化达到了极致，以至于出现“概念化”“公式化”和“三突出”这种公式。激进性的历史实践带有超强的观念性，现代文艺就是的直接的和超前的表达。探讨并梳理清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自觉的起点。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与创作一道，可以从文学自身的本质规律出发来确立文学的思想、标准和方法。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不再只是为政治鸣锣开道，不再是当下政策的直接诠释，而是把时代精神融合在全部的艺术形象中。事实上，新时期的文学与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代精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改革开放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促进了文学每一阶段的繁荣发展。

显然，在激进现代性的这一路径中，1980 年代上半期的中国选择了转向，转向五四的启蒙传统。它并未在历史反思中选择重建思想文化的整体性的方案，也并未去认真总结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化实践的经验教训，而是采取断裂和跳跃的形式，试图回到现代起源之初去重新补课。因为前者依然是一项理念性的设想，或者它从来只有观念的意义，其情感和形象的建构都不牢靠。

从对文学自身的性质规律出发，“文革”结束伊始，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承续1950 年代“百花时期”的文学观念，再次提出人性论与人道主义，重建“文学是人学”的理念，这也是重建“新时期”的文学观念，从而给予“新时期”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以富有历史感的内涵。这样的命题直接来自对历史的反思，这样它也获得了切实的现实意义。因为同样出于清算历史的任务，“新时期”的文艺及其理论批评也是应对紧急的现实任务才得以迅速发展，其实并未在学理的深度与厚实方面有切实地开掘。中国的现代史总是在急剧的变化中流转，在新时期，反思“文革”与实现四个现代化构成了1980 年代的总体性的时代精神，所有的一切变革都围绕着这样的时代要求进行。

朱光潜率先发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这就开启了人性论禁区之门。顾骧的《人性与阶级性》以及诸多的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把讨论一步步引向尖锐和深入。由此建构起198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基本理论根基。新时期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在展开历史反思的同时，也在寻求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本真性，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文学如何能回到文学自身的规律来反映生活。因为人道主义、人性论作为思想基础，那就是回到人本身，进入人的情感世界和心灵世界，这是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转向的基本目标。但这一转向仅仅依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论奠基远远不够，只有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后盾，人道主义才有更为踏实的根基。1980年代初，文艺理论与批评展开得最为热烈最具有理论性的讨论就是关于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论争。这一讨论带有很强的政治性的判断，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究竟如何依然是论争双方正确与否的关键点。论争双方的分歧几乎依然还是政治性的：改革派试图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意义；“正统派”则要保持与1950、1960 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解释，因为对于现实的正统性话语权的维护，需要一个更具有历史延续性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后盾。最终是以胡乔木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话为解释标准②，给讨论划上阶段性的句号。

真正的思想解放有赖于文学艺术方面的创新，有赖于更加多样的当代世界文学思潮带的冲击。尽管1980 年代的思想论争风起云涌，崛起的新思潮也只能另辟蹊径，呼啸而去。时代的潮流毕竟在汹涌澎湃，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诗人、作家批评家们更是勇往直前，披荆斩棘，十分活跃。新思想、新文艺的到来变得不可遏止，朦胧诗就是这样的时代前行号角。关于朦胧诗的讨论，推进了中国当代的诗歌评论，也深化了对文学审美本质的认识，打开了作家、诗人的自主空间。正是朦胧诗把诗人的个体敏感性与时代精神融合一体，表达出了深入人心的时代情绪。

1980 年，由谢冕、孙绍振、徐敬亚标志的“三个崛起”，为新时期的新诗开拓了宽广的道路，也为新诗清理出激动人心的目标。朦胧诗的崛起被理解为是中国诗人第一次以个人的声音表达思想和情感，表达对社会历史的独特思考，它有力地冲破了那些不合理的陈规旧范。诗不再是时代精神的简单传声筒，不再是为当时政策服务的直接工具。新诗的自我、形式和情感都获得正当性。“三个崛起”表达了时代新的文学观念，正是这种开放的文学观念，使中国当代新诗展开富有时代激情的探索和表达，由此也迎来中国文学新的话语表达方式。

1980 年代，中国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得以活跃，得力于国外的思想文化进入中国，尤其是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和示范之下中国的现代主义文艺运动的兴起。西方现代主义思潮通过期刊和翻译图书传播，中国的思想文化这才有实质性的丰富。1980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由袁可嘉主编的多卷本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短期内销量逾数万册。另有陈焜著《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评论集。当然，1980 年代中国的现代主义不是一个有纲领的文学运动，它是文学创作界自发地对西方现代派进行有限借鉴地艺术探索和尝试，例如“朦胧诗”和“意识流小说”。关于现代派的“四只小风筝”，可以看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对现代主义的热切追踪。“85新潮”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对现代主义回应的一个小高潮，但也是中国文学解决自身回归文学本体的有效行动。“寻根派”和现代派一样表明中国文学在这个时期回到文学本身的时机已经初露端倪，这当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行动，但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则是期待已久的前行。不管是鲁枢元提出“文学向内转”，还是王蒙发表“文学失却轰动效应”，都表明1980 年代后期以来的文学趋势已然形成，文学理论和批评也在形成新的话语及表达方式。

1980 年代初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核心思想立足于“文学是人学”的纲领，因此也必然向西方现代派开放。老一辈的理论家批评家，如周扬、冯牧、荒煤、朱寨，以及当时稍年轻一些的王春元、钱中文、顾骧、谢冕、刘再复、张炯、洪子诚、何西来、孙绍振、蒋守谦、蔡葵、何振邦、张韧等人，都对新时期的文学作出不同的批评与阐释。然而，批判“文革”和倡导人道主义，强调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则是他们共同的主张。文学批评实则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导。在批评分化的同时，理论也趋于变革之中，一方面是正统派的林默涵、程代熙、陆梅林、侯敏泽、董学文、郑伯农、严昭柱等人，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唯一性解释，对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批评与创作现象给予尖锐批评。另一方面则是倾向于寻求理论改革与创新——有所突破、有所更新的阵营。如钱中文、乐黛云、童庆炳、杜书瀛、曾繁仁、许明等等，他们着眼于吸取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兼收欧美文学理论，修正来自俄苏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致力于充实和打开中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内涵，中国的现实主义理论此时呈现出真正的开放势态。

与此同时，报刊杂志上评介西方现代派的文章也多了起来，对早期西方的现代主义作家如伍尔芙、乔伊斯、卡夫卡、布莱希特以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如马尔克斯等等，后期现代主义（实际上就是后现代主义）作家如荒诞派戏剧家尤奈斯库、后现代小说家巴斯、巴塞尔姆、卡尔维诺等人的作品和言论都有所评介，虽然不成系统，但对文学界产生的冲击力则是足够大的。

1980 年代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直接成果就是：先是“朦胧诗”和前卫艺术运动的勃兴，随后是“新潮小说”雨后春笋般地涌现。1980年代上半期的“现代派”思潮极大地推动了当代理论批评的变革，促使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及美学规范走向开放。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流派纷至沓来，有新思想欲求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以及青年学人，沉浸于新理论的探讨中，开始重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基础。它是1990年代理论话语转型的预演。在1980年代，袁可嘉先生对西方文论的引介影响面最广，乐黛云先生对比较文学的引介则直接引发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创建，其功莫大焉。

“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阐释学”“存在主义”“后结构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乃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都在引介之列，一时间蔚为大观。很显然，我们是在短短几年时间，浏览了西方半个多世纪的理论成果。作为一次知识普及或许足矣，但要转化为文学批评的成果则还要有一段时期的磨砺和沉淀。实际上，理论始终具有本土的历史延续性，中国的现实主义理论与批评无论如何也难以从根本上动摇，外来的理论资源只能选择与之对话才能找到自身互动更新的途径。因此，可以理解，1980 年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总体上始终是与其时的思想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也是贴着新时期文学的文学创作实践而展开，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现代派等等，无不是中国大地上的中国文学，对其阐释和解读的理论与批评资源无论多么借鉴西方，根本上的前提还是这些借自西方的理论资源要能够与中国文学的现实接通和共鸣。新时期文学的核心理论就是人道主义与人性论，由此往前走一步——通过论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拓展出人道主义深化问题，于是出现主体性论域。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思想上开启的余地其实是有限度的，“思想解放运动”以推翻“两个凡是”为出发点，然而它不可避免开启了那些活跃的开阔地带，开启了一部分人的理论想象力。如果没有这一思想解放，中国的改革开放将是不可想象的。但思想解放运动在理论层面上的展开主要限于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一步向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延伸之后，出现了主体性论述。来自康德的命题“人是主体”经由李泽厚阐发而具有了新的内容。李泽厚显然是从康德那里获取思想以丰富和调整马克思主义。其学理维度的开掘，试图探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世界化——马克思主义也可以与德国古典哲学建立起内在联系，努力突破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由苏联主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适应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寻求自我、寻求主体意识的时代精神，因此，“主体论”哲学具有改革开放时代的实践意义。

在理论上，西方现代派文论还只是理论引介，在当代思想文化中起建构作用的观念，还是来自于从现实主义内部开辟出来的论域。例如，经过李泽厚和刘再复的阐释而成为一个时期的主导理论的“主体论”。1980 年代初有过一段时期的美学热，这个时期的美学纲领——对美的本质最令人信服的命题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这个命题直接来自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个美学纲领之所以受到青年人的欢迎，一方面是与历史反思的人道主义立场相联系，有助于张扬人的主体性价值；另一方面则是与时代精神相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境遇下，时代呼唤有个性有自我的青年人。李泽厚之作为1980 年代一代青年的思想导师，他的思想扣紧了本土的理论传统和现实境遇，重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彰显了时代意识，因而才倍受欢迎。也是在李泽厚的“主体论”纲领下，刘再复的文学理论的关键词就是“主体性”与“性格二重组合论”。1984 年，刘再复发表《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③，这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进行批判性改造的最有力的论说。论文提出要把握“文学是人学”这样的经典命题，要写出人物性格的矛盾性和复杂性，这就是要破除被政治概念教条化和僵化的现实主义模式。1980 年代，刘再复在文学理论与批评方面的影响力甚大，他张扬“主体论”，把新时期“文学是人学”推向一个有理论高度的阶段。刘再复的文学理论的影响在1985 年举行的“新时期文学十年”达到高峰。文学在那个时期，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影响甚大，文学占据着社会思潮的最前沿地带，聚集了时代所有的情绪、态度和愿望。这是以后人们回望1980 年代时依然眷恋不已的原因所在。

与此同时，钱中文、童庆炳、曾繁仁、何西来等人，他们力图在马克思主义的开放体系中来拓展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寻求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更加协调的理论契合。钱中文寻求新理性精神，以及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这些都给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理论体系提示了活跃的向度，也具有当代的适应性和建设性。

从1980 年代上半期直至末期，有一批年轻批评家崭露头脚，他们的批评不只是反思“文革”，表达新时期的时代愿望，而是能够深入到作家作品内部进行文本细读。他们的努力使现实主义原本的批判性和控诉性的政治话语，转向更具有文学性的审美批评话语。中国当代的理论批评话语迎来了崭新的风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批评是中国现实主义的复归。雷达、曾镇南、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孟繁华、潘凯雄、贺绍俊、季红真、程光炜、王鸿生、李洁非、张陵、王干等人，他们或者有更为宽广的文学史视野，或者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有着更为敏锐的感觉、对最新的文学创作能够作出更为精当的理论提炼。很显然，1980 年代的上海青年批评家群体是一个风格鲜明的集体，吴亮、陈思和、王晓明、南帆、许子东、李劼、蔡翔、程德培、李庆西等人。他们的批评颇具新潮风范，语词清俊流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些与过去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八股语气和格式都大相径庭，他们的批评已经无所谓遵循现实主义的主流规范，他们可以直接而鲜明地表达个人的艺术感受和对文学的态度。新理论批评话语的建构有赖于对西方现代理论批评的引介，这是引来思想启迪的火种，张隆溪、申丹、郭宏安、王宁、赵一凡、王逢振、盛宁、陈众议、许金龙等人对欧美、南美、日本等国理论与批评的引介，给中国输入了多样化的理论资源。在那个时代，有时只言片语就可点燃理论的想象力。那是一个渴望理论突破和创新的时代。

西方的新理论批评给予中国年青学子的思想以启示性的引导，一批着眼于中国文学创作实践的青年学者，把西方理论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正是这一行动有效地重构了中国当代的理论批评话语，这种理论思维和批评方法，以及由此引发的新的话语方式，直接影响了中国当代的文学研究范式。尤其是一批在北京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青年学人开始崭露头角，例如，王宁、王一川、程文超、罗钢、王岳川、戴锦华、张颐武、张法、余虹、陶东风、陈晓明、张清华、陈福民、张志忠等人，他们广泛涉猎西方当代的文论，总体上称之为“后现代主义”（或简称“后学”），如结构主义、解释学、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他们的理论批评创制新调，从知识到话语方式，从问题的提出和价值的选择，都与此前的“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批评颇不相同。个性化的问题和表达方式，揭示了当代文学最新的潮流。尤其是介入当代中国的先锋派文学、或者介入大众文化研究，阐释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正在发生的深刻的变革。中国当代的理论批评空间最大可能性地得到释放。

历经1990 年代及21 世纪初的思想与知识的转型，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1960 年以后出生的一代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体现着这样的时代趋势，也正在成为文学研究的主导力量，如李敬泽、郜元宝、吴义勤、张清华、施战军、阎晶明、何向阳、李建军、王彬彬、张新颖、韩毓海、李杨、张学昕、张柠、谢有顺、洪治纲、贺桂梅、邵燕君等，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切入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携带着西方现代理论的不同知识背景，进入当代文学现场；他们将文学史研究与批评有机结合在一起，并使之成为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显著特征。

然而，当今时代，我们身处的却是一个理论终结的时代，西方如此，中国也不能例外。对于西方也许这不是什么过于悲痛的事情，对于中国的理论与批评的自我开创来说却是生不逢时。1990 年代正当中国的理论与批评广泛吸收西方现代理论与批评，有可能着手建构中国的理论与批评时，整个文学理论与批评却走上了衰退的道路（这是世界性的问题），难掩颓势。理论不再有所作为，理论向批评转化是必然趋势，也是不得不选择的可行的道路。或许失去了理论宰制的批评，可以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获得创新的互动资源，这对于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寻求中国品格，未尝不能提供一种可能性。

纵观20 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现实主义成为中国现代理论与批评的圭臬，直到1990 年代，随着西方现代理论与批评资源大量涌入中国，现实主义才遇到多元文化的挑战。1990 年代以后的中国理论与批评，处于规范体系和主导理论解体的趋势中。主导理论与规范体系的终结势不可挡，以个体敏感性为本位建立起来的批评话语和理论体系虽然不再有统摄一切的“原理”作为真理性的依据，但其阐释空间和包蕴的可能性确实更为强大。这样一种变迁，放到20世纪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语境中，放到西方现代理论与批评建构起来的文化背景中来考察，我们与其把它描述为分崩离析、杂乱无章的文化溃败，不如去发掘困境中蕴含的创造活力。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经历过较长时期的积淀，经历过几代学人面向中国文学实践的努力，一定能创建出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理论批评。

注释：

①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人民日报》1979年5月7日。

②胡乔木同志1984年1月3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该讲话，原载《理论月刊》1984年第2期。

③刘再复：《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文学评论》1984年第4期。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