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贾大山和贾平凹曾于改革开放初期共同荣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因自己的文学实绩在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备受瞩目，被时人并称为“文坛二贾”。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关注并评点过“二贾”及“二贾研究”。我们从“二贾”亲近乡土、接续传统的追求以及受到的不同待遇中，似乎也可窥见新时期文学所映照出的某些独特镜像。诚然，“二贾”在创作上也确实存在着不少异同之处。他们都立足于乡土却用简约灵动或厚重古拙的不同笔致向读者描绘了清新明丽或神秘诡异的民间图景。同时，他们二人又都基于当代人文立场而热衷于向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借鉴话语资源，并分别沿着“志人”与“志怪”的方向用文章传达着古意与今情。

关键词：贾平凹 贾大山 文学生产 文学比较

中国当代文学进入新时期以来，曾出现一个值得关注且令人感叹的“二贾”现象：贾大山和贾平凹曾分别凭借《取经》和《满月儿》共同荣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①随后，他们二人又沿着各自所摸索出的文学轨迹，努力形成了具有各自鲜明特征的艺术风格，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由于那时两人均将创作的注意力主要放在短篇小说这一体裁上且有并驾齐驱之势，又因新时期农村的日常生活以及人生百态是他们笔下所观照的主要对象，所以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学界即有短篇小说“二贾”之说。另据铁凝、袁学骏等多人回忆，日本在当时还曾成立过“二贾研究会”专门研究这两人的作品。②但据笔者初步考证，“二贾研究会”似为讹传③。不过由此可见两人作品在当时所引起的关注度以及将两人作品进行对比研究的可行性。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谈到：“贾大山和贾平凹是同时出名的，但是贾大山后来不是那么多产，也没有写长篇的东西。我曾经把他们两个人的作品放在一起看，有人把这称为‘二贾研究’。”④

遗憾的是，学术界对于“二贾研究”的具体工作迄今仍未得到充分开展，这或许与贾大山早逝并逐渐被文坛“淡忘”有关，正如雷达所言：“贾大山是个闪光很早却又一度黯淡的星。”⑤相较而言，贾平凹自1980 年代至今则一直都是文坛所热议的焦点。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冰火两重天”现象的发生？贾平凹与贾大山在创作上又到底存在哪些方面的异同？通过“二贾”比较研究可以获得哪些有益的启示？

一 因缘际会：“流星”与“长明灯”

1979 年对贾平凹和贾大山而言可以说是非比寻常的年份。当年3 月26 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委托《人民文学》杂志社举办的“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颁奖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由李季主持，茅盾出席此次大会并为刘心武、宗璞、卢新华、贾平凹、贾大山等25 位获奖者颁发分别印有鲁迅头像的纪念册和奖金。⑥此次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从1978 年10 月开始，至1979 年1 月底结束；评选范围限定在于1976 年10 月至1978 年12 月间刊登发表的短篇小说；评选方式则采取“群众推荐与专家评议相结合”的办法⑦，这样做既反映了普通大众最真实的审美趣味与价值诉求，又保证了评选结果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据《人民文学》编辑部当时统计，截止到1979 年2 月10 日，编辑部总共收到读者来信10751 封，“评审意见表”20838 张，推荐短篇小说1285 篇。⑧由此可以看出，1978 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群体对于文学评奖的参与度和认同感，并且，文坛也借助于这场声势浩大的评奖活动开启了对于由“文革”所固化的文学标准的反拨。茅盾也因此而感慨：“这次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的确是空前的、过去没有做过的。”⑨可以想见的是，对于贾平凹和贾大山这两位刚刚迈上文坛不久的青年作家来说，能够在新时期的开端荣获这样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荣誉，无疑意味着人们对其创作成果的极大鼓励与肯定。

贾平凹与贾大山也随着此次获奖而声名远播。据说，还有人仿造《红楼梦》中“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的句式，编成了“贾不假，文坛一下冒出俩”⑩之类的顺口溜在坊间流传。此后，他们二人并没有使自己沉湎在获奖的优越感中无法自拔，而是借助于奖励的“督导作用”进一步思考自己接下来应如何继续使得自身的文学创作得以保鲜和更生。在贾平凹看来，“不到西安，不知道山外世界的大小，不到北京，不知道中国文坛的高低”，他在颁奖活动期间，保持缄默，一言不发，在从北京回来之后，更是将获奖证书随意地扔给妻子，让她将其压在箱底，永远不要让人看见。⑪这略显偏激的行为似乎是他要在创作上拿出“十二分的雄心与虚心” ⑫的另类表达。其之后发表在国内知名期刊上的作品如《夏夜“光棍楼”》《山镇夜店》等则是对他所立宏愿的最好证明。贾平凹也在后来回忆道：“评论家们对我的作品有了注意，评价文章骤然多了起来，似乎是有些小名气了呢。”⑬而贾大山则在从北京回来之后，开始反思先前由文化馆所布置的“遵命式”的戏剧创作，意欲使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小说写作当中。他还于1980 年参加了由中国作协举办的“文学讲习所”的培训学习，这使

得他对绚丽多彩的文学世界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⑭《小果》《中秋节》《赵三勤》等短篇力作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其小说《年头岁尾》还被改编成了同名戏曲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并荣获国家级大奖。⑮令人遗憾的是，贾平凹因妻子的工作调动问题未能如愿前往“文学讲习所”进行交流研习⑯，否则，文坛或许会增添“二贾”之间谈笑风生的佳话。总之，他们两人在获此殊荣之后，分别在各自所属的区域内突飞猛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但是情况却于1983 年前后发生了变化。在1983 年以后的四年间，贾大山的创作一直处于比较低迷的状态，每年仅仅有两三篇作品问世，直到1987 年他才在好友铁凝的鼓舞下，打破了持续多年的沉默，陆续发表了总题为“梦庄记事”的系列小说。然而，此时的贾大山已经不能说是文坛所及时追踪的对象。相比之下，贾平凹虽然在1982 年左右因《二月杏》《“厦屋婆”悼文》《沙地》等较为偏重于暴露社会弊端的作品而招致文坛的非议，例如李星便曾毫不客气地批评他近期的小说“浸透着消极失望等灰暗情绪”，“背离了文学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生活、指引生活的神圣职责” ⑰，但是他却在面临精神困惑的压力下，继续坚持着艰难的艺术探索，并于1983 年发表了《商州初录》一文，再次引起了文坛的强烈轰动。而且，贾平凹也由此正式拉开了书写“商州世界”的序幕，并逐渐地成为了文坛上的“常青树”。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贾大山突然间的沉寂？在“二贾”所受到的“冷遇”和“热捧”这两极境遇的背后又存在着哪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实际上，1980 年代作为一个除旧布新的过渡时期，为各种文学力量进行碰撞、重组、变易、生长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场域。这便使得“一体化”的文学格局开始逐渐解体，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众声喧哗、多元共生的复杂的文学生态。人们在这个时期也开始以“拿来主义”的包容心态积极地从西方文艺尤其是现代派文艺的译介中寻求可资借鉴的话语资源。一时之间，精神分析、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各种西方文学理论纷纷成为文坛所推崇的热点。面对着日新月异的文学现象，贾大山和贾平凹二人都没有盲目跟风，急于改旗易帜，对文本进行大刀阔斧式的形式主义改革，而是以一种边缘化的心态，冷眼旁观。但是，这种对于非潮流化写作的执着坚守却在他们俩身上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贾大山在对流行的文学思潮进行自觉地疏离方面比贾平凹做得更为极端。他倔强地坚持着以情节和人物的构造作为最终审美的经典性叙事原则，对盛行的现代派小说理念采取了一种怀疑甚至是略带讥讽的态度。据王安忆回忆，他曾在“文学讲习所”举行的一次课堂讨论会上，向大家宣读了自己用当时时兴的“意识流手法”所作的一篇小说。小说中对于草帽的描绘让人印象深刻，文中说：“草帽，草帽，草帽，大的草帽，小的草帽，起伏的草帽，旋转的草帽，阳光烁烁的草帽，草帽，草帽，草帽……” ⑱很显然，贾大山在这里是故意运用错乱重复的语句对一些不甚成熟的意识流小说进行了调侃和反思。毕竟，在他看来，写作品不能单纯地以怪为新，以新为美，以争议为乐，顺其自然才是为文的长久之道⑲，恰如他所宣称的那样：“我不想用文学图解政策，也不想用文学图解弗洛依德什么的。” 因此，在“西潮”涌入的语境下，贾大山选择用近乎沉寂的状态来回避文坛的喧闹，他还曾自撰“小径容我静，大路任人忙”的联语用以明志㉑，并在之后复出文坛时自嘲道：“新潮时兴了，旧潮不行了，我不写了”，“如今新潮旧潮都不行了，我又写了”。㉒实际上，这既体现出他甘于寂寞，淡然随性的性格以及对于自身创作原则的坚守，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无法适应由时代所提出的多样需求的尴尬处境。也无怪乎他在后来追忆说：“在1983 年的以后的几年里，我有一种落伍的感觉。”㉓

而对于贾平凹来说，他的创作虽然与时代大潮也存在某种错位，即如他所言：“不是比别人慢半拍，就是比别人早半拍。” ㉔但是，他却并没有像贾大山那样因此而陷入“失语”的状态，而是用丰硕的文学实践，将传统与现代的质素成功地化而为一，在坚持“自在独行”的基础上，处理好自身与时代的关系，并找到了独属于自己的“文学节奏”。如当“伤痕文学”成为主流之时，他并没有加入到倾诉苦难的队伍而大声哭喊，而是凭借《满月儿》这样的清新之作着重挖掘了人性的美好；又如当“反思文学”崛起之时，他又从对“事业和爱情”歌颂中转向了对于国民性的批判；而在“寻根文学”还尚未站立“潮头”之时，他却早就以高度的敏感性立足于“商州”，提前进行了“寻根之旅”。总之，贾平凹在进行文学实验的过程中，可能在有意无意之间与某种文学思潮实现了一定的“共名”，但这毕竟是他按照其自身的创作逻辑所探寻出的结果，而非对潮流进行亦步亦趋式的应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贾大山之所以在后来遭受“冷遇”，除了源于他的英年早逝以及所采取的“非潮流化写作”的策略之外，或许与他所固守的体裁也有一定的关系。铁凝曾认为贾大山兴许是“当代文坛唯一只写短篇的作家”。㉕事实上，除去那篇尚未刊发的中篇小说《钟》以外，可以说贾大山一直以来都是以写短篇小说来著称的，他还曾一度认为自己没有气魄和功力从事中篇小说创作㉖。而短篇小说这一体裁虽曾在新时期初一度因其短小轻捷的特点满足了人们“急于表达”的需求而受人追捧，如茅盾就曾在《小说选刊》的发刊词中指出：“短篇小说园地欣欣向荣，新作者和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建国三十年来，从未有此盛事”。㉗但随着文学语境的日趋复杂化，人们对于瞬息万变的世界的思考似乎已经无法通过短篇小说这一体裁很好地表达出来。所以，短篇创作在经过了井喷式的发展之后，其中心地位逐渐地被中长篇小说创作所取代。而贾大山本来在创作数量上就不占优势，对于短篇小说体裁的固守又使得他无力再次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并且，以《梦庄记事》为代表的新笔记体小说又与汪曾祺、孙犁等老一辈作家的作品在创作风格上存在不少相似性，这也就使得他一时很难具有鲜明的辨识度。因此，在诸种因素的合力下，贾大山就从“文坛新星”变成了文坛上的“失踪者”。当然，这并不是要以后知后觉的角度去苛求贾大山非得去从事中长篇小说创作不可，也不是说《梦庄记事》没有特色，而是旨在通过对他的分析借以思考文学史对于经典作家进行筛选的规则。

相比之下，贾平凹则可以说是“数美兼具”，小说、诗歌、散文创作三马并进。中长篇的小说创作自不必多言。早在上大学期间，他就开始从事诗歌创作，他的入校感想诗作《相片》还被刊登在了校刊上㉘，后来他又将自己的诗歌结集成《空白》一书出版，并在后记中袒露自己最倾心的文体其实是诗歌㉙。而他的散文则更是为人所称道，由孙玉石和佘树森所著的《中国当代散文八大家》㉚一书就曾将他列入其中。多体擅长的特点使得他的创作朝着多元的方向发展，并显示出了相当程度上的延展性。总的来说，“二贾”在文坛上所处的不同境遇，一方面反映出了一定时期的文学生产情况，折射出了新时期所独有的时代镜像。另一方面，我们亦可通过二人的遭际来透视他们两人各自不同的性格特点。而作家的性情则可以内化于文本，在字里行间被显露出来。那么，他们二人在具体的文本叙述中又存在着哪些共通点与相异之处呢？

二 乡土记忆：朴素写实与神秘野性

统观贾大山和贾平凹的创作历程，我们会发现，在他们二人身上都具有浓重的乡土情结。无论是《取经》还是《满月儿》，他们在初登文坛之时都将创作的目光聚焦到广大的乡村生活当中。《取经》以农田改造事件为切入点，借助对王清智和李黑牛这两位农村基层干部领导方式的对比，在批判“四人帮”时期极左路线的基础上，颂扬了像李黑牛一样所秉持的不随风摇摆，不“唯文件是从”，踏实肯干，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而《满月儿》则叙写了“我”在乡下养病时期的所见所闻，通过对“满儿”和“月儿”这性格各异的两姊妹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现了青年人在新时期对于人生事业的执着追求。细读文本，不难发现作品中对于某些人性人情与精神品格的歌颂，多是从大的时代环境出发，这就不免使得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存有雕饰的痕迹，显现出了某种“先入为主”的理念化倾向，由此可见，在那时他们作品的个性化特征还未得以充分显现，还没有彻底摆脱“社会化写作”的桎梏，可以说是“虽展新姿，仍存旧迹”。但是随着他们对生活的理解逐渐深入以及自身对于过往创作的不断反思，“二贾”在创作上都实现了由“理”入“情”的转变，使得作品不再拘泥于对具体社会问题进行表面化的反映与描写，而是开始对自身的生存状态进行艺术化的审美观照。《梦庄记事》与《商州三录》分别是他们二人沉潜于文学世界所进行的独特的艺术创造，读者也因此为作家所拥有的“百变灵笔”为之一赞。

在《梦庄记事》与《商州三录》当中，作家仍旧执着于寻找和挖掘潜藏在乡村世界之中那由民间伦理所孕育出的美好的人情与人性，隶属于《梦庄记事》的《干姐》《定婚》《梆声》等篇目以及《商州三录》所收录的《黑龙口》《莽岭一条沟》《刘家兄弟》等作品便很好地体现出了这一点。小说《干姐》讲述了“我”在“梦庄”当知青时与乡村女性于淑兰的一段难忘的交往经历。于淑兰虽然性情粗野，说话口不遮拦，常常以谈论“男女之事”为乐，但却品格端正，心思纯净而细腻，她因出于对文化人身上所散发出的高雅气质的欣羡而对“我”倾注了无私的关爱，并极力避免“我”变得和她一样粗俗，以至于当“我”去向她求证“不”的隐秘含义，她便对“我”显示出了从未有过的冷淡。也正是这高尚圣洁的灵魂使得“我”在多年之后对“干姐”仍久久不能忘怀。此外，《定婚》中先人后已，为了大哥能够如愿完婚，主动放弃财产继承权的树满，《梆声》中诚实淳朴、从不在秤杆上耍滑头的路大叔等人都承继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美德，并给作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贾平凹也在《商州三录》中向世人展现了在商州这座“希腊小庙”中所供奉的人情人性之美，正如他在作品中所谈到的那样：“共产主义虽然并没有实现，但人的善良在这里却保留着、发展着美好的因素。” ㉛在他所建构的商州世界里，人们只需花上少许的钱财便可在黑龙口的农人家中过夜，并享受着热情而大方的招待，如果主人因有事而外出，他也仅仅是在旅人和自家农妇之间象征性放上一条扁担，一句“你是学过习的”㉜便蕴含着其对旅人在一定意义上的信赖。而流传在这里的故事则让人进一步体会到商州所保留的人性的本真。在《莽岭一条沟》中，老中医因出于好意而医治了野狼的疾病，但这看似良善的行为却在侧面纵容了狼群继续去村庄里为非作歹。于是，愧疚的心理使得老汉选择以跳崖自杀的方式将功补过，意在用生命去维护横亘在其心中的道德准则。而这种对于“道义”的执着信仰在《刘家兄弟》中的刘加力身上也有所体现。他为了给作恶多端的弟弟刘加列赎罪，便和母亲在村里沿门磕头，逐户致歉，并主动为四乡八村修葺房舍，分文不取。诸如此类的故事，不胜枚举。由此可见，闭塞的地域环境并没有使得商州变成文化传统的荒原，而是培育了淳朴而厚重的民风，商州也因此成为了人们所向往的乡村田园。

总之，无论是贾大山还是贾平凹都着重凸显了梦庄亦或是商州的风土人情，并意欲借此呼唤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㉝，但他们二人在进行对人性结构探幽发微的过程中，又分别为梦庄和商州选择了不同的参照系。贾大山由于在《梦庄记事》中多以“文革”作为叙述背景，所以，他在颂扬干姐、路大爷、云姑等人的同时，也发现了在那个“存天理，灭人欲”的时代中，人性与政治化的理性之间的冲突。那个因刻板地奉行着“吃油不吃果，吃果不吃油”㉞而失手打死了偷吃花生的女儿的队长（《花生》），那个对富农凶恶暴虐却对老黄牛充满温情的老路（《老路》），那个以审问作风问题为借口实则满足自己窥私欲的老吴（《坏分子》）等等便是对这一点的有力证明。基于此，那些未被污染的纯洁灵魂在那个荒诞的时代中才更显得弥足珍贵。贾平凹在《商州三录》中虽然也有涉及到对于“文革”的叙述，如《小白菜》《一对恩爱夫妇》等，但他更多的是将“城市”作为他者，以“乡下人”的视角来展现商州的神秘与野性、静谧与安然，而这也正是在高度发展的现代文明社会中所日渐缺乏的。因此，漫步于商州，我们不仅可以听闻有关狼的传说，发现有关招魂的记载，找寻有关图腾的信仰，而且还可以在桃冲看到摆渡的老汉让舟船自横，口中吟诵“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和谐画面（《桃冲》），在棣花观赏到东街村与西街村之间争奇斗异的社火表演（《棣花》），在三省交界的白浪街领略到与众不同的风俗习惯，他们在这里既保持着本省的尊严，又追求着团结友爱（《白浪街》）。作者也不禁在文中而感慨：“城里的好处在这里越来越多，这里的好处在城里却越来越少了。” ㉟

当然，虽然贾大山在记叙梦庄时带有一种怀恋的心态，贾平凹在营造商州世界时也难免会流露出“谁不说俺家乡好”的自豪心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致力于对梦庄和商州所存在的封闭自守现象的批判。《梦庄记事》当中的《离婚》一文表现了梦庄人在对待婚姻时，以物质需求的满足来压抑乔姐对于精神自由的大胆追求。而《俊姑娘》和《丑大嫂》两篇文章则互为补充，展现了扭曲的嫉妒心理和封建愚昧的观念共同使得人们衍生出了一种畸形的“以丑为美”审美方式，只有当俊姑娘身上有了不可弥补的缺陷，当丑大嫂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她的粗狂豪野，人们才感到心安理得，舒服坦然。小说《枪声》更是体现了在梦庄所发生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小林因凑巧看到了一张江湖郎中专治性病的帖子而难抑自己内心的欲火，于是心生歹意，意欲侵犯一位女知青。虽然强奸未遂，但却因此被判处了死刑。而村里人却粗暴地将小林的死归结于“我”对他平时进行的识字教育。这分明显示出了梦庄人对于现代文明的本能阻拒。

而在贾平凹所塑造的商州世界当中，类似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小说《石沟里一位复退军人》便讲述了一位复员军人和一位青年寡妇在相恋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曲折坎坷的经历。在村人的眼中，人的正常欲求只能让位于既定的礼法规范，如果有违半步，即会招致讥讽和骂名。屠夫刘川海也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他甚至还自觉充当起了村庄里的“卫道士”，青年男女任何越出乡约法度的行为都会被他视为伤风败俗，并被他及时制止。有趣的是，其女偏偏不遵从他的教导，这似乎暗示着三纲五常所面临的尴尬处境（《屠夫刘川海》）。贾平凹不同于贾大山之处便在于他不仅看到了文明与愚昧碰撞所产生的矛盾，而且还注意到了人们对于现代文明的自觉接受。毕竟世殊事异，商州也经历着新时期的变革。作者在《木碗世家》中就向读者描述了黄家儿子通过掌握科学的信息而进一步大胆尝试，突破常规所获得的成功。诚如雷达所言：“贾平凹要写出原本质朴甚至蒙昧的人性怎样在社会变革之火的锻冶下，向着现代文明迈出了沉重艰难的步履。”㊱

另外，除了以上两点，小说叙述风格的散文化也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特征。《梦庄记事》因其浓重的回忆性色彩而显得含蓄淡雅，韵味无穷，恰似一位老者在夕阳下以缓慢的语调将人生往事娓娓道来。这就使得《梦庄记事》较之于《商州三录》来说，略显平面化，更加突出的是“时间性”，我们甚至可以毫无违和地将“梦庄记事”置换成“梦庄时代”。并且，贾大山在《梦庄记事》中并不着重于情节的构造，他往往采用截取生活横断面的方式，以第一人

称限定性视角对事件稍加渲染，点到为止，文本也因而留下了大片的间隔与空白以供读者去思考和想象。实际上，在贾大山的创作理念当中，对于人物性格的刻画才是在小说创作中居于首位的。他最得心应手地便是运用白描的手法，以寥寥数笔将人物形象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因此，身材胖壮、须眉全白、慈祥和蔼的敲钟老者（《钟声》），相貌俊俏、勤劳能干、心胸宽广的云姑（《云姑》），雷厉风行、深孚众望、严肃认真的孔爷（《孔爷》），白白净净、活泼可爱、身手敏捷的小欢（《会上树的姑娘》）等人物群像便成为了我们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记忆。

贾平凹在《商州三录》中虽然也为我们塑造了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那个其貌不扬以奇特方式寻觅爱情的摸鱼捉鳖的人（《摸鱼捉鳖的人》），那个因政治问题在生前受人怠慢，在死后却获得尊崇的老头（《一个死了才走运的老头》）等等，但这可能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所在。让“商州”在“文学版图”上占据一席之地，把“商州”作为寻求民族传统的范例或许才是贾平凹真正的诉求。所以，《商州三录》在和《梦庄记事》一样凸显历史感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对于空间感的营造。也无怪乎贾平凹会在《商州三录》中大肆铺陈对黑龙口、龙驹寨、棣花、周武寨等地方的景色描写，我们甚至还可以将《商州又录》中的11 篇短文看作是一幅幅生动自然的写意画，这也就使得作为“文学地理”的商州呈现出了更为纵深化、立体化、多面化的特点，使得《商州三录》的文体即具备了历史小说的故事性又兼有了抒情散文诗意化的特征。我们也不妨将《商州三录》看作是“地方志+ 游记小品”的现代化翻版。而这种略显混杂性的文体风格正是贾平凹所着力推崇的，他始终认为作品的体裁和题材不应划分的太细，“各个艺术门类互相渗透，如果愈是细分，愈是最后连自己都糊涂了”。㊲即使是做不了诗人，但也可以将诗情变成一种暗流融入到小说和散文创作当中。

简言之，贾大山和贾平凹都立足于乡土，用简约灵动或厚重古拙的笔致叙述着梦庄的人情世故与商州的远山野情。而贾大山的这种日常化书写与贾平凹所初步探索的神秘叙事在“古城人物”系列与《太白山记》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毋庸置疑的是，这种特色的形成注定与他们所接受的文化传承息息相关。

三 文化传承：古城参禅与太白悟道

贾大山在1990 年代实现了又一次的华丽转变，将关注的焦点从“梦庄”转移到了“古城正定”，创作了一系列较之于《梦庄记事》更加醇厚的“新笔记体小说”，如《古城人物( 三题)》《西街三怪》《古城茶话》《古城忆旧（三题）》等，有些小说如《笔记小说（三题）》《灯窗笔记（七题）》则更是径直地以“笔记”两字命名。在这些创作中，贾大山更加注重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汲取可资借鉴的话语资源，即沿着魏晋时期所开创的“志人小说”的方向，借助于性情迥异的古城人物的精心描摹以及对古城正定所内含的人文景观的展示，以更为从容闲散的叙事节奏向读者讲述着在古城所流传的逸闻趣事与在日常琐碎的人世中所蕴含的至深哲理。

具体来说，对于古城正定地域文化的挖掘和对于自在安然的人生境界的追求是贾大山在“古城人物”系列当中所表达的主题。因此，在节庆期间所上演的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的腊会表演（《腊会》），流传于市井之间的合辙押韵、宛转悠扬的吆喝之声（《买小吃的》），曾专为富贵人家所享用的构思精巧、做法繁复的全羊席宴（《老底》）等一系列日渐消逝的富于文化气息的民俗风情都在贾大山的笔下得以延续和更生。除此之外，更令人所称道的则是贾

大山对于生活在古城当中的各色人物的品评。

贾大山在此时的创作已经不再像《梦庄记事》一样通过对人性闪光点的展现来反思曾一度僵化的“政治逻辑”，而是更偏重于从内在的角度阐发个体对于本源心性的感悟与体味。小说《水仙》便是其中一例。清丽动人的水仙花不仅见证着“我”和企业家“小丁”之间清淡如水的友谊，而且它还仿佛具有仙草一般的神力，由它所释放的淡淡芬芳既过滤着世俗利益的杂质，又澄净着我们俩各自的心灵。而文霄与玉素则通过拓片“容膝”衡量着世人的心境高低。他们俩虽然以经营文玩字画为业，但却在售卖拓片“容膝”时，总要先考量一下买家的道德学问方才安心。所以，附庸风雅而且贪心十足的老者以及知识渊博但却满含怨气的机关文员最终都没能如愿将其纳入囊中，反而是卖萝卜的老甘深得文霄与玉素二人的认可。因为老甘自明心性，恬淡安然，虽非无欲无求，但也并无过度的贪怨之心（《“容膝”》）。莲池老人也同样追求着这份淡泊超然的心境。他不仅仅只是尽职尽责地履行看守钟楼的任务，而是意在让自己的全副身心与寺庙中的清风明月与水汽荷香和谐地融为一体，如同作者在文中所言：“他像一个雕像，一首古诗，点缀着这里的风景，清凉着这里的空气。”（《莲池老人》）㊳

而向社会注入平和冲淡之气也正是贾大山致力于古城人物书写的初衷所在。孙犁就曾一针见血指出：“他的作品是一方净土，未受污染的生活的反映，也是作家一片慈悲之心向他的信男信女施洒甘霖。”㊴我们也由此可以看出贾大山与佛家教义之间的紧密联系。

实际上，他与佛学结缘已久。据《贾大山传》记载，每逢阴历的初一和十五，贾大山的母亲都要向家中所供奉的神佛上香朝拜，以示其诚。并且，他们夫妻俩还时常带着贾大山向寄宿在自己店铺旁边的小庙中的乞讨者嘘寒问暖，施舍饭菜。㊵正是这举手投足之间的善行使得贾大山对佛学有了朦胧的认识，也奠定了他日后参禅的基础。除了要完成上香礼佛、诵读日课、打坐入定等一些日常的仪式之外，自号“闲云居士”的贾大山在更深层次上是想要借助于对佛教典籍的研读来明心见性，通晓为人和为文之道。在他旧宅的书房中曾挂有“静虚”的匾额，这“静虚”二字既是他在参悟佛理之后所想要达到的人生境界，所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又是他在写作时要求自己所理应遵循的创作理论，所谓“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 ㊶。

也正是在“静虚”观念的统摄下，贾大山才会在文学浪潮相继涌起之时，仍然坚持要在自己所熟悉的土地上，“寻找一点天籁之声，自然之趣，以愉悦读者，充实自己”。㊷他的创作也才会给人以空灵跳脱、言近旨远之感。不蔓不枝的单线性叙述结构，以暖色调为主的叙事色彩，诙谐幽默富有哲理的叙事语言，言简意赅留有空白的叙事方式等也因之成为了贾大山小说叙事风格的特色所在。机缘巧合的是，贾平凹也同样对“静虚”的创作思想情有独钟。他曾一度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静虚村”，并且，在他的很多作品后面，都署有“草于静虚村”的字样。其实，“静虚村”既代指他曾经所居住过的方新村，又寄寓着他心目中理想的创作境界与精神状态。

贾平凹认为“做到神行于虚，才能不滞于物；心静才能站得高看得清，胸有全概，犹如站在天空观地球”。㊸这种思想也使得贾平凹与贾大山一样善于在作品中营造一种旷达而悠远、空灵而充盈的意境。所以，贾平凹在叙写《商州三录》时并不急于将叙事的焦点在一开始就固定在商州的某一区域之内，而是将商州本身看作是一个开放的整体，继而采用散点透视的方法，以空间为经，以时间为纬，不停地切换着故事所发生的场景。读者也因此可以从容地游走于其中，穿越古今，移步换景，对商州存有全然鲜活的感受。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对于灵动之美的追求之外，贾平凹又将对于“静虚”理论的思考进一步延伸到了对于“实”与“虚”之间关系的探讨当中。他主张要实现形而上和形而下的辩证统一，要“以实写虚，体无正有”㊹，即致力于“在现实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一个符号系统，一个意象世界”。㊺在他看来只有这样，作家才能通过对于意象的选取和构建表现出自身对于人间宇宙最真切的感受，才能从大千世界当中发掘出最动人的情趣，才能给作品赋

予复杂的多义性，使其既具备山石的厚重之气，又兼有云朵流水的飘逸之美，如同石刻“卧虎”一般，呈现出“内向而不呆滞，寂静而有力量”㊻的特征。而《太白山记》则是贾平凹试图通过以实写虚的方式，将意识化为实有的最初实践。

贾平凹在《太白山记》中极力渲染着奇谲诡异的神秘氛围，在继承中国古代志怪小说传统的基础上，又借鉴西方现代派小说荒诞变形的叙事技巧，把潜藏于人们内心当中的主体意识和心理情绪幻化作具体可感的生活场景与光怪陆离的魔幻意象，意在借此抒发自己对于人的原始欲望、人的生存状态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例如在《寡妇》当中，作者并不直接指出年轻寡妇所承受的性压抑，而是通过孩童在夜晚所看到的父亲的鬼魂与母亲进行性行为的场面，点明了母亲在潜意识当中所暗涌着的对于性的需求。而小说《公公》对于性欲的构思则更为精巧。出于好奇的公公本想去探究居孀的儿媳之所以喜好去涧溪沐浴的原因，却突发奇想变成了娃娃鱼，以便能够与儿媳野合，也正因如此，儿媳才在此后多次产下公公的孩子。贾平凹在文本中一方面以一些荒诞不经的情节客观地揭示着人的本能欲望，另一方面又对人的欲求的过度膨胀持有批判。如吝啬的挖参人即使在临走之前将具有神力的“照贼镜”悬挂在家中，以防钱财失窃，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因贪欲而横死的命运（《挖参人》）。精明市侩的阿离也一样因贪得无厌而丧生。他在偶然之间学会了灵魂出窍，遂而得以游历冥府，并试图通过贩卖劣质商品而图利，但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所赚取的大量冥币正预示着他死期的到来（《阿离》）。

事实上，贾平凹在《太白山记》中对于欲望的书写并不仅仅停留在展现或讽刺的层面，而是在不少作品中对其进行了形而上的思考，这使得小说充满了深厚的哲理意味。小说《少男》便深得禅理。村中的一位新婚男子受离奇梦境的蛊惑，将鸡肠沟中的崖头瀑布误当作是可以为所欲为的仙境，便不顾村里人的阻扰，执意要去悬崖享受羽化成仙的快感，但结果却葬身蛇腹。因为让少男所为之倾倒的丰腴白艳的景观只不过是蟒蛇用法术所设置的虚假的幻象。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悟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的道理。《小儿》一文更是借助于返老还童的X 贵与X 俊之间妙趣横生的对话，把人生比喻成是一场幻梦。X 贵认为人们所沉迷的华丽外相如同旧衣服一样迟早都要被脱下遗弃，只有破除我执，才能廓清迷津。而小说《人草稿》对于个体欲求的探讨则显得更为辩证。一个位于太白山阳谷的村寨因为食用了神奇的泉水而衍生出了过度的贪淫之欲，并进一步造成了道德沦丧和礼法失序，为了重整风气，他们便决定开掘新井，在此后清心灭欲。但这种做法又使得他们变得极为懒惰，甚至懒到不愿呼吸，于是乎，这个村寨便因此而不复存在，渐渐成为了堆满人形石头和木块的废墟。这让我们不禁想到世间一切莫不物极必反，过犹不及。若是一味地追求道家所推崇的清静无为的境界，亦或是像佛陀一般彻底做到无牵无挂，无欲无求，可能结果也并不如意。

贾平凹也曾指出，参禅悟道并不意味着真要去做和尚和道士，而是要借此去更好地理解和领悟“东方美学”的真谛，并使得作品在融汇西方现代意识与东方民族形式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种“大境界、大气象、大格局、大气魄”。在他看来，中西方的宗教和哲学“若究竟起来，最高的境界是一回事，正应 了云层上面的都是一片阳光的灿烂”，而我们则应该通过努力，“穿过云层，达到最高的人类相通的境界中去”。㊼简言之，贾平凹试图以“文化磨合”㊽的方式，按照自己的文学观念将古今中外化而为一，来表现中国文学所特有的古拙与神秘，并最终实现虚实互转，有无相生，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的理想目的。

综上，贾大山和贾平凹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㊾，向我们描绘了或清新明丽，或神奇诡异的民间图景。而且，他们二人又都热衷于向传统回望，并分别沿着“志人”与 “志怪”的方向用文章传达着古意与今情。“文坛二贾”虽然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但我们却可以借此来窥探现代文学在新时期所映照出的独特镜像。如果从作家与人生的角度看，也可从“二贾”现象中引发出诸多令人感奋、感慨乃至感伤的意绪。

注释：

①张健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1976-1984）》 （第5 卷），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 年版，第204 页。

②参见铁凝《天籁之声，隐于大山》《山不在高——贾大山印象记》，袁学骏《大山永存》，彭侃《追忆贾大山》等文。

③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贾大山仅有《赵三勤》这一篇作品被日本友人小林荣翻译并收录至《中国农村百景》当中，由此可见，他当时在日本的受众范围非常有限，所以，“二贾研究会”应为讹传。

④《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学情缘》，《人民日报•副刊》2016 年10 月14 日。

⑤雷达：《乡土写实小说的新境界——从〈取经〉到〈梦庄记事〉》,《长城》1990 年第1 期。

⑥⑧《报春花开时节——记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人民文学》1979 年第4 期。

⑦《本刊举办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启事》，《人民文学》1978 年第10 期。

⑨茅盾：《在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文学》1979 年第4 期。

⑩野莽：《此情可待 当代文化名流的传奇与轶事》，地震出版社2014 年版，第174 页。

⑪⑬贾平凹：《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贾平凹文集•第12 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52-54 页。

⑫ 贾平凹在获奖之后曾在1979 年6 月的《延河》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十二分的雄心与虚心》的创作谈。

⑭⑳㉓ 贾大山：《我的简历》，《贾大山文学作品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2014 年版，第

479—480 页。

⑮ 康志刚：《贾大山创作年谱》，《贾大山文学作品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2014 年版，第644 页。

⑯ 参见贾平凹于1980 年3 月27 日写给文学讲习所的信。这封信曾于2014 年11 月在网上被拍卖，最终由贾平凹文学艺术馆馆长木南购得。

⑰ 李星、孙见喜：《贾平凹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31 页。

⑱ 王安忆：《空间在时间里流淌》，新星出版社2012 年版，第112-113 页。

⑲ 贾大山：《〈小城风流〉序》《贾大山文学作品全集》,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4 年版，第498 页。

㉑㉒㊵ 王志敏：《贾大山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 年版，第206、200、9 页。

㉔ 郜元宝，张冉冉编《贾平凹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20 页。

㉕ 铁凝：《长街短梦 铁凝随笔》，东方出版社1996 年版，第209 页。

㉖ 贾大山：《一点感想——纪念〈小说月报〉创刊200 期》，《贾大山文学作品全集》，花山

文艺出版社 2014 年版，第490 页。

㉗ 茅盾：《发刊词》，《小说选刊》1980 年第1 期。

㉘ 张涛：《贾平凹创作年表简编》，《文艺争鸣》2012 年第10 期。

㉙ 贾平凹：《〈空白〉后记》，《贾平凹文集•第12 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465 页。

㉚ 孙玉石，佘树森：《中国当代散文八大家》，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 年版。

㉛㉜㉟ 贾平凹：《商州初录》，《贾平凹文集•第5 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100、

93、190 页。

㉝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 第11 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44 页。

㉞ 贾大山：《花生——梦庄记事之一》，《贾大山文学作品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2014 年版，第117 页。

㊱ 雷达：《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读书》1986 年第7 期。

㊲ 贾平凹：《答〈文学家〉编辑部问》，《贾平凹文集•第14 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版，第130 页。

㊳ 贾大山：《莲池老人》，《贾大山文学作品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2014 年版，第50 页。

㊴ 孙犁：《孙犁书简》，《长城》1995 年第4 期。

㊶ 刘勰：《文心雕龙》，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38 页。

㊸ 孙见喜、孙立盎：《贾平凹传（1952—）》，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34 页。

㊹ 贾平凹：《我心目中的小说——贾平凹自述》，《小说评论》2003 年第6 期。

㊺ 贾平凹、韩鲁华：《关于小说创作的答问》，《当代作家评论》1993 年第1 期。

㊻ 贾平凹：《“卧虎”说——文外谈文之二》，《贾平凹文集•第12 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21 页。

㊼ 贾平凹：《40 岁说》，《贾平凹文集•第1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315—316 页。

㊽ 李继凯：《“文化磨合思潮”与“大现代”中国文学》，《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 年第5 期。

㊾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63 页。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