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流浪地球》上映之前，刘慈欣曾经在高晓松的“晓说”节目中做过一次电影宣传，他谈到了自己所理解的“科幻”。在刘慈欣看来，如果整个宇宙是一座超级大都市的话，那么银河系则是其中的一座摩天大楼，我们则只生活在这座大楼中一个狭小的地下储藏室里。终其一生，谁也无法逃逸出这个闭塞的储藏室，但总会有人爬上楼顶去远望苍穹，想象更遥远的时间与空间。这段浪漫的叙述或许可以看作是“科幻”作为一种梦工厂般想象力在个体作者那里诞生的情境，而一旦“科幻”普及成大众的文化形态，在更大的范围内流通，便不可避免地遭遇地心引力般的下坠、牵引，最后成为地下储藏室内人人皆可欣赏的、一幅画着外太空的装饰画——人们或许将更认同、更安心、更喜爱于这地下储藏室的日常。

电影《流浪地球》或许就是一幅“装饰物”。事情的吊轨处在于，原本想要逃逸出“文化地心引力”、飞离太空的这样一种想象力，它越要得到大众社会的认同，就越要接受文化历史语境这样一种向地之力的改造，这一改造过程过于鲜明地呈现在刘慈欣小说的电影大众化运作上。而当这种大众化改造取得鲜明成效——《流浪地球》获得巨大成功的时候，想象力便已然落地——其改造后的文本本身，已经印刻上了当代的文化密码。这或许是“科幻”作为一种类型文化在大众化过程中无法摆脱的悖论。“文化地心引力”过于强大，再“硬科幻”的刘慈欣，也能够将其“软”化。

在这一意义上，《流浪地球》只能是一部拍给当下中国人的电影。在将地球逃离木星引力避免地木相撞的叙述核心情节化的过程中，电影构造了两套场景叙述支线，一套是以刘启为核心的地面救援行动，一套是以航天员刘培强为核心的空间站辅助救援行动。很有意味的，这两条支线在迭次交互的叙述中，分别展现着看似未来感十足、实却镌刻着浓重当下意义的世界秩序与家庭想象。

在空间站的支线叙述中，中国人潜意识中20世纪后半叶与21世纪的世界秩序图景、中国与世界政治格局的关系互动，都围绕着刘培强的行动而被演绎、显影出来。作为一位即将从领航员号空间站退休回地球的中国航天员，刘培强在回地球之前却遇上了地木即将相撞的危机。刘培强希望能知晓儿子刘启的安危状况、以自己的身份向地球人提供庇护信息，却遭到空间站控制终端莫斯的强制休眠。在刘培强的意识中，地球人被空间站抛弃了，于是在空间站中首先上演的便是刘培强“反叛逃”的强占中控室行动。这里的莫斯终端被赋予了纯粹理性和技术主义的意味，而莫斯的“邪恶叛逃”、杀人行为，都让抢占中控室的“违法”行动变得正义感和“革命”感十足。由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前苏联人联手阻止一股纯技术主义的“邪恶叛逃”，刘培强与俄罗斯宇航员之间的友谊与承诺、以及后者在太空中被莫斯击中悲壮地牺牲、而刘培强背负着更重的责任抵达空间站的中控室/历史舞台，这几乎就是中国人冷战时期世界史记忆的回放。

而当刘培强真的到达中控室的时候，莫斯却以联合政府/联合国——21世纪中国人想象中新的世界图景——的名义为自己正名，它并没有叛逃，而只是按照联合政府的指令行事。整个抢占中控室行动的意义和背后叠印着的世界秩序想象都落空了。刘培强于是需要一个意义系统的转换。当韩朵朵在最后的救援行动中联系上空间站上的刘培强时，刘培强得以与联合政府进行沟通对话、请求联合政府为刘启一支救援队进行援助播报。这段刘培强与以法语声音（而非英语）出现的联合政府之间的对话，于是成为影片中展现中国-世界新格局、新关系的构境，因而尤有意涵。对话轮为两轮：第一次，刘培强/中国以字正腔圆的声音向联合政府表达了自己的请求，但联合政府以救援行动成功几率为零而驳回其请求；第二次，刘培强换了一种语气，他将中国人舐犊情深的情结告知联合政府，并再次请求对方能予刘启一队以帮助。两次“中国”与作为声音出现的“世界”之间的对话中，如果说前一次是以声音的铿锵展现出中国的自信与硬实力的话，那么后一次则是一种文化自我在世界中的展示，一种绵延几千年而未绝的“家”的情结，在这一展示中被刘培强/中国锚定为自我文化的“中国性”。当然，对话最后以“世界”的妥协而告终。显然，这样的对话场景，投射着“崛起”之后中国在联合国式世界体系中另一套中国-世界关系的图景想象。

空间站中以刘培强的行动线索为中心的叙述支脉呈现出了当下中国的世界记忆与想象，那么另一支脉叙述线索——以刘启为中心的地上救援过程，则呈现出当代语境中中国人关于“家”的意涵指认。与空间站线索中以不说明的隐含叙述方式表现世界秩序的转换不同，地上救援的整个过程，都会在不同的演员的台词中强调“家”的重要性。无疑，“家”的凝聚力，本就是电影的主打的中国式情结、“中国性”所在。落实在核心的情节上，家的意涵、亲缘联系的确认，是以刘启小家庭中两位男性长辈的相继牺牲、刘启逐次成长成熟而被确认和加强的。在刘启、韩朵朵跟姥爷连同车辆被征用为火石运输队时，姥爷韩子昂为救火石而牺牲；这样原本只会顾小家的刘启不仅重新体会了韩朵朵的妹妹身份——一个没有血缘关系、水灾中被姥爷救起的孤儿，而且接替了姥爷的责任与职业，主动找到王磊带领的救援队前往苏拉威西实行救援。这里，“小家”与“大家”之间的隔阂在主人公刘启的认同中被打破。在苏拉威西的发动机处，孤儿韩朵朵以中学生的身份唤回各个国家的救援队，则隐含着“小家”与“地球共同体”之间的联系。而在这一“家”的结构中，父子关系这一核心秩序还需要经由父亲刘培强在营救“地球共同体”中的牺牲才能够被正常化，父亲既是为保护小家也是为保护地球而牺牲，经由这一牺牲，父子关系的羁绊——护小家与护地球之间的矛盾——被克服，儿子终于诚服于父亲。

于是电影中关于“家”的故事演绎，刘启一家人参与的救援行动，最终确认出一条“家”的意涵迭层传递的线索：小家-大家/国家-地球共同体，这一迭次传递线索由最核心的男性亲缘小家庭逐渐向外扩散，并以男主人公刘启精神上的长大成人、修复家庭关系为标示。这是传统中国家族谱系中亲缘关系的“差序格局”、古代男性士人“修齐治平”关系的迭次传递在当代中国的记忆显影与21世纪版本，也是整个电影最核心的痛感文化密码。父辈牺牲、子一辈在认同父辈的过程中继承持家护国的责任，被编织成中国文明延续到未来的传承要义。

这样，“家”的情结不仅由刘培强向联合政府进行了展示，而且以情节化的方式完全得以呈现。空间站和地上救援，这两条叙述线索支脉在最后的父子相认情境中，终于将世界秩序与家庭想象挂合在一起，完成了一个完整当代中国形象的浮现——一个携带着传统中华家园情结基因、却又能够在新世纪国际秩序中领航世界的中国，一个迥异于80年代“国殇”自我憎恶式的全新想象，一次带着“黄土地”记忆去蓝色太空中的流浪之旅（戴锦华老师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