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小编说

退休后的袁老师爱好上了书法，又不止于爱好。他带着写好的字一袋又一袋地往“我”办公室送，让“我”找个买主卖个好价钱。作为学生，“我”碍于情面和情分，一次次自掏腰包支付所谓的“润笔费”，心底不由揣测：并不缺钱的恩师为什么如此迫切地赚取额外收入？一日袁老师的女儿突然来访，谜底揭开，却也招致了一个更大的谜团：袁老师，一个受人尊敬的学者，怎么就突然间喜欢上歌厅听年轻姑娘唱歌，还入不敷出地将钱全部投到这个嗜好中？女儿和学生的劝说无用、责难无用，袁老师依旧写字、“卖”字、出入歌厅，日子如常，人走茶凉，而“我”究竟要到何时，才会打开他那些堆成山落了灰的宣纸？

古稀之年，袁老师变得惜财如命。

第一次是在年底的老干部茶话会后，身材瘦削的他拎着单位发的大礼包，跟着我，进了我的办公室。他先是坐在办公桌对面和我寒暄，然后就站起来，仰头一直盯着墙上挂的潘学聪的书法“一半秋山带夕阳”，冷不防地说：“你能不能替我卖几幅字？”他略显不安地看着我的眼睛，目光中满是飘忽不定的疑虑。

此时我才发现，除了大礼包，他还拎着一个纸袋子，里面鼓鼓囊囊的，他是有备而来。多少令我有些意外，我知道，退休后他一直在练习书法，偶尔来单位时也让我欣赏一下，但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初级水平，只能算是写字，还称不上书法。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好的，没问题。”

袁老师的任何请求我都无法拒绝。他是文学所的首任所长，正是他发现了我的才华，把我从一个企业中学调到社科院的。他是我事业上的导师，人生的引路人。

他脸上紧绷的神情一下子就舒朗了，急忙放下大礼包，把那个纸袋子提起来，递到我手上。他说：“一共是十张，你随意啊，多少钱都无所谓。我这水平，能有人要就烧高香了。”

我掏出钱包来，里面只有两千块。我递给袁老师：“先拿着，如果卖个好价钱我再给您。”

袁老师笑逐颜开，没做丝毫推辞就接过钱，“这就不少，不少了。这可是我头一次拿润笔费。谢谢你啊小董。”

我把他送出办公室，其实内心里有点落寞。我不大明白的是，一个曾经研究鲁迅的著名学者，何以要为了区区小钱而如此谦卑？

我没有打开那个纸袋子，把它随手放在了书架上，没过几天就忘记了。那十张书法作品，也和我书架中长年不动的书籍一样，开始慢慢地落上了灰尘。可是袁老师没忘，半个月后，他给我打电话，问我：“仙生啊，那十幅字卖了没有啊？”

我随口说：“卖了卖了，有人很喜欢您的书法作品呢。”

“那，”他犹豫了一下，声调明显高了，“那，卖了多少钱？”

我心里一沉，可我得给自己圆谎，“五百，一幅字五百。”

袁老师兴奋异常，破天荒的成功鼓舞着他，他的声音听上去都是颤抖的，“那我什么时候去你那里取剩下那三千块钱？”

我说：“随时，要不我给您送去吧。”

“你别来，你忙，还是我去你那里取吧。我又没什么事，就当锻炼身体了。”袁老师欢快地说。

第二天他就早早地来到单位，在办公室门口等着我。袁老师拿了一个大大的兜子，比上次的纸袋子要大两圈，我一看便明白了。他坐在对面的沙发椅上，待我给他泡好茶后，便开始给我讲他当年的辉煌。有些事我亲身经历过，有些也是头一次听到。我一直惴惴不安地看着紧紧挨着他放的那个大兜子。袁老师说得眉飞色舞，仿佛回到了以前的时光，目光炯炯，稀疏的头发随之而起舞。他在我办公室足足待了有两个小时，发现自己说的太多了，他这才站起来，说：“好了，我得走了，耽误了你这么长时间，你的时间宝贵，你的时间都不知道去哪儿了。不像我，废人一个，时间多得都在我身边晃悠，赶都赶不走。”

我赶紧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早就预备好的一个信封，递给他。他接过去，戴上老花镜，认真地数了一遍，笑着说：“加起来正好是五千。你替我谢谢人家，如果他需要，我再写啊。”

我说：“好啊好啊，他还夸您的字和启功先生神似呢。”

袁老师略微有些得意地笑了，“哪里哪里，鲁迅研究我是个专家，书法我还是个小学生，哪能跟启功先生比。”

毫无疑问，他走时把那个大兜子留给了我，让我再接再厉，给他多推销一些。

我说：“放心吧袁老师，我一定加油。就像当初您鼓励我多做学问一样。”

袁老师满意而归。

我把那个大兜子放到了书柜里，和上次那个纸袋子挤到一起。

这之后的一个月里，袁老师给我打过六次电话，来我办公室两次，他都绝口不提他的书法作品，和我东拉西扯，谈论一些社科院的老人，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些学术界的朋友，谈到谁谁谁已经作古，就唏嘘一番。他记性超好，能够回忆起和他一起办班时桑奇先生的一些特殊的爱好，讲得栩栩如生，令我忍俊不禁。可他三番五次地出现在我面前，对我就是个巨大的压力，我看透了他的心思，主动安慰他说，艺术是给有缘人准备的，不能随随便便就把它卖了，得挑一个真正懂它的人，卖一个好价钱。

而他总会说：“不用，不用，能卖掉就行。多少钱都行啊。”急迫的心情溢于言表。

他这样的态度让我觉得有些可疑，出于礼貌，我并没有去问他，只好编造各种理由搪塞他，尽量地把时间向后推。

在大约半年的时间里，我都无法摆脱掉袁老师如影随形的期待，我总共给了他三万两千块钱，做为他书法作品的润笔。因为他和我之间特殊的关系，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地满足他对金钱的渴望，满足他在拿到钱之后志得意满的笑容、舒畅的表情，就如同他以前对自己才华的自得一样。但我内心仍然徘徊着一丝的犹疑，师母几年前去世后，他独自一人生活，女儿也有着自己优渥的生活，他的工资足以让他应付自己日常的一切，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急于想得到这些额外的收入，难道仅仅是想证明自己在退休之后仍然老有所为？我不敢胡乱地揣测。

天气渐渐转凉后的一天，袁明晨突然来找我。她在我办公室外等了两个小时，直到我开完会。看她焦急的样子，我的心就一沉，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我问她：“袁老师怎么了？”

袁明晨是袁老师的女儿，她比我小几岁，是工商银行的高管。她坐下来，先是喝了半杯我给她倒的凉白开，叹口气，然后才开口说话，“我爸他，我还真不知怎么说，张不开嘴。说有事吧，可能对于你也不能算是事；说没事吧，还挺让人揪心的。”

我边整理开会的文件边说：“不急，你慢慢说。”

袁明晨捋捋飘散到脸庞的长发，“我爸他是不是向你借钱了？”

我愣了，“没有啊，我只是给他卖了几幅字而已。”

袁明晨说：“他的字也能卖吗？他又不是什么书法家。谁会傻到买他的字，有病吧。”

我以前去袁老师家，都是袁明晨给我们做饭吃，她的性格很像师母，温柔体贴，不像眼前这样火急火燎的样子。我只好实话实说，我叮嘱袁明晨：“你可千万别给袁老师说，把底都兜给他。我都瞒着他呢。”

袁明晨说：“我找你，不是和你说这些的。我就是想告诉你，千万不要再给他钱了，一分钱也不能给。这是为他好。”

这是为何，我提出了我的疑问。

袁明晨又重重地叹口气，“我爸他变了，这一年来，他突然间像换了个人，连我都不认识他了。”

“他怎么了？”一个七十岁老人的人生能有多大的改变呢。

“我都羞于说出口。”袁明晨的叹息让我看出她心思的分量，她忧伤地说：“我爸他，唉！不知道是因为老了，脑子糊涂了，还是别的原因，这一年来，他极为反常，总是去歌厅，而且还找……这哪儿是他这把年纪的人常去的地方啊，这哪儿是他该干的事啊。你想想那种地方，就是个无底洞，多少钱都不够呀。”

我一听到歌厅这个词也颇感震惊和意外，我知道袁老师是个洁身自好的人，是个典型的谦谦君子，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抽烟喝酒打牌唱歌，从来都不可能和他联系在一起，这怎么可能。我说：“这不可能吧。”

袁明晨凝着眉，“你看，你也觉得不可能吧。我爸，多温文尔雅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总往那种地方跑。可事实就是如此。我是偶然发现了他的这个爱好，我妈去世后，我一直想让他搬到我们那里，和我们一起住。他不愿意，他坚持在自己家里生活。我每周去看他几次，有好几个晚上我去家里，家里都黑着灯，打他的手机，他也支支吾吾地不说自己在哪里，但是我从手机里听出传来有唱歌的声音，却也猜不透地点。我也没太在意，可是后来他开始不断地向我要钱。自己的老爸，给他钱是应该的。可是他要的次数多了，我就留了心眼，这才发现了他的秘密，原来他常常去离我们小区不远的美好时光歌厅。一天晚上我终于鼓足勇气进了歌厅，挨个找他。看到他和一个打扮娇艳的姑娘坐在一起，两人有说有笑……”她一口气说完，眼里泛着泪花。

这确实也让我无法接受，我的老师和前任领导，一个令人尊敬的学者，怎么会突然平添了这样的嗜好？我问袁明晨：“你就没劝劝袁老师？”

“劝了，我是苦口婆心。但他表面上支应着我，说好好好，不去了不去了。可转身他就当成耳旁风了。照去不误。”她的泪水已经夺眶而出，声音也变了调，“他把自己的工资都花到歌厅里了，自从我揭开了他的秘密之后，他倒是不再伸手向我要钱。但我发现，他把我妈留下的一些首饰给当掉了。”

说到离世的母亲，袁明晨嘤嘤地哭起来。她的哭声里既有对母亲的怀念、对父亲行为的羞愧和怨恨，也有对自己无能为力的嗟叹。

我向她表明了我的态度，“我不会再替他卖一幅字，你放心。”

她得到了我的确切的保证，这才并不甘心地离去。如何去阻止袁老师疯狂的举动，她和我，其实都没有任何的信心。

有了袁明晨言辞恳切的忠告，我开始为袁老师担心，我无论如何也琢磨不透，袁老师晚年为何会热衷于如此不堪的事情。我想想自己，大概都有许多年不进那种场合了。所以当他再次来单位催促我时，我看着老师的眼神都变了，怎么看，我都觉得，袁老师已经不再是以前的袁老师了，那个温良恭俭让的老人的形象已经从我的脑海中消失了。我忧心忡忡地说：“袁老师，您是不是急需用钱？”

坐在我办公桌前的袁老师愣了一下，已然展开的笑容堆积在满是皱纹的脸上，瞬间变得僵硬，他挤了挤眼睛，才把笑容抖落，“没有没有。我不旅游、不抽烟、不喝酒，明晨也不需要我照顾，那么多的退休工资，花不完。”

“那就好，那就好。”我迂回曲折地和他聊，“现在的经济形势不好，字画市场与经济一样，不景气。”

“我知道，我知道。”袁老师谦恭地说，“所以我才找你。我经常看到你参加各种活动，开各种会的消息，你现在也是我们省文化界的名人，人脉广。不像我，一旦退出舞台，就没有任何的机会了。”袁老师以前是个恃才傲物的人，如今为了几幅字的钱，竟然也能低三下四。

“袁老师，如果您生活遇到了难题，您可要告诉我呀。我能有今天，都是您提携的呀。”我发自肺腑地说。

袁老师摆摆手，“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我担不起。还是你自己努力的，你看看现在，你发展得多好，比我当所长时要风光许多。我真的没困难，只是想活得有点意思，不那么单调麻木。你不知道退休的生活多么令人沮丧、令人颓废，无所事事，好像生活的目的就是等着死亡临近。我喜欢上书法后，感觉不一样了，像是找回了当年在所里工作的状态了。”他神采奕奕，口若悬河，真的像当年他在各种场合滔滔不绝的样子。

“除了书法，您还有其他的什么业余爱好？”自从他进来，我就一直在找个合适的缝隙把话题向歌厅那儿引。

我突如其来的问话显然起到了作用，袁老师的内心一定在翻江倒海，他渐渐变化的脸色暴露了一切。他躲闪着我的目光。“没有，什么都没有。”他否定道，“我就是写写字。”

我旁敲侧击地与他拉家常。我现身说法，开始给他讲我岳母迷信药品小广告，时常光顾那些突然冒出来的医疗机构，家里头买的假药堆成了小山。袁老师在我讲述过程中一直心不在焉，心神不定。数次站起来，又坐下。等我讲完，他迫不及待地说：“我得走了，今天我还有十幅字的任务没完成。”说完他就匆匆离去，甚至都忘了再提卖字的事。

我听着楼道中他杂沓的脚步声快速地消失，有些不忍，便打开门，向楼道中张望，空荡荡的，连惊慌的脚步声都没有了。

过了几日，袁明晨再次来访，她怒气冲冲，完全失去了惯常的优雅与知性，劈头盖脸地对我一通数落：“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劝，你怎么能放任他一错再错，你怎么能同流合污，你怎么能昧着良心……”

她连珠炮的“怎么能”，令我羞愧难当，仿佛我与袁老师背着她，合谋做了愧对天地良心的坏事似的。我小声说：“明晨，你说什么我真的不懂。”

“你是不是又给他钱了？”袁明晨指责我。

我委屈地说：“没有啊，自从你上次来过之后，我们就见过一次面，我没有给袁老师一分钱。老天可以做证。”

袁明晨坐下来，她一直生活在父亲令人羞耻的行为阴影中，一直被激怒着，总是显得那么愤愤不平，“他夸口说他是自己挣的写字的钱，我还以为是你给的。”

“他还去歌厅？”我关切地问她。

“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时候我悄悄跟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背影，我就想哭。”袁明晨悲伤的表情也深深地感染着我，毕竟，对于我们俩来说，他都是一个重要的人，一个令人牵挂的人。

我苦口婆心地劝慰袁明晨，让她冷静下来，好好地想想，是不是她的某些做法令老人不满意，使他无法在正常的生活中找到安慰，才到歌厅里去寻找慰藉。她直摇头，“没有，绝对没有。他什么也不缺，我每周都给他买一堆吃的东西塞到冰箱里，每天给他打电话，问他有没有事。我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没事，你们忙你们的。”

她哭泣着说：“这件事把我的生活搞得一团糟，让我痛苦不堪。我没脸对我丈夫说，没脸对我孩子说。一进我自己的家，我都觉得偷偷摸摸的，就感觉脸烫烫的，特别害臊，像是自己做的那件事。单位里也是心事重重的，经常出差错。我丈夫说我是更年期，让我去医院检查检查。”

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只能尝试着去平复她内心的创伤，我说：“去歌厅里唱歌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与陪酒女聊天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也许事实不像你想的那样，也许我们都错怪袁老师了。”

袁明晨对我的说法感到很惊讶，她恼怒地看着我，“可是他每隔几天就去歌厅确是事实。我去他那里时，我都觉得周围人的目光都是异样的，仿佛他们都在指指点点，说我爸他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

我们的空谈并不能让袁明晨安下心来，她犹如惊弓之鸟，甚至不能听到父亲的名字。她此次来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想请求我去劝说袁老师，而不是火上浇油。她说：“我想了好久，亲戚那里我说不出口。只有你最合适，他把你当成他的接班人、他的弟子，他最信任你。”

我答应了袁明晨，不再与袁老师虚与委蛇，而是开门见山，彻底阻止他荒唐的行为。那天中午，我请袁明晨在附近的饭馆吃了饭，我们信誓旦旦地碰杯，满腹狐疑地展望未来。

……

 

刘建东，男，1967年生，作家，现任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曾在本刊发表中篇小说《秘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