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抓住了我的心 由此至往生
《第一次的离别》以新疆男孩艾萨的生活为线索，讲述了他和青梅竹马的好朋友凯丽比努尔的童年故事，以及他对患有疾病的母亲的亲情。2月17日，《第一次的离别》荣获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评审团大奖。
本文作者就是该片导演王丽娜。
一百多年前，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曾在其著述的《古代社会》一书中写道：塔里木河流域是世界文明的摇篮，假如谁找到了历史老人遗留在塔克拉玛干的这把金钥匙，世界文化的大门就打开了。阿诺德·汤因比也曾说：“如果生命能再来一次，我愿意生在塔里木盆地，因为人类的四大文明都在那里交汇。”而我有幸生在塔克拉玛干腹地、塔里木盆地的新疆沙雅，它决定了我电影的源头。胡杨木做成独木舟，行驶在塔里木河上，驼铃声从塔克拉玛干腹地传出，千年的胡杨树叶沙沙作响，那是你从未想过的另一种生活，只在那种河水、沙漠、戈壁、胡杨勾勒的辽阔的原野，才能感到掠过的狂风其中的混沌数学和勃勃生机，我的童年就是从这片土地衍生出来的，它负载着旷野的无序感。
我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的整个童年都在塔克拉玛干边缘的库木托卡依村庄度过。印象中雨后的海市蜃楼充满神秘感，我和童年玩伴躺在路边的红柳树下，等待着一辆马车的到来，路的两边开满了红柳花，再往远处是大片果园、棉田和戈壁荒原，空气中满是泥土和花果的芬芳。远远听到马蹄声，马车上的维吾尔族老人会喊一声：“调皮的孩子，让我的马儿载你们一程！”寂寞的老人会让我们数他的胡子到底有多少根，我们认真地数老人的胡子，老人会把筐中的葡萄犒赏给我们。时常也有一群壮年手掌猎鹰骑着马儿飞驰而过，将我们和尘土抛在身后，那刻我们也畅想着长大骑马飞驰。现在回想，在我的童年诞生了风般自在的童年，我坐在夜的沙漠上，看夜空中的流星，倾听着夜的话语及树的言谈，偶尔也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走街串巷地拍照。
相比童年，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另一种状态，中学时期我到了县城上学，现在回想是一段孤独且不自信的时光，但好在那段时间，阅读让我发现了另一个世界。我现在还记得青少年时期，在县城的图书馆里发现了三毛全集，发现了塔科夫斯基的《雕刻时光》，发现了张爱玲、艾特马托夫全集、哈代、鲁米、聂鲁达等等。文学给了我另一个自由的广阔世界，它抽象又具象但又如此迷人。我们在语文课堂上吃着五毛钱的烧饼讨论《红楼梦》，讨论诗歌的意象，也忙着为《沙枣花》文学社选稿，也记得一个同学写出了自己的诗集，我们都企图写出自己的小说，但现在看来我们大都是年少时期自我幻想和模仿的矫揉之作。
大学时期，我有机会坐着绿皮火车去陌生之地，去凝望山川大地，去感受不同的风土人情，或许只有这样一尺一尺地贴地而行，才会产生远方距离和思念，而所有的行走，最终都能帮助自己理解故乡。成年后再次返回故乡，才觉诗意和美是它的内核，我也是后知后觉个体的经验的珍贵，个人体验本应该是创作的本能状态，对导演来说你看世界的态度就是你拍电影的方法，我开始学着用自己的方法看世界。
电影的独到之处并不亚于文学，它有各种可能性。我从未经过正式的电影训练，当我拍《第一次的离别》时，我并未意识到它将会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我只是依着自身成长经验寻找童年经历，恰这段童年的经历还在当下鲜活地涌动。
从某种意义上《第一次的离别》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视听语言的规范之作，但它源自于内心的真实表达。拍摄的经历对我来说是一种对自我的发现，也促使我形成了自己的电影信念，至少对从纪录片进入影像世界的我来说，作品绝不是产生于自我幻想之中，而是产生于“我”与“世界”相接的地方，它反映了我生活的世界和我的思考。我认为理想的电影是纪实，不是拍摄手法的纪实，是如何真诚地重新建构和讲述生活的方式，在我看来这是电影该走的路，正如现实主义没什么特别重要的，它的价值来自于我们如何诠释及表现它。我希望能看到日常生活中的诗意，能冲破直线逻辑思维的藩篱，再现生活的微妙与幽深、复杂与真谛。
《第一次的离别》的主题和故事是如何产生的？可能的答案是它从所有人的混沌之中诞生，它不是记录一个完成的思想，而是一个思想的形成，难的是要从现实提供的素材中寻找，想办法从中理出头绪来。艺术不是逻辑思维，也无法形成一套行为逻辑，却能反应信念的某种前提，就像勃洛克所说的：“诗人从混沌中创造了和谐。”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给出了答案。拍《第一次的离别》前我曾花了一年的时间跟踪拍摄人物，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电影艺术可以借助散落在时光中的任何事实，可以运用生活中的一切，将现实提供的素材组织在时间之中，将现实的时间雕刻在影像中。我曾拍到一段艾萨父亲去学校找艾萨的素材，非常动人，人物的行为逻辑、感受、爆发力都非常准确且恰到好处。这些经验都成为《第一次的离别》的故事情节和表演方式。
现在回想，一年的纪录片拍摄对《第一次的离别》的诞生尤为重要，以拍纪录片的方式构建剧本的方式显得尤为奢侈但也弥足珍贵。电影中无法取代的珍贵之物不在日常生活之外，而是蕴藏在日常的细枝末节里。观察生活中的细节，看似朴实平淡的剧情也能成为电影，《第一次的离别》中很多细节和对话都是来自于一年的观察。比如影片中家族会议的那场戏是基于故事结构的必须的假定性，但最终归结为生活的真实性和具体的事实。
《第一次的离别》选择孩童视角来拍摄，是因自身经验里有过相似的童年经历，有共鸣感。更重要的是，孩子有更自由的人生观，他们的视角是非常直观的，他们不描写世界，而是发现世界，他们很少去思考在世界面前自己的样子和声音，他们毫不注意惯例和传统，看待问题的方式总是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浑然天成的率真。比如影片中凯丽比努尔的弟弟在我问到“明天考试你紧张吗”，他回答说：“我才不在乎，考试就是靠运气。”后来这句话也被用到《第一次的离别》的台词里。我很惊讶于他的回答，我也时刻提醒自己面对孩子时，必须抱着比对大人更多的尊重去拍摄。
《第一次的离别》其实不是在拍事，是拍氛围和情绪，我不关注剧情的跌宕起伏、事件的冲突与始末。我总是对人的内心世界感兴趣——对我来说，展现反映由生活、文学、文化所滋养的心灵更为重要。比如凯丽比努尔的父亲在棉花地为妻子唱起离婚时写的那首歌曲，人与人之间的牵绊，不同寻常的情感，营造出令人隐隐作痛的诗意的美感，脆弱温暖又令人渴望，凯丽妈妈如少女般害羞的脸庞在电影中一闪而过，我总是被这样的时刻打动。
当我写下这些时，《第一次的离别》就这样成为过去，在着手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故乡迅速而切实地揪住了我的心，自此直到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