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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一天天临近，踏上长征路三个多月的红军队伍却一如贵州北部此时的天气，弥漫着浓浓的低沉气息。即将到来的是农历猪年，在老百姓眼中，应该是吉祥且兴旺的年份。

这是遵义会议结束之际。红军的前方，是沿长江布防的上百个团的川军；身后，是一路追击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双方力量之比为3万∶40万。

湘江血战，8.6万人的红色大军锐减至3万余人。中国革命的航船进入最为狭窄的航道——党和红军在痛定思痛中，选择了刚过了42岁生日的毛泽东。临危受命，立于船头，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是：如何引领这条风雨飘摇的航船，冲出险象环生的漫漫航道？

一

一路征战，伤兵日增，隆冬时节，缺衣少弹。此时此刻，东去湘西与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汇合的计划早被敌人识破，而地贫人稀的黔北山区又难以建立根据地。更为严峻的是，蒋介石已经电令各路大军围歼红军于乌江西北地区。北渡长江进而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似乎成了中央红军绝地重生的唯一选择。

危机四伏，留给红军的机会越来越少。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从遵义转至桐梓县城，随即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地域定在宜宾与泸州之间。毛泽东的设想是，趁着年关临近，川军江防麻痹、蒋介石的追击军尚在途中之际，避敌锋芒，悄然过江。

北渡长江，必先克“北拒巴蜀、南扼黔桂”的要冲之地赤水城。红军4个军团和中央纵队渐次向赤水方向进发。怎料，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抵至赤水河畔，赤水城已被川军先行占领，攻而不克。与此同时，在土城方向，红三军团则遇到了川军郭勋祺部的尾随追击。自从中央红军进入黔北，刘湘就让他的川军出境迎战，“抱必死决心，奋勇阻截”——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已经让这位“四川王”难以应付，刘湘显然不想让中央红军再入川搅局。

土城至赤水尽是峡谷，如果郭勋祺部得以立足，红军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得知郭部只有五六千人的兵力，毛泽东命令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和干部团，于28日晨在土城以东给追来的川敌约4个团以决定性打击。

28日拂晓，战斗在蒙蒙雨雾中打响。战至黄昏，双方仍呈胶着之势。红军突然发现，川军原来不是情报中所说的4团，而是6个团，还有另外2个旅的增援部队正源源而至。并且，原以为像黔军一样一击即溃的川军，战斗力丝毫不亚于蒋介石的中央军，轻重武器装备甚至优于中央军。时任中革军委作战参谋孔石泉后来回忆：敌人发的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因此错误地估计了敌人的兵力。

“歼灭战”成了“拉锯战”。人均子弹还不足10发的红军陷入严重危机。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亲临一线指挥——这两位曾经的川军将领清楚，绰号“熊猫”的郭勋祺绝不是一只温顺的猫，而是一头凶猛的熊。

炮弹，在朱德身边爆炸，气浪几次把这位“红军之父”震倒在地。抖抖身上的土，年已半百的朱德像年轻士兵一样端着机枪冲入敌阵。那是一场真正的恶战，山谷之中，尸横遍野，已经分不清到底是哪一方的尸体。红五团团长赵云龙牺牲，红十团团长姚喆、政委杨勇、副团长文年生先后负伤。在战役核心之地青杠坡参战部队中，20年后出了200多名开国将军。

眼看短时间取胜无望，中央政治局连夜命令部队停止与敌人纠缠，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避实就虚，西进川南。29日拂晓，红军从土城浑溪口、蔡家沱、元厚等渡口迅速渡过赤水河。

“四渡赤水”序幕，就此揭开。

二

如血残阳中，红军撤至四川叙永县城南79公里处的石厢子，已是大年三十的傍晚。这里与贵州毕节县大渡乡和云南威信县水田寨接壤。雄鸡报晓，三省可闻，故称“鸡鸣三省”。当时的石厢子是一个不足400人的小村庄，汉、彝、苗杂居。兵荒马乱之年，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除夕之夜的爆竹声稀稀拉拉。警卫员好不容易弄来一碗腊肉，被毛泽东直接送给了伤病员。

雨，淅淅沥沥。毛泽东的心情也像这阴雨天。虽然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了中央核心领导层，但重新出山后参与指挥的第一仗就遭重创，让他难以接受。土城战役，双方损失均为三千。然而，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之际，即便惨胜也意味着失败，更何况，战死的红军都是经历过千锤百炼的精英，是中国革命的种子——若干年后，毛泽东对土城之战依然难以释怀。1956年9月10日，他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说：“我是犯过错误，比如打仗……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

三

与毛泽东此时的心境不同，进入人生又一个本命年的蒋介石，似乎迎来了“剿共”以来难得愉悦的一个春节。从兵败赣南到惨败湘江，红军元气大伤。“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在蒋介石看来，既然这支疲惫之师已经被他的几十万大军团团围住，全歼中央红军，以消心头之患，只是时间问题了。按照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一贯思路，这个春节，他的要务是与咄咄逼人的日本人周旋。2月1日——春节前三天，蒋介石就中日“亲善”问题答“中央社”记者问：“此次（1月22日）日本广田外相在议会所发表对我国之演说，吾人认为亦具诚意，吾国朝野对此当有深切之谅解。”他告诫，全国同胞“亦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与理智道义之指示，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为，以示信谊”。

大年初一，蒋介石登临庐山，与杨永泰、熊式辉等一干国民党大员细商对日外交。大年初六，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在他的“美庐”别墅下达了《重行悬示匪军各匪首擒斩赏格》：“（一）朱德、毛泽东、徐向前，生擒者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八万元。（二）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生擒者奖八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五万元。（三）周恩来、张国焘、项英、王稼祥、陈昌浩，生擒者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四）王宏坤、王树声、何畏、孙玉清、余天云、王维舟、刘伯承、叶剑英、倪志亮，暨伪军团政委、伪军长等匪首，生擒者奖三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

四

毛泽东自然没有看到1935年2月15日刊登这则消息的云南《民国日报》，自然也无暇把战争中的春节放在心上。这段时间，他与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一道，抓紧落实遵义会议未尽事宜。大年初二，部队向云南信威境内转移。当天晚上，在水田寨一栋因门窗雕有花草虫鸟图案而闻名的“花房子”里，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博古交出了装有文件、材料、公章等象征着“最高权力”的几副挑担。周恩来后来回忆：“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

大年初五，中央政治局在大河滩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第二天，也就是蒋介石下达《重行悬示匪军各匪首擒斩赏格》的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在威信县城所在地扎西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新的战略方针，鉴于张国焘借口嘉陵江“江阔水深，有重兵防守”，不仅不率红四方面军南下以吸引川军，反而北攻陕南致使川军无后顾之忧，得以集中全力堵中央红军北进——决定改变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会议同时决定，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彻底改变长征以来“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困境。

这一系列的会议后来被党史界统称为“扎西会议”。“扎西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能及时解决的问题，完成了中央领导更迭和全军思想统一，成为遵义会议的重要续篇。

五

“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红军到达陕北后，由陆定一、贾拓夫编写的《长征歌》这样唱道。

大年初六的政治局会议，开了整整一个通宵。凌晨，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联合签署的《关于各军团的缩编的命令》随即发出。中央红军由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机关和后勤人员大幅度精简，充实基层；运输队、掩护队、保卫局、供给部等机构的大部人员，以及司号员、理发员、炊事员、通讯员等等编入作战连队。整编后的红军一个团的兵力达2000人之多，相当于整编前的一个师。

红三军团取消师级编制，红四师师长张宗逊和政委黄克诚到红十团任团长、政委；五师师长彭雪枫成了红十三团团长，政委钟赤兵改任十二团政委，另一位师长李天佑改任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而团长、团政委则改任营长、教导员。四师十团九连连长黄荣贤回忆，当团政委杨勇告诉他九连解散，将他调至新组建的团部通讯班当班长时，他大吃一惊。谁知，来到团部报到时才发现，自己这个班的另外9个人，都是曾经与他一样的连长，是名副其实的“连长班”。

凡两个人抬不动的东西都要甩掉。早已成为部队沉重负担的X光机、造币机、造弹机、印刷机、磅秤、铸银模子等笨重机器和器材，则一律处理掉。长征开始后，大搬家式的长蛇阵队伍没有了。

六

丢掉了“包袱”，实现了“消肿”，部队脱胎换骨，面貌焕然一新。那支高度机动灵活、善打运动战的红军队伍又回来了。趁着国民党匆匆在长江南岸布防阻拦，贵州兵力空虚之际，毛泽东再度挥师黔北，杀了敌人一个回马枪。红军先头一个团先敌抢渡二郎滩，成功掩护部队于2月18日至21日，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5天之内歼灭和击溃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人。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落荒而逃的吴奇伟匆匆下令砍断乌江上的浮桥。尚未过江的1800余人和大批武器，全部被红军俘获。

直到这时，蒋介石才如梦方醒：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

马蹄声碎。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他头一歪，滚到我怀里”，张爱萍后来回忆，开始还以为是参谋长在开玩笑，“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才知道他中枪了。”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

硝烟未散。毛泽东在血色黄昏中策马而至，登上娄山关，吟出又一首名篇——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