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在汇文中学读书的时候，学校的口琴队在北京市很出名。因为教授音乐课的季恒老师是位当时颇有些名气的口琴演奏家，名师出高徒，能够进入口琴队的同学，自然个个身手不凡。

我刚读初一，口琴队到各班选人，在我们班选中了我和小袁两人。我只去了两次，未再坚持。一是对口琴我并不大喜欢，二是需要每个人买一把口琴，我家那时拮据，我不忍心张口要钱。小袁和我不一样，他的父亲新中国成立前是个资本家，虽然经过公私合营，买卖归了公，但落魄的凤凰还是比鸡大，他家离我家很近，住在前门外一个独门独院的小四合院里，生活还是过得有声有色，一把口琴，算不了什么。

我和口琴队失之交臂，但和小袁一直是朋友。我们两人从初中到高中，都在同一个班里。那时，每年班上组织的新年联欢会上，小袁的口琴独奏都是最受欢迎的节目。看到他吹奏的技艺芝麻开花节节高，我很为他高兴，也多少为自己没能坚持而有些小小的失落。特别是在高二那一年，看到他已经在口琴队荣升到领奏和独奏的位置，这种失落的感觉就更浓些。

那一年，我担任校学生会主席，负责组织各种活动，其中包括一年一度的全校文艺汇演，其中必然得有口琴队的节目，他们在北京市的文艺演出中夺得过金奖，是学校的骄傲。我们学校和邻校慕贞中学的口琴队联手排练。汇文是男校，慕贞是女校，女生一色的蓝裙子白衬衣，站在舞台上，清风清水的，再加上口琴声此起彼伏，更有风生水起感。站在台下望着慕贞中学女生身旁的小袁双手握住口琴得意的样子，心想，如果当初自己也像他一样坚持，现在不也可以一样站在漂亮的女生身边了吗？

高三毕业那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我和小袁——那时候我们同学管他叫大袁了——一起热热闹闹到湖南韶山、江西井冈山串联回来，整天无所事事。有时候，他会到我家找我，我也会到他家找他。在他家的时候，他会拿出口琴吹奏几支小曲，都是捡我能听得懂的外国民歌的曲子，《鸽子》呀，《红河谷》之类的。

只要口琴声一响，他的母亲便会走过来，悄声细语地对他说：小心点儿！留神隔墙有耳！他父亲有先见之明，早早就把资产全部交公了，虽然顶着一个资本家的虚名，但不拿一分钱的利息，所以算不得剥削，红八月流行红卫兵抄家的时候，他家得以幸免。但他父亲的弟妹都在美国，算是有海外关系，还是像有无形的阴云压在头顶，让他的父母尤其小心翼翼。

以后，大袁就只吹奏当时流行的歌曲，都是耳熟能详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呀，《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呀，以及《八角楼的灯光》之类的。有一次，他为我吹奏了一支曲子，挺好听的，和当时听惯的语录歌、进行曲不一样，抒情味道很浓。我觉得很新鲜，便问是什么曲子。他告诉我叫《北京颂歌》，是刚刚找到的一首新歌，旋律挺好听的。看我感兴趣，他就从抽屉里找来他抄的这首歌，我一看有曲谱还有歌词，曲是田光、傅晶作的，词是田源作的。我抄下了歌词，每当他吹奏这支曲子的时候，我就跟着唱。五十多年过去了，这首歌至今我记忆犹新，还能背得下来歌词：“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庄严的乐曲，报道着祖国的黎明……”

后来，我和大袁一起到北大荒插队，队上只要一演节目，我和大袁必然还要联袂演出这首《北京颂歌》，我唱，他口琴伴奏。

他把他心爱的口琴带到了北大荒。但是，他在北大荒吹奏的可不是自带的那一把。这件事，几乎所有同乘一个车皮去北大荒的同学都清楚。因为，那是众目睽睽下发生的事情。只是大家不清楚，这件事，几乎改变了大袁一生的命运轨迹。大袁和口琴的故事，这时候才算是真正的开始。

我们是1968年7月20日乘上午10点38分的火车离开北京，到北大荒的。那一天，阳光格外灿烂，没心没肺地照耀在我们青春洋溢的脸庞上。火车快要驶动的时候，一位女同学泥鳅钻沙般挤过拥挤的送行人群，跑到车厢前，寻找到大袁，从车窗里递给大袁用一条花手绢包裹的东西。他们没有来得及说几句话，火车就已经驶动，缓缓地驶出了月台。我看见大袁将半拉身子探出窗外，使劲儿挥动着手臂，大声叫喊着她的名字。起初，我还能看见她跟着列车在跑，后来，车头喷吐出白烟，遮挡住了她的身影。火车越开越快，北京火车站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影子。这个场景，这个女同学的名字，和她修长的身影，都深深地印在我们这同一车皮的同学的记忆里。

这是一幅伤感的画面。生死离别中的离别一幕在大袁的青春时节上演，内心再有苦痛的一面，也有美好的向往一面。一时间，大袁抱着那件用手绢包裹的东西，很久没有说话，只是望着窗外，看着北京城渐行渐远。

火车刚开过丰台，同学们便再也忍不住好奇，再也不管大袁的心情了，让大袁赶紧打开手绢，看看里面包裹的是什么东西。

是一把口琴。就是以后在北大荒的日子里，大袁为我伴奏用的那把口琴。

以后的日子里，大袁告诉我，这是一把有名的口琴，是德国造的和莱牌口琴。以前，只看见过季恒老师用过这牌子的琴。我不懂口琴，但我看得出，大袁很珍爱这把口琴，每一次用完之后，都会把口琴擦干净，放进琴盒，再用那条花手绢包好。我知道，礼物的意义不在于本身，在于送礼物的那个人。更何况，我们一直在一所男校里生活了八年时间，度过了整个青春期，难得有接触女生的机会。这是大袁第一次收到女生的礼物。那时候，我还从来没有收到过女生的礼物，心里颇有些羡慕嫉妒恨呢。

我对大袁不满，还在于他居然有了女朋友，却从来没有对我透露一点儿信息，不大够朋友。他忙向我解释：就是在学校口琴队和慕贞中学的口琴队联合排练的时候认识的，没有见过几面，“文化大革命”中偶然碰上了，就又联系上了。就这么简单。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她会送自己一把口琴，而且是一把名琴。我心里酸酸的，对他说：我要求不高，不奢望什么名琴，只要有人送我一条手绢就够了！

那时候，我们都特别爱写信，一写还很长。像莎士比亚剧中的那些长长的独白，我们愿意在信中抒情，将那时自以为是的膨胀的激情，化作滚烫而更加膨胀的语言，编织成一天云锦似的内心独白，抒发给朋友听。我没有女朋友，就在信中诉说给在全国各地插队的同学听。大袁有，便将心里话说给送他和莱牌口琴的女朋友听。我知道，这是我和大袁最大的区别，我的心里是一片萋萋荒草的荒原，他的心里却已经是一座鲜花盛开的花园。每一次，在队上联欢会上唱那首《北京颂歌》的时候，我是真的唱给北京的；大袁的口琴声则是送给北京的那个她的，每一音符饱含实实在在的情意，绵绵长长，让整首曲子显得格外情深谊长，抒情的味道那样浓，浓得感动了我，更感动了他自己。

分别，会让思念加深。距离，会使感情加深。而青春时的幻想作用，更会让这种思念和感情诗化。在彼此的心里，这种思念和感情像一幅画，美得一塌糊涂。但在现实面前，却是那样不堪一击，瞬间就可以将这一幅画撕得粉碎。

我和大袁到北大荒第三个年头才获得了一次探亲假，回到北京的时候，是这位女同学到北京火车站接的他，我顺便沾了一点儿光，和大袁一起到她家吃了一顿饭。记得是冬天，吃的是涮锅子。我吃得津津有味，满头大汗，没有看出一幅美好的画即将被撕碎的端倪。她家住得挺宽敞的。看屋里的摆设，虽然没有大袁家那些红木家具，却也比一般家庭要富裕。她的父亲是八级（顶级）钳工，按照现在的说法是个大工匠。她的母亲很热情，频频为我们两人布菜，还特意为我们每人倒了一小盅二锅头。

那一年，大袁和她特意邀上我，爬了一次香山。那时，我们插队的插友只要回到北京，都特别爱去香山。我一直弄不清楚，究竟为什么大家对香山如此情有独钟。或许是对比城里的公园，香山比较清静，而且有山可爬，可以爬上鬼见愁，一览众山小，比较符合那时我们膨胀的激情吧。

那天，赶上大雪过后，香山踏雪，成了大袁暂短一瞬爱情最后流连的记忆。大袁特意叫上我，并不是为了让我给他当灯泡，而是真心的朋友之邀，同时，也为了让我给他的爱情作见证。他特意借来一架海鸥牌相机，为的是让我给他俩照几张相。他也带来了那把和莱牌口琴，说是一起爬到鬼见愁，吹一支曲子给我们听。但是，从眼镜湖爬到玉华山庄的时候，我就不跟着他们再往上面爬了。看着他们在我前面说说笑笑甜甜蜜蜜的样子，我心里空落落的，有些酸楚。我有点儿小心眼儿，心想爬上鬼见愁，大袁吹奏的口琴是为给她听的。高山流水，加上皑皑白雪，我就别再作多余的陪衬了。

一直到现在，我都非常后悔，没有陪他们两人爬上鬼见愁，因为那是他们第一次爬上鬼见愁，也是最后一次。更重要的，是大袁用她送给他的那把和莱牌口琴第一次为她吹奏。我怎么也应该为他们俩拍张照片做个纪念才好。

一年之后，我和大袁再一次从北大荒回北京探亲的时候，没有人到北京站接我们。大袁和她短命的爱情之旅到站了。原因很简单，她家因为了解到大袁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坚决不同意两人继续交往。这在那个年代里是常有的事，而且是应该料到的事情。只是大袁没有想那么多，他只想到由一把和莱牌口琴描绘出的一幅爱情的画，是那么的美好，没有想到画外的风，会是残酷无情的。

那一年的冬天，我和大袁回北京的时候，她正在筹办婚礼，家里为她找的对象是位还在服役的军官。婚礼准备在春节举行，我对大袁说：买卖不成仁义在，我们是不是应该送点儿礼物，去看看她？大袁望望我，不置可否。不过，他没有去她家，而是在春节前自己一个人回北大荒了。本来说好的，我们俩在北京过完春节一起回北大荒。

过去的很多事情像夏天的雨，来得快，雨过地皮湿，干得也快。唯独爱情的回忆，对于大袁却总还是那一幅画，并没有被风撕碎，还悬挂在他的心头。这我也理解，毕竟是大袁的初恋。

一晃五十来年过去了。去年秋天，大袁微信联系我，他准备在今年春节前回北京。他父母早不在了，但他的两个姐姐还在，年龄都往八十上奔，好多年没有回北京过年了，他回来看看她们。我自以为是地觉得，这话里有他的弦外之音，他也是想看看她吧。八十年代初，大袁从北大荒回到北京不久，就到美国读书去了。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曾经陷他于爱情泥沼深不可拔的海外关系，在这一刻帮助了他。他出去读的数学，从本科读到博士，留校当教授，一直到前不久彻底退休。

大袁已经成了老袁。但我知道，他吹口琴的爱好始终没变。这个爱好带来美好，也带给他苦楚，别人不清楚，我是清楚的。他和我通微信告知他要回来，让我帮助他找家好一点的饭店，邀请朋友们聚聚的时候，我用微信语音对他开玩笑说：放心吧，我忘不了把她也叫上，你别忘了带上你那把和莱牌口琴，聚会时候得给我们吹吹那次你们俩爬上鬼见愁时候吹的曲子。我到现在还没听过呢。他笑笑，没有接我的话茬儿。

大袁是元旦过后回到北京的。世事茫茫难自料，她已经在元旦的前两天就离开了人世。她晕倒在地上，被送往医院抢救，已经是胰腺癌晚期，不到两个月就走了。我到机场接了大袁，但是不敢告诉他这个消息。

聚会那一天，几个当年一起到北大荒的同学都来了。但是，她来不了了。我怕大袁没有见到她，会问起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不过，整个聚会的觥筹交错之中，大袁没有提一句有关她的话语，免去了我的顾虑。或许，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他已经忘记，或者不愿意再提起。

终于，大家起哄，让我唱那首当年在队上经常唱的《北京颂歌》，让大袁吹口琴为我伴奏。大袁站起身来说：对不住了，得让老肖自己一个人干唱了，我没有带口琴，也不吹口琴了。

老袁这话不实。快过节了，因为想给他和他的姐姐拜个早年，前几天我去他家看他——他家还住在前门外那个小四合院里，如今这个四合院已经价值连城——刚进小院，就听见口琴声。这曲子，我没有听他吹过，有些哀婉，颤音很多，如丝似缕。我站在院子里，静静地听他吹奏完毕，才走进他的房间。他已经把口琴收好，没有留下一点儿“作案”的痕迹。我没有跟他提我听到他吹琴的事，但猜想得到，他一定已经知道她病故的消息了。如果我没猜错，他吹的一定是那次爬上香山鬼见愁吹的曲子。而且，用的一定是那把和莱牌口琴。

我想起奥兹写的一篇小说，小说里的人物也爱吹口琴。奥兹借人物说过这样一句话：“优美的旋律，令人心碎，让人想起人与人之间依然有些短暂情感的日子。”恍惚中，觉得这句话就是写给老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