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家东西曾说，生活本身充满了荒诞。

最近，或者说不时地，就会曝出一个招考被冒名顶替的新闻。它们又双叕证明了他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在他的虚构中，汪槐招工时被别人篡改过一次，儿子汪长尺高考又被篡改了一次。

“这是人人痛恨和大加挞伐的事情，不公正，但却真实发生了，虽然这只是小概率事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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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荒诞，也在东西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东西原名田代琳，1966年生于广西天峨，在一座高山之上。

印象最深的是，早上上学的时候，雾气很浓很重，从山上看下去，大雾像海一样弥漫。

“傍晚，如果是晴天，看得非常遥远，太阳落下去的时候，落日像蛋黄一样，黄黄的，柔软的，一下就不见了，掉下去了。”

当时，家乡非常封闭，不通公路，也不通电。物质生活也相对贫乏，东西家里的条件在村里算最好的。

“1976年，我10岁，村里仇富的人揭发我父母：第一、我家带头捡青㭎籽。其实我们家一颗都没捡；第二条罪状是我父亲没有去参加修公路，而当时我父亲正在修公路。”

荒诞的生活体验，自少时就在东西的头脑中扎根。

“所以故乡，并非今天我们坐在咖啡馆里想象得那么单纯。她温暖过作家，也伤害过作家。”东西说。

就像沈从文在没成为作家之前，他是那么渴望逃离湘西这块封闭之地。

鲁迅对家乡有种漠然隔绝的态度，证明就是1919年底最后一次离开绍兴后，再也没有回去，直到1936年逝世，十七年不回故乡。

东西表示，童年的愉快与不愉快都成了他日后写作的养份。“乡村与我有一条相连的脐带，这条脐带让我知道乡村与亲人们的真实状况。只有知道乡村，才敢说知道一个真实的中国。”

在一次采访中，东西坦言，自己是一个悲观的人，只是悲观中还是有希望。就像在《篡改的命》这样一部叠加了好几个残酷现实的小说里，还透着亲情的微光。

亲情对东西的影响是巨大的。

“我父母有酒请人喝，看到比我们还困难的人会给予帮助。他们能原谅揭露过他们的人。即使生活再困难，日子再难熬，他们都能坚持。这是他们给我最好的馈赠。”

而在他的作品中，偶尔也流露出中国家庭关系的悲凉底色。

比如《篡改的命》中汪槐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希望儿子汪长尺帮他完成，汪长尺又把希望寄托到下一代身上。

对汪长尺来说，即使牺牲自己也要成全孩子，这是无私的爱，也是非常“中国式”的爱。

这样的心理，在短篇《我们的父亲》中尤其突出。

乡下父亲想要帮助在城里工作的子女们解决情感和工作上的难题，结果引发了更多混乱。最后，子女们都间接成为了杀死父亲的“凶手”。

小说中父亲对子女的关心和子女的冷漠，也真实地反映了当下的亲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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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和花城出版社格外有缘。

1992年，东西首次以该笔名在《花城》发表短篇小说。1997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发表在《花城》杂志。2009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散文集《挽留即将消失的情感》。

截至目前，东西一共出过3部长篇小说——1995年的《耳光响亮》，2005年的《后悔录》，2015年的《篡改的命》。十年磨一剑，一剑一长篇。

作家邱华栋曾这样评价：“当我看到东西的长篇小说新作《篡改的命》时，我吃了一惊，我确信东西写出了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小说，他也接近了写出他心目中完美杰作的状态。”

两年前，东西以《篡改的命》获第六届“花城”文学奖·杰出作家奖。

据他回忆，他在家乡和城市间穿梭，经常看见乡村里那些想改变命运而又改变不了的人，像他一样年龄慢慢地变大了。他们曾经雄心勃勃，曾经充满幻想，如今只能瞭望自己进城打工的孩子。

他们的下一代，少数也许能改变，但大多数还得重复父辈的生活，很不巧，他们出生在一个“拼爹”的时代。

“我像他们的家长一样，琢磨如何才能出现奇迹，想来想去，只有汪长尺的办法，那就是把孩子变成有钱人的孩子，自己做一个影子父亲。”

东西的大部分作品都来自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

他曾在回乡过年时，遇到过一个听不见的人，他帮大家做事，大家给他饭吃，给他酒喝。可怜的是，他什么也听不见，叫他锄地他去劈柴，叫他割草他去割菜。

这个人也成为了东西后来创作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的灵感来源，他把盲人、哑人和聋人放置在同一个空间。这部作品在1998年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曾经评价：“东西的小说，一直都在写当下的、现实感很强的题材。”

这种“现实感”在城乡的冲突矛盾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

为了完成父亲“进城”的志愿，汪长尺的妻子怀孕，一定要带去城里生产。甚至跟父亲表决心：“不要说生孩子，就是一个屁，我也要憋到城里去放。”

吊诡的是，汪长尺的儿子汪大志不吃乡下女人的奶，而且患上乡村过敏症，唯有进城才能脱敏。

这才有了汪长尺的孤注一掷：把儿子送给城里人养。完成这一步后，他在给父亲的遗言中说：“汪家的命运已彻底改变，我的任务完成了。”

为什么汪家三代人都在逃离农村身份？东西认为：“这和整个大环境是有关系的，城乡有巨大差别。想要填平这个差别，有许多种办法，汪长尺的办法是其中一种，虽然不那么光彩。”

城乡差别对农村长大的人尤其根深蒂固。

《我们的父亲》中，父亲来自农村，子女在城市生活，他们的冲突本质上是城乡矛盾的缩影。

《送我到仇人身边》中，一事无成的张洪为了拿钱娶自己的女朋友，把同学赵构杀了，并且卷走了他所有的钱。贫与富何尝不是农村与城市的另一种对立呢？

在东西看来，中国有写城市景象的作家，有关注乡土的作家，但他觉得还有一个空白地带，就是很少有作家写从乡村到城市的跨程。

“对这两方面的熟悉程度，还是我比较有把握，因为我是出生于乡村，我每年都会回去。现在农村的空壳、农民工进城的辛苦以及城乡之间的差距，我都是看得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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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作品的语言风格，东西这样定义：我走的是冷幽默路线。

“冷幽默如同悲喜剧，在笑里含酸，甚至含泪。有时候，写着写着，竟然在辛酸的事情上也露出幽默来，这种写作可能是五味杂陈的。”

比如《篡改的命》中使用了很多近年来的网络新词，就连部分章节的标题都用上了“死磕”“弱爆”“屌丝”“拼爹”等词。

网络新词的更迭如大浪淘沙，对很多传统作家来说唯恐避之不及。

而东西认为，鲜活的语言往往生长于民间，今天的网络平台其实就是过去的民间社会。这些新词句是社会环境、情感生态和思维方式发生改变后的产物，它们沾满了这个时代与这个国家的特殊味道。

此外，小说还让农村人说城里话，昨天的人说今天的话，“这种陌生化处理，能达到幽默的效果，让读者看起来哑然失笑，或者感到心酸。”

作为60后，东西却很善于接受新的事物。比如在小说中使用电影的剪辑和蒙太奇，甚至创作、改编过电影电视剧本，如《没有语言的生活》的电影改编，就由他亲自操刀。

东西的作品也格外受到影视导演的青睐。

他的三部长篇小说中有两部均已成功影视化——《耳光响亮》被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响亮》和电影《姐姐词典》；《后悔录》则改编成44集电视连续剧《爱你一生》。

中短篇小说的表现同样不俗，《我们的父亲》《猜到尽头》《美丽金边的衣裳》等都改编成了剧本，有的作品已改名换姓。

其中最受赞誉的，是由《没有语言的生活》改编成的电影《天上的恋人》，著名演员刘烨、陶虹、董洁等人主演，该片曾在2002年获东京第十五届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

在东西看来，做编剧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借鉴戏剧化的情节处理，来创作小说。《篡改的命》里就大量运用了戏剧化的手法。

就连作家余华都评价说：“《篡改的命》里的情节转换充满戏剧性，阅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过于戏剧化，我认为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东西在这里努力写出他的人间戏剧。”

东西小说中的戏剧性，常常能转换成一个更大众的词，悬疑。

比如《我们的父亲》中“我们”寻找父亲的过程，《送我到仇人身边》中张洪杀死赵构处理尸体的过程，处处险象环生。

很多悬念的结果，就连作者东西都搞不清楚，但这恰恰也成为了他想表达的核心。

“我们的父亲”死了，尸体却消失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我当时设定的任务就是让‘父亲’消失。因为，这是一个没有父亲的时代。而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中国的农村正在渐渐成为空壳村，父亲们被严重忽略。”

对于小说可能引发的思考，东西希望是“多元”的。

比如《篡改的命》中汪长尺的形象，可能并不仅仅局限于乡村。“其实他是一个社会底层的代表。城市里也有身处底层的人，城里人想改变命运的心理是一样的。就是富人，他们也要改变命运，他们拼命把孩子送到国外，不就是证明吗？”

东西表示，一个作家的作品被改编，这是作家的意外收获，可以扩大作品的影响力。

“但要影视作品完全复制小说、传递作家的想法，或者说小说的内涵通过影视作品完整表达出来，这是不现实的。”

他解释说，不同手法有表现差异，影视需要考虑收视率，需要更紧凑的故事，那么就要对原著有所改动。“所以现在很多作家卖了版权后也不干涉影视公司了，他还是写他喜欢的东西。其实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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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的东西简单而朴素，住在广西民族大学校园里，每天读书、写作、讲课。学校里的灯光篮球场是他每天必去的一个地方，紧张剧烈的运动能够让他彻底放松写作的脑袋。

曾与广西作家鬼子、李冯并称为“广西文坛三剑客”的东西，成为广西民族大学驻校作家后，在读者眼里似乎变得更平易近人。

在他之前，王蒙、王安忆等等作家先后走进校园。东西认为，作家在校园的环境里能坚持他的创作。

而以东西为代表的广西民族大学的师生，还形成了一个作家群，被中国评论界称为“相思湖作家群”。

创作之余，东西和凡一平、黄佩华等作家一直注重对文学新生力量的培养，他们指导举办了共14届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现场作文大赛，参赛大学生达10万人（次）。

他们推荐在校学生作品在省级以上文学刊物发表。东西本人带的研究生已有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等刊物上。

东西表示：“80后、90后不会排斥荒诞小说，他们的虚构能力超出我这一代。神幻、鬼怪，穿越、搞笑，他们都能接受，不像我们那么依赖生活，那么喜欢启蒙、批判。”

在他看来，年轻一代作家的写作风格也是由他们的生活方式所决定。网络捆住了他们的脚步，却逼出了他们的想象。

东西喜欢超出自己想象力的作品，也喜欢幽默，荒诞。因此，他觉得自己跟80后、90后有共同语言。

有趣的是，东西曾经想把自己的长篇放在手机上连载，后来考虑到可行性还是放弃了。

在那个年代，“手机阅读的极限是短篇小说。大家可能接受一两个小时的阅读，但是长篇那么长，从视力容忍度和连载的时间长度来看，好像都不合理。”

当网络小说来的时候，谁也没想到可以传播得这么厉害，影响力那么大，而微信、微博的降临，更是宣告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