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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3日，是老舍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关于老舍先生的研究，国内外都已有颇多著述，其中，拍摄了《侠女》《大醉侠》《龙门客栈》等诸多电影的大师级导演胡金铨撰文研究老舍，殊为难得。胡金铨著作的《老舍和他的作品》由后浪出版公司最新推出。

胡金铨研究老舍的前因后果，在其生前唯一口述自传《胡金铨武侠电影作法》中有所交代。他喜欢看老舍的小说，在为导演处女作《大地儿女》创作剧本时，“有小部分是从老舍的《火葬》中获得灵感的”，而且“从《四世同堂》也拿了一部分过来”。胡金铨还曾想过和李翰祥一起，将《四世同堂》拍成电影，可惜碍于原著的篇幅没能拍成。

胡金铨真正动笔写老舍，则源于一个偶然的契机。他看到香港杂志《明报月刊》上刊出有关老舍的文章，反馈给总编辑胡菊人说：“这文章很多错处。”胡总编趁势向胡导演邀稿，于是胡金铨在《明报月刊》上开了连载专栏来讲老舍生平和创作。这些文章划成九期发表，分别为1973年12月（96期）第一篇、1974年1月（97期）第二篇、1974年2月（98期）第三篇、1974年3月（99期）第四篇、1974年5月（101期）第五篇、1974年6月（102期）第六篇、1974年8月（104期）第七篇、1974年10月（106期）第八篇、1975年4月（112期）第九篇。

关于写作的过程，胡金铨自陈：“这大概是我自己最花钱写成的文章。我去过伦敦的东方图书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的现代中国图书馆、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等地方，调查了许多资料。”不过胡金铨对老舍人生的记述，包含的是老舍的出生、求学、写作、异国辗转、回国教书及至抗战时主持“文协”的经历，尚未涉及老舍去世的六十年代，个中原因今日已不得而知，但从其对老舍个性和处世哲学的总结中，我们也许能对胡金铨未解答的疑问有所领会。

胡金铨于1973年到1975年发表的这九篇文章，1977年集结成书，即为《老舍和他的作品》，由香港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但此版本缺失了《明报月刊》上登载的最后一篇。这可能是因为第八、第九篇的发表时间隔了半年，出书时有所遗漏。在本书出版时，我们特意查找了《明报月刊》的原始资料，补录了此前缺漏的末篇（即第二十七章到第三十章），首次让《老舍和他的作品》得以完整地和读者见面。

在本书初版的1977年之后，直到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大多数有关老舍的文论资料才开始陆续出版，所以胡金铨此作可算是最早的一批老舍论述专书，具有奠基性的参考价值。著有《老舍小说新论》的新加坡学者王润华就认为：“这本老舍专著也可用作老舍研究资料（生平、创作、翻译研究）。对七十年代以前之欧美日研究专著与翻译之评介，甚为宝贵，且是早期从文学价值来评论老舍的少数好著述。”

下文选自胡金铨该书的序言《不成问题的问题》

最近有很多人在谈老舍，有人说他的作品是“自然主义”，有人说是“写实主义”，有的说他是“时代的牺牲者”，有的说他是“咎由自取”……七嘴八舌得挺热闹，好像谁都有独到精辟的见解，透着内行。我不懂文学，对文学批评更是外行，但要谈老舍，我有“资格”插嘴。

要凭什么“资格”才配谈老舍呢？依我看，先要能喝“豆汁儿”（与豆浆无关）。“豆汁儿”这种东西除了北京，全世界哪儿都没有，是地道的“京菜”。其实，很多所谓的“京菜”都是“山东菜”。外地人只要喝一口“豆汁儿”，我管保他马上吐出来。天津离北京才两百四十里，天津卫就没办法欣赏“豆汁儿”。

老舍的作品最接近北京的劳苦大众，“豆汁儿”是北京劳苦大众的食品（很多有钱的北京人不喝）。根据我的理论：能喝“豆汁儿”才能体会出老舍作品里的趣味。这只能意会，无法言传。有志于研究老舍诸公，不妨先练练喝“豆汁儿”。

还有一项“资格”也很重要：研究老舍，必须知道“仿膳”的“小窝头”不是栗子面做的。

当年西太后是否吃过“小窝头”，不可考。可是北京北海五龙亭的“仿膳”有的卖，其成分和制法可参考《中国名菜谱》。

“小窝头” 象征老舍的一生， 没落贵族， 苦读成名，文艺斗士，入庙堂，投湖自尽。

我不但具备这两种“资格”，还和老舍有“共同的语言”：这不是指我会说“北京话”，而是说我能体会出北京话里的神韵，了解它的幽默，明白它的“哏”。

好比说吧！你知道什么叫“碴车”？“大栅栏”怎么念？“赤包儿”什么样？“果丹皮”和“酸枣面儿”什么味儿？有人说这些是旁枝末节，无关宏旨。其实不然。假若你不懂这些词汇，就没办法看懂他作品中的含义，连书都看不明白，就做批评，那真叫“醉雷公，瞎劈（批）”！

还有一个次要的“条件”，要研究老舍，最好看过他大部分的作品，不管是精读，还是浏览，数量要多。这玩意儿很难“举一反三”。单看他的小说和剧本就大发议论，不妥当。

有人说：“老舍是我的朋友，连他和某女士谈恋爱的经过我都知道，我对他太了解了。”这种“我的朋友胡适之”的态度也靠不住。爱因斯坦太太并不懂“相对论”，对不对？

谈论老舍的文章，我也看了不少。总觉得有隔靴搔痒之感，很少有“正中要害”的。当然，有人的确下过很大的功夫，像捷克作家斯拉普斯基的《论老舍》，资料相当丰富，可是太偏重于“做研究”，没有描绘出老舍作品中的精神。就像批评一张水墨画，只分析了它的纸质、用笔、用墨、师承、流派，而没有体会出它的神韵。

我从小就爱看老舍的作品，从小说到相声，大约有四百多篇。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也常以老舍作话题。有人就半讽刺半鼓励地说：“你既然对老舍那么有兴趣，何不写一篇文章？”我当时就嘴硬心虚地回答他：“写就写！”可是心里暗想：写文章？谈何容易？“尽说不练”多省事。等再见了这些朋友的时候，有人就“将了我一军”：“看人挑担不费力啊！”一赌气，写给你们看看！

假如我写这篇东西还有什么动机的话，那只为当年夸下海口，并无其他野心；因为“立言传世”为时尚早，要成为“老舍专家”似乎也太迟了。

动手一写，就觉得自己有点“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单是找材料，就跑得我头昏眼花。写了几段之后，更觉得是“提笔有如千斤担”。听说古人写文章，靠在马旁边，就能下笔千言，有如水银泻地。我好比洒了的“豆汁儿”（不是牛奶），想哭都来不及了。假如立刻打退堂鼓，两年的功夫白花了；再说，刚唱开锣戏就下台鞠躬，透着泄气！

事先也没拟个“作业大纲”， 写的时候只有顺着溜，走到哪儿算哪儿。好像早期的文明戏，没有剧本，演员在台上临时编台词，完全“见机行事”，只要故事大致差不多就行了。可有一节，章法虽乱，内容可没瞎编，绝不会像王斤役那么“信口开河”。

老舍生平部分，多半是根据他自己的文章。这也不是说，他自述式的资料一定可靠，因为有时候记忆错误、疏忽，或故意夸张、过分谦虚、言不由衷等等都会出毛病。自传一类的文章往往有两种趋势：一种是“想当年”派，表示以前如何了不起，如今虎落平阳；一种是“淮右布衣”派，说幼年时如何困苦，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自己奋斗的成果，绝非侥幸。为了避免这两种“偏差”，我就采用别人所写有关他的文章，互相参照。假如同一件事，有不同的说法，或有矛盾之处，就同时胪列，等行家来指正。

有关老舍作品部分，不论是分析或评论，完全是我个人主观的看法，不理别人的意见。我觉得这和吃东西一样：有人爱吃冰激凌，就有人爱吃臭豆腐。我对他的作品并没有什么高深的见解，立论只凭个人好恶，不理“思想性”如何。我吃东西也是一样，只管可口与否，不研究它的营养价值。

书归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