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孙一圣：八五后生人,山东菏泽人，毕业于某师范学院化学系。做过酒店服务生、水泥厂保安、化工厂操作工和农药厂实验员。小说散见于《人民文学》《天南》《上海文学》《青年作家》等杂志，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你家有龙多少回》。

唐朝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历来脍炙人口，“去岁不留痕，人事早变迁”的感慨，自能激发后来者的共鸣。孙一圣的小说《还乡》，不是“偶书”，而是“曲书”。开篇“跌跤”“桶破”“水洒”，因此“告假”，“携妻”与归，预示了这次新春还乡之旅注定意外多多，谜底多多。

孙怀胜既与家乡暌违已久，新婚的妻子更是第一次踏上丈夫的故乡。这里面自然省去很多前情。孙怀胜为什么没有在老家举办婚礼，结婚大事为什么父母和姐姐都没有参与？这是第一层谜面。紧接着爷爷和外公在给新妇红包上的攀比，是第二层谜面。团圆饭上一家人关于养老的讨论是第三层谜面。既然是春节回家，同学聚会必不可少，孙怀胜和蒋红鸽的故事是第四层谜面。孙怀胜找巫医去魅，则带来第五层谜面，即四叔的命运。由此又带来第六个谜面，即和五叔同住的二爷的命运。

因为妻子是“城里姑娘”，所有谜面得以成立，只有孙怀胜的新婚妻子对此一无所知。这就为叙事带来疏离感和陌生感。很多事情，孙怀胜是有意瞒着妻子的。乡村的光怪陆离和荒诞不经也因此被放大。蒙在鼓里的妻子宛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乡村生活被掩埋和遮蔽的无数秘密，这恰恰构成了小说叙事的支点。及至结尾，两株假牡丹，两个骗子，寓意深远，它很可能指向的是某两个谜面的谜底，比如说“四叔”和“二爷”。

南浦凄凄别，西风袅袅秋。

一看肠一断，好去莫回头。

——白居易《南浦别》

冬至早过了，北京还没下过一回雪。我去买水，回来路上平白跌了一跤，水桶摔破了，水都洒掉了。我因此告假，与妻回到久违的故乡。

得到消息，姐姐早早把我们从菏泽火车站接住。姐姐窝窝囊囊，脊梁骨直向下出溜，身上也还是冒冒失失，多亏冷寒天，衣裳牵绊甚多，不致秃噜下来。见到我们她如此欢快，细细地笑。妻本就一路打嗝，一下车居然好了。两个与我熟得不能再熟的人，第一次见面，不经介绍当先比我还要熟络来。姐姐搓着手，不知道要不要帮我们，因为我们的行李实在少之又少。

出了城，河道干涸，尽是枯草和垃圾。沥青路挂在河边，河道拐弯之处沥青路很慢地拐弯，汽车也很慢地拐弯，杨槐处处戒备。偶尔三五坟包咕咕冒泡，华北平原空旷而荒凉，远远向边际跑，我总隐隐担心推到尽头的平原马上弹回来，把人、汽车、房屋统统掀翻。两边是向后的掉光叶子的杨树林，每隔一阵便有二三鸟窝像洪水退后般地冒了上来。树与树的间隙，透出另一些向前跑的树，跑得有些不安。同样不安的猪猡，从树林出现，从道路这一边的树林穿到了另一边的树林。几幢零星的房子，横过麦地。许多村落都荒芜了，尽是荒草。我几乎忘了其中有个村子叫作过大千的。姐姐叹一口气，低声道：“建了新农村了，好些村子都搬了空了。”

妻说:“要是秋天就好了，就能看到金黄的麦子。”

姐姐说:“秋天没有麦子。”

妻说:“不都说秋收秋收吗，秋收起义，怎的没麦子？”

我说:“秋收是玉米和高粱，麦子要到夏天。”

姐姐说:“五一了再来，五一了黄金周。”

妻瞥我一眼没有说话，转头去看窗外。仿佛窗外的太阳重新出来一回，夏天降临已久，风吹麦浪，满地黄金。

过了定陶还有一半车程。我与妻讲起定陶的由来。“西施你晓得 ，范蠡帮勾践灭楚以后和西施老死的地方就是这儿，定陶定陶，就是陶朱公定居的地方。”

“陶朱公是哪个？”

“陶朱公就是范蠡撒。”我说。

孙立人和妈妈早早站在门口相迎。他们老得无声无息，我也从无领会。他们站在那儿，背也不驼，头也不白，仿佛我也站在那儿等我归来。沿路枯草当风顶着簌簌发抖的塑料袋。妈妈站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唤我，两手空空如也。妻一直走，永远无法靠近地走。孙立人远远站着，盯着汽车的扬尘，像一株歪脖子槐树老也进不去屋。家门大开，院场铺的砖，老拐我膝盖。我觉着我用一把新钥匙打开了隔壁邻居的门。堂屋摆放一尊瓷白毛主席，跷腿而坐。我上楼慢慢伸出一只脚踏上整洁的新地板，这是一种用过的新，新床也是，我过去摁了一摁，摸摸软和不软和。铝合金窗户嘎吱嘎吱响。妻噔噔上了楼，跟刚刚站起来的人一样很快进来，我像个住在这里很久的人，张开怀抱迎接妻说：“这就是我们的新房了。”

当夜，姐姐回厂上班去了。第二天下午，家里突然到来一窝打麻将的女人。素莲起头，胳膊叉着腰，张着好多只脚，像是饿急的螃蟹。苏芸次之，目光挑剔着，哎呀呀怪叫：“把新媳妇藏哪儿了，把新媳妇藏哪儿了？”不由分说把妻拉到煤炉跟前团团围住。妻脸上多出许多明暗的影。

“好一双水汪的眼睛。”

“城里娃撒就比咱透亮。”

她们拉拉扯扯扭作一团，问话的姿势、肆无忌惮的目光、颇有深意的大笑，无不透出她们嫌妻个头不高、屁股又平。妻有些难为情，及至愕然，以为她们真就夸她，涨红了脸，低着头，身体像个浑圆的小苹果紧紧绷绷，稍稍抬我一眼。妈妈紧张地怕妻说出不该的话，拿出备好的糖茶和橘子招呼她们。螃蟹的女儿吧，从螃蟹的裤裆钻出来，一忽儿瞪我一忽儿瞪妻，抓了糖的两手洗不洁净似的冒着。那螃蟹换了两只脚站，横着进了门子。

我去买烟，半路遇着五叔。他骑了自行车过去，扭头看我两回，下车推了回来。我们就站在路边攀谈。机动三轮车突突开过。我喊五叔时，嗓子仿佛锈了的合页，吱呀响动。五叔扶着车子问我：“啥前来的？”我说：“昨天刚到。”我拆一支刚买的白将军纸烟给他，他把烟夹在耳朵上，掏出哈德门让我一支，自己也叼上一支。我努力找出五叔以前的脸，一块一块贴在他现在的脸上，五叔更黑了。五叔吐出两个烟圈，说：“这烟没劲，没劲透了。” 我低头看脚，不知该怎么接话。五叔临走，我说：“五叔你鞋带松了。”军绿鞋，鞋带的一头踩得又黑又脏。五叔扎跨好自行车，低头去看解开的鞋带。瞧着他蹬车的背影，我突然想到他以前烟酒不沾的。他蹬车时，弓腰驼背，膝盖顶着下巴，仿佛用尽了力气。同时，后腰露了出来，有寒光闪烁，那是贴肉藏的一把匕首。五叔这趟是在杀人路上也说不定。

晚饭时，我说：“刚遇着五叔了。”孙立人哼了一声，说：“以后甭理他，脑子坏掉了，一到夜里跟鬼似的满镇子乱窜。”妈妈诺诺：“快吃快吃，吃完饭还要去超市买些东西，给你爷爷送去。你们该见哈你爷爷。”妈妈提及爷爷时，侧身向里抖了一下肩膀，我不够看到她的脸。

屋子半夜给人吵醒，妻怕有事，催我下楼。妈妈披衣推门，见我下来，叫我去睡。我上楼躺下。妻问我怎么了。我说有人买东西。妻问：“这么晚了谁还买什么东西。”我说：“就是晚上才买。”妻再问我已睡过去了。我醒来几回楼下还响着买卖的声音，我抱怨他们啰唆，买个东西要买好几个世纪。第二天一早妻进了打外墙外开出去的两间房子，回来告我说：“原来你家做这种生意的，来的那天怎就没瞧见呢？”我说：“你怕吗？”妻突然说了一句，我没听清，妻说：“你爸爸不像你爸爸。”我没说话。妻又说：“起码不像我认为的你爸爸，更像我爸爸，或者其他所有人的爸爸。”

妈妈骑电动三轮载我和妻回村。妈妈没走穿堂街，绕远到村东口，让我们自己进去。妈妈倚在桥边等。爷爷早搬把椅子坐在院门外的街上等候了。我远远喊：“爷爷。”妻闷不吭气，我看她一眼她也喊：“爷爷。”爷爷一步一步走得仔细。我帮爷爷搬椅子回屋。爷爷的手不热，也不凉，很温，简直十分的温。爷爷攥住我的手问我：“怎么样？”我说：“蛮好蛮好。”爷爷说：“啥？”我大了些声。爷爷拢拢耳朵大喊：“年龄大了，聋了，听不见了。”爷爷说“聋了”的时候声音大得出奇。我很大声说：“很好。”妻放下一箱牛奶和一筐鸡蛋，没有坐下，环视爷爷的屋子，四处走动。爷爷说：“我都快死了，还拿啥东西，你们好就好了。”临走爷爷掏出红包给妻，妻不要。爷爷着了气，我用力看妻一眼。妻接下红包的手很快摔落下来。

姐姐放假的下午，与妻一道去麦田。一切灰蒙蒙，没有阳光，也没有阴影。姐姐给妻指看两块黝黑、繁密的麦块，好像麦地的阴影。妻边走边看，兴奋地叫。到地头架一座拱桥，鞋子钻了土。河水既黑又脏，漂满绿苔和垃圾，能听到哗哗水声。妻朝树林跑。三个巨大的水泥管道置在岸边，妻钻进去，从另一头钻出。姐姐用手机拍了许多照。过桥再走一段，河对岸的杨树林里一群羊三心二意地啃啃树皮。三只两只的羊落在后头，还有一只更慢了，一拱一拱的像一头猪。这头猪竟然笑嘻嘻地站起来了，并且走了过来。姐姐扭过脸，哼了一声。我再看他已经进化个驼背的老人，不再像猪了。脸也没有笑，很是面熟，想不起哪个。姐姐说：“老不死。”过几天，我忽然想起他，他在与我家相隔不远的门脸，也开了一家花圈寿衣店，如今早关门大吉。拐进羊肠小道，姐姐又指给妻一块与之前两块同样黝黑繁密的麦田，风吹不动。像大马跑过，呼呼啸声，蹄铁沾满点点绿泥。妻挥挥手让姐姐过去，她见到一口机井，丢石子进去，半天咕咕听见水声。妻冲着井口喊：“喂！”石子到了井底大概变化一只青蛙，回答：“呱！”

年夜饭吃过，猝不及防，把我和孙立人剩下。我们没谁有胃口，也毫无瓜葛似的。我说：“爷爷给了一千块。”孙立人说：“一千？”我说：“我数过了，是一千。”孙立人说：“有时候真摸不透老头子真糊涂还是装糊涂。”我说：“你昨儿个给了爷爷多少？”孙立人说：“六百。”我说：“你咋说的？”孙立人说：“我就说胜带媳妇回来了，他姥爷给了他们六百块红包，明儿个他们来看你，我这儿给你六百，你也给他们包个红包。”我说：“爷爷争一辈子，老了老了也要跟姥爷争一口。”

家里来些人，与孙立人打麻将。妈妈卧在被窝里等春节晚会，姐姐也是。我要跟着看，妻不愿意。我们上楼在床上玩捉猪崽。妻玩捉猪崽有绝技，我总是要输的。妻屡屡大笑，嗤笑我笨，我做沮丧的样子且笑且笨。我下楼去厕所，踩着芝麻秆辄辄响，每次我都怕去蹲坑，怕屁股冷，好几次起身因为没有抽水马桶的摁钮摁，伸出的两根手指都很怅然。敲钟之前，姐姐上楼要我与四婶发拜年短信。姐姐把四婶的手机号发我下楼睡了去。我与妻又玩了大概三尺时间，很快厌倦了。我手机里住的一只蝈蝈止不住地嘀嘀叫起来，快要死了。今年竟这样从我背后吱吱嘎嘎走过，向前去了，没一丝爆竹声响。

爆竹声响又远又小的此起彼伏，噼噼啪啪，像窗台上两个小人国因为国境线激烈交战。天还没亮我们就到村里，给老人挨个拜年，几乎没人认得我，回家路上散烟给许多人，有一根掉地上，使我极窘迫。楼上来了小螃蟹，还有苏芸的孩子，吃糖吃橘子。手里握着香蕉摞麻将。妻也摞个雷峰塔，没到顶倒掉了。妻好奇麻将怎么玩，一缺三，孙立人妈妈姐姐陪她上桌，闲着也是闲着。妻总一惊一乍，无论和与不和，无论过牌忘牌都开心大叫。几回诈和蒙了一脸。妻输了钱，妻又赢了钱，零钱在她面前扎成小山。妻笑靥如花。我问妻怎么样。妻愁苦地抓抓头发，“啊呀全是东西南北风，凑齐了可以炸吗？”两响炮一雷响过一雷，像谁给了空气巨大的一拳，又是巨大的一拳。冬日的天光像一大片一大片结冰的云，非常脆，路面安安静静，远处绕一点的路突然动了一下。掉下来一辆车。大伯载着大娘和堂哥来了，他们放下一箱五粮液和一个大娘就走了。大娘捉住妻的手问东问西，说：“真好，真好。”妻想要抽出的手，活像洗不干净的手老打肥皂，弯曲几下，拐了关节到腰际。可能因为柏油路突然拐弯，二娘也载着二伯来了。二伯脸色刷白，倒水也不喝，抿着嘴怕堂姐堂弟从嘴里爬出来。我们一家又都到门口送他们。二伯打开车窗挥挥手，就走了，留下一箱橙子和一筐桂圆。一回身大娘不知走了哪儿去。妻说孙立人和妈妈在楼下说悄悄话，隔一会儿声音大了起来，原来他们在吵架。妈妈说：“不摆明了在我们家吗？”孙立人阴着脸：“不就一顿饭，能吃穷你？”妈妈说：“说得轻巧，这么多人。”妈妈说“轻巧”时，突然责备起来，为自己的吝啬委屈，“你们家没个好东西。”孙立人恨恨道：“饿死算。”孙立人说完去到院外，又给北风顶住，等一辆货车开过，眺望远处，平原像张折叠的纸打开，哪儿哪儿都是平原，孙立人不晓得去哪儿，只得膝盖一疼蹲了下去。妈妈以为孙立人胃病犯了，忙去扶他。

因为屋里阴冷潮湿，我们坐在院场吃饭。当是正午，阳光迟疑地落下。许多纤毛般的枯枝从屋后浮了上来。电视天线一棒接一棒高高擎着，也不嫌累。爷爷当坐首席有段时候了，大伯挨着，二伯次之，接着是孙立人。五叔还没到，堂哥对座空空如也，我的对座也是。

大娘和二娘，妈妈带着妻和姐姐，五婶及两个孩子坐在另一桌。五婶喊过五叔两回了，五叔都在路上。他的路还挺长。

爷爷穿了很多衣服，多到简直没有爷爷。爷爷坐在长长的凳子上，凳子的另一头空着。大伯换把椅子过去，爷爷不干。周围的一切都枯僵僵的，现在，我们都被爷爷降得像安静的孩子。同样安静的还有偌大的院场。“谁点的炮仗？”爷爷问。“没人点炮仗。”大伯说。“谁打的枪？”爷爷问。“没人打枪。”大伯说。“很多子弹过去了。”爷爷说。“那不是子弹是炮仗。”伯父说。“不是没人点炮仗吗？”爷爷说。“那不是炮仗，爷爷，”我喊，“是你的肚子叫了。”爷爷吃起来，大家也都吃起来。堂哥开了一瓶五粮液，个个都斟满。妈妈突然夺过孙立人的酒杯，说：“你还要命不要了。”孙立人的双手摁在膝头，肩膀耸起，以防自己突然起来。堂哥突然站起来，仿佛衣裳没来得及高上来，我们都愕然地看到他光着的上身。堂哥话多起来，每每说一段话，怀疑自己一样，哗哗响亮地笑。大伯不一样，每每说话，以为不够好笑，总先哈哈笑上一阵。二伯说话就平，每个字一般大小，抿着嘴嚼一嚼才吐口。“看见爷爷，我爹像个小牛犊，浑身发颤，像个小马达。”堂哥说完，哗哗大笑起来。大伯也跟着笑。二伯马上望孙立人一眼，当作什么也没发生。没人晓得五叔摸了进来。每次举杯，我都去喝酒，令人生气地老也喝不完。大家吃饭吃很久，我动一动筷子，不知道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盯着菜水蜿蜒流窜。后来，我终于学会了吃，吃着吃着失了兴致，仿佛一口能吃个胖子。不但我，他们也是。我不是第一次发现，大伯没叫过谁弟弟，二伯和孙立人也没叫过谁哥哥或弟弟，五叔同样没叫过谁哥哥。

接，还是不接？李颂打来电话。李颂讲完电话，我同他说再说一遍，边说边出门。够远了吧，那是什么，这滴答的到处都是谁的血迹？我把手机拿得离耳朵远些。我说：“不行，今天忙，去不成。”奇怪，竟然是湿的，过过水的炮仗打不响，竟然真是血，没干透呢。李颂已经挂了电话，我根本听不清他说啥。他话不成句。要么信号不好，手机吃字；要么他牙齿掉了几颗，说话漏字。

爷爷进了屋，出来时双手捧个盒子。爷爷的脑袋勾着，像只秃鹰，从领口冒上来。爷爷谨小慎微的样子像捧他自个的骨灰盒。爷爷的肚子小了，许是给大炮轰平的。爷爷干枯的手拆开盒子，差点拉垮了盒子。爷爷说：“你们尝尝这酒咋样？”弯曲的菜水绕过杯盘，触了触桌沿，才放心一滴一滴向下滴。越滴越快，越有一根细丝抢救似的把水滴一滴一滴拉了上来。

爷爷说：“这酒好喝不好？”

爷爷说：“好喝那就多喝点。”

爷爷说：“这酒哇不错，很有些年头了。”

爷爷说：“咦，刚刚是不是炮仗声，我没听错吧？我就知道。我刚说哪儿了？有些年头了，嗯，我也很有些年头了，老了，不中用了。”

大伯说：“大过年的不说这个。”

“你别插嘴，叫我把话说完。”爷爷说，“我记不得啥时候，就知道是黑介，我和你们爷爷遇着日本兵。日本兵以为我们是游击队，一梭子扫过来，我不知道一梭子是多少，就知道子弹嗖嗖打耳朵边上飞，跟蚊子似的。我跟你们爷爷躲玉米地不敢吭气。等日本兵过去，你爷爷问我：‘儿啊没事吧？’我说：‘爹啊我胳膊压麻了。’”爷爷瘦骨嶙峋的胳膊从衣服里抽出，再次向我们展示他的伤疤，他胳膊上有两个伤疤，是一颗子弹贯穿了胳膊。伤疤有碗口那么大，我曾拿两只碗要把伤疤堵住，怎么也堵不住，伤疤像血一样总是往外冒。两只碗哪个里头都没子弹。“你们爷爷搀起我就往家跑。到了家找来医生给我包口子，怎么都包不住，那个血啊止不住地冒，就这个坛子，装了满满一坛子。”我不止一次听爷爷讲它，每次都有出入，最有印象的一回是我老爷爷搀起爷爷就往家跑。到了家找来医生给爷爷包扎清爽。爷爷顺着自己的血迹一路看出去，才看到他们是踩着一路血印回来的，血印又分岔拐向我老爷爷爬到我老爷爷的腿上；我老爷爷腿上中了同样大小的一枪，就像这颗子弹是一路顺着血迹，克服拐弯和攀升的障碍慢慢爬进我老爷爷腿上的子弹洞里去的。为此，我老爷爷瘸了后半辈子，走路一瘸一拐，人人叫他“三瘸子”。爷爷说：“你们喝掉的这坛呢，不是酒，是血，是我的血。我从来一碗水端平，趁今儿个人齐，喝也喝了，该说就说。我老了，不中用了，剩一把老骨头，要搞搞清爽。”

二伯一片一片吃药，吃得很慢。吃完就吐，脸色苍白，什么也吐不出。

大伯说：“你这是作甚？”

爷爷说：“喝也喝了，分也分了，就剩骨头了。该说就说，我这把老骨头你们要怎么分法，都说说都说说，别跟个锯嘴葫芦一样，搞搞清爽，搞搞清爽好。”

大伯说：“要不还是按老法？”

爷爷说：“你说啥？”

“我觉——”五叔说。

“你觉着吃饱不饿。你已经管好二叔了，这儿没你的活。”二伯说。

“我觉着吧——”五叔说。

“我觉着还是按老法，”大伯说，“三个人，每人四个月嘛。”

爷爷喊：“你说啥，我耳朵聋了，听不见你说啥。”

孙立人喊：“我是说回头我们到我家好好商量这事。”

爷爷又喊：“别回头，就这儿。”

爷爷说：“不是三个，是四个，四个人，每人四个月。”

五叔说：“咋能四人，仨呀。”

五叔去看孙立人。孙立人正在夹菜。我的筷子掉了，我低头捡筷子。原来孙立人的脚踩在五叔脚上。我换了一双新筷子。

爷爷说：“没说你，我没你的份。”

可能是人多，座位拥挤，温度也热上来。孙立人捂着嘴轻轻咳嗽了一声，接个电话去了。五叔侧侧肩膀，也接个电话去了。

大伯说：“到时候我们来接，每家四个月，你要还一个人住老四家，自己吃，你就吃，你给四个月的钱。”

爷爷说：“我要自个吃不动了呢？”

大伯说：“我们接你过去伺候你啊，你又不过去。”

爷爷说：“我不过去，我住的地儿挺好，我喜欢，我就要住那儿，狗日的不孝东西。”

二伯说：“你说怎么办吧？”

爷爷说：“这不是叫你们商量吗？”

孙立人和五叔回来了。五叔的鞋带松了，好像是刚刚爬上鞋的。我不知道鞋带一直松着，还是刚刚脱松的。我说：“五叔你鞋带松了。”五叔瞅我一眼，没有话说，脖颈青筋突突跳动。怎么说呢，似乎有水从脚底呼呼涌上来，漫过脚脖，高过膝盖，顶着圆圆的大桌子哧哧冒沫。

爷爷说：“我哪儿都不去，就住那儿。我从来一碗水端平，你不跑吗，你不撒手不管吗？我就耗你的屋子，我就耗，耗不死我，也把屋子耗死。”

不至于地震吧，杯杯盘盘颤了一下，桌子才不为人知地动了一下。事发突然，马上平息了，很快，“哇”的一声桌子号啕哭了。我们都愕然，桌子有什么好哭的。堂哥从桌下掏出江儿。江儿摸着头，不停地哭。痛得好像就要死掉了。江儿哭着去抱五叔。五叔把江儿推开，五婶忙接了过去。

妻与我划界而睡。但到人前我们又和好如初。春节过去三天，一天比一天长，好像过了三十年。妻也从容许多，局促和兴奋都没了，像从这个家长出许久了。

妈妈开电动三轮去买孙家驴肉，路上意外蹿出一条狗。妈妈来不及刹车撞断它的腿。它躺在柏油路上呜咽，肚子很慢地跳。妈妈把电动三轮停在路边走了回来。妈妈提了铁锨就走。我几步跟过去。狗拧着狗头不肯死去。很多机动车从旁开过。妈妈在路边铲个土坑把狗埋下，出了一身汗。妈妈把铁锨的手把杵在下巴，歇了一下，突然望了一眼灰灰的天，转身向集市走了。我把电车一步一步推回家，铁锨也放到原处。晚饭时候，我与妈妈说：“这驴肉吃起来好像狗肉哇。”妈妈说：“就是狗肉。”妻放下碗筷出门去吐。与妻生活这么久，我第一次知道妻不吃狗肉。妈妈为妻煮了一碗小米粥。因为鼻炎，我悄悄与妈妈说：“能不能换床新褥子、被子和床单？”妈妈说：“都是刚换洗的呀。”我说：“有新的吗？”妻已经熟睡，她不准我越界。呼吸稍通，有阳光的味道，我辗转反侧睡不着，窗外寒风呼号。我想，狗肉有什么了不起不吃的呢。好容易睡着我突然觉着：我是不是也需要戒个什么吃吃。

我去不了菏泽，客车要到初六才上班。宝马开出申楼镇，行人突然多起来。一辆小轿车栽进麦田，后轮翘翻了，呼呼打转。驶过定陶，他们下车去撒尿。我犹豫要不要再尿一回，眼望无际的麦田，插几根缝衣针似的电线杆。李颂打电话给我，我眼望的是同样无际的麦田，插几根同样缝衣针似的电线杆。我说：“家里忙走不开。”朱开车到姑奶奶家把我劫走。留下一箱牛奶和两丛香蕉，算作赎金。这辆宝马，像个廉价的假货。车里简陋得想哭，座位灰而杂乱，处处想开裂。

我打开车门，李颂一脚把我踹翻在地，开口就骂：“臭小子，不接你你还不来了。”

我爬起来，拍拍棉袄，照他的脸也是一蹬，说：“我说没车就没车。”

李颂不再是麻秆一根，肚子上长了小肚子，小肚子向外翻，胖成一团面团。他没睡醒似的，眼睛总也睁不开。我捏来捏去找他的脸。后来，我掰开他的嘴说：“你牙好好的呀。”

李颂说：“滚。”

我问：“这是谁的车？”

李颂说：“要不要待会儿让你也过过瘾。”

我说：“诓谁。”

李颂说：“诓你。”

我说：“就你俩有病？”

朱说：“接你这个臭小子还要我拉来一个军，夹道欢迎，高呼万岁吗？”

我说：“涓和国峰？”

李颂说：“涓在，国峰在路上。”

我说：“都是老爷们，没意思。”

李颂说：“我叫了孙静。”

我说：“你还惦记人家？”

李颂说：“她还怕我惦记，看我收拾她服服帖帖。”

我说：“人要提前走，你送还不送？”

李颂说：“狗屁，我会说人可以走钱留下。”

我说：“你想说衣服可以走人留下吧。”

朱说：“你俩有病。”

我和李颂说：“你闭嘴。”

过了定陶，朱把车停在路边去撒尿。李颂也下车去尿。我正犹豫要不要再尿一回，朱浑身一颤跳进车里踩了油门就走。下一个路口，朱停了车，宝马呜呜发颤，李颂气喘吁吁：“我填不满你们的嘴了。”我和朱笑得就要散架了。朱把家伙掏进去，拉上拉链。

要上高架桥，车里一阵沉默。我们齐齐向右看去。一排一排的楼房，小得像玩具，儿子一推就倒了。李颂说：“现在菏泽一中老校区也都搬这儿了。”学校后面是铁轨，火车常哐当哐当震得脚底发麻。我说：“哦。”

我们上了三楼。电梯里遇见邓健拎一箱啤酒和茅台。嘈杂鼎沸的声音，许多脸挤来挤去，一小团一小团的烟云悬在每人头顶。饭店尽头的游泳池漂着奇怪的颜色，不会游泳的孩子扑扑腾腾。我去洗手间，发现游泳池不是游泳池，只是临时的小小游乐园，许多颜色的小圆球埋到腰际，孩子扎个猛子，又露出脑袋。国峰比我们快，涓在摆扑克算命。空调嗡嗡吹着，我们把外套脱掉，打一圈保皇。孙静来得晚，还带了儿子。以前没发现孙静是爱笑的孙静，说抱歉也挂笑。孙静儿子不吃也不闹，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眼珠滴溜溜转。手指伸进鼻子。“把手拿开。”孙静说。我们谁喂他吃，他都不吃。李颂喂他说：“乖，叫爸爸。”我们挨个喂他说：“乖，叫爸爸。”孙静把儿子的衣角掖进裤腰，眼睛一弯，笑骂道：“去你的。”她骂我们每个人，我觉着她只在骂我一个人。热闹的气氛冲得人昏昏沉沉，谈论的东西也都飘在火锅的氤氲里。朱要引入智能家具的观念。李颂抱怨涓给他介绍的对象杳无音信。涓成了家，不再跑海了，再跑媳妇要跑了。我实在摸不准国峰做什么，每回都被他严肃的脸骗到。孙静在职的银行每况愈下，老公还没转业。邓健始终寡言。我问他看守所忙不忙。他的回答总是懒散。

我突然说：“前几天我见着梅超风了。”

邓健说：“在哪儿？”

我说：“就火车站那块儿，也不知道是不是，看起来忒像，没敢说话。”

邓健说：“可能是她，梅超风就在银座那块儿上班。”

我说：“后悔不后悔？”

邓健说：“后悔个屁。”

儿子吵着要走。“把手拿开，跟你说多少次了。”孙静说。儿子睡熟了，孙静找来衣裳盖严实，收回手的食指留下儿子的嘴唇。我们的声音小上许多，好像我们也都睡熟了，也都吃饱了，再吃也没意思。孙静说：“时候不早，我该走了。” 李颂通红了脸，喊道：“他要知道我头砍下来给你当椅子坐。”他屁股给椅子粘住了。孙静不是抱着儿子走的，儿子背着她，他们给他加油、欢呼。不知哪来的气力，我想把火锅和蒸汽都扒开，挣扎一番醒来，说：“衣服可以走，人给我留下。”

他们到裕兴商务宾馆开了两间双人房。房间破烂而瘦小，不知道是灯光灰暗，还是房间本就灰旧。我们把两张床拼在一块儿，打够级。一进卫生间，喷头给我敬礼，蟑螂迅速逃窜。马桶盖上弯曲的毛毛，像刚刚掰来掰去弯曲的。邓健要走，朱也开车走了。国峰和涓去另一间房。我和李颂再把两张床归位。闭了灯，李颂给我背诵《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外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谁的手？我×，又来这套。我把他踹到床下，“滚。”门居然自己响了起来。咚，咚咚，咚。涓问李颂去不去洗脚。我问：“去哪儿？”涓不说话。我套上外套，提上鞋子，“真洗脚还是假洗脚？”李颂说：“当然真洗脚。”我们三个等电梯，李颂说：“国峰不来？”涓说：“国峰害怕。”我说：“怕什么？”电梯来了。李颂说：“怕老婆。” 天十分的冷，脚冻得没了知觉。一路我十分沮丧，更沮丧的是李颂和涓。龙宇洗脚城的店员告诉我们，因为放假仅剩一位技师了，在上钟，要等半小时。我们冒寒绕了三回到更远的地方，都半途而废。大概因为我们都没带脚出门吧。天快亮了，也更冷了，黎明就要冻裂了。到十字路口，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辆车我们为什么还要等红绿灯。对面的小绿人跑了，小绿人不跑就两条腿站那儿。小绿人跑得像个瘸子，一条腿扔来扔去，每一步都要绊倒。我一动未动。

哪个王八蛋告的密？妻很快知晓我去了洗脚城。好像冥冥自有天意。妻说：“你花的钱？”我说：“哪能。”妻说：“我早想让你去，你早为什么不去呢？”妻坐在床沿泡脚，脚盆插了电，水底咕咕冒泡。两只拖鞋一前一后，像要急着逃。一整天我都心绪难安，手上脚上细细冒汗，给缠满细细的红线，拉拉扯扯，飘忽不定，就上楼了，又下楼了。妈妈小心翼翼给我手腕系一个小小的红布包包。我问妈妈：“这是作甚？”妈妈说：“这朱砂可别取下，辟邪来着。”我说：“是不是婵给你说什么了？”妈妈一概否认。

下午天色阴沉，爷爷来到我家。妈妈出去了。妻在楼上睡觉（我不晓得她在睡什么）。爷爷没进屋，就坐在门口的条凳上，凳子的另一头空空如也。我给爷爷倒水喝。爷爷嗫喏着：“小啊，我不喝水。小啊，你不用忙。”把两个塑料水杯套在一块儿，不容易给手砍倒，我给爷爷接满一杯热水。爷爷的衣裳油腻油垢，穿了一层又一层，好像不是为了保暖，只为干瘦的身子长大一点，再长大一点。爷爷捧着胖胖的杯子。爷爷的脑袋惊讶地从领口探出来，像个受惊的怪物掉进陷阱，再也逃不掉。我说：“孙立人在打麻将。”我看到爷爷的脖颈猛缩一下，后背滑了下去，堕到地上。爷爷说：“小啊，我老了，耳朵也聋了，我听不见你说啥了。”我大喊：“我说我去叫孙立人。”爷爷摆摆手，说：“给他打吧。”声音小得我几乎听不见。

爷爷说：“小啊，我老了，眼睛糊了，耳朵也聋了，我听不见你说啥了。”

我喊：“爷爷，我没说话。”

爷爷捶着膝盖，说：“早不行了，就走这么一段路浑身骨头疼。”

我说：“爷爷，你喝水。”

爷爷说：“以前去哪儿哪儿好，怎么走都成。就这一年突然就不行了，骨头薄了，骨头缝里都是冰碴子，一动咔咔响。一步一步都陷土里了，走不动了……走不动了……”

我须躲到哪里去，妻正好唤我。我上了楼，妻在睡觉，我不知道她在睡什么。我如芒刺在背，觉着自己马上死了。空调老得掉了牙，吹不出热气，我走来走去，还是很冷。透过窗子，爷爷坐在条凳的一端一动未动，另一端空空的凳子上搁着水杯。大概是水杯自己移过去的，一顶一顶地冒着热气。爷爷的脸垂直，眼睛平视，望向院外。院门外一条马路窄得够不着平原。蒙蒙广阔的平原，梳理一垄一垄的冬麦，都给上了霜。电线杆一根比一根细小，小到绣花针再也见不着了。爷爷从尽头走出，来到这儿。妈妈去哪儿了？去超市。买马吗？妈妈回来了。“超市真蠢，总是买不到东西。”妈妈说。我告诉妈妈刚刚爷爷来过了。妈妈满身警惕，衣裳也咯咯作响，“他来做什么？”我许多次偷偷看，爷爷全无变化，一人一杯，静静地待着，一丝波纹也无。真剩下一杯水凭空冒气，我就着了慌。忙下楼去追，拐到土路，才追上爷爷的背影。爷爷腰背弓得厉害，我看不到他的脑袋，好像爷爷被无情斩首，肩膀乱撞，脚底像刚刚拱出嫩牙，步子细细地轻颤。

爷爷还能走，姥爷卧病有段时间了。

“超市真蠢，总是买不到东西。”妈妈说。

妈妈骑电动三轮，我与妻坐后座。柏油路两边的冬麦，处处萎靡不振。我们突突向前开，大片大片的麦田从我两肩滑下跌倒，抖抖索索往后掉。大多地方变了。许多房子很大地一块一块，倒也整齐，像是集中营。妈妈说：“都这新农村，十三个村子合并的一起，叫作十三村。”妈妈的话都给风吹乱了。乔庄路口本该长老榆树的地方，起了一座小庙，供奉炉台。姥爷家从里面锁了门。还没到乔庄，电车爬不上前面的坡，愈爬愈退。有块石头趴在坡顶不动。好容易爬上去，石头却在坡道上一拱一拱地爬。

我翻墙进去，门没锁，门闩也没插。把门一推，妈妈和妻奇迹般站在我面前。姥爷庞大的身躯躺在床上，就像躺在货车上，轻轻地摇晃，何况车费一点也不便宜。姥爷太大了，身上很多地方的呼吸都不够用，哪儿哪儿都气喘吁吁。妈妈坐姥爷边上，我与妻跟在后头。我喊一声：“姥爷。”妻几乎躲着姥爷，够不着飘在上头的声音似的喊：“姥爷。”姥爷不像姥爷了，姥爷的脸好像搭错了地方，都没放好，很多不该塌的地方都塌掉了，骨骼残酷地抬了上来。姥爷艰难地望我一眼，说：“胜啊，来了啊，来了好。快快，想吃什么拿什么。有香蕉，有椰奶。”姥爷说话时候含着糖，嘴也蜜一样淌下来。床的内侧堆满了牛奶、苹果、香蕉和罐头。二舅弯腰站着，笑得像没牙的老太太。我问二舅：“撞伤姥爷的家伙赔了多少钱？”二舅很是惊讶，说：“没赔钱。”我说：“怎的没赔？”二舅说：“没人撞了你姥爷。”我说：“就那个黄毛啊，就他撞了姥爷啊。”二舅说：“你姥爷自个摔的，自个跌了一跤摔断了腿，不赖人。”

大气晴好，黄土晒天。冬日的院场空空落落，狗房填满杂物和农具。院场没有人，椅子板凳全在，三把椅子有十二条腿，三把凳子也有十一加一条腿。头一把太师椅。第二把是马扎的心，椅子的样儿。第三把是黄不溜丢一把正经小椅子。头一把凳子，排在第二把交椅的对面。第二把凳子四条腿，毫无动静地架在地上，横是横竖是竖。第三把凳子，跟第二把凳子一个模样，好像随时都不会倒掉。它只三条腿支着，竟然稳当，这稳当又不长远，好像这稳当是从别的凳子那儿借来一点，又从椅子那儿也借来一点。远远的第四条腿已被尿到太师椅下头了，像一条巴儿狗叽叽地叫。终于，太阳往西走，倦鸟去归林。世事不变，世上的影子都给拉长了。一条老狗眼泪汪汪地从门口缓步归来，这是姥爷家的那条老狗。我已七年没见它，它也死掉七年了，我看不见它。我只瞧见这条老狗的影子硬硬地挤进相片，不走了。院场没有人，椅子板凳也全无，不然坐满一家多热闹。妈妈、三姨、四姨，还有大舅、二舅。二舅排作是二，妈妈排作也是二。我永远闹不清妈妈、三姨、四姨，与大舅、二舅谁大谁小。好像三个女儿是一伙，两个儿子是一伙，不分大小，没有血缘。妈妈讲，她还有个姐姐，俩兄弟，我从不得见，很早夭折了。夭折多稀罕呀。

我与妻去二舅家，就在前院。压水井冻住了，妻压不动，遑论出水了。一堵墙截了我们的道，我与妻说：“先前没有墙，通的。”妻说：“为吗堵上？”我们去不成，却有人进来了，浑身发出很响的声音。甫一进门，大舅咿咿呀呀不停，挠痒似的，张牙舞爪，我以为看到大舅浑身挂满铃铛。不像二舅，大舅浑身都在说话。大舅是哑巴，又聋，总有许多话说。每次我都猜不住大舅说的甚，大舅盯住我打着巨大的手势，我苦涩地站那儿，像面对一片无望的大海。

我走进屋去，妈妈把姥爷的右手塞进姥爷的左手，摁一摁姥爷的左手。我将妻叫进来。姥爷冲妻挥手。妻绵绵行进。姥爷说：“这个给你，好好拿着。”妻惶恐地看我，为难地说：“我，我……”妻本要说，我不能要，我不能要，却怕得要命，说不出口。姥爷送出钱的手，够不着地方，失了气力掉下去。好像谁把姥爷的手突然砍断，胳膊也仓促去追，要抢回手似的。钱撒了一地，红得模糊，血液一样呼呼打转。我捡起钱，把六张皱褶尽力捋平，整齐折好，塞进妻手里说：“姥爷给你你就拿着。”姥爷不再理我们，很专心地数着头上的椽子。一根二根五根，三根四根六根。姥爷颤颤悠悠，等待着货车拐弯。

妈妈讲，去年有生人到姥爷家讨碗水喝。他喝罢水，竟也不走，四处溜达，叨叨什么“前通后院，家破财散”。大半的水淌进衣领，他手还捏着碗。二舅就给通道砌了墙。妈妈还讲，也许早早堵住，表嫂就不会喝农药，不喝农药就查不到肝病，表哥也不会离婚，家就圆满了。

在菏泽，我打电话与妻解释过算卦的事，她很是在意。

第二天一早，妻早早催我起床。自从学会自行车，我再也骑不住三轮车，车把老拐我。妈妈借了苏芸的电瓶车来。妻坐在后座，开出申楼街，多出的那家理发店，以前可是花圈寿衣店，孩子手里的皮球一噔一噔掉下台阶。每次雾里蹦出一辆车，幽灵一样，我都哆嗦一阵。到砖庙镇，他们的花圈寿衣店还在。老头刚刚起床，拉开卷帘门，喂笼子里的两只狗。我们买了三炷香，一座香炉，一张黄纸。嘱咐说黄纸不带窟窿。妻问：“什么窟窿？”老头说：“喏，那些掏了铜钱的黄纸就是窟窿。”我说：“有窟窿烧给鬼，没窟窿烧给神仙。”老头说：“现在没几个年轻人晓得这个了。”半途我们迷了路，绕进了李进士，转了几次道都来到那株歪脖子老槐下。茫茫白雾，我分不出南北，直直地看到老槐树下吊个人。妻埋怨我跑得远，说：“你家也有这些东西啊。”我说：“都有讲究的，不能自个卖也自个用，付钱也不行。”孙立人和妈妈不在，也许故意躲开了。我把妻备好的火机放进口袋，买盒火柴回来。算出北京房子的方位，我摆好炉台和黄纸。手机几次都不到时间，谁在点炮仗，谁又隆隆轧过一辆货车。正午十二点，妻远远站后头，我费了两根火柴点燃三炷香，又划掉一根火柴烧纸。风突然就来了，火像着凉了咳嗽几下，要跑。我跪地拜了三拜，嘴里说：“走吧走吧，快走吧。”风是刚才一样大，灰烬散了。没烧透的地方又费两根火柴。我双手合十念说：“南无阿弥陀佛。”牛仔裤一直顶我，不准我下跪，直到我起身，又绊我，不绊倒誓不罢休。当晚，我睡得安稳，没再做梦，第二天轻松醒来，告诉妻昨晚睡眠中有谁从我身里抽走了。

我告诉妻有个和尚给我卜的卦。我没告诉妻，谁带我去，又多走了几公里，这都无关紧要。

没料想孙静带了蒋红鸽来。蒋红鸽比我大方，张开双臂抱我。现在，我突然想到躲避，帘子一动，墙壁又把我鼓了出来。我磨磨叽叽，像个娘们。蒋红鸽问我最近可好。我说蛮好蛮好。我问蒋红鸽近来怎样。她说蛮好。在他们跟前，蒋红鸽还是那个爱闹的蒋红鸽。蒋红鸽通体快乐，与谁都聊得欢，耸肩、摊手、大笑，都是她的拿手好戏。我听得到他们说的每个字，但我不知道他们说什么。他们总有一大堆话，每隔很大一段字，就有蒋红鸽说的“对对对”，像飞出画的鸟，熠熠生辉。我们玩真心话大冒险，轮到蒋红鸽，她说她第一次给了一个流氓。这个流氓。肯定是的，蒋红鸽跟孙静一块儿走。李颂他们给儿子加油，孙静装下儿子，亦步亦趋。我走在蒋红鸽旁边，可能因为喝酒的缘故，我舌头一大，竟然说了出来。蒋红鸽低头去看刨土的一只狗，狗就这么好看。我的手蠢蠢欲动。她努力地缩了手，我还是看到她的手起的红疹，她说：“不知对什么过敏了。”转身坐进孙静车里就走了。冷风阵阵，我一哆嗦，酒醒了大半。

蒋红鸽带我去个地方。她把我从宾馆里叫来。国峰很早出发去潍坊，涓也回了梁山，李颂还在睡。为了省钱，我们没坐车。昨天的火锅店闭了门，我们路过许久。我没想到会到她家。我在楼下的树旁看鸟窝，走出一公里，突然想到那是挂在枝头上的黑色塑料袋，还猎猎风响。走了又走，总是一样腌臜的街道，有时吃力地拐个九十度，又是一幢高不起来的高楼。蒋红鸽不舒服似的，走得僵硬，偶尔说句话，又摇摇手。她又变成羞涩的蒋红鸽了，我几乎没认出来。穿过花都，就是夹斜街。人多起来。

“你知道吗？”蒋红鸽说，“这里的厕所比较奇特，然后就是男女通用。我去厕所，然后一个男的也进来。两个月厕所就隔一个板子。有点奇特。”

隔了一会儿，她说：“多说了个月字。”

我说：“我知道。”

走了很久，两边都是树林。“你看，”她说，“树林一直晃。”

地震了？

“听舅舅讲，以前在黑龙江，他跟人也是走在路上，两边的树林在晃，你猜是甚，野猪嘛。没承想没一会儿从林子里蹿出一只东北虎，跟他们对视了两分钟，又转身跳回树林了。”

“这里头不会也有老虎吧？”

“傻子，”蒋红鸽说，“是风好不啦。”

我知道。

“前段时间听姐姐说你新疆弟弟结婚，你怎么还有一个新疆的弟弟？”

“是我表弟。”我说。

“你表弟在新疆做什么？”她问。

“当初三姨和姨父躲计划生育跑到新疆，表弟就生在新疆，取名新疆。”

“你们家有没有文化啊，在新疆出生就叫新疆啊？”

“我还有个亲戚叫结婚。” 我说。

“真的假的？” 她说。

“假的。”我说。

“好气哦，哼。”她扑哧笑了。“嗨，”她突然说，“我儿子叫风林。”

“你结婚了？”

“我离婚了。”沉默良久，她笑得凄然，“哈哈，居然有人会娶我这样的小婆娘，”她双手抱胸，扭来脸笑吟吟，“好气哦，哼。”

“你手过敏好了吗？”我说。

“没有。”

“你对啥过敏？”

她突然低了头，“对你过敏。”她再也看不到我了。我根本不知道我们到了哪里。我几回等她赶上，她都磨磨蹭蹭。寒风嘶嘶地叫，枯草支支地立，蒋红鸽突然喊道：“我叫过淑敏，你不是忘了吧？”

很少再见游戏厅，如今都窝到影院边上了。她问我还玩不玩游戏。我说没了。她说：“你以前不很厉害吗？”早废了。我们换了一百块的硬币。确实，我再不是个中好手。无论老虎机，打飞机还是魂斗罗都死得很惨。她比我厉害，我差不多都死给她了，大半硬币都给我输掉了。她劝我留几个。“几个？”我问。她比出OK的手势，我情不自禁伸出可笑的手。

就像随便走走，我们走进巷子。石板路一噔一噔地撞出许多泡泡。水塘没有水，砖体剥落的红墙，没刷水泥。突然，一匹大狗从墙里蹿出来，朝人狂吠。其他墙里也几乎要蹿出许多狗来。穿过巷子，来到堤坝，下面五六户人家往后退，烟囱向前冒着炊烟，怕冷似的，断断续续。我们冷够了又回到巷子，走错地方一样推开一扇大铁门。刚才门关着，现在是一样的关，好像忘记收留了我们。简陋的平房，扭扭歪歪几个人，要么歪在椅子里，要么斜在床上。输液，咳嗽，还挺忙。后院窄而霉，堂屋含含糊糊，看不甚清楚。他们在吃饭。他瞅我们一眼，也没嚼饭，赌气似的鼓着嘴。他的妻薄薄的脸，纸糊似的，竟也响亮地说：“吃了吗？”响亮得纸叶子发抖。过淑敏说：“吃过了。”她说：“再吃点。”我与过淑敏坐进硬邦邦的沙发。他站起来以后我才意识到他高且薄，正在干枯似的。套个肮脏的毛衣，袖口开了线。直直地走路，像吞下了一根长长的竹竿，弯不得腰，屈不得膝。两臂甩来甩去，柔软得像面条。他竟然趿个拖鞋，不冷吗？他出去了，我如坐针毡。他一进来就有点害羞，好像偶然相遇，不敢抬眼看人。但一开口他全然变化，犹如真神附身，我几乎要哭了。

他说：“要问啥事？”

“他可能撞着东西了。” 过淑敏说。

“碰到啥事了？”他问我。

“就是做梦。”我说。

“梦到亲人？”他说。

“我四叔。”我说。

“你跟你四叔关系很好？”他说。

我点点头。

“梦见啥了？”他说。

“头一天，我梦见我死了。第二天，梦见四叔叫我，就站在理发店门口，阳光打在他脸上，笑嘻嘻的像弥勒。第三天梦见被许多狼追，我逃进一个村子，狼都退却了。两边都是房子，那些房子是坟包。我找到应该是头儿吧，告诉他我没死，我要回去。那头儿翻了一阵账本把我送了出来。他说，快走吧快走吧，晚点再来。第四天，我没做梦，只是吓到了。我睡得正好，赤了身子，从床上蹦起来就跑，因为手上有电流通过，要带走我。”

“左手还是右手？”

“左手。”

“那个，”他在作业本上记下一些符号，“你四叔咋走的？”

我告诉了他。他露出一丝讶异的神色。随即，又在作业本上画来画去，我看不明白。他搁笔说：“可以卜一卦，你有硬币吗？”

“多少钱？”

“三个就好。”

“三块，还是三毛？”

“都行。”

我感激地看过淑敏一眼，从兜里掏出三枚硬币递给他。

“甭给我，掷六回，你自己来，我记下。哎，你生辰八字是多少？”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九。”

“时辰？”他有些不耐烦。

“申时。”

我掷了六次硬币。其中一次跑了一个硬币滚到沙发下头。我问他还作不作数。他脸色一沉，说，可以。他在数学作业本上写“·”，写了六个，又另起一头写“×”，写了七个，他又写了几个“·×”，每个“··××”都乱，也不工整。他把整齐，又排序的“··”“××”连线、搭桥。计算了一会儿，他说：“不是鬼的问题，该拜神了。”我喏喏应声。他让我把硬币收走，嘱咐我别忘了把它们都花掉，“买啥都行，不能多也不能少。”

他走了。他又回来了。递给一小包纸包。“那个，你要还睡不安稳，吃点这个。”

“这是？”莫不是草灰、尿素则个？

“阿普唑仑。”他说。（阿普唑仑，用于治疗焦虑症、抑郁症、失眠，抗惊恐药。）

我本想买包哈德门。老板非要多收一块钱。我们又到游戏厅，被一条灰不溜秋的狗挡住。过淑敏说：“这条狗跑得好像一条狗啊。”玩掉这三块真不容易，本想一举花光，没承想老虎机意外吐了一百个币。我们换取一张整票，去旁边的影院，买了两张《西游记女儿国》，一筒爆米花和一瓶可口可乐，正好花光。我脚下顿然轻浮。

为了包庇我的行踪，我告诉妻我多跑了一趟公安局，去出入境管理大厅花半天办理护照。这样以后就能与妻去米国了。什么？时间还不够，那就报警撒。我竟记不得公安局在哪儿，不如打一通电话。如今，公用电话亭大都很专心地废弃着，还贴满小广告。电话竟然还能用，听筒里一阵“嘟嘟”。硬币用光了，只好买包哈德门再来，真就拨号才发现报警是不需要投币的。“喂，110，是110吗？我要报警。我不知道，还以为是塑胶模特，都没走近去看。你们快来吧，快点。我是谁？我谁也不是。你们快点来吧，快点。这是哪儿？对呀，这是哪儿呀？”这是夜晚，远在菏泽郊外的树林，月亮又大又红，委屈得要掉泪，仿佛害了红眼病。树林繁繁密密，一辆机动三轮“突突”地响，停在路边，等人上车。杂乱的脚印很大，也很多，哪些脚印是凶手？哪些脚印是你？你从背后走来，悄无声息的，给我看硕大的石头，几缕发黄的头发粘在上面。仿佛可怜的脑袋，只剩几根毛，等它说句话再走吧。若是没人说话，石头必然呼叫起来。你走了，一句话也没留。脚印乱七八糟，像许多人都走错了地方。树林其他地方，深渊似的，没有弄乱弄脏，疏疏落落，月光肩膀宽阔、步履轻盈地拐来拐去。警察该到了吧。他们不会来了。刚才的电话根本没拨出去，无人接听。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公安局就在出入境管理大厅背后。公安局大得有些不负责任，大厅很大，透过窗子，折过几次的阳光“piapia”滑倒在地板上，摔扁了，也摔偏了。一片一片的墙壁里有我惊讶地望着我。他们都穿制服，肩上扛星，坚硬地给我下令：“傻愣着做什么。”有个女的“发什么神经”，脸绝望地凹了进去，哭也没有用。我不该来的，那一刻，我像个逃犯无处躲藏。他以为我来办户口。“再不济，改改名字也成嘛。”他拿下眼镜哈热气，用纸巾擦一擦。“我要报案。”“总归不是杀人案吧。”考虑到形象，他及时收住笑出大半的脸，捂住嘴。似乎因为错画了口红，他开口说的该是“你去死啦”。空调吹着，哪来更大的冰箱嗡嗡发颤。刑警队队长全然认不得我，也难怪。他一开口就是，“我真是服了，有完没完了。这都多些年了。”臭骂我一顿，好像我是个孩子。办公室好大，楼下好熟悉，黑压压好多人。墙上挂的锦旗积了尘，文件柜里塞满灿灿的奖杯。“能破案早破了，你以为公安局是你家，你想查就查。”刑警队队长不都便装吗？还有枪，枪呢，枪在哪里？我想到了，楼下这是出入境服务大厅。“你以为公安局是你家开的，你想看就看，再说人也不在这儿，在哪儿，当然殡仪馆喽。”他愤怒地晃，饱含大笑似的。上衣的第一个扣子解开之前，他歪歪头，准备抖松紧绷的警服。

还不到夜晚，时间早就超时。妻每每提醒我别坐枕头，我就奇怪。她说你妈请来一道符掖进枕头了。我伸手去摸，没甚稀奇，不过装在信封里。我问她跟妈妈说什么了。她说你妈甚也没说。第二天妻从兜里摸出另一个信封。妈妈什么时候学会写信了。她又不识字。又他妈来这招。不用看，里头定然是另一张欠条。无非是欠据向毛主席保证今日起孙怀胜欠孙立人一个儿子即日即欠永不归还口说无凭立字为据孙立人2018214。妻问我这是什么，仿佛她不识字。

妻当然在意蒋红鸽，与我担心的不同，是另外一桩事，说着她竟咯咯笑起来。令我惊讶，我头一回讨厌妻的脸来。

如果不是姐姐，我不知道我业已结婚。当时我还认不得妻。姐姐告诉我。孙立人为我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宴席排场大到方圆十里处处知晓。我问姐姐新娘是谁？姐姐说还能有谁。可婚礼当天，新娘跑了，再也没出现。新郎新娘都没有，婚礼照旧。孙立人把我和蒋红鸽的照片放到桌上，给我们举行了一场婚礼。两张照片，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送入洞房。我有点蒙，感觉自己被举行了一场冥婚。妻听后，咯咯笑个不停。我又一回讨厌妻的脸来。此后见着谁她都指责我二婚，她亏得很。妻说她没想到我是这样人。

我没想过我会滞留北京，我只是拖延，遇见妻完全意外，结婚仓促得更像宣战。我为何竟如此决绝？是年春，我收到一封信。除了孙立人还有谁。这年头谁还寄信呢？哦，除却那帮过路神仙。信封里没有信，只一张简陋的欠条：

欠据

向毛主席保证，本人孙立人于今日起欠孙怀胜一个爹，即日即欠，永不归还。口说无凭，立字为据。

孙立人

2010·2·14

许是路程过长，从菏泽到北京，我不知道路到底有多长，我不知道这信都飘过哪些地方，竟然耽搁半年。落款时我还没遇到妻，收到信时我已结了婚。

我与妻离开那天二爷死了，姐姐一脸悲伤。昨天收拾东西，姐姐同样悲伤。她和妈妈备了大米、小米、花生和花生油，都是自家种的，自家榨的。还有腌的鸡蛋和鹅蛋，也都是自家鸡鹅下的蛋。妈妈总嫌少，恨不能把农田和鸡鹅都给我担去北京。姐姐每每帮扎口袋，挑鸡蛋，妻便慌慌张张抢下姐姐手中的活计。姐姐升到一半的手不知该收该放，就一直站那儿，盯着我们收拾，双手有力地半握，好像一不小心捧了个硬邦邦的西瓜。让她放下放下她也不放下。妻每拎一样东西，姐姐每抖一样手，怕妻摔碎了。妻把一些小东西和瓶罐掏出来，放进去，最后一横又都掏出来，说：“不拿了，好麻烦。”姐姐说：“不拿了好不拿了好，咱不是五叔，咱不啥东西都要。你们不知道，在厂里五叔整天跟别人屁股后头拾瓶子，拿别人不要的东西，抢别人吃不完的菜，没见过东西似的。弟弟，你也知道，他不是没钱，全把钱藏在银行，我是看不惯。弟弟，你评评理，都一家人，又一个厂，不帮衬帮衬倒还罢了老找碴。嫌我不叫他，我凭什么叫他，我就不叫他五叔。就不叫，气死你。不叫就怼到我跟前，跟我讲道理。叫红琴看笑话。他又是蹦又是跳，腰里别个匕首差点扎着脚。鞋带都松了，怎么，我不叫你你杀了我不成。弟弟，你说他恁大人怎就不知屙尿呢。就会欺侮我，不但五叔，别人也是，都欺侮我。弟弟——弟弟——，你在北京，北京多好，没人欺侮你。你在北京认识人多，能不能找找人。我不知道该不该开口，实在找不着人说，咱爸咱妈都老了，啥忙帮不上，只能跟你说，你说你能不能找人把我从磅上调到会计室。北京打个喷嚏，我们底下全都簸箩地震。全厂人都知道我要调到会计室了，领导也都知会了，临到宣布却是别人。我不痛快，你们说调我，为什么换人。就因为我没花钱，没找人吗？我没钱，也没人，就靠自己，你们需要什么我考什么。会计证我拿了，驾驶证我也拿了。一句话没有把我顶了，凭什么。你们这帮狗。下次？下次谁知道还有没有另一个王继红了。别骗人了，你们这帮狗。我哭怎么了，我就哭，狗才不哭。你们这帮狗啊。狗急了还跳墙，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是的是的，我是人，我是一个人啊。我不是个泥人，谁想捏就捏，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姐姐竹筒倒豆子，说了这辈子全部话。我吞吞吐吐支吾不住，下楼撒尿，天寒地冻，我坐楼下的凳上抽烟，一根接一根，凳子另一头搁的一杯水，似乎在冒烟。一次性塑料杯，一个杯子套进另一个杯子，杯中水是满着。我起身一晃，水杯栽倒在地，真怪，水一滴也没洒，早已冰冻了。那天下午，爷爷一口水没喝。如今杯子老老实实待着，坚硬无比，嚼也嚼不动。我回到楼上，姐姐哆哆嗦嗦，肩上妻的手一抽一抽的，宽阔的背闷着哭腔。

如果姐姐不在，我会告诉妻：驴子刚刚驾车走过。傻桂荣蓬头垢面，头发花白、卷曲，稻草却是直的。她径直进院，“爷爷奶奶行行好，给点剩菜吃吧，爷爷奶奶行行好，给点剩饭吃吧，要饿死了。”拖拉机“突突”开过，烟囱冒的烟重重地拖在后头，柏油路颤颤悠悠。孙立人磨刀霍霍，剁向鸡颈子。一顿猛按，鸡头栽进土里，无头鸡抬了身乱摇乱撞，翅膀扑扑棱棱，怪不好走咧。血从粗大的断口嘶嘶地冒，血点画上一串曲里拐弯的线。孙立人走进屋去，鸡毛粘在刃上。姐姐不喜欢鸡皮，喜欢鸡汤，总也吃不够。孙立人吃不几口。妈妈满手肥皂的臭味，给我夹很胖的瘦肉。吃过饭，姐姐骑电瓶车上班去了。妈妈提着僵硬的手上楼，桌上打包好的行李充满策略地排排坐，怕是一拎就走了。煮熟的鸡蛋鹅蛋委屈地滚在巨大的盘子里。妈妈什么时候学起抽烟了？妻突然咳嗽起来。我还未发火，妻就不咳嗽了，就打起嗝来。妈妈说：“这个你们带着，别忘了吃。”我说：“这是什么？”妈妈说：“给婵的，吃了对身体好。”妻说：“我也没病没灾，吃的什么药。”我责备地望妻一眼，这样话只该我说。妈妈说：“记着，连吃仨月，早晚各有。”妈妈吃力地起身，险些绊倒，我上一步去扶，托了半升空气。妈妈已噔噔下楼，末了的话撂地响，“大夫说了，保证男孩。” 妻的嗝蹿出天灵盖去了。

姐姐上了一宿班，早早赶回。我怕再见姐姐，欠她一个弟弟似的。姐姐忙上忙下，比妈妈还操劳。一上午我都躲着姐姐，时间在迫近，终是躲不住，姐姐把行李捆得硬硬邦邦，替我扛上。我突然来了力量，定定地说：“别再累……”我本来想说别再累着你，话一出口就后悔。姐姐一定感到分外生分，瞧我半天。我真怕她开口求我，或者不开口。我惶急了。姐姐马上滴下泪来，她突然说：“咱二爷死了。”我手足无措，无助地摆摆空的手，我想说：“我知道我知道。”心底突然松口气，好像二爷死得正是时候。姐姐说：“红琴告的我，我怎就想不到，我有多久见不着二爷了。”姐姐哭得二爷也呜呜来了，二爷傻不愣登，但二爷是好爷爷。二爷任劳任怨一辈子，弯腰驼背半辈子。我喊他：“二爷二爷。”他说：“嗯哼。”姐姐喊他：“二爷二爷。”他说：“嗯哼。”姐姐已不哭了，她在咒骂，骂天爷，骂自己。“都是他都是他。”五叔没给二爷办任何丧葬，偷没声死了，悄没声就埋了。二爷偷偷死掉五年了，从没人在意。我真想姐姐现在也不知晓。好像这样，二爷就不死了。

爷爷活够了。“多活一年多受一年罪。”爷爷亲口告我。我以为爷爷早睡了。傍晚六点未到，我一推门就进来了。黑夜里一阵蠕动，一股沉闷的声音塌下来，“哪个？”我说：“爷爷，是我。”爷爷说：“我啊，我是哪个？”我说：“爷爷，是我啊。”灯亮了，床上空着，褥子铺得齐齐整整，灯光找不着爷爷在哪儿。四面黑咕隆咚，爷爷像是从墙后头走了出来，披着棉袄，颤颤巍巍坐进椅子。爷爷说：“我要死了。”他坐在椅子里等死从他背后向他慢慢走近。爷爷说：“人不能老活着，总得学会死。”他说这话的样子既不像等死，也不像盼死。他坐在椅子里，纹丝不动，昏黄的灯光丝绸一样绕过他的躯体。我掏出钱来，爷爷不接，我也近身不得。爷爷黑铜色的脸，一坨一坨向下坠，像一根干柴。我把钱数给爷爷，像一张一张烧冥币，不留余烬。我关好爷爷的门，站到四叔的院场。爷爷大概还坐在椅子里，连指头也不敢动一下，好像指头稍稍一动，就把自己弄死了。我就那么站着，很是悚然，抬头望天，天黑压压沉下来，一丝光也无。我突然明白，爷爷有多怕死，爷爷就多希望能多活一天。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自己老了，他早知道他最心疼的那个儿子没犯事也没逃，早就死了。他不够力气悲伤，也不够力气等了。二爷与爷爷住一个院场，五叔照旧不在。我打开二爷死掉的屋子，这间厨屋，堆满木柴和麦秸。二爷的床早就不在，我躺进二爷死过的地方，不够我躺，我蜷缩身子，抱住自己。我什么也看不见，黑色压倒一切。二爷“嗯哼”一声醒转来，我听不见二爷肚里头“咕咕”叫唤，二爷也听不见。二爷心一横，索性饿死也罢，骨头也松了。院场有三株枣树，我走过一株，再走一株，总迈不过院门。天上一丝星也无，我迈不动腿。就像我还乡路上一步未取，妻已睡着，窗外总走麦田，若狼样跟定我，火车开进山东，我收到妹妹自新疆的短信：“哥，我想我爸”。没有句号，我没有回她。与人借了笔，我撕开烟盒，铺在小桌上写起信来。中性笔尚有半支墨水，却写不出一个字。写完信，纸上一个字也无，我默默念上一遍，写字的手隐隐地疼。火车也一抽一抽，我忍不住头抵玻璃，头颅咯咯打战，七星瓢虫拍扁在玻璃上像窗外旋的一只大鸟。寒风猎猎，黄沙起于天。有人说下雪了，下雪了。久未见分毫。诓鬼咧。当年我只身逃离才落了雪，从不想我还会还。大雪很慢地下落，白银满地，我茫茫不知何往。我于菏泽车站买了两株牡丹。我带这两株牡丹一路向北直往北京，一株绿色，一株红色。因为两株牡丹枝条干枯，尾端发裂。火车上三根手指发颤的人质疑：“能不能养活？”为此，于北京我专门买来两个硕大的花盆，精心护养。几年来我搬家七回，扔掉诸多东西，从没抛却它们。如今它俩早已开花，一株白色，一株粉色。它俩也不是牡丹。它们的花朵太小，花瓣毫无气色，快要死了，老也死不去。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花，也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植物。这两个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