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01

新德里下飞机，一个皮肤黝黑的男子，粗壮的双手拿着花环往我脖子上套。花环很大，椭圆的花环挂到我肚脐眼下了。花朵也大，红白两色相间的花瓣，淡淡的花香散发陌生植物的味道。我闻到的印度味道首先就是这种鲜花散发出来的，带有水气的香。男子的肤色与夜色混为一体，让我想起了南亚次大陆猛烈的阳光。

冬夜里的风一阵又一阵，迎面吹来。我仰望了一下夜空，这是与“梵”相连的天空，神秘夜色里看见了黯淡的星月。天气虽冷，钻进怀里的风却并无寒意。

印度属热带季风性气候，只有冬、夏和雨季。想不到冬季带的衣服不对，新德里白天也是炎热的，街头穿衬衫和裙子的人很多。男人的衣服全世界都差不多，差别大的是女人的服装。印度男人的不同体现在锡克教男子裹红色、黑色的头帕，裹得像顶大冬帽，在额前一个大交叉。炎热的季节不知道他们怎么坚持的。

印度女人的裙子很特别，它既不是阿位伯女人穿的长袍，也非僧服，但又似乎与这两者脱不了干系。它宽大、松弛，像裹着一张床单，颜色大多为暗红色、玉绿色、紫色、黄色，艳丽得有些刺眼。尤其是暗红色的颜色普遍，色彩与僧袍极为近似。印度女人披头巾不是阿拉伯妇女那样紧裹，头巾在印度也不叫头巾而叫纱丽。她们没有把头和脸包裹起来，只是披在头上。但我还是情不自禁想起了阿拉伯妇女。穿裤子的女人很少，即使穿上裤子也在上面套上裙子。有的女子把饰物戴到了额头和脚腕上。

穿越新德里街道，脑子里还是关于阿拉伯的联想，特别是第一天就去阿格拉，看过泰姬陵，再进阿格拉城堡，从女人的衣服上读出了印度的历史——穆斯林的痕迹。一个文明古国，遥远如公元前哈拉帕、吠陀和孔雀王朝，本土文明如此辉煌，我看到的却是伊斯兰建筑。而作为殖民地，英国统治了近两百年，却难以嗅到西方的气息。

V．S．奈保尔在《印度：受伤的文明》中称印度为老印度，他观察印度深陷旧文明的景象。旧文明不是伊斯兰的，而是印度教的。伊斯兰教在印度存在了五百多年，印度教在这片土地却延续了一千多年。阿拉伯人的入侵开始于公元七世纪，伊斯兰对印度的真正征服则在十一世纪，占领印度的是中亚突厥人。德里苏丹王朝、莫卧儿王朝是伊斯兰教盛行时期。泰姬陵、阿格拉城堡就是莫卧儿王朝的建筑。前者洁白无瑕，后者褚红一色，前者成了印度的象征。也许正是泰姬陵的误导，让我以伊斯兰的视角打量着印度。

02

我愿意回顾一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印度，无疑与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有关。他对那个时期的印度有着非常深刻的观察，从他的书中我看到了一个异样的世界，虽然我们与印度为邻，对它的了解却远不及遥远的西方，甚至陌生如中东，我们了解的也比它要多。奈保尔的祖先一百多年前离开印度的恒河平原移民到了特里尼达，他回到印度的祖籍地，是一种血缘的召唤吧。

印度似乎在自己的一种古老时空里与世隔绝。奈保尔在印度乡村与城市间访问，他十三年里三次来到印度。在1971年中期选举时，他跟随一位参加选举的盲人议员下乡，在老议员眼里，印度的贫穷是个很特别的东西，他不希望有人破坏它。他不喜欢机器，反对将输水管道和电力引到村庄，他认为管道水和电是“道德败坏的”，村庄里的妇女会因此而拒绝珍贵的劳作，变得怠惰，她们的健康也会受到损害，再也没有人“从井里汲取健康的水”，再也没有人用老式石磨来碾玉米，所有的东西都西方化了。

盲人议员的观念具有典型性。甘地曾经号召人民回到大地，号召妇女坚持织布，号召人们穿印度土布，纺车是神圣的，如同瑜伽，令人心灵宁静。他用古典精神来对抗现代主义。泰戈尔也认为西方在以自己的物质思想来征服东方的精神生活，使得印度的最高文化受到强大的压迫。这是欧洲人共同的罪恶。

印度人在往过去的旧历史中走去。有的甚至幻想人类回到森林。很长时期，印度都在拒绝机器，拒绝资本。这力量正是来自于它的旧文明。印度人生活极俭，除了食物与生存，没有更多的欲求。他们安于自己所知的世界，相信一个完美均衡的世界是由神来安排的——今生所没有的，来世也会有。

甘地继承者维诺巴·巴韦，他的理想就是回到中古。他发起过“捐地”活动，印度独立不久，他就徒步周游印度，请求人们给无地者土地。他期望凭借宗教激情实现土地的再分配。跟巴韦一起走成了那时的时尚。但他的行动效果却非常有限。

这一切曾给印度带来了危机。在一个充满物欲的世界，一个注重精神生活的民族注定难以独善其身。不喜欢机器的结果，印度人投入到用中层技术来设计和改良牛车上，譬如改用金属轮、轴承、橡胶轮胎，改良牛轭，研究阉牛在提拽时的拉力问题，围绕这个问题最现代的监视技术都用上了，阉牛的装备复杂得像个太空人。据说对牛车的投资与投资铁路相当。好的牛车比进口二手汽车还贵。有个号称牛车之王的科学家大受欢迎，他忙得团团转，应付着各种研讨会、座谈会和基金会。奈保尔看到高速公路上几乎没有小汽车，牛车倒有很多。还有就是卡车，卡车超载严重，轮胎磨得溜光，经常翻车。

03

四十年时光流逝，从奈保尔的访问来到现在，我眼前的印度变与不变十分清晰：印度人毕竟抵挡不了机器，工业化的道路他们虽然走得蹒跚，但还是无可避免地走上来了。新德里的工业区就如当年深圳特区一样厂房密集。新区的钢筋混凝土高楼一副全球化的模样，难以印度化，甚至不如阿拉伯地区仍能留下伊斯兰的某些痕迹。

印度总理莫迪推动着修宪，他要完成的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任务：统一税法、市场和法律。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这是必备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早在上个世纪甚至上上个世纪就已完成。在一个至今还是国中之国、各邦割据的印度，他们在做的还是机器到来之前的古老事情。

在城市，新德里街头车流汹涌，汽车就像动物一样四处乱蹿，每一台车都碰得遍体伤痕，它们又脏又破，一辆紧挨一辆，不肯留点间隙。汽车在印度人手里就是一件工具，对待它们的态度似乎与当年抵抗机器有关，似乎他们对机器的恨意难消，要狠狠地糟蹋这些吃石油却没有灵魂的家伙！

他们对待火车的态度更加过火，就像蚂蚁发动对大象的战争，火车内外都是人，车棚顶上也是，人头攒动，如同顽童，人们带着战胜者的笑脸，犹如举行一场嘉年华。火车变人龙的景象成了印度的奇观。

新德里通往阿格拉的高速公路上，虽然跑的车很少，但再也看不到牛车了。服务区也是全球化的：商场、加油站和卫生间，只是屋顶简陋，盖的绿色纤维板。空荡荡的停车坪，稀稀拉拉的小车和大巴，下车的大多是男人，他们穿旅游鞋。直到现在我才悟到，印度教珍爱生命，他们不太可能穿动物皮做的鞋，尤其是牛皮鞋，牛是神牛，神圣不可侵犯。正如他们吃素食，道理是相同的。

北部大平原，形似八哥的鸟，成群结队飞来高速路边，停在金属护栏和路间草地上。田野上的树一棵一棵散布开来，点缀在田间地头，树冠如伞，远远近近四处撑开。这种景象在我家乡的洞庭湖平原极难看到，因为树会遮挡阳光，影响庄稼生长。大树能够在庄稼地上保留，也许是印度人珍爱生命的又一表现——树有它们生长的权利。

看不出种的什么庄稼，土地上只是一片绿色。远处的薄雾，早晨地平线上桔红的太阳，泥土的路，仿佛《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中的王子公主还没走远，两千年古老的诗句闪烁着，风一样无形。次大陆被薄雾轻笼，朦胧总与虚幻与梦境相连。

间或有蒙古包形状的小屋，砖和茅草砌盖，不知是劳作时小憩的还是放置农具的，或者就是劳作者的住所。很少看到大的村庄，出现的平房大都是孤零零的，有的两层，上面一层并不连贯，只有一两间间断而随意地升上去。有的房屋地坪前停着拖拉机，机器早已进入了乡村。一座小尖塔耸立地头，那可能是宗教建筑，想到商羯罗最初的寺庙，想到吠檀多，一切有形之物皆为虚幻。

04

阿格拉市区塞车，人行道上也是车，逆行的车与人力三轮车堵在一起，卡车车身涂得花里胡哨，低矮的旧屋也涂得色彩斑斑。动力三轮车门都卸了，挤在车上的人半个身子露在车外。摩托车、行人走到了马路上。

大幅广告牌立在路边，四处是电线、电缆、水泥杆。街道堆放的货物、乱停的车辆、地摊饮食店、流动摊贩与无所事事的人群，令人眼花缭乱。有个女人用头顶着货物慢慢行走。一个宾馆门岗胡子浓密，长满两腮。胡子上翘与下弯，不同种姓绝不可混淆。

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写照吧。阿格拉也是印度的写照。我们观照世界的眼光只有物质这一项了。世界都以物质标准分出等级。至于发展中国家是在南美洲，还是在亚洲、非洲，哪怕他们差异巨大，内涵丰瞻，都是可以遭到忽略的。

阿格拉虽然脏乱，但你能感受到人在城市里的自由。男人喜欢站在街头发呆、闲聊，看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和汽车。新德里也一样，到处是无所事事的人。有人干脆在人行道上搭起帐篷，安营扎寨。他们生起火，喝着茶。有人在大街上洗澡，望着来人笑。有人乞讨，一个少年甩动长辫，辫子在他头顶旋转，下巴夸张地伸缩着，滑稽而可爱。来自中东的难民儿童，车一停，他们就奔向车旁行乞。乞讨者就像在做一场游戏，他们嘻嘻哈哈，脸上并无忧愁。据说讨来的钱，他们一部分用来奉献给寺庙。

天黑时分，我看到城市干道交通岛上，有人把被子在草地上铺开，城市就在这一瞬间变成了他的客厅。一棵菩提树就是一户人家。

05

印度的变化是从发现贫穷开始的，因为他们中有人不再视贫穷为神圣了，贫穷好像是突然产生的，有人以此质问当政者。他们要努力去做的是“我们必须生活在这个时代”。这样的改变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中国正是那个时候开始改革开放。我们对贫穷的态度体现在对待贫下中农的极端尊重中。两者路径完全不同，但都把贫穷神圣化了。中国的传统也有对安贫乐道的称赞。也是一个看重土地看重农民的国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的闭关自守。农耕文明的道德都看重节俭。只有在一个物质化的世界，工业文明的时代，感受到个人的贫穷几乎是普遍的心理，即使是物资高度丰裕的现代社会，大多数人仍然感觉到了自己的贫穷。贫穷成为罪恶，人人厌弃。只有厌恶贫穷才有消费主义的出现。这是个悖论：真正的贫穷不会感觉贫穷，而富裕却让人感受到了贫穷。贫穷与富有变成了一场物资占有量的竞赛。

印度向着现代世界转身是艰难的。毕竟“当代”意味着旧文明的溃退。甘地曾经反对“没有原则的政治，没有牺牲的崇拜，没有人性的科学，没有道德的商业，没有是非的知识，没有良知的快乐，没有劳动的富裕。”这些原则几乎都被现代社会所推翻。这是令人伤感的事实。现代文明变得越来越野蛮，早已失去了优雅、从容、温情、高贵，甚至是忧伤。

上世纪六十年代印度就出现了普遍的道德迷茫。印度作家纳拉扬的小说《糖果贩》写出了那个时期的困惑：一位叫贾干的糖果贩，他曾是甘地主义的追随者，参加反抗英国人的不合作运动，在一次示威中他被人毒打，他没有作任何反抗，他坚信自己追求的是圣洁的真理，从暴打中他找到了对自身美德的确证，他想象着国家在他的流血中正在得到净化。

他是个鳏夫，但有一个儿子，他一直宠爱着他。一天，儿子向他宣布要当作家，用家里的钱订了一张去美国的机票，他要去一所写作学校。儿子回来也是突然的，他还带回了一个女人。女人是韩国人与美国人的混血儿，他们用贾干的钱设厂生产“故事编写机”。贾干喜欢走路，儿子要骑摩托车，要用电话机；贾干吃素，儿子吃肉了，父子俩从此纠葛不断。

贾干处处防备着这对年轻人。他发现他们没有结婚。女人本就没有种姓，她在这里没有自己的位置。儿子的计划失败，女人离开，儿子还因车上放了一瓶酒被捕，根据禁酒令他得坐两年牢……

几乎所有的规矩都被破坏了，维系社会的虔诚和尊敬，还有“业”，都在分崩离析。贾干的失落无以名状，他觉得自己的家已被玷污，他想着归隐。他把糖果半送半卖给穷人，却招来了同行的抗议，因为逼得他们也要降价。于是，他去了荒野，去过一种沉思冥想的生活。他要向雅利安的历史隐退，向遥远的祖先回归。这正是印度教奉行的退隐哲学。特殊的虔诚、默想、禁欲和对永恒真理的理解，可以避免生命的转世轮回。

时代的变迁与转型也同时挑战着种姓制度。U·R·阿南塔默提的小说《祭礼》写的就是这种挑战。他写了一位婆罗门对身份认同的丧失。《祭礼》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拍成了电影，在印度影响一时。

种姓制度已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它几乎成了印度人的本能与基因。人们生而知道自己的种姓和位置，每个群体自古至今都生活在划定的区域之内，坚守着自己的本份。中国也有守本份的道德观念，讲究安分守己，骂人不守本份是很重的话。也许，这个观念就是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薄伽梵歌》中写到：“尽你该尽之责，哪怕其卑微。不要去管其他人的责任，哪怕其伟大。在自己的职责中死，这是生；在他人的职责中活，这才是死。”

《祭礼》中的主人公阿查雅是一支婆罗门社团的精神领袖，他自幼认定自己是个“善人”，这是他的本性他的“业”，他因此娶了一位又瘸又丑的女人。这种牺牲与慈悲让他感到骄傲和快乐，他从每天对妻子的伺候中获得救赎。他因此声名远播。

社团中有一个自甘堕落的人，他喝酒，捕捉圣鱼，和穆斯林打成一片，还养了一个情妇。情妇的种姓属于最低等的“不可接触者”。阿查雅要把他逐出社团，但困难很大，一是出于慈悲，二是这个堕落者威胁要是他被驱逐，他就加入穆斯林。这种改宗行为会影响甚至破坏整个社团。

这个邪恶的婆罗门终于死了，死于瘟疫。想不到更大的危机出现了：只有婆罗门才能为婆罗门举行祭仪，死者却不配；如果用一个较低等级的婆罗门阶层来举行，又会令社团名誉扫地。天气炎热，尸体开始腐烂，瘟疫扩散的危险逼近。婆罗门也饥饿难忍，在死者没有火化之前他们是不能进食的。

陷入困境的阿查雅查找棕榈叶经典，他希望从中找到答案。瘟疫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可接触者”死了。他的妻子也染上了瘟疫。阿查雅不得不信巫术，他去寺庙求神显灵。直到天黑，神也没有理睬他。

离开神庙，他在树林中遇到了堕落者的情妇，她尊敬他关心他，想为他生一个孩子。她的乳房碰到了阿查雅，瞬间他就被迷惑了。发生性关系后，他被吓坏了，不肯承担责任。夜晚，情妇把死者火化了。阿查雅却消失了，开始了痛苦的流浪生涯……

从《祭礼》中不难看出，严厉的种姓制度，彻底地界定了一个人，它的规矩、仪式、禁忌，几乎每个行为细节都被规范了，就连碗要在早餐前洗、性接触要用左手这样的细节都有规定。而团体的属性又使得个人不能孤立于他人，这就对人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没人去分析与反思，相反，人们愿意沉湎于自我的经验，喜欢冥思和静修，喜欢追求无限，喜欢迷失自我的极乐。

这种自我沉浸在甘地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在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中写到了自己第一次出国，他在英国生活了三年，印度与伦敦反差巨大，一个正常人都会感到某种震撼，但他的自传竟然对伦敦的街景、季候和人提都没提过。特别是他在南非生活了二十年，非洲人几乎没有出现在他笔下。他专注的只是自己内心的混乱，沉浮在“我是谁”的念头里。

这种转向内心，无疑与印度教也有关系，印度教教人摒弃虚幻不实的物质世界，追求本我与梵的合一。但是，当一个民族沉迷于自己的内心，他们的确会看不见这个世界。

06

很多印度人仍然安贫若素。在漫长的历史中，“有为”被认为是虚妄的。印度人仍然坚持保护神牛，坚持素食主义，因为最高的神仍在，即使车在高速路上奔跑，车里仍然燃着香，悬挂着神像，播放着诵经声。印度仍是一个圣地。“不可接触者”渐渐消失，但种姓系统却还在。他们没有拒绝工业文明。现代政治上的自由、民主与平等，他们接受了前两者。

印度人精神世界的外在体现便是城市的脏乱与破旧，这恰恰是旧文明的表征。它呈现出传统的逻辑与方式，代表着一种道路，甚至可比世外桃源——世界虽不完美，但一派安宁。

我们看见的脏乱与破旧，恰恰是在西方文明视角下的景象，“脏乱与破旧”是西方文明的命名。在速朽的物质世界，本来就无一物不走向破旧。在这里，外来者分出先进与落后，印度旧文明没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分。时间在这里消失或者恒定、停滞。如果说有时间，那也是过去的时间。印度人之所以自信，不是来自于他们的物质，恰恰是来自它自己的文明。

印度曾经就是真理。在印度人看来，印度可以与世界分离，世界可以分为印度与非印度。印度是不能被评判的，外面世界要以它们自己的标准来评判。如果说印度文明是受伤的文明，恰恰是因为面对当今世界的挑战。但是，不管世界怎样，哪怕全球化风潮四起，印度也不会有要与世界接轨的疯狂想法。

只有到了印度，我才理解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泰戈尔的中国之行，那是一次多么不愉快的旅行。泰戈尔对中国文人提出了恳切的忠告：请尊重中国自己的传统！他看到西方的物质思想正在征服东方精神的生活，正在使得东方文化与西方文明所有相异点消失殆尽，世界正在统一于西方物质文明之下。这对当时奉行拿来主义的五四知识分子不啻于棒喝。泰戈尔引来了一场论争。但他的好意却遭到了攻击与羞辱。他在告别演说中表达了自己的痛苦：“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摇动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的信仰……我没有力量来阻碍你们健旺与进步的前程，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奔赴贸利的闹市。”

的确，作为一个世俗文明，中国走到了只重GDP的今天。处在东西方之间的中东、西亚坚持了自己的伊斯兰文明，更早接触西方并被英国殖民了近两个世纪的印度坚持了自己的文明，地处东亚的中华文明作为人类的一种文明类型，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属于自己民族的东西？我们曾发生过疯狂的自我否定，搞过历史虚无主义。而一个文化自信都没有的民族又谈何希望？

07

我的面前出现了贫民窟。这一天，我来到了购买印度精油的地方。这是一片低矮的房屋，屋顶上竖满了各种广告牌，地坪停满了小车和摩托车，店铺前面也被车辆占据。黑色的泥浆积聚在低洼处。这是个专做外国人生意的地方。这里看不到一个印度女人。不远处，高档的别墅区似乎是另一个世界。沿着马路朝前走，在一条满坡塑料垃圾的水沟边，贫民窟出现了。

奈保尔在《印度：受伤的文明》中写到：“那种由泥巴、锡罐、瓦片和旧木板搭成的低矮棚户，可能会是城市空地上任意漂移的人类废墟”。四十年过去了，他对贫民窟的描写仍然合适于我眼前的景象：“入口通道是故意弄得那么小的，以阻挡马车和小汽车。进去之后，空间突然奇缺。建筑结构低，非常低，小门通向细小昏暗的单间，紧挨着的其他建筑看上去是商店，时常瞥见有人在地面的绳床上。人及其需求全都萎缩了。”奈保尔叫它“占地居民的聚居区”。他穿过聚居区“在喷涌的细流、烟头和弯曲的人类粪便之间择路而行”。

我眼前的聚居区并不大，棚顶盖的纤维板、铁皮、塑料布，上面压着砖头、废轮胎、棍子，这些主要为了防风。棚顶由铁棍、木棍支撑。墙壁几乎没有，各种稀疏的棍条间胡乱塞了一些东西。一道道绳子高高低低横挂着，晾满了密密麻麻的旧衣服、旧床单、旧被子。地面有木条钉的箱和塑料桶，大的木箱上也搭着床单。聚居区就像个垃圾场。

一个小男孩在聚居区入口玩着击石游戏——挥杆击中他手里抛出的石子。如果他上学，应该是小学二年级吧。这是太原始的玩耍，是大地的游戏，只需要一节树枝与一小堆石子。他乐此不疲，哼着歌，玩得津津有味。阳光照在他的身上，黧黑的皮肤闪着光泽，微卷的黑发下，额头上冒出了小小汗珠。我在他面前站了好半天，他也没有注意到我。这是印度人喜欢玩的体育项目，在德里门广场，到处是挥杆的孩子。

从农村来到城市，这些离开祖先的居地、没有土地、被压迫而一无所有的人，出来寻找机会，这么多年来，他们不断地占据着城市的边缘、铁路和高速公路沿线，有的立稳了脚跟从聚居区搬了出去，这毕竟是极少数幸运者，绝大多数人一直生活在这里，后来者不断涌入。奈保尔写到一个来自山区的男人，他是被夷平了的聚居区的贫民，三十岁已经有了四个孩子，他又把弟弟一家带来了。聚居区被强行清除，这是常有的事，人们要么流浪街头，要么去别的地方重又支起一片棚子，就如同潮涨潮落。

以前有跑到山区落草为寇的。大批“不可接触者”响应贱民领袖阿姆倍伽尔博士的号召，放弃了印度教，皈依了佛教。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地区酝酿了纳萨尔派运动，他们杀地主，没收土地。这一运动影响深远，很多大学生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最后这个地区被严加管治，运动被瓦解夭折了。

让人刺眼的是，马路对面就是豪华的别墅，一栋栋掩荫在树木之中，如此强烈的反差，印度人却习以为常。

回到宾馆，在二楼大平台等候午餐，我看到了一场露天婚宴：男人们大腹便便，穿西装戴红色锡克教头巾，仪表堂堂。女人都没有戴纱丽，她们长发披肩，戴高档墨镜，轻盈的长裙色彩艳丽，几乎是原色的红、黄、蓝的颜色，手腕、手指、脖子和头上戴满了金银珠宝首饰。

高大的大理石门柱上挂了一大圈的鲜花。草坪上的遮阳棚，柱子包金箔，棚下吊红色和白色花球，圆形餐桌排成两行，泳池边也排了零星的席位，席间摆放了花瓶、花柱。遮阳棚、餐桌布、靠背椅一色橙黄，与绿色草坪相互映照。

各种美食一字排开，服务生手托餐盘，在宾客间鱼贯穿行，有人取小盘点心、水果，有人拿高脚酒杯，他们或坐或站，握手、问候、聊天……

突然感觉这一刻特别地印度，阿拉伯的幻觉消失了，阳光和风都是印度的。风来自遥远的阿拉伯海，吹过南亚次大陆，它就是印度风了。阳光在所有物体上闪烁，它是如此强烈，在这正午时分跳跃，执意要把人的皮肤晒黑。只有环绕酒店的树林是幽深的，从这幽深里我生出了淡淡乡愁。并非陷入印度教的冥思，一种纠缠，仿佛深入到了次大陆幽暗的部位，让我沉默。雅利安人生动的面容正在穿越时空，向我蜂拥而至，让我变得难以呼吸……

【 原载《十月》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