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女儿跟我解释了半天，我总算明白了，主要是我不大相信：她投稿只能留我和她妈妈单位或家里的地址，现在的信很少，学校只在宿舍安排了一个敞开的架子，谁约摸自己有信就去那儿翻，根本没有独立的信箱。一个朋友去国外旅游，要给她寄张明信片。女儿说肯定收不到，别寄。朋友说，试试。果然没有收到。

当年我读书的时候，不但有信箱，还有“箱长”——专门负责为大家开箱取信的同学。在我心里，他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不是班级干部胜似班级干部，并且可亲好几倍。他一进教室，我就能“感觉”到。他如果朝我微笑一下或是点点头，我就开始在心里庆祝“有信”。如果他眼光在别处，那我就只能等下次了。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一直觉得书信是人生副本。

江苏高邮，秦始皇于公元前223年在此筑高台、置邮亭，故名“高邮”。现城内有盂城驿，是明代留下来的古老驿站。那里有中国唯一的邮驿博物馆，它告诉人们邮政是多么亲密的伙伴。从古至今的一条邮路，就是从古至今的一条情路。

近年有一档综艺节目《见字如面》，形式是明星读信。让书信复活，让相关的历史现实、社会风物、人生故事复活，当然会带来绵长的、无限的回味。

父亲害怕写信，每次只一页纸，还要空半截。这样，从小学三年级我便开始写信。写信帮了我的大忙，每次作文都得到表扬，在生活中更把信视为珍宝，而且觉得信实在是个大世界，人世的方方面面都涉及得到。十五岁那年，我想自己是个小伙子了，凡事该由自己独当一面，这话用嘴难说，我就极郑重地写了一封信，父亲母亲也确是认认真真地思考了一回。

在学习和工作中，不顺心的事有时像季节雨，应时而至，这个时候，安下心来，端端正正地坐在桌边，面对洁白的信纸，也就是面对一个心地高洁的朋友。信到结尾，我的烦恼，总做烟云散。不日，有朋友信飞来，那份浓浓的情谊，深深的理解，早使我那些不快像脚印一样丢在了脑后。

日记是写给自己的信。每日的阴晴雨雪，每日的所遇所感，都整整齐齐地排在那些精美的本子里。发信的是我，收信的是我，中间少了时间和金钱的周折，时过境迁，再翻看那些日记，往往别有一番滋味。日积月累，到了今天，那一大摞花花绿绿的本子，已是搬着费劲了。对于这个预备在文学路上一个跟斗一个跟斗摔下去的人，这未尝不是一种不惜千金也买不到的收藏。

我离故乡越来越远，像三月里的风筝在一片蓝色的天空中飘荡，而父老乡亲的书信，竟是牵引的绳线，太多的叮咛和恩情，让我很好地继承了老家人的勤劳和坚韧，除了乡音，那些善良、美好的品质，并没有因为奔波，并没有因为碰钉子，而改变些许本色。

高兴与悲伤，茫然与镇静，都可以对着信纸一吐为快，对着这面镜子你可以正容貌，正脚步，坚定、清醒地走以后的路，父母、亲朋、恋人，一直在你周围让人感到温暖和欣慰，生活并不是让人望而生畏了。信竟如风，在我的世界里，无处不在。

婚后最初的一段时间，两个人是分居两地的，一年里只有几十天能在一起。信便是最好的使者了，庄重又文雅，为这段时光带走了急躁和牢骚，还平添了无限诗意。对于这些信件，我们都爱之若命、惜之若眼，珍存起来。粗算一下，这几年两个人合起来居然是几百封信，这个数目我们自己也感到惊奇了，接下来便是觉着有点不好意思。把这些青春的花瓣叠放在箱底儿，留做他年之想，他年之读，一定是件极有情趣的事。

爱屋及乌，我对纸、笔、信封、邮票都怀有深情，甚至对邮局、邮递员，还有收发室的老太太都另眼相看。有信飞来，我总要尽快地回信，饭可以晚吃一会儿，觉可以晚睡一会儿，父母的慈爱与教导，亲朋的关怀与信任，都使我不能有一点敷衍、懈怠的态度。

那些年总做这样一个梦：我的信纸积做一座青葱的山峰，而信上的行行字迹，流成条条小溪，这里自是别样的山明水秀。

前几天，见学生们稿件地址的最小单位竟然是学校。我说：“若是平信回复，你们能收到吗，你们到底不是校长，也不是收发室工作人员呐。”他们面露难色：“老师，我们没有信箱，班级、寝室都没有。”我问：“那给你们的信寄到哪里？”他们答：“没有信寄来。”

难道“鸿雁传书”“鱼传尺素”“竹报平安”之事，注定是留在历史深处的人情传奇？

1994年，李春波的一首“城市民谣”《一封家书》，唱遍大江南北，至今人们也是回想一次、重听一次便荡气回肠一次。

可是，现在真有一封家书翩然而来，它将何处落脚？若无处落脚，“见字如面”“纸短情长”“余不一一”的深沉、优雅与高贵，也将无处安放。

不知何时，我们的面容齐刷刷由手机屏幕点亮。从此我们全部的表情达意，遗忘得像传输一样方便快捷。

晏殊曾在他的一首《蝶恋花》中发问：“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千年以后，今天的我，今天的我们或许也会有相似的一问。他受困于柔情，我们受困于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