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元旦在即，2018年进入尾声。

花了几天时间，我读完这本沉甸甸的2018皮村文学小组作品集。这是文学小组成员一年来的创作收获，比往年厚实了很多，题材更加丰富，叙述也更有力量。距离2017年底的作品集，刚好过了一年时间。这一年多，对文学小组来说，有点跌宕起伏。

2017年上半年，范雨素大姐意外成名，文学小组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年末的一场城中村大火又影响到许多工友的生活，文学小组也一度暂停。2018年初“单向街·书店文学奖”把“年度新声”颁给皮村文学小组，小付、小海、万华山等几位代表发言、领奖。2018年春节过后，文学小组恢复活动，迎来一些新朋友，也有更多的文化志愿者来皮村授课。6月，同心互惠社工服务中心成立党支部，中央党校刘忱老师专程来上党课。9月，“劳动者的诗与歌”文艺晚会正常举行，文学小组成员朗诵了最新作品。10月国庆节，“我们”剧团赴莱芜参加国际工人戏剧节，小海、万华山、易静等用先锋话剧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10月底，新工人艺术团开始一个多月的“大地民谣”全国巡演。12月，2016年打工春晚的照片登上“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12月底，第一届“劳动者文学奖”发布征稿启事。

文学小组成立于2014年9月，目的是为有文学兴趣的工友提供学习、交流的空间。每个周日晚上，喜欢文学的工友不顾一周工作的疲倦，陆续来到工友之家对面的办公室，一起度过两个多小时的文学时光。文学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扮演着重要作用，五四时代的新文学不仅把西方的现代价值观念引入中国，而且通过不断地反思传统、从而重构中国文化。文学作为大众化的文化媒介，一方面是传播新知、启蒙民众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动员、革命组织的有机力量。新中国以来，借助各级群团、基层组织，文学成为最普及的文艺样式，也是群众文艺的组成部分。80年代以来，文学开始分化，一部分文学蜕变为纯文学、精英文化，另一部分文学发展为通俗文化、商业文化。与此同时，包括文学在内的群众文艺活动也随着单位制的解体而消失。新世纪以来，非商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开始建立，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享受到免费的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各种覆盖到乡村的公益文化活动（如文化下乡、电影公益放映等）。2002年成立的工友之家也是为进城务工人员（新工人）免费提供文化服务的公益组织，文学小组是众多文化活动中的一个，让这些漂泊在城乡之间的劳动者有一所文学的港湾。

去年下半年，我回母校任教，实现了当大学老师的梦想。没想到工作节奏骤然增加，我需要花大量时间来适应新的角色，很难像之前那样经常到文学小组做志愿者。这一年来，有更多的朋友来做文化志愿者，每周的皮村文学小组讲座变成更具有公共性和开放性的文学、文化讲坛。借助移动互联网，我依然关注文学小组的朋友们的变化，下面我想结合这本文集中的作品谈谈这群喜欢文学的普通劳动者的故事。

2017年4月24日，范雨素大姐凭着《我是范雨素》的文章一鸣惊人，各路媒体瞬间从天而降，范雨素及其皮村文学小组成为新闻事件。面对出名的“诱惑”，范大姐却不以为然，我想这个时代很少有人能够如此坦然和通透。范大姐不想当名人，也不想被媒体“当猴耍”，生活的磨砺和文学的滋养，使她清晰地知道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巨大的赞誉中也夹杂着种种非议和诋毁，范大姐用人生的“沙尘暴”来描述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在躲避过嗜血、猎奇的媒体“追捕”之后，范大姐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照常做家政工，照常每周参加文学小组的活动。她显然不惧风暴，更不贪恋文学的虚名。很多人通过她的文章，读到了一位在北京生活20多年的单亲母亲用自己的坚韧和文学的力量，为两个女儿支撑起一片自信的天空。作为被采访人，范大姐反客为主，写了一篇《2017，我采访了11个记者》，这些生产新闻报道的“隐身人”，反而成了范大姐的写作对象。借范大姐的目光，人们看到这些生活在大城市的一线新闻记者们也是不辞辛苦的劳动者，他们有的出身农村或小县城，通过考学来到大城市，同样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我也听范大姐说过，没想到记者挣得钱和她当保姆差不多，我也补充说刚博士毕业那会，我挣得还远远赶不上范大姐。这一年来，范大姐除了工作，主要在修改她的长篇小说《久别重逢》，希望明年可以顺利出版。

诗人小海从2017年初以来一直在工友之家同心互惠超市工作，他自己管理着一间二手商店，店长、店员就他一个人。外间是城里人捐赠的各种衣物，里间是小海的卧室和做饭的地方，后来，他把里间改造成了一个简单的图书室，平时可以接待附近的小朋友来店里写作业和阅读。这是小海这些年在外打工做的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我想吸引小海的应该不是优厚的待遇，而是他在工友之家找到了一种生活的意义和精神的愉悦。在这里不只是打工挣钱，还可以“光明正大”地写诗，“光明正大”地参加各种文艺活动。我发现小海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开始习惯于接受记者的采访和拍摄，也流利地讲述自己的打工故事以及从事诗歌写作的动力，他的话里少了一些抱怨，多了几分平和。除了参加文学小组，小海去年和今年都主演了新工人艺术团主唱许多大哥导演的非虚构戏剧《我们》，去年的话剧直接以小海的故事为原型，呈现了小海在南方打工的心路历程以及失败的爱情，今年的版本则增加了万华山、易静等几位参与者的工人故事。我发现舞台上的小海就像他的诗歌一样充满了激情和力量，他的身体是舒展的，控制有力的。在今年的“劳动者的诗与歌”晚会中，我第一次听到小海弹着吉他演唱他自己的诗歌《可我从未将自己找到》，这距离他的摇滚梦更近了一步。小海开始写散文了，还在“澎湃”上发表了几篇，相比诗歌中强大的抒情主体“我”，散文里的小海多了几分对生活和新工人命运的思考。年过而立之年的小海依然为找不到对象而焦虑，期待明年他可以遇到心投意合的姑娘。

在今年的文集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苑伟和徐克铎的作品。苑伟很早就是工友之家工会的会员，经常来机构帮忙，瘦瘦的他，每次见面都乐呵呵的。苑伟写的不多，他的写作有几个特点，一是有现代主义小说的感觉，虽然写的都是打工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但他叙述的很有张力，心理活动很丰富，如《北京随想》讲述了“我”跟随表哥来北京打工的故事，把初入北京、刚刚开始打工的战战兢兢和谨小慎微都刻画的很细致；二是苑伟的写作有一种身体感，小说中的主人公用单薄的身体来感受、体验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尤其是面临随时失业、朝不保夕的状态，苑伟写出了身体的紧张感；三是苑伟的作品带有自觉的工人意识，这也是不多见的现象。我非常喜欢他写的《路》，讲“我”和表哥在三年木工学徒结束后想当老板、自己创业的故事。这部作品带有成长小说、残酷青春的味道，两个人买了辆二手摩托车就上路了，“在路上”经历各种困难，陷入绝望、失望、自我鼓励等情绪之中，最终只能认命，放弃当小老板的梦想，接受做一个打工仔的宿命；四是苑伟的作品具有丰富的社会性，他善于贴着某个人物，沿着人物的逻辑走到极端，最后实现反转，如《得寸进尺》讲的是电话卡诈骗的故事，受害者如何一步步上钩，又一步步被诱导为施害者。《适得其反》呈现了想早点睡觉的“我”与做网络直播的出租房邻居之间的一场冲突，这种“亭子间”式的空间分布很容易想起30年代的左翼电影，一位从事体力劳动的“我”和数字直播行业的打工者比邻而居，处于相似的社会位置上。苑伟主要从事木工行业，家具厂都外迁了，听说他想学习造吉他，正在一个吉他工厂学徒。

徐克铎是新加入文学小组的成员，是范大姐带徐大哥来文学小组的，我们叫他老徐。老徐是50后，当过兵，在北京帮着子女看孩子，就住在皮村。在工友中写历史的不多，老徐写了很多过去的事情，有当兵的生活，也有复员回家后农村的故事。篇幅不长，语言简短直接，不拖泥带水，有速写的特征，草草几笔就把一个人物、一个小故事叙述得有声有色。比如《枣红烈马》、《想卧地的枣红烈马》写的是生产队里一头脾气暴躁、难以驯服的枣红马，一天夜里，枣红马挣脱缰绳逃脱，却意外跌进六米深的壕沟，天亮后，枣红马却没有摔死，“呆呆弓着背站在沟壕里”。还有《先代会上的尴尬》，一位魏师长竟向当班长的老徐敬礼，弄得老徐措手不及，原来很久以前在教导队，老徐当过魏师长的班长。还有战友王兴凯的系列故事，如入伍前与妹妹相依分别的场景等。这些故事像老照片一样，带出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历史剪影。

这两年，文学小组里也有几位朋友离开皮村，寂桐就是一位，她2017年春节返乡后就没有回北京，我们经常在微信上联系，寂桐会把创业的项目发在朋友圈，有时候也用软件录一些歌曲。寂桐参加文学小组之后开始写诗歌，她身体虽有小儿麻痹症留下的残疾，感情却非常细腻、诚挚，充满了对理想爱情的渴求和痛彻心扉的撕裂感。寂桐经常会把刚写的诗歌发给我，诗歌成为她可以主宰、挥洒的隐秘空间。在作品集中有一首她的长诗《无题》，仿佛是写给远方的爱人，“你在你空荡的心房/我在春暖花开的南方/明知你不曾回头/也愿意为你等候”，这种离别和思绪融合了现代诗与古典诗的意境，情真意切中又有丝丝绝望，“君若沙场魂归去/吾意自刎命如逝/千史留铭永传芳”。2017年底，李若也回到老家结婚了，在《爱人做的鸡腿，最好吃》一文中她记述了这段甜蜜的爱情，一个木讷的退伍兵弟弟如何了敲开了李若姐的芳心。李若非常会写文章，几句话就能把一个人物的特点写出来，而且带着自己的态度，爱憎分明。她的《父亲的手擀面，每一口都是爱的味道》写出了女儿对父亲的浓浓的思念，《老鼠吃了我的学费，我从此辍了学》是贫困失学的痛苦记忆，而《伯父的老水牛》则是不忍心老水牛被转卖、被杀死的故事。11月，李若代表文学小组，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全国爱故乡大会。还有乡村教育志愿者苑长武老师离开北京，去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支教，可以从朋友圈中经常看到苑老师拍摄的孩子们的笑脸，虽然条件很艰苦，但孩子们很乐观。

金红阳大哥是去年“范雨素事件”之后参加文学小组的，基本上每周日都开车到皮村，风雨无阻，他在《心愿》中谈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个心愿就是文学梦，这个梦想在皮村实现了。还有李玉大姐、王成秀大姐也是新加入的成员，她们和范大姐一样都是家政工，她们的文字表达了一种想获得城里人理解的渴望，不再遭受雇主的怀疑和歧视。

郭福来大哥、徐良园大哥和王春玉大哥是文学小组的老成员，他们今年工作都比较忙，但一有空还是会来参加文学小组的活动。福来大哥在《因知天命紧扬帆》中讲述了自己走向文学创作的心路历程,良园大哥在《我们需要一场雨》中写了他参加乡建培训的故事，而春玉大哥的《加油站里的“忙”生活》则写了他工作中的苦与乐。还有马大勇，由于身体原因，大勇一直在南宁老家养病，今年没有回北方，4月份大勇把他写的长篇古典小说《花辰曲》发给我。大勇是花艺师，对插画、花卉技艺有很深的研究，也出版过中国传统花艺的书，他擅长写古典白话小说，这部《花辰曲》以古典舞蹈为线索，讲述了舞姬、狐仙的故事，有点像《聊斋志异》，但用现代小说的技巧完成，是一种非常少见的小说形式，希望这部作品有发表的机会。

这一年，还有两位朋友变化比较大。一位是小付，小付是文学小组的发起人、召集人，是在工友之家为工友服务的社会工作者。2018年初小付和同事小全结婚，很快怀孕，国庆节就生下可爱的宝宝，这是文学小组的头等大事和头等喜事，大家都很高兴。9月初，文学小组筹办《劳动者的诗与歌》，挺着大肚子的小付还在忙前忙后，她说这个活动不办好，她无法踏实生孩子，可以说，个子小小的、年龄也最小的小付，是文学小组的主心骨。小付怀孕期间，万华山正好辞职，就接替、帮助小付，继续张罗文学小组的活动。华山做过图书编辑，今年在一个食品文创企业工作，待遇非常好，领导也很看重，正打算提拔华山当小头目的时候，华山拒绝了，他不喜欢竞争的环境，也不喜欢商场的尔虞我诈，他还是想写作和从事文化方面的工作。华山也参加了“我们”剧团的演出，那段时间，他们每年都排练到很晚。华山读的书很多，也很有文学鉴赏力，他喜欢先锋文学，写的作品也最像小说。有一次，我问华山，生活压力大不大，华山笑笑说，习惯了，他想以后能有一个自己的小团队，可以编编书、写写剧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回望20世纪中国历史，也有大量的普通劳动者从事文学创作。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在城市中帮助劳工学习写作，到根据地时期工农通讯员和文学互助小组等基层组织出现，再到解放后借助国家的力量，培养了大批工农兵作家。前一段时间，我从网上偶然看到《天津工人文学史》，讲的是1956年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成立了工人业余文学研究社，涌现出一批如万国儒、白金、董乃相、阿凤、大吕、何苦、滕鸿涛等工人作家，距今有60年的历史。他们在天津市总工会、作协、文联的帮助下，经常开展文学活动，定期出版、发表文集，1996年还举办了首届“劳动者文学奖”。受此启发，年底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发起了“2018劳动者文学奖”的征稿启事。

我们的时代在飞速变化，我们的人生也变动不居，文学阅读和写作可以让我们沉浸其中，获得片刻的宁静。劳动者的作品不光具有文学价值，我们都是生活在基层的文学通讯员，有责任以文学的名义把时代和个体的经验记录、呈现出来。本期作品集由万华山、付秋云、刘一然、张天昊、黄丢丢、张慧瑜等完成编辑，欢迎天南海北的文友继续支持、关注工人文学小组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