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从中世纪到启蒙运动，数学、经典物理学等科学知识同文学紧密缠绕在一起。西方近代科学思想肇始于笛卡尔建立的理性主义哲学。笛卡尔的“我思”哲学为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奠定了基础。对“自我”确定性的探索开启了一个叙述活动在其中得以展开的“内在世界”。实际上，叙述自我的“自白”传统可追溯至中世纪的奥古斯丁那里。与此同时，对“外在世界”及其规律的研究不仅成为自然科学的根本任务，文学也开始致力于“描摹 (社会或心灵的) 现实”。进入20世纪以来，量子物理学对物质微观状态之不确定性的描述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现实观，这使得文学创作乃至文学理论转向强调建立在文学语言及文本意义不确定性之上的“文学性”。对语言符号及其标示的不同“事态”的关注不仅使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这些冷战时期的自然科学理论成为可能，而且也是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思潮的灵感来源，这一切向我们展示了与语言符号所对应的“现实”的“虚构”性质。自然科学正如同文学一样都是在不断地制造着“现实”。

西方近代科学思想肇始于法国人勒内·笛卡尔建立的理性主义哲学。其《论方法》（1637）中揭橥的 “我思，故我在”（Ego cogito, ego sum/je pense, doc je suis）的哲学原则将主体与客体，即思考的自我和科学认识本身分离开来：“一旦我发觉，当我愿意如此思考，即认为一切都是错误的时候，那么，在做如此思考的我必然是某种东西。注意这个真理：我思，故我在是如此地稳固和可靠，以至于无论再夸张不过的怀疑论命题也无法摧毁它。我认定，我可以不加思索地将它当做我所选择的哲学第一原则。”[1] 面对16世纪盛行的怀疑论思想带来的政治、宗教，乃至整个欧洲社会的分裂局面，笛卡尔渴望寻求一种建立在确定性基础之上的“普遍科学”来弥合日益严重的分裂状况。“我思故我在”既肯定了“我”——思考主体——的存在，另一方面也肯定了上帝的存在，因为我的思考能力就是上帝的赐予，这反过来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应当指出，“我思”中的“思”并非抽象的逻辑思考，后者在当时只是以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为核心，相反，“我思”方式是一种直接的经验领悟即直觉：我的直觉可能是错误的，然而就“我在”这一点来说我的直觉是可靠的。笛卡尔说，总有某种东西使我出错，但它不会使我什么都不知道，借此我知道我是存在的。“我是，我在”(Ego sum, Ego existo/Je suis , j’existe)，这个命题“必然是真的，我常常念叨它，我常常在内心里这样理解它。”[2] 在1641年写成的《形而上学沉思》中，笛卡尔用“我是”替换了“我思”，旨在去除后者所包含的基督教神学逻辑色彩，还原“我思”的直觉和经验特质：我之成为我自身所凭借的直觉和体验在先，思维的自我居后，“我是 ”、“我思”和“我在”因此被连结了起来：“什么叫做我是？一个思考的东西。什么叫做思考的东西？即一个怀疑、理解、肯定、否定、可欲、不可欲、同时又能够想象和感觉的东西。” [3] 这个“自我”，除了是一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不朽者”之外，和现代文学创作当中的自我又有什么区别呢？

倘若我们把笛卡尔的“自我”放置到一个特定的时间当中，他就是一个具有讲故事能力的文学叙述者。然而，这个“自我”并非是笛卡尔的发现，早在公元3世纪末期，基督教教父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就已经开始借助独白形式叙述自我了。关于米兰时期留下的独白体文字，晚年的奥古斯丁这样回顾道：“我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写作，为了在我所最希望认识的事物当中寻求真理，我自问自答，仿佛我们是两个人，理性和自我，但无论如何我是一个人：所以我将这作品命名为独白。” [4] 在此，“理性”就是另一个能够认识真理的自我。在改宗基督教之后，面对摩尼教、新柏拉图主义，以及罗马世俗界对基督教的种种质疑，奥古斯丁自觉地肩负起了护教的责任。以西塞罗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认为，人们不能认识彼岸世界的真理，他们一切努力的结果至多不过是一些有关真理的说法而已。奥古斯丁反驳道，柏拉图的两个世界即思想世界和感性世界并非是相互隔绝的，相反，正是神圣世界发出的光茫照亮了人们的灵魂，世俗世界里的美好东西都在模仿这个崇高的领域，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上帝允许我们认识世俗世界。换言之，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真理，乃是拜上帝所赐。后来，奥古斯丁直言道，“与其向外走，不如回归你自身，因为真理就在人的内心”，“真理绝非在自身那里等待理性去发现，相反，她正是思考的人们所渴望得到的东西。”[5] 在《独白》中，奥古斯丁让这样一个“理性”（人）追问“我”是否存在，是否在运动，是否在思考，是否灵魂不朽等等。[6] 这自然让我们想起了笛卡尔的“我思”。但是，“自我”在两位哲人那里呈现的方式并不相同。有学者指出，笛卡尔的论述并不含有“叙述”的因素，而奥古斯丁的《独白》并非在讨论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如存在的本质，在他的内心对话中，事件和时间的流动赋予自身以意义。[7] 在奥古斯丁那里，自我呈现在时间以及在时间中发生的事件之流当中，这使得其《独白》拥有了叙述的特征。不要忘了，这位希波的主教在管理教务之前是一位职业演说家，他和罗马的作家们有着频繁的交往。事实上，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时间观正是奥古斯丁在其《忏悔录》里提出来的。他把时间划分为现在、过去和现在，认为我们的身体运动在时间中，“我的精神是衡量时间的尺度”。[8] 也就是说，时间参与了人的精神生活，赋予人以经验，这不仅与柏拉图的永恒世界，而且也与笛卡尔被隔绝在时间之外的“唯我论”形成了鲜明地比照。

尽管如此，奥古斯丁和笛卡尔让“自我”从神圣的秩序中显露出来的做法，使人们开始面对自己和眼前的世界，这为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开辟了道路。对奥古斯丁而言，上帝允许人睁开眼睛思考大地上或世俗世界的现实，但笛卡尔却对充斥17世纪欧洲学校的经院神学非常不满，他声称自己不太喜欢直接出自纯粹精神的东西，虽然这并不妨碍他对基督教怀有相当大的热情。经院神学过于思辨，他自己则要寻求一种能“让我们认识水、火、大气、星辰、天空以及我们周围一切其他物体的力量和运动的实践”，认识这些，“就如同我们认识手艺人的各种行当一样直接，我们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将它们运用在合适的地方，果真如此，我们就变成了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9] 因此，掌握大自然和人本身是笛卡尔体系追求的最终思想目标，这与同时代的被称为现代科学之父的英国人弗朗西斯 ·培根在其《新工具》一书中提出的科学目标是非常一致的。在1629年出版的《精神方向的规则》中，笛卡尔列出了人类认识自然的四种不同能力：思想、直觉、想象和记忆，其中，直觉等同于感觉，演绎则是针对中世纪以来的三段论逻辑提出的一种新的理性思维能力。[10] 在《论方法》中，演绎被建立在数学这个“稳固”的基础之上。与善于铺张言辞的诗歌相比，笛卡尔声称，他更喜欢数学的确定和清晰，后者能够帮助他理解诗歌和古代作家们旨在提升社会风俗的文字作品。[11]

古代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把整个宇宙看成是数字组成的，在柏拉图的眼里，几何学最能有效地描述日常世界背后的知性世界。在其最晚一篇对话《蒂迈欧》中，柏拉图第一次提到了数学，他一反惯常的日常语言方式，试图用数学来解释宇宙的生成和结构。笛卡尔的同时代人伽利略宣称宇宙这部大书“是以数学语言写成的，其文字是三角形、圆圈和其他几何图形，倘若没有它们，人类根本不可能理解它。”[12] 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变成了斯宾诺的《伦理学》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哲学写作方式。中世纪以及欧洲近代早期，数学知识的广泛传播，使数目字或几何图形也成了当时结构诗歌和戏剧的灵感来源。例如但丁《神曲》中与数字“三 ”对应的因素：地狱、炼狱和天堂三界，分别描写三界的三个部分又被划分为三个诗章；济慈的诗歌追求一种用规整和线条表现出来的美感。18世纪的戏剧评论家布瓦洛接续亚里士多德的做法，把一天、一个地点和一个事件确立为古典主义的戏剧创作原则。[13] 这样一种创作技艺正是出于笛卡尔所说的数学的经济原则，即将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有限的地方，以便戏剧能够有效地打动观众、发挥教育观众的社会功能。英国神学家埃尔文·艾伯特·艾伯特1884年发表的小说《平面国》描写了一个二维的世界，它被视为一部“数学小说”。[14] 在这部小说里，有线形的女人和多边形的男人，以及分别由“线”、“点”、“面”和“空间”这些几何图形代表的各个国家，小说借主人公“方形”在各个国家的游历批评和讽刺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现状。1960年，由法国数学家弗朗索瓦·勒·里昂乃和小说家雷蒙·格诺等人建立一个文学创作团体，名为“潜力文学开发”（Ouvroir de littérature potentielle），他们尝试运用省略、替换、游戏等限制手段来创作文学作品，例如S+7的方法，即在一个选定的文本中，寻找名词，然后以字典中列在该词条目之后的第7个名词条目替换该词，这种从数字排列中寻求文学性的实验与上世纪20年代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Finnegans Wake, 1939）中频繁使用的文字游戏、多语言字谜手段如出一辙，后者旨在探索字母语言传达信息的概率，它为40、50年代的信息论实验提供了无穷的灵感，而法国作家们的实验则是在信息论取得重大进展之后了。

与数学的纯粹理论性不同，物理学需要实验的证明。1730年以前，整个法国还处在笛卡尔主义的影响之下，尽管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已经发表了40年之久。1726年，伏尔泰在流亡伦敦并参加牛顿在西敏寺的葬礼时，才发现了牛顿的思想。1734年，伏尔泰将自己介绍英国宗教、科学和社会状况的通信以《哲学通信》之名出版。这本书的14-17章在牛顿和笛卡尔之间做了比较，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前者唯物论思想的敬仰，以及对当时法国流行的笛卡尔主义的不满。[15] 《哲学通信》是投向旧制度的第一颗炸弹，立刻引发了法国国内牛顿派和笛卡尔派之间的思想战斗，我们可以不夸张的说，伏尔泰凭借此这本讲科学的书（“哲学”在那时等同于“科学”）揭开了启蒙运动的帷幕。[16] 牛顿物理学对自然和自然规律的揭示在整个欧洲引发的与其说是科学革命，不如说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世界观的革命，对于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们更是如此。亚历山大·蒲泊为位于西敏寺的牛顿墓题写了著名的铭文：“自然和自然法则隐藏在暗处，上帝说：‘让牛顿来’然后所有的都暴露出来了”。埃德蒙·伯克仿照牛顿的做法从自然规律方面解释优美与崇高的美感。牛顿本人也成了多部文学作品的人物。

无论笛卡尔还是牛顿，20世纪之前的物理学由于其研究对象是可见之物如太阳、空气等等自然现象，容易成为诗人、小说家们普遍关注的对象，从而极大程度上塑造了它们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物理学日益深入到了肉眼所看不到的微观世界，它成了非专业人士无法涉足的艰深知识。爱因斯坦、薛定谔为代表的量子物理学的崛起对经典物理学提出了挑战。牛顿经典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受外力影响的物体与处于连续运动当中的物体，其运动理论建立在慢速运动的物体之上，一旦进入基本粒子系统，它们就无法准确预测原子和分子的运动状态。量子物理学致力于对普通或极端规模的基本粒子及其能量状态的研究，它由相对论（包括狭义和广义）和量子力学两部分构成。经典物理学依赖因果关系建立物理现象的确定性，而量子物理学则把微观粒子及其相互运动看作是随机的过程，用以描述它们的概念不是作为经典物理学前提的决定论概念，而是概率性的，量子物理学对微观世界的表述与我们的日常经验往往相差极大。因此，认识上的屏障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文学与物理学的交流。

然而，量子物理学持续更新实验手段、变换观察者视角深入探索微观物质世界的做法，以及由此带来的现实观也促使现代主义小说家们努力寻求新的艺术手段来开掘虚构人物的内心世界。弗吉尼亚·伍尔夫、马塞尔·普鲁斯特和詹姆士·乔伊斯不再像19世纪的左拉和福楼拜那样忠实地描摹外在的现实，而是在我们自身之中理解现实，或者如阿兰-罗伯格里耶的“新小说”那样直接以作品中物的视角展开叙述。弗朗索瓦·利奥塔甚至断言，现实主义文学被驱逐出了世界，因为它们所提供的现实过于稳定，没有为思想和文学留下实验的空间。[17] 量子物理学家不再宣称他们能够超越观察者的种种局限，发现并表述一种稳固的现实。批评家布斯呼吁文学应当再次出发，迈步跟上科学家的步伐，因为“人们根本无法得到‘自然的’、不加任何装饰的、没有差别的现实。”[18] 换言之，无论是科学实验还是文学叙述都离不开观察者的现身在场，如果说二者无法通达某种超然的现实，那么虚构就不可避免了。

一个明显的例证是“薛定谔的猫”这个著名的思想实验。20初期，欧洲大陆的量子物理学家们就如何解释量子力学的问题展开了一场著名的争论。20年代，以珀尔和海森堡为代表的哥本哈根物理学家认为量子力学无法描述一个客观的现实，它只能处理来自观察和测量的概率，就是说，基本粒子同时处于多种状态的叠加当中，一旦测量行为发生，这些状态就会回归其中的一个统一的状态。但薛定谔认为上述解释是不完整的，因为它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猫和笔记本之类的大体积物体的状态感觉并不一致。为了论证自己的主张，1935年，薛定谔设计了如下这个思想实验。把一只活猫放到一个钢制的盒子里，再放一个用来检测粒子辐射的盖格尔计数器、少许放射性物质和一瓶毒药（氰化氢）。由于放射性物质数量较少，在打开盒子之前这段短暂的时间间隔里，只有一部分原子会发生衰变，另一部分则不会。如果放射的情况发生，盖格尔计数器的管子就会放电，它通过一个中继器使事先挂在盒壁一侧的锤子下落并砸烂装有毒药的瓶子，这时瓶中释放出的氰化氢会将猫杀死。如果放射情况没有发生，那么面对尚未打开的盒子，人们会说，猫既活着又死了，而且上述两种情况的概率各占一半。通过这个实验，微观世界的不确定性被转化成了宏观世界的不确定性，后者为我们的肉眼观察所证实。但是，薛定谔认为这种对现实的表述是天真和无效的，因为这一表述本不应有任何含混或矛盾之处。[19] “薛定谔的猫”这个思想实验一方面表明观察者与猫的可能状态是纠缠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人们对猫之死活所做的不同判断，以及建立在这些判断之上的科学“现实”，都是“虚构”，按照玻尔和海森堡的解释，基本粒子只能处在多态叠加即多种状态并存的情况下。“薛定谔的猫”的实验设计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叙述作品，其中既有特定的时间、空间也有戏剧化的情节（猫因何而死，又因何而活），与爱伦·坡《一封失窃的信》这样典型的文学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正是“薛定谔的猫”作为一个科学实验如此广为人知的原因。科学家在从事研究的过程中已经让虚构的方式卷入进来，甚至让虚构的状态充当他的科学证据：对猫的多态叠加这种概率描述在科学家眼里比在文学家眼里显得更为真实。当我们在量子物理所探索的诸多看不见的可能世界之中无法断定孰假孰真的时候，“从职业角度而言，文学虚构，无论它是历史的或者其他样式的虚构便可以以优劣论之。”[20] 换句话说，如果不能判断量子物理所揭示的多重可能世界的真伪，那我们也只能以好坏来看待这些“科学的”虚构了。

基本粒子状态的不确定性被英国批评家威廉·燕卜逊移植到了文学理论领域，用来研究文学语言特别是诗歌语言的“含混性”问题。这里便牵涉到如何理解物理学的不确定性与逻辑或语言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分。燕卜逊具有很高的数学天赋，他早年在剑桥大学跟随数学家弗兰克·拉姆塞学习数学，后因一次考试成绩不理想才转入文学系。1921年，同在剑桥任教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论概率》，认为一个命题的真值概率往往与一组既定的命题有关，相反与提出命题的人或主体无关。就在同一年，拉姆塞也发表文章认为物理学上的概率不同于逻辑概率，后者与每个人所拥有的知识有关，一个人主观的概率只能从基于其自身信念而做出的行为中加以推测。[21] 换言之，对一个人的多重主观意图的推测只能以其个人信念为依据。1930年，24岁的燕卜逊发表了《含混的七种类型》，这本著作可以被视为依据拉姆塞主观概率思想而做的文学批评实践。燕卜逊就亚顿版莎士比亚评论集编者对莎翁语言的含混性所持的保守态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除非双重含义较为明显，甚或这些双关语已经构成了插科打诨，编者假定在莎剧中一个特定的词汇只能指涉一件事情，而读者心中会认为与该词相对应不是一个，而是一连串事情，并且在欣赏诗歌时依据指涉这些事情的可能性多少来揣度莎士比亚的真实意图。“就像在最近的原子物理学领域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后者倾向于将一种概率观念附着在自然之物，而非人心的易谬性之上”，燕卜逊继续说，“编者很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有这样一个假定，但当我说‘……，或者……”时，我的意思是“既……，又……”。[22] 在燕卜逊看来，“含混”缘于作家的多重意图，而非作品固有的品格；作家的多重意图并不互相排斥，而是相互共存。这两个观点呼应了9年前拉姆塞的主观概率思想，与20年代量子物理学界提出的哥本哈根解释相吻合，同时又预示了5年后（1935）薛定谔就前者表述现实之方式的不完整性提出的质疑。含混理论经过燕卜逊在剑桥的文学导师、被尊为“新批评之父”的理查兹的《实用批评》一书的细化工作，逐渐在英美文学批评界流行起来。对多重意义及其系统性交错所造成的语义含混现象的研究成了“细读”（C.F. 利维斯）和“新批评”的标志性特征，二者在理查兹的门徒们手里成了一种“自足”的东西[23]，在这些门徒当中，有柯林斯·布鲁克斯、阿兰·退尔、约翰·兰瑟姆等人，他们均是“新批评”的中坚人物。其中，卫姆塞特完全背离了燕卜逊的“主观意图“说，宣称作家的设计或意图不能作为判断一个文学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准。[24] 新批评执意固化作品的语义自主性和内在价值的做法让燕卜逊本人感到非常不满，面对这样的一种形式主义做法，他呼吁坚持“作者的理性和批评常识”。[25]

其实，文学作品的含义只是理查兹所关注之普遍意义问题的一个分支。1921年，在与奥格登合作出版的《意义之意义》一书，两位作者提出了一个由“思想”、“符号”和“指代”构成的语义三角，其中，“思想”和“指代”以及“思想”和“符号”之间均为直接的因果关系，而“符号”和“指代”二者则是一种间接推知的、非现实的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中，思想的地位显而易见，因为“只有思考者用某个词汇指代某种事实时，词汇才产生意义”，而“词汇”本身并不产生意义。[26] 奥格登和理查兹的语义三角以图表的形式来标明思想、词汇和事物之间因果关系和对应关系，它排除了干扰这种简单关系得以建立的诸多因素，如表达情绪的词汇、外交辞令等等。[27]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清洁”原则，理查兹的合作者奥格登在1929年制定了“基本英语体系”（Basic English），将英语词汇筛减到850个，并配置以简单的语法，作为一种国际辅助语言，理查兹和奥格登从30年代起就开始孜孜不倦地加以推行，试图使之成为无障碍的国际通用语言。英语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通用语言，在奥格登看来，其原因首先在于英语人口众多：1920年，全世界有3亿人操英语，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政府控制着5亿人口；其次，英语是唯一一种其分析倾向能够满足语言简化需要的大语种；第三，使用频率非常高的850个基本英语词汇还有直观、易学、印刷成本低廉的特点。[28] “基本英语”方案背后的商业和政治目的是非常明显的，奥格登和理查兹相信通过他们对英语的技术改造，基本英语将会有利于打破妨碍国家间交流的语言壁垒，从而促使全人类走向一个拥有普遍价值的共同体。[29] 二战以后，在美国任教的理查兹借助于新的视听手段继续从事着他的基本英语推广事业，同时这项事业也得到了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支持。[30] 在二战之后，“基本英语”曾一度被认为是推动人类和平的利器，然而，“这一计划的首要目的在于为来自殖民地的人民提供一种简单的、易于吸收的语言”[31], 它等同于“英国”、“美国”、“科学的”、“国际的”和“商业的”这5个英文词的首字母缩写，属于冷战时期英美的帝国主义策略。[32]

奥格登从统计学着眼，将浩大的英语词汇库压缩至850个高频词汇，同时代的现代主义作家詹姆士·乔伊斯则在不厌其烦地用字母做实验，从而极大地扩充了英语词汇。在《芬尼根的守灵》中，没有传统的情节，也没有人物塑造，更离奇的是，连小说语言也极尽晦涩，文字游戏、多语言、多层次关联的“词汇”比比皆是，因此在一般读者的眼里，这是一部无法读解的天书。然而有趣的是，一位科学家却同时对奥格登的“基本英语体系”和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并对他们作了深入的研究。这位科学家便是信息论的创始人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1948年，这位美国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发表了《通信的数学理论》一文，这个事件标志着信息论的诞生。对于“基本英语体系”，香农并不关注人与人的直接交流以及“意义”的生成问题；对于《芬尼根的守灵》，香农也无意于挖掘其深奥的含义。他真正关心的是英语作为字母语言的“信息冗余”问题：如果把英语词汇限定在850个，那么包括“空格”在内的27个字母组合成可识别词汇的概率就减少许多，反过来说，原来这些字母组合而成的词汇中就有许多失去意义变成了多余的东西，因此“基本英语”的冗余较高。相反，《芬尼根的守灵》由于词汇量巨大而冗余变低。[33]

显然，香农看待语言交流的方式与奥格登和理查兹不同。对于香农来说，“通信的根本问题是在一端精确或近似地复现从另一端选择的消息”，而消息本身指涉的物理和概念实体，即其“意义”与如何在不同端点复现这一消息的工程问题无关，与此有关的方面只是：有待处理的消息“是从一组可能出现的消息集合中被选取出来的一个。”[34] 这是通讯技术的前提和预设。然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观念？在索绪尔语言学中，符号被界定为“概念”和“听觉意象”的结合，二者分别对应于他所命名的“能指”和“所指”。其中，能指是符号的物质即声音方面，它“代表一种广延，这一广延唯有一个维度可以测量：它是一条直线。”与多维度的视觉符号 (如海军旗语) 不同，“诉诸听觉的能指只可在时间中展开。”[35] 语言在索绪尔的手里变成了可以用时间加以度量的物质符号，这在20世纪的语言学领域引发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仅就“新批评”及其影响下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而言，语言本身成了一个自主的本体，甚至成了一个能够自我再生产的生命体。但是，“符号”并非索绪尔的发明，他只不过享用了19世纪西方应大规模殖民战争之需而兴起的军事符号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而已。[36] 相比索绪尔，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从事的通信研究则直接服务于战后美国的商业和军事目的。因此，对于他来说，首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利用有限的线缆和带宽快速传递更多的信息？这样一来，对语言的测量就不能仅仅局限在索绪尔的时间量度上，后者只关乎语音学层面，如雅各布森以语素为区别特征的语音学研究。[37] 香农需要寻找另外一种能够“精确或近似”地测量语言特别是字母语言的方式。

香农把一个通信系统划分为信息源、发送机、信道、噪声源、接收机和受信者5个部分，在设计系统之前，工程师应当考虑它要在不同时间完成传递许许多多不同消息的任务，而非传递一条消息而已，相反，一个有待传递的消息只能被视为从一个能够生成不同消息集合的信息源中选取出来的一个。在电报和电传中，此类信息源就是一系列字母，通过人为的设计程序使它们之间的不同组合可以产生许多不同的消息。[38] 那么现在，面对27个（包括“空格”）英文字母这个信息源，如何从数学角度计算出它所产生的消息数量，或者说单位时间（秒）和单位信息容量（比特）能够传递的信息是多少？这就需要设计者掌握并利用英语语言的统计学知识，通过合理的信息编码减少信道容量，最终达到降低通信成本的目标。[39] 如果说索绪尔语言学是以时间为唯一尺度来计算连续发出的语音，那么香农则是要用数目即量子（quantum）来计算一个字母或一系列字母所可能传达的不同消息。在此，语言被拆解为单个的字母及其组成的字母系列，与热力学和量子物理学中的情况相同，它们被香农称为“离散”单位。在香农看来，由27个英文字母构成的英语语言作为一个“离散”的信息源是通过一个个符号即字母来生产消息的，而两个或多个字母的连续出现则取决某种特定的概率。这样一来，由27个字母构成的系统就可以被看成为按照某一组概率不断产出消息的随机过程。[40] 反过来，在随机过程中出现不同字母系列的可能性，即一组概率仿佛是这一过程中可能呈现的一个个不同状态的集合，同时，由其中的一个状态向另一个状态过渡受某种概率支配。香农说，这样做“我们只须假定一个字母仅仅是出于由一个状态向另一状态过渡而被生产出来的。”[41] 举例来说，字母“E”标示着上述诸多状态可能性或概率中的一个，而字母“H”出现在“T”之后的情况，即“TH”的组合在英语中拥有某种概率。字母是标示“状态”的符号，而连续出现的两个字母代表这些不同“状态”之间的过渡，在这种新语言观念中，不但“意义”的问题退居其次，而且就连语言交流的主体也几乎消失了[42]，那么，在香农的上述假定中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认识论转换信息？

“状态”和“随机过程”是热力学，特别是波兹曼创立的统计力学或概率力学术语。理查德·杜尔曼（Richard Tolman）的《统计力学原理》是香农撰写《通信的数学理论》一文的主要参考资料，这位在二次大战中曾经作为科学顾问参加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数学物理学家在香农发表其著名的论文3个月后便辞世。现代热力学诞生于19世纪法国军事工程师卡尔诺（Nicolas Carnot），其对热量与机械功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的研究，以期进一步提升蒸汽机的工作效率，这项工作直接服务于拿破仑战争的需要。[43] 1824年，卡尔诺首先发现热量转换为机械功缘于机器与其环境之间的温度差异，这个定理后来经过焦耳、克劳修斯以及开尔文、普朗克等人的不同表述成为了著名的“热力学第二定理”。卡尔诺的上述结论是就肉眼可观察到的热力系统而言，这个系统由一个高温状态转向一个低温状态，在每个状态上，它可以利用与外部环境的温差做功，但在每个特定状态上，这个系统内部不发生能量和物质交换，这就是所谓“热力平衡”。然而，波兹曼对气体微观状态的研究证明这个系统内部是极为不稳定的。借助于显微镜，我们可以观察到分子和原子在快速不停地做着随机运动，以不同速度运动的分子均衡或不均衡地分布状况会造成系统发生微小的变化，这说明系统在达到“热力平衡”之前处于某种混杂状态当中，这是卡尔诺未曾考虑到的情况。对他来说，我们可以通过施加外力的方式逆转系统由高温向低温状态的自然过程，因此，做功的物体如蒸汽在整个系统中的状况不会发生改变，但这个假设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这就是我们不能制造一架永动机的道理。相反，在自然界，做功的物体其能量在做工过程中总是在不断损失，这导致“卡尔诺循环”根本无法实现。为了精确测量物体在由一个宏观状态向另一个宏观状态过渡时发生的能量损失，1865年，克劳修斯首先提出“熵”（entropy）这个量度，他用字母“S”标记之。“entropy”取自古希腊词汇“etrope”，即“转换”的意思。熵被定义为系统由前一状态过渡到后一状态的能量损失[44]，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在一个自然（不可逆）的系统当中，熵将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增加乃至达到最大化，系统热能将随之耗尽。现在，波兹曼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微观状态层面证明第二定律的有效性。组成物质的原子和分子在不断地运动，这些基本粒子以不同的速度分布在不同的位置，而每一个粒子都会有许多速度分布的可能性（概率）存在，所有粒子的速度分布概率就呈现为该系统的微观状态。波兹曼假定随着时间的流逝，上述可能出现的微观状态的数量就会达到最大化，此时系统经过每一个微观状态的概率是相等的，其宏观状态呈现为“热力平衡”状态，只有这个系统的宏观状态才是系统能够做机械功的稳定、正常的状态。那么，如何测定这个系统的转化情况，从而预判它的未来状态？1877年，波兹曼继克劳修斯之后再次引入了熵(“S”)这个量度，不过，熵不再关乎系统状态转换造成的能量损失，而是被定义为与该系统经过每一个微观状态的概率成比例的一个数量。在此之前的1872年，波茨曼在研究气体分子分布时也曾试图计算类似的一个数量，即“H”（埃塔），据说他本来想用“E”而非“H”来标示这个数量[45]，这至少说明，“H”与波兹曼后来提出的“熵”是对等的。按照杜尔曼的说法，在波兹曼那里，“H”这个数量是用来说明系统的分子随时间的流逝实际上趋向于均衡分布的状况，反过来，这个数量“H”能够使我们近似地估算出系统当下的“混杂”状况与其将要达到的均衡状态之间有多大程度的偏离，以便大致预测该系统的未来变化状况。[46] 杜尔曼将波兹曼的复杂公式简化为，其中是随机选取的一个系统经过第个微观状态（“相空间”）的概率，那么就是系统经过一系列微观状态的概率之和。这个公式被香农移植到信息论当中，用来测量传递单个字母或字母串平均所需的比特。这样，字母或者字母串就可以被一一转换成二进制数码，位于另一端的接收器就可以根据这些二进制数码推断出与它们对应的字母与字母串。[47]

从热力学转移到信息论，“熵”的计量对象尽管发生了改变，但是这个过程呈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形式化倾向。波兹曼放弃了克劳修斯以物质能量来定义“熵”的做法；香农通过“熵”对语言的度量，不仅去除了语言交流的主体，而且去除了字母的声音使之变成了无声的概念字母，从而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语言的传统观念。[48] 其结果，物质和语言的物理模型被唯一的数学、特别是概率论模型所替代。香农对热力学“熵”的挪用实际上是接受了数学家冯·诺伊曼的建议，20世纪初期，热力学的熵被广泛地应用到除信息论以外的量子物理学、量子化学、基因生物学等等领域。1957年，美国物理学家詹尼斯（E.T. Jaynnes）说，“在预测的问题上，熵的最大化并非是一项物理学法则的应用，而只是一种推理方法，它确信没有任何无意识的、武断的预设介入其中。”[49] 上文我们曾提到，概率学说在其诞生之初就曾引发了所谓“主观概率”和“客观概率”之争，詹尼斯对熵理论的观点似乎又回到了燕卜逊的数学导师拉塞姆的立场上。那么，熵所揭示的诸多“可能”世界究竟是人类的“虚构”还是“现实”本身？这个问题让我们又想到了爱伦·坡在19世纪中期创作的小说《一封失窃的信》，这封神秘的信件在王后、杜邦部长和巴黎的侦探奥古斯特·杜邦之间往复流转，最后被发现在一个最不起眼的地方。从小说发表以来，文学批评家们就不断推出不同的解释，语言学、心理学、结构主义等等文学批评方法都曾经参与到研究这篇小说的行列当中，但它们似乎都不得其门而入。其中要数法国心理学家雅克·拉康的分析最为费解。然而，刘禾教授的杰出研究工作让我们了解了拉康在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期与大西洋彼岸美国的信息论、控制论之间的思想联系。[50] 坡的小说文本为拉康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让他能够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与概率论揭示出的诸多“可能”世界联系起来：那封书信的流转与小说中的三个人物没有关系，就连叙述者甚至也没有名字，信的所在仅仅取决与一种类似波兹曼的分子速度分布概率的东西。信的辗转腾挪在拨弄着人的命运，而非人在预测它的居所：在“现实”背后，是否还有多重的“可能”世界存在？诸多的“可能”世界“可能”比“现实”世界更为真实。

“为什么‘真实的世界’最终变成了一个寓言？”，1888年尼采曾经如此追问，“真实的世界，无法进入、无法证明、无法期许，然而已然是想象中的慰籍、一种义务、一个命令。”[51]这个“真实的世界”即人类制造的“意义的世界”，在尼采那里只不过是他不遗余力地加以抨击的、由西方哲学和宗教制造出来的道德世界。然而，自然科学正如同文学一样都是在不断地制造着“现实”而已。“如果我们放弃了真实的世界，剩下的是什么？一个虚幻的世界吗？……不！在我们放弃真实世界的同时，也要放弃虚幻的世界！”[52] 那么尼采渴望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难道是概率、熵和“薛定谔的猫”所揭示的许许多多“可能”世界？果如此，那么我们便只能去努力争取“一个美丽新世界”了。

（本文原刊于《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1期）

注释： 

[1] René Descartes, Discours de Méthode, Œuvres de Descartes, VI, publi. par Charles Adam et Paul Tannery (Paris : J.Vrin, 1896), p.32.

[2] René Descartes, Méditations Métaphysiques, Œuvres de Descartes, VII, publi. par Charles Adam et Paul Tannery (Paris : J.Vrin, 1896), p.25.

[3] ibid. p. 28.

[4] Saint Augustin, Œuvres Complètes de Saint Augustin, traduites en français et annotées, par MM. Péronne, Vincent, Ecalle, Charpentier et H. Barreau,le texte latin et les notes de l’éditon des Bénédictins,Tome 2 (Paris : Luis vivès, 1870), p. 12.

[5] Ibid. Tome 3, p. 643.

[6] Ibid. Tome 2, p. 589.

[7] Brian Stock, Augustine's Inner Dialogue, The Philosophical Soliloquy in Late Antiqu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6.

[8] Saint Augustin, Œuvres Complètes de Saint Augustin, Tome 2 (Paris : Luis vivés, 1870), pp. 336-337.

[9] René Descartes, Discours de Méthode, Œuvres de Descartes, VI, publ. par Charles Adam et Paul Tannery (Paris : J.Vrin, 1896), pp.61-62.

[10] René Descartes, Oeuvres de Descartes, publ. par Victor Cousin (Paris: F.-G. Levrault, 1824-1826), p. 261。

[11] René Descartes, Discours de Méthode, Œuvres de Descartes, VI, publ. par Charles Adam et Paul Tannery (Paris : J.Vrin, 1896), p. 7.

[12] Galilée, Il Saggiatore. L'Essayeur, trad. par Christine Chauviré,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80), p. 141.

[13] Boileau-Despéau, L’Art de poétique, avec des notes explicatives, littéraires et philosophiques, par. C.H.F.De Castres (Leipzig : Wengler, 1856), p. 37.

[14] Edwin Abbott Abbott，Flatland: A Romance of Many Dimensions (Boston: Little Brown Company,1899).

[15] Voltaire, Lettres philosophiques , Tome 2, 12 éd.(Paris: Hachette, 1917), p.1ff.

[16] J. B. Shank, The Newton war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p.295ff.

[17] Franç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R. Duran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 p. 74.

[18] Wyne C.Booth,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2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 p. 112.

[19] Erwin Schrödinger,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Quantum Mechanics”, trans. John D. Timmer, In: John Achibald Wheeler and Wojceich Hubert Zurek (ed.), Quantum Theory and Measuremen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51-167.

[20] John Bell, Speakable and Unspeakable in Quantum Mechan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81.

[21] Jérôme Dokic and Pascal Engel, Frank Ramsey: Truth and Success (New York: Routledge,2003). p. 6ff.

[22] William Empson, Seven Types of Ambiguity, 2 ed.(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49) , p. 81.

[23] John Haffenden, William Empson, Among the Mandar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03.

[24] William Kurtz Wimsatt，The Verbal Icon: Studies in the Meaning of Poetry (Taylor & Francis, 1967), p. 3.

[25] Ibid.p. 192.

[26] C. K. Ogden & I. A. Richards, Meaning of Meaning, 18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46), pp. 9-11.

[27] Ibid., p.10.

[28] Lydia Liu, The Freudian Robot, Digital Media and the Future of Unconscious ( Chicago :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87ff.

[29] ibid. p. 93.

[30] Ibid. p. 88.

[31] Bernard Lecherbonnier, Pourquoi veulent-ils tuer le français ? (Paris: Albin Michel,2005), p. 38.

[32] Lydia .Liu, The Freudian Robot, Digital Media and the Further of Unconscious, p. 89.

[33] C. E. Shannon, “The Mathematic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The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vol. XXVII, 1948, No.3, p. 399.

[34] Ibid.379.

[35] Ferdinand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ubl. par Charles Bailly et Albert Séchehaye, Edition Critique Préparé par Tuill de Mauro (Paris : Payot, 19959), p. 103.

[36] Lydia Liu,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8ff.

[37] Roman Jacobson & Morris Halle, Fundamentals of Linguistics ( The Hague: Motion & Co.,1956), p. 20ff.

[38] C. E. Shannon, “The Mathematic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The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vol. XXVII, 1948, No.3, p. 380.

[39] Ibid. p. 384.

[40] Ibid. p. 385.

[41] Ibid. p. 389.

[42] Lydia Liu, The Freudian Robot, Digital Media and the Further of Unconscious, p. 49.

[43] Carlo Cercignani, Ludwig Boltzmann, The Man Who Trusted Ato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61,81.

[44] Dilip Condepudi and Ilay Prigogine, Modern Thermodynamics, From Heat Engine to Dissipative Structure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98), p. 80.

[45] Carlo Cercignani, Ludwig Boltzmann, The Man Who Trusted Ato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06.

[46] Richard C. Tolman, The Principles of Statistical Mechanic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79), pp. 134,146.

[47] C. E. Shannon, “The Mathematic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The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vol. XXVII, 1948, No.3, pp. 404-405.

[48] Lydia Liu, The Freudian Robot, Digital Media and the Further of Unconscious, p. 59.

[49] E.T. Jaynnes, “Information and Statistic Mechanics”, Physical Review, Vol.106, No 04(5, 1905),p. 630.

[50] Lydia .Liu, The Freudian Robot, Digital Media and the Further of Unconscious, p. 153ff.

[51] Friedrich Nietzsche, Götzen- Dämmerung,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Bd. 6, Hrsg. Giorgio Colli und Mazzino Montinari (Berlin: de Gruyter,1999), S. 80.

[52] Ibid. S. 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