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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2019年1期|杨遥:白色毡靴

来源:《人民文学》2019年1期 | 杨遥  2019年02月02日09:23

镇子是古镇,叫阳明堡。

镇子西头那座做了学校的古祠,已有上千年历史,是为纪念晋国大夫羊舌叔向所建。镇子东头那座奶奶庙,没有人能说得清啥朝代的,漆皮剥落的柱子两个人抱不住。一条青石板路,把长约一里的镇子东头和西头连接起来,街上都是些老店铺,姚三的钉鞋铺就挤在这些铺子中间。

听老人们讲,从前拉骆驼的、赶大车的,从这里拉上茶叶、绸缎、酱料等东西,翻过雁门关,一路走到恰克图、俄罗斯。镇子叫堡,因为它地处雁门关南口。雁门关三十九堡十二连城,阳明堡是其中一座。历史上这里多战争,又处商旅要道,遗传下争勇好斗的传统,也比别处开化些。当然现在不打仗了,最近的两次还是一九三七年的事情,八路军在雁门关伏击了日本人,又夜袭了他们在阳明堡修的飞机场。

在阳明堡,姚三家的钉鞋铺却像过去的驿站一样热闹,镇上一茬一茬的男孩们都喜欢去姚三家。不光男孩们爱去,那些结了婚的男人,没有结婚的光棍,还有镇上的混混,都喜欢去姚三家。在这里,他们比在哪儿待着都自由。孩子们一去姚三家,就好像提前一步跨入社会,能知道许多从课堂上学不到、也从别处听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家长们似乎认为这个年龄不该知道,但人就是这样,越不让接触的东西越想接触,接触了这些的孩子们,哪一个在学校里不神气?就拿钟晓这个家伙来说吧,看上去胖墩墩的,一笑露出两个很深的酒窝,总是很快乐的样子。其实他一点儿也不开心,他很小的时候,他妈就丢下他和他爸走了,他爸染上酒瘾,经常喝得烂醉躺在街上,回了家就摔东西,打他,钟晓还笨得要死,什么都不会,被人瞧不起。但自从认了姚三做干爹,就不一样了。

家长们都不愿意让自家孩子去姚三家,我爸也是,我却老早就渴望去,只是一个人不敢。

有一天钟晓对我说,咱们去姚三家吧!瞬间,我竟紧张,再加上兴奋,有种出不上气来的感觉。我有些结巴地问,就这样去?钟晓回答,那你给他买块豆腐。我不知道钟晓是不是开玩笑,镇上的人请客,经常给客人烧一块豆腐。当时口袋里正好有攒下的两角零花钱,便买了块豆腐。

姚三正坐在炕头上的椅子上割皮子,看到我们眼皮抬了一下,继续割皮子。刀子划过皮子发出嗖嗖的声音。他一声不吭,我以为他不欢迎我,便脸发着烧,放下豆腐,屁股靠着炕沿杵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

以前在街上碰见过姚三,罗锅腰,瘸子,毫不起眼,这次见到他还是失望。姚三穿着一件分不清颜色的衣服,前襟黑黝黝地发着光,背部却灰蒙蒙的,像被雨水浸泡久了的苫布。他两眼浑浊,脸皱巴巴的,下嘴唇往上翻,叼着根烟,眼睛被烟熏得眯成一条缝,烟灰长了时,用嘴吹一下,扑簌簌掉下来像头皮屑。

那天正好画墙围的张继东和卖肉的二灰皮在。张继东和我爸熟,平常见他总是一本正经,这时却坐在锅台上,听二灰皮讲怎样和开理发铺的大拖鞋玩。二灰皮说,别看大拖鞋长得瘦,脱光衣服,那奶,啧啧,他舔了舔嘴唇。我不由自主跟着也舔了舔,喉咙一阵发干。这时,张继东咯咯笑起来,和平时完全两个模样。我看到他这样子,有些发窘,把脸扎下去,绞着两只手,看见从手腕到手背、手指,一点点红了起来。

有人催二灰皮继续往下讲,他却说,羊快回来了,我接羊去。就走了。

他一走,我松了口气。

接下来有两个人争论虎鞭酒和鹿茸酒哪个劲儿大,话赤裸裸的,我有些害羞,没有听完就拉着钟晓走了,其实还是想听。

回家路上,我央求钟晓不要告诉家里我去姚三家了。

从姚三家回来后好几天,每次在街上遇到大拖鞋,我就想起二灰皮说的话,不由想多看她几眼。还想再去姚三家,听人们说那些故事,但不好意思跟钟晓说,也不好意思自己去。

有一天,发现鞋头上破了个洞,高兴坏了,问妈妈要五角钱,要去姚三那儿补。妈妈不理解,以往这都是她来补,现在却要去姚三那儿。我说她补得不好看,不耐穿,班里同学鞋破了都是去姚三那儿补。磨蹭半天,妈妈没办法,给了我五角钱。我兴奋地跑向姚三家,到他家院子门口,却不敢继续往里走了,害怕碰见熟人,比如学校里的老师、房前屋后的邻居,尤其是钟晓,要是他看见我独自来这里,会不会说啥?于是,从窗口往里瞧了瞧,没有熟人在。我兴奋地推开门,姚三还是坐在炕头那把椅子上忙活着,里面还有谁,紧张得顾不上看。我结巴着告诉姚三要补鞋。姚三没吭声,扔过一双绿色的拖鞋。我换上拖鞋,把破了的那只鞋脱下来递给他。姚三放下手中的活儿,眯着眼睛拿起我的鞋认真看了看,给机子换上线,开始缝起来。我看着他摇着机子,线在鞋上出来进去,莫名地感到兴奋。可惜补补丁的活儿太小了,几分钟后,姚三停下机子,用剪刀把线头铰断。我没问多少钱,赶忙从口袋里掏出那五角钱递给他,姚三接过去随手放在旁边的铁盒子里。我隐隐有些失望。姚三却没有把鞋马上还给我,又仔细检查了一遍,用锤子把鞋底敲了敲,然后示意我把另一只鞋给他。我忙说,这只没问题。姚三像没有听见我的回答,重复说,拿来。我不敢再说什么,乖乖把鞋脱下来递给他。姚三同样仔细地检查了一遍,用锥子在两三个地方扎了扎,又把鞋捣了捣递给我。我明白这次是真的弄好了,遗憾没有检查出鞋子有大问题。

我慢腾腾换上自己的鞋,朝门口走去。真是越怕谁越能遇上谁,这时正好钟晓进了院。我没有等他问,心虚地自己解释说,鞋破了个洞,找姚三钉。钟晓没有丝毫怀疑和惊讶,只是问了句,钉好了?就径直进了屋。我转了转身子,不好意思再跟着他进去。出了姚三的院子,想起来这里的目的,感觉白来了一趟,什么也没有听到,很是沮丧。无聊地用脚指头顶了顶补好的那个洞,补丁圆不说,线又细又密,像个渔网,感觉还挺舒服。另一只鞋经他那么一鼓捣,也变得比以前好穿多了。

没过几天,我的另一只鞋破了。我再问妈妈要钱时,她说,这么费!她不知道我为了去姚三家,故意用鞋踢石头。那段时间,我的鞋费极了,隔段时间不是鞋头破了,就是鞋帮开了,有只鞋底居然磨了好几个洞。我的鞋上面摞满补丁,鞋底还粘了块儿橡胶底子。我一点儿也不嫌鞋不好看,只要能去姚三家就高兴。在那儿,我确实又听到了许多新鲜又神秘的东西。

终于要钱要到妈妈心疼了,她说,费缰绳的驴,这些天钉鞋的钱也比买只新鞋贵了。我便央求妈妈让姚三给我做双鞋。妈妈耐不住我软磨硬泡,答应了。

有了借口,我一有空就往姚三那儿跑。做鞋样、纳鞋底、做衬子、缝鞋帮,包括后来的绱鞋,他每一样都认真得像我们在仿纸上写毛笔字。在姚三家里,我见识到了人们的随便,光棍们还好,只是说说荤段子,蹭口饭吃。那些混混们却完全把这里当成个没人管的地方,他们张口闭口谈论打架,议论女人,随意打开柜子找东西,有的晚上不知道干啥去了不睡觉,大白天在他家里补觉;有的在他家里喝酒、划拳,喝高后到处乱吐,有时还能吵起来,把家里弄得乌烟瘴气。

我奇怪姚三为啥收留这些人,一般人躲他们都来不及。问家人,爸爸说姚三心善,又一个人待着太闷,喜欢热闹。妈妈反问我,那你还要去?他们不知道,这段时间,我从去姚三家的人嘴里,听到许多关于女人和性的知识,对于没有学生理卫生又处于成长发育期的我们,太稀罕了,眼前真的打开一扇窗户。我还从这儿,获得了一种额外的安全感,认识了几个大混混,他们谁走到街上,都是大爷。但我发现,姚三很少说话,只是不停地干活儿,像蚂蚁、蜜蜂。

其实,在姚三家里待过,混得最好的,不是现在这些人,是他的另一个干儿子——“大刀胜利”。大刀胜利不光是我们镇上最有名气的混混,也是我们县方圆几百公里内最有名气的混混。传说他九岁时父亲死了,母亲改嫁,便在姚三家一直住到十六岁,然后去了包头,一把菜刀从火车站东边砍到西边,后来成了赌王,手下有上百号兄弟。每当说起这个人物时,镇上人们和谈论漂亮女人一样津津乐道,许多混混都用羡慕的口气议论他。每年快过春节时,大刀胜利都会给姚三寄一大笔款子,村里送信的捏着汇款单见人就说,大刀胜利给姚三寄钱来了,满脸放着兴奋的光,一路从邮局说到姚三家。

鞋做好了,试穿的时候我既兴奋又遗憾,兴奋的是终于穿上姚三亲手做的鞋了,遗憾的是没了做鞋这个借口,以后又不能随便到他这里来了。新鞋一上脚,马上感觉出不一样,它不像以前穿新鞋,不是紧得夹脚,就是松得要衬东西。这双鞋脚掌、脚面、脚后跟都正好贴着脚,姚三还特意在脚指头那儿留了半指长的地方,预备脚长了还能穿,但一点儿也不松。我满意极了。姚三却不放心,他这边捏捏,那边捏捏,然后让我脱下来,放在铁架子上,这儿敲敲,那儿敲敲,再让我穿上。我再次穿上后,感觉不是穿了双鞋,好像脚上自然长了层东西,试着走了几步,又轻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