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寄语
《五姐妹》是我在2019年春天即将完成的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写的是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五位与新中国同时代女孩的人生。这部小说写的不是传统意义上老大、老二到五妹的家中五姐妹，而是五个同时代女性的命运。小说的尾声写到了2019年，重点是她们从青年时代到50岁的故事。每一位女性到了50岁，已经有了丰富的人生阅历。想想吧，从情窦初开的17岁开始，五姐妹要经历一生中所有的故事：她们要同五个男子恋爱，要嫁给她们心仪的丈夫；她们组成了家庭，要历经感情的波澜和背叛；她们要养育子女和处理与第二代的关系；她们的性格有差异，命运必然不一样，各自走过的人生当然也不相同。其实她们的人生，岂止是五个女子的人生，她们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她们人生故事的后景，正是中国和世界动天撼地剧烈变化的70年。哦，想一想五姐妹，也会是一件激动的事情……
——叶 辛
我每天都能看见那个孩子仰望那棵树，他希望自己第一个发现春天的绿芽。他说，当他看见绿芽的时候，春天就来了。他望着树，我望着他。我们都在企望着春天。渐渐地，树发芽了。我看见孩子眼睛里的春天了。阳光照在树叶上，绿色中透着光亮，像翡翠般的绿。此刻，他是如此近距离地注视着一片叶子，我是如此安静地注视着一个孩子。因为近，因为静，更是因为真诚，我的注视是用目光表达着我对孩子新春的祝福：我祝愿你有一双发现春天的眼睛。你面对的也许是一棵和你爷爷一样年龄的树，也许是一朵新栽培的花朵，这一切都是我们祖国的。愿你的目光像晨曦，看花花更鲜艳。用你的梦想和实践，与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心会神通。于是，当你长大了，行走在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你都会显示着你生命的尊严。
我看见一个孩子，望着一棵树、一朵云，望着日出和远方，我看见了我们的春天。
——金 波
以平常心来衡量，文学似乎没有“丰年”和“歉年”之分。每一个去年，每一个今年，每一个明年，可能都是难以忘怀的、硕果累累的、至关重要的，或者，又可能都是风调雨顺的、波澜不惊的、乏善可陈的。我自身的写作过程，就常有这种让人似是而非的疑惑。文学劳动，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不太照顾人的意志。比如，印书百万言，但往往反响平平；写出千字文，却常常拥趸成群。
积多年的体会，唯有读书，可能才会清醒地回看自己旧的文字，从容地构思自己新的写作。开春便是新年了，我已打算好，多半时间会静心于阅读，让思考勤于动手，努力与急功近利远些，再远些。
——赵 玫
在新的一年里，希望文学能在书籍与各阶层朋友之间，特别是与青少年之间继续起到桥梁的作用，使更多的人通过好的文学作品而成为一生亲近书籍并享受阅读的人。
依我看来，一个人不管有多少种业余爱好，却就是不爱读书，其人生未免有些遗憾。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你多读一本好书，就会对你产生影响。实际上，除了书籍，没有其他的方式能够使普通青年朝向学者、作家这条路走过去。只要你曾经花过十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去读好书，无论做什么，都有自信。
朋友们，在2019年，多读一部好书吧！
——梁晓声
时值辞旧迎新过大年的喜庆节点，衷心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亲爱的文学界同仁安康清吉！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肩扛对历史对时代对人民的担当之责，怀揣对生活对文学对文字的敬畏之心，在树标杆攀高峰创精品的同时，力避假大空的标语口号和脸谱化，力求每一段故事的讲述和每一个文字的书写，都烙印着鲜活的生命信息和真诚的个人情感，以深刻的思想主题、创新的艺术形式、个性丰满的人物形象、生动传神接地气的语言，描写展现丰富的社会生活和芸芸众生相，既观照弥散在日常生活细节里人性的光辉和温暖，又忧患普通民众的生存之难和精神之困，进而揭示人与历史、历史与人的深刻本质，为时代为人民创作高扬中国精神、呈现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切实推助人性向真向善向美的生长。
——李掖平
2018年，新疆文艺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守岗位，辛苦笔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2019年对于新疆多民族文学来讲，无疑是很重要的一年。新疆各民族作家、艺术家要继续加强学习，不断充实自己、扎根人民，书写新疆大地发生的新变化和人民在新时代的新生活，用优秀的作品讴歌人民、团结奋斗，促进新疆文学事业健康发展，以多民族文学的精品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
——阿拉提·阿斯木
过去的一年，湖北文学生意盎然，各个年龄段的作家都捧出了卓有影响的作品。而且，一批青年作家的崭露头角尤为令人欣喜，如丁东亚、林东林的中短篇小说，黍不语、熊曼的诗歌，屡屡亮相国内重要文学期刊，既延续了湖北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拓展了湖北文学的边界，展现了新的特质和可能性。
从2018年年初开始，我一直在创作一部新的散文集，相对简朴的语言和沉潜的情感是我力争做到的，但也殊为不易，目前接近完成。出自对中国革命史和影视创作的持久兴趣，2018年我还创作了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目前该剧已经进入了拍摄阶段。另外，接受宁浩导演的邀请，我担任电影《疯狂的外星人》监制，全程参与了这部电影的前后期工作。2019年，我将出版新的散文集。对于小说，我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大概会用相当精力来创作小说。同时，还会为一位年轻电影导演担任监制工作。
——李修文
真没有想到2018年，我会用《大国重器——中国火箭军的前世今生》来作为自己军旅生涯的封刀之作。也许是一种文学宿命吧，26年前，我入道专业文学创作，用一部《大国长剑》开启了火箭兵军事题材的写作，一剑挑三奖，其“长剑”一词最终成了一个导弹武器型号。而这一回以重器收关，又闹了一个风生水起。其实，并非是我写得有多好，而是一代代火箭官兵用热血忠诚、荣誉尊严、牺牲奉献，甚至是隐姓埋名的默默付出，书写了一个大国的英雄史、心灵史、精神史。而我只是一个记录者，完成了一次文学之旅的书写，也见证了一支战略军种由大国长剑到国之重器的创业历程、心路历程。长剑，重器，剑非剑，器非器，真正的长剑和重器是大写的人，大写的火箭官兵。己亥年春节后，我将解甲归去，从此，生活、生命和写作的视野会天高地阔。今后我还是想写自己积淀已久一直想写却未写的内容，不再局限非虚构了。生命有限，写作无涯，不求传世，却可以慰余生。
——徐 剑
对于我来说，2018年值得一说的是我以长诗《上甘岭》获得了闻一多诗歌奖。这首长诗试图以诗歌为触须和媒介，对历史上那场惊心动魄的战争，还有对当下的国际政治、未来的战争格局，做出自己的判断，发出自己的声音。作为一个军旅诗人，我常常思考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时代。如何揭示我们这支军队的现代化进程，如何让军旅诗在内部产生具有划时代性质的热核聚变，将成为我重点关注的问题。
经历这么多年的发展、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我们这些诗人的心脏，也应该更大一些，更有时代纵深感，跳起来必须更强劲、更有力量。面对当下这个瞬息万变的大时代，诗人不能满足于抒发内心的孤傲和小情调，不能陷入互相炫技的盲目狂欢。我认为，如同中国制造的出路在于中国创造，中国诗歌的出路，就在于如何把握和破解我们置身的这个伟大时代。这不仅是一个姿态问题，而且是一个能力和以何为动力的问题。
——刘立云
